第二节 商品、学堂与乐歌

晚清七十年，列强入侵，民族危亡。随着时局的变化，钢琴在中国的命运也发生了变化，与中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一 钢琴在宫廷

此时，钢琴作为宫廷的“玩物”不再受到人们的注意，只有零星的记载。据海瑟琳·卡尔《慈禧写照记》一书的记载，光绪皇帝喜欢外国进贡的“批雅拿”（piano），并能抚弄自如，“帝悉能在乐器上，模之成调，与原音酷肖”。慈禧太后也颇喜欢听音乐，观赏乐师弹琴及跳舞。据卡尔的记述：“朝堂之后轩，有外国批雅拿三具。有一具最大，新由外洋运到者。太后极愿予辈挥弦一试。于是裕庚女公子二人，各为之歌一再行。即阕，太后又命予往试之。予遂亦为之抚弦操动移时，太后又请裕庚女公子，按琴声而舞。二公子遂作德国之二人旋舞，以娱太后。”据宫中档案记载，逊帝溥仪在少年时，颇爱音乐，常于读书之暇，演琴吟曲。为学习西洋风琴、钢琴，他曾聘虎坊桥关记琴行主人关善亭为教员，每日教琴一个小时。一段时间过后，溥仪就能用钢琴弹奏一些中西乐曲，演奏也日臻熟练。现在故宫博物院清宫藏品还藏有当时唯一遗留下来的一架钢琴。

二 钢琴成为商品：外国人的发财梦

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用鸦片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1844年，中法签订了《黄浦条约》，法国获得了在五口通商口岸建造教堂的权利。第二次鸦片战争战败，清政府被迫于1858年先后与俄、美、英、法分别签订《天津条约》，使以上四国获得了在内地“自由传教”的权利。咸丰十年（1860），中法签订《北京条约》，法国获得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权利。根据“利益均沾”的原则，西方列强均获得了建教堂、传教的权利。这些传教士及其家人的到来、教堂的建立加速了钢琴在中国的发展。而这一时期，西方的音乐由先前的巴洛克时期进入了浪漫主义时期，古钢琴也被现代钢琴替代。

鸦片战争前，钢琴还只是宫廷的“玩具”，随着列强的侵入，一些英商对中国市场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企图在输入鸦片的同时，也圆一笔钢琴发财梦。“一个极著名的商行向华输出了大批钢琴。”更有商人根据欧洲钢琴的普及率及其销售经验推测：“只要每十户中国人平均能买一台钢琴，那么，人口众多的中国，必将是个十分巨大的钢琴销售市场。”1850年，英国商人S. Moutrie还在上海开办了中国最早的琴行——“谋得利”琴行。除销售琴外，兼营修理业务，后进口零件雇工装配。但由于当时中国国门打开不久，在华外国人数不多，教会与西洋学校开办的也少，对钢琴的需求量很少，再加上当时的中国经济仍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外国的洋货尚代替不了中国的本土产品，其销路也就可想而知。但随着沿江沿海开放口岸的增加，外国在中国建立教堂数量的增多以及外国传教士的纷至沓来，对钢琴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1870年（也有称1875年），英商见钢琴销路较好，便在上海设立中国第一家钢琴制造工厂——“谋得利”上海钢琴有限公司，此公司负责制造和销售钢琴等乐器，工厂建在闸北的宝山路，毗连上海商务印书馆。

三 教堂的开设和教会学堂的兴办：钢琴在中国的应用与推广

钢琴在中国的应用与推广，除了商人的活动外，更与教堂的开设和教会学堂的兴办密不可分。

每逢礼拜，教徒都会在教堂咏唱“圣诗”，而用钢琴或管风琴伴奏成为教堂音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种形式也吸引和影响了不少中国人。这一时期，教会学堂也开始建立，到1899年，全国的教会学校约2000所。其中比较著名的有1839年欧美基督教教会在澳门创办的马礼逊学堂（1842年迁入香港）、1845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在宁波创建的崇信义塾、1849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徐汇公学、1861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在上海建立的清心女塾、1874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上海创办的圣芳济书院、1892年美国基督教监理公会传教士林乐知在上海创办的中西女塾等。这些学校普遍设有音乐课，有的还专门开设了钢琴课程。

钢琴课教师通常是外国传教士，教学水平普遍不高。尽管如此，这些教会学校还是培养了一批音乐爱好者，其中一部分人，如在中西女塾就读过的史凤珠、李虞贞、王瑞娴等后来还出国深造过，回国以后，为中国的钢琴教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虽然这一时期的教学内容有以宗教为中心、西化的特点，没有形成适合中国实际需要的音乐教育，但它是中国近代音乐接受西方文化的一个开端，对其后学堂乐歌和中国创办音乐教育产生了显著影响。

四 国人初出国门的钢琴视野

自洋务运动以来，国人初出国门，钢琴也成了他们的描述对象。1859年，中国天主教徒郭连城随意大利传教士赴罗马，后著有《西游笔略》一书，此书对他在赴欧船上听到的钢琴有记载：“有英国商妇弹洋琴者，其琴名必亚诺（按：piano的音译），复依声歌之，声清雅，连弹三曲，客必鼓掌称善。”1866年，外交官张德彝在上海记下了他对钢琴的见闻：“洋女拨弄洋琴，琴大如箱，音忽亮忽细小，参差错落，颇觉可听。”从中不难看出他悟出了被称为“强弱琴”的钢琴的特点。外交官曾纪泽在出使的国家还学习钢琴弹奏，据他所著的《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一书记载，他在国外“试学钢琴甚久”, “饭后学钢琴”。

据现存的史料，中国人到国外对所见钢琴的外形与琴内构件的最早描述是李圭。1876年，李圭（1842～1903）作为中国工商界的代表、赴美国参加在费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后著有《环游地球新录》。此书的相关记载反映出李圭对在博览会上所见的“大洋琴”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和赞叹：

 

大洋琴一座，高方各二丈许，木为之，若斗屋。内皆机关弦索，外置一案一杌。案面启，则音律牌排满其中，弦索由案底达室内。琴师坐而鼓之，大声铮铮然，若金戈铁马，小声切切然，若儿女私语，能使听者忘倦。每日必鼓数曲，合院数十国人皆赞叹不置。旁又有如长案半桌者多具。琴师甚文雅，偕观之，特为圭再鼓一曲，惜非知音人，未免辜负美意耳。闻西国文士多工琴，而德入称最，故制琴之法亦最精。

 

项文瑞（生卒年无考），在东渡日本讲习师范、考察学务的过程中，对日本的学校音乐教学做过悉心考察，“观音乐教室，凳长七尺，以两凳连接为一列，共五列。左右置大小两琴，师弄大琴，学生皆依琴声而歌”。

客观而言，这一阶段，初出国门的中国人虽对西方钢琴的认识是肤浅的、零碎的，但开启了国人深入了解西方音乐的渠道。

五 新式学校的出现与学堂乐歌之兴起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天朝上国”败给了“蕞尔小国”——日本。一时国愤群起，朝野震惊。而后又有1901年《辛丑条约》之签定。内忧外患之下，出国留学、创办新式学校、培养人才、富国强兵、救亡图存成了民族最迫切的呼声。

继教会学校后，国内先后成立了各类新式学校。不少学校设有音乐课，钢琴也开始进入这些学校。在成立的新式学校中，1898年经元善在上海创办了经正女学，这是国人自办的最早的女子学校，有中、西音乐教习各一人，设有“琴学课”; 1902年，吴馨在上海创办务本女塾，聘请日本人河原操子教授音乐；1902年10月，严修在天津创办严氏女塾，聘日本教习教授音乐，此前，严氏曾两次赴日本考察，并采购钢琴、风琴等乐器，聘请日本教师教授；1903年2月，自日本归来的沈心工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创设乐歌课，开新式音乐教育风气之先；1903年，湖北武昌创办湖北幼稚园，聘请日本教师三人，园长是日本人，有唱歌课，但仍由日本人教唱；1903年，蒙古喀拉沁王府内创设毓正女学堂，聘日本人河原操子为堂长兼音乐教习；1904年，清政府准奏订立的《奏定学堂章程》颁行实施后，新式学堂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创建，各类歌书得以陆续刊出，国内许多新学堂正式开设乐歌课；1904年12月，苏州成立江苏师范学堂，聘日本教习小野污一任音乐课教师。据清政府学部《第三次教育统计图表》显示，光绪三十一年（1905）全国官立、公立、私立的学堂总数已达8277所。但音乐教师奇缺，且多为日本教师。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新式学堂里，普遍开设了“乐歌课”。继而，西洋歌曲的演唱形式、简谱乐理、记谱法、五线谱以及钢琴、风琴、提琴等乐器陆续由学堂扩展到社会，进而促进了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音乐文化的开端。从日本、欧洲输入的风琴和钢琴，自然成了学堂音乐教学中的重要工具。这一时期的主要音乐教育家中，大多数曾留学日本，著名的有沈心工（1870～1947）、曾志忞（1879～1929）、李叔同（1880～1942）、高寿田（1907～1986）等，他们回国后在师范学校或普通学校任教。他们使用的教材主要是他们回国时所带的如拜厄与车尔尼的初级钢琴练习曲集、《小奏鸣曲集》和《哈农练指法》，这些教材在中国钢琴初级教学中长期使用，其影响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他们的培养，不少中小学艺术教员也学会了西洋乐器，使得西洋乐器在中国有了实际的影响。

这一时期，一些优秀的歌曲配上了钢琴伴奏，像《教我如何不想她》、《大江东去》、《玫瑰三愿》、《思想》等歌曲，所配的钢琴伴奏均表达出作曲者对找寻具有中国音乐色彩和民族特征的和声的追求。不仅如此，一批构思简单、曲式短小、专业技巧相当于儿童钢琴初级教材程度的中国钢琴曲也应运而生，众所周知的就有赵元任的《小朋友进行曲》、《和平进行曲》、《偶成》和李荣守的《锯大缸》等。学堂乐歌大多采用欧美流行的曲调，传入中国后，再被赋予新的内涵，如《送别》就采用西洋歌曲的曲调，填上新词后成为大家喜闻乐见的一种音乐形式。由于钢琴是可直观反映多声部音乐的交响性独奏乐器，也是比较方便的伴奏乐器，所以它成为当时音乐活动的首选伴奏、独奏乐器，学堂乐歌的兴起带动了学钢琴的热潮。不过，这一时期，钢琴并没有兴盛起来。

纵观明清时期钢琴在中国的传入与流布过程，我们清晰地发现钢琴的传入无疑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物质见证。钢琴传入中国的过程也不是纯粹的钢琴文化传播过程，而是依托传教士附属的基督教文化的一种信息和符号。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承载了中国特有的诸多功能。400年来，钢琴在中国经历了由宫廷走向大众，由贡品变成商品，由皇帝的“玩具”变成为革命呐喊的“冲锋枪”的过程。其后钢琴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紧紧地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运联系在一起，有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高歌猛进，也有“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时期的曲折徘徊，俨然成了中国历史的“活”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