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身份与性别意识

从凯特·肖邦《觉醒》反思婚姻中妻职、母职与女性情欲处境

彭莉惠

一 前言

凯特·肖邦（Kate Chopin）《觉醒》（The Awakening）一书1899年出版，主要描绘美国南方社会贵族阶级的生活。在那样的社会脉络中，女人的角色僵化地依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女人扮演着妻职、母职与拘谨的性角色，在身份定位上被归属于男性。此书主要叙述女性自我在婚姻处境中被压制及被束缚而产生了极度的郁闷与悲伤。故事开始于女主角（艾德娜）全家到一个岛上（格蓝岛）度假，邂逅了男主角（劳伯特）而唤醒（awaken）了她追求自我的能量/动力，她也从这一过程中意识到自我经济/人格/灵魂独立的必要性，进而勇于探索自我与实现自我。

《觉醒》极具革命与颠覆的特性，以致曾被一般舆论与出版界强力打压，作者因而受到严重打击，几乎被消音（silenced），乃至唾弃，结果在《觉醒》出版后五年即与世长辞。笔者认为《觉醒》所揭示的意义，不仅指涉女性的自我觉醒，更广义的包括人对自己真实生命的存有、对自己的独立灵魂负责的觉醒。

本文的关注焦点，在于女主角的妻子处境、母职经验以及婚姻中女性情欲追求的可能，并检视艾德娜（Edna）位居婚姻的边缘战斗位置与命定的女性角色争战/对抗所显现的启发与实践意义。笔者试图采用一种批判的女性主义视角来观看婚姻内“妻职”“母职”“女性情欲”的处境，并挖掘《觉醒》一书所蕴含的丰富意涵，以作为关于促进女性现实处境的自我反思（reflection）与培力（empowerment）。

二 妻子——“神圣”的称号？

波伏娃（Beauvoir，又译波娃）曾提到婚姻是传统社会指派给女人的命运。婚姻最大的象征意义在于将生育纳入一种合法的社会系统里面。而这个合法的社会系统就是以家族为基本单位来延续的。妻子角色具有很强烈的“工具性格”，主要是执行生育任务以便让家族得以延续。艾德娜对于妻子的角色天真地以为“一旦身为先生所崇拜的贤妻，她（艾德娜）觉得自己或许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占个尊严的地位……”但是这个所谓的“尊严”地位，在现实生活中，似乎成了一个“美丽的”“梦幻的”“称号”——让她在似乎触及/幻及的同时，却又感到莫名的落寞。这样的心境与狄金荪（Emily Dickison）在她的诗“这，是我神圣的称号”中的描述相当切合。

这是我神圣的称号：

没有证书的

妻子。

最尊贵的地位

赐予了我——

受难者耶稣的皇后。

高于所有人，只除了

君王——

订婚，但没有上帝

常赐给我们女人的那种狂喜，

当两个人

互赠宝石，

互赠黄金，

出生——婚宴

死亡——

同一天

三重胜利

“我的丈夫”

女人们这么说着

奏响美妙的乐曲。

是这样的么？

“女人们这么说着/奏响美妙的乐曲。是这样的么？”对于艾德娜来说，这样对婚姻制度美好的想象以及作为妻子幸福美满、尊贵神圣的身份，她强烈地质疑。她说道“婚礼是世界上最可悲的场面之一”。她用一个极为负面与激动的词形容婚礼——“可悲”，由此可以体会到艾德娜的婚姻经验令她充满沮丧与郁闷。可以先回到《觉醒》文中去了解她的整体婚姻生活状况：她的婚姻就一般的女性来说，是令人称羡的，不仅住在一栋高雅/舒适的豪宅中，有着成群的仆人，最重要的是有个事业有成的丈夫。但尽管如此，艾德娜仍旧觉得闷闷不乐，甚至常常莫名地悲伤与愤怒。

……她脱下戒指，丢到地毯上，看到它就躺在那里，不禁狠狠用鞋跟踩了几下，想踩碎它，但是她细小的鞋跟不仅没有在那闪耀的小圆圈上造成任何刻痕，甚至可以说是分毫未损。

这种悲伤的根源来自社会（特别是她的先生“庞先生”）对于婚姻中的妻子、母亲的僵化角色规范与艾德娜期待的自我（self）存有之间产生的冲突和矛盾。对于女人与发展自我的关系，布洛克（Block）提出：“女人很难发展其自我功能（ego functioning），因为女人的自我与文化规范相抵触，女孩们的性别角色社会化程度与她们的自主感与自尊感有负面的相关，因此自主能力与自尊对女性的角色而言是有所抵触的。”这种自我与社会的抵触与矛盾，致使女人往往摆荡在“不平稳”的情绪浪潮中追寻自我。

艾德娜在婚姻中就感受到无名的困顿与复杂的情绪：

有的日子她会不由自主地觉得快乐，高兴自己还活着，还能呼吸，也高兴自己整个人和阳光、色彩、气味、热度都是南方昼日完美的一部分。

有的日子她会不由自主地觉得很不快乐，好像没什么值得高兴或悲哀，或活或死都一样，人生像是混乱的地狱，而芸芸众生也不过是些盲目的蠕虫，挣扎爬向不可避免的毁灭。

美国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作家以夏绿蒂·柏金斯·吉尔曼最著名，并且有人认为在她最好的小说《黄色壁纸》中，她也对19世纪英裔美国中产家庭的女人被派定之角色提出了有力的控诉。丁乃非说：“吉尔曼的叙事体所控诉的，不仅是强迫指定的休养方式，而是婚姻与家庭机制，以及大多数她那个社会阶级的女人所期待的驯服于家庭内的妻母角色。‘婚姻/家庭’模子如此缠人，深陷其中的女人总想往外爬，然而就在爬的过程中，又被纠缠，……甚至断了头。”这描写的是在强大的婚姻规训里，当女性被压抑的自我想要摆脱束缚时，却仍旧会陷入窘境而无法逃脱。

其实早在17世纪，“理察·那皮尔（Richard Napier）医生的档案资料就指出，女性精神病患几乎是男性病患的两倍”。……他进而发现，在他的病人当中，各个社会阶层抱怨婚姻压力和郁闷的女病患，都比男病患多，她们对子女也有较多的焦虑，而且日常生活常感到消沉沮丧。“婚姻对女人而言，有助长忧虑的效果，相关的研究结果都说明婚姻制度增加了女性得心理疾病的机会，但却降低了男人得心理疾病的可能性。”此外，“莫拉扎克（Maracek）指出，未就业的已婚女性往往是心理疾病高危险群患者，也是心理药物的主要使用者。”这是从一个婚姻中女性跟心理疾病的关联来检视婚姻对女性心灵的折损。由此也可以想见，不悦的婚姻对艾德娜的心理有多大的冲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心理的冲击/强烈的情感，对于女性的自我成长也有某种作用。荣格（C. Jung）在《基督教时代》中就提到，促进自我成长的因素来自“冲撞”——冲突、困扰、气愤、悲伤等种种情境。换言之，适度的环境冲突和一些挫折是自我成长的最佳条件。文中，艾德娜就经历了相当激动的情绪：

心灵深处却激起一股强烈的情感，摇撼着，鞭打着她的灵魂，如同那浪潮日日冲击着她曼妙的身躯一般。她全身颤抖得哽咽着，双眼因泪水而迷蒙。

另外，贝蒂·傅瑞丹在她的《女性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一书中也呼应她（艾德娜）对婚姻“可悲”的指称。《女性迷思》对于将自己安顿在家庭的堡垒、全心奉献给丈夫子女的妇女所显现出的挣扎、复杂的情感，掌握得非常深刻。尤其是，这些女性在婚姻中的处境以至对于自我角色的“含糊”“无名”产生的绝望困顿，让女性不断去探求自己到底是谁。对于艾德娜来说，想在婚姻中追寻自我，似乎并不乐观，甚至暗示着希望渺茫：

她在寻找自我，在这半暗半明，与她的心情完全相符的柔和境地中步步寻找着自我。可是在黑暗中繁星点点的苍穹传来的声音却丝毫不能抚平她的心情，它们像在嘲弄她，那悲惨的声音听起来了无信心与希望。

其实女性这种摆荡在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矛盾，有一种漫长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历程。对此，王瑞香在阐述米勒（Millett）的说法时说道：“社会透过社会化使两性顺从所规定的气质、角色、地位等……，藉由学校、教堂、家庭结构而将男性支配女性的意识形态合理化，并促使女性内化，而认为自己不如男人。这套意识形态十分有力，因为这样的制度化往往使男性保有其所压迫之女性表面上的同意。社会利用妇女畏于被视为不正常、不可取的心理，成功地使她们接受僵硬的性别角色规定并服从父权制度。”这种性别角色对于女性的角色期望（role expectation）最主要的形式为：为他人（小孩/先生）放弃自我，顺服他人（先生/长辈）。因此，“顺服”这个主要的女性角色特质也会在婚姻中被要求与期待，而形塑某种夫妻互动关系。哈莉特·泰勒·密尔（Harriet Taylor Mill）于1851年出版的《女性解放》（Enfranchisement of Women）一书中，即认为夫妻关系犹如主人与奴隶的关系一般，对已婚的妇女而言，她失去了迁徙的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以及改善生活的机会。

究竟艾德娜与庞先生之间的互动方式及关系为何？我们可以从下面这个对话窥见一般。当她的好友提出“可惜庞先生晚上不太爱待在家里，我想要是他多待在家一些，你们或许会——恕我直言——会比较融洽”。艾德娜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回答：

他在家的话我怎么办？我们彼此又没有什么话好说。

这透显出他们的互动有某种沉闷与死寂的内涵在里面。从艾德娜与庞先生的互动模式可以发现，他们除了没有太多对话及交流外，他们的互动很重要的特点是这是“一种单向的沟通模式”。这个“单向性”是具有“方向”的——庞先生以一种独断的、自我及强迫的方式向他太太“倾倒”。

当晚，庞先生从克联饭店回来时已经十一点了。他心情非常好，兴致高昂，话很多，一进门就把早在睡觉的太太吵醒了。他边换衣服边告诉她这一天所听到的所有趣事、新闻……。她很累，半梦半醒地应着。

他觉得她太不够意思了，他是她生存唯一的目的，居然对他的事那么无动于衷，对他所说的话那么不重视。

这样的情形我们可以对照《谁是第二性——法国卷》一书中，当代法国最时髦女作家弗杭苏瓦·莎冈（Francoise Sagan）在其小说中的描述。她的小说《流云》对于夫妻在共同生活中所经验的冲突内涵与微妙关系有细致的刻画。此文的男主角对他的女性朋友这样谈论他与妻子的关系：“她是我愿意喂养的唯一一头母鹿。”“简而言之，我妻子吃饱了，想要别的东西。我努力去喂她，但她受不了。然而我手里一直拿着这枚沉甸甸的果实呢！我想给她怎么办？”而他的女性朋友回答道：“你可以设想一下她手中也有一枚果实。不过，你这个比喻让我感到很不愉快。你本来不应该把自己当作一个慷慨的慈善家，而应该去想想她也有东西要给别人，去理解她……”同样地，就庞先生而言他无法去理解或反省到他的妻子也有她的需求，需要去诉说去分享，而不能只是不断强迫地喂予他的妻子。他设想的妻子，不仅应该绝对且务必随时地应他的需求、意愿作为“应声‘物’”，更重要的是，还需要爱心、耐心、细心地令他感到被尊重；而不是“无动于衷/不重视”，尽管他的妻子已在熟睡中。

在这样的互动关系中，显现着极权与专制的压迫内容。艾德娜已察觉到，并且在历经了各种能量的赋予（包括游泳经验及情欲经验的开拓。为了不赘述以及集中火力探讨婚姻中的夫妻关系与女性处境，因此详细描述请参阅本文后半部分相关分析）后开始追寻自我，试图找到自我，进而开始想要翻转与反抗她与庞先生的互动模式。

“不准你整个晚上待在外面，你得马上进来。”她真想知道丈夫以前也曾这样对她说话吗？她以前有没有屈服？当然有；她记得有。以这时的感觉，她真不明白为什么以前要屈服呢？

“我要待在外面，我不想进去，也不准备进去。不要再那样子对我说话，我不会回答你的。”

她任由家事变得一团糟。

只要太太还默默顺服他，庞先生可以说是一直都是相当客气而有礼的先生，可是她最近那种反常的行为完全把他弄糊涂了。他先是震惊，后来看她完全不顾妻子的责任就开始恼怒。

因此，一旦艾德娜不顺服先生，甚至不担任家务执行者，庞先生显得相当的生气与不解。庞先生的生气是因为艾德娜的行为举止与他所期望的女性角色规范相违背，意即艾德娜应该遵守所谓的女人应该有的角色规范，符合她的性别角色。那什么是女性的性别角色？依据刘惠琴整理的凯勒（Keller）的分析，性别角色的核心成分包括：① 将女性生命核心集中在婚姻、家庭与小孩；② 仰赖男人提供的物质与地位；③ 强调女人的抚育功能（nurturance）；④ 鼓励女人为他人存在（other oriented），而不是自己存在（self oriented），鼓励女人从丈夫及孩子处获得替代性成就，而非直接自己取得成就；⑤ 强调女人的美丽、性感及其他取悦男人的特征；⑥ 抑制并处罚女人的主动性（initiative）、肯定性（assertive）、攻击性（aggressive）及对权力的追求（power striving）。上述对于女性性别角色内涵的分析，说明了女人若想要自我实现，唯有透过人际取向特质（如体贴、爱人等）来体现，而对其他特质如理性、独立及自我肯定等，则必须抑制。尤其重要的是，女性追求自主、独立会被视为“自私”“不正常的”。所以当艾德娜不遵从这些性别角色规范时，庞先生气得斥责艾德娜“太荒唐”：

我觉得身为一家之主又是两个孩子母亲的女人，不为全家的舒适费心，反而把时间浪费在画室里，简直太荒唐！

将时间拿去画画而不为家庭费心，这算不算荒唐，恐怕不同的时代脉络和社会阶段有不同论断。尤其“荒唐/不荒唐”“正常/不正常”涉及一个社会所谓多数人的评判标准与价值，那到底谁是不正常，谁荒唐，就要看谁在界定，在什么样的脉络中界定以及其中的权力关系为何。但对于“正常”所隐含的“危险”与“被捆绑”可能，笔者非常同意埃米莉·狄金荪（Emily Dickinson）一首关于“疯狂”的诗所描述的内容：

许多疯狂都有神圣的感受

对一只明亮的眼而言，

许多的感受，都是最彻底的疯狂

这是大多数人

在此，正如所有都将倾向

承认你是正常的

你也是最危险的

被铁链捆绑。

究竟何者为正常与不正常的界定，常可以被视为支配者（男性）对于被支配者（女性）的一种权威（authority）的确立与强化。吉恩·贝克·米勒（Jean Baker Miller）的《女性新心理学》（Toward a New Psychology of Women）（1976）对于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附庸者）的特质及其中的权力运作内涵有相当清楚的说明。她说道：“被支配者常被描写成具备支配者所欣赏的心理特质，并受到鼓励去发展这些特质——服从、百依百顺、被动、温驯、依赖、缺乏主动精神、无能履行/决定/思考……。如果这些被支配者具备这些特质，就会被视为社会适应良好。然而，被支配者如果有可能或已发展出其它的个性特质——如聪明才智、主动进取、自我肯定等，反而会被视为不正常，至少是特殊的。……由于文化中各种‘正常标准’皆由支配者决定，在此限制下，更难真正了解被支配者。若被支配者开始表达不满并付诸行动，就会令支配者惊讶不已，认为她们不正常，……所以他们对表示沮丧与愤怒的女性大惑不解。”

有时候庞先生会怀疑他太太是否心理有点不平衡？他看得很清楚她不太正常，不太像她自己；换句话说，他看不出来事实上她是越来越像她自己，每一天都像在脱掉我们在众人面前穿的衣服、戴的面具那样地抛开虚假的自我。

由此可以看出，庞先生并不是真正认识她的太太——艾德娜，或可说他无法细微地理解到艾德娜开始了一种朝着对自我真实生命负责的历程——她开始活出她自己、活得像个人，而不再悲哀地、麻木地戴着虚伪的“面具”苟且残活。这个“面具”跟何金兰引述法国女性主义评论家伊蕊格莱（Luce Irigaray）在《另一女性之反射镜》（Speculum, de l'autre femme）中关于父权意涵中“镜像”的讨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她说：“男性以其父权体制的角度、观点来建构女性，使女性成为父权制的镜像；当女性一起发言时，‘女性话语’会出现，然而一旦有男性在场便立即消失。因此女性的主体丧失，只能依照男性的标准而存在，压抑自己以印照男性的伟大杰出，成为男性的镜子，也就是父权制镜像。”用一种比较批判的分析视角来说，艾德娜所戴的“面具”与伊蕊格莱的“镜像”具有相同的“工具”性格，以服膺“伟大”“法力无边”的男性。说穿了“面具”所显现的意涵/形象，就是父权社会安排给女人的一种遮掩“自我”、掩饰“人性”，而冀求女人无欲、无抗的一种超然的、虚幻的“神格”存在，来成就男性“征服女性”的大业。因此，女性将“面具”卸除，代表她们对男性“独断的”“一厢情愿”的天真烂漫价值的“抵抗形式”，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去为她自己的生命负责，同时“夺”回身为人的尊严与姿态。

这样的反应与转变，对庞先生来说是不易理解的。该如何处理艾德娜异常（对庞先生而言，只要艾德娜不顺服他，就是一种异常的怪异行为）的行为举止，庞先生其实是充满矛盾的复杂心理，最后只好依循医生的建议，让艾德娜随她自己的意愿，而不加以干涉或介入。

庞先生不想介入自己的影响力或威权，他要采纳孟德莱医生的忠告，让她随意爱做什么就做什么。

这样的处理方式透显出，庞先生在无法理解艾德娜的“怪异行为”后，无力地求助孟医生，希望能够解决他心中的疑惑与担忧——这是一种微妙的心理——因为不解所产生的心理忧虑与某种害怕及威胁。李小玲说，作为控制一切的主人，男性主体的心理也充满矛盾。他们一方面享受了对女性的占有、摆布，为她们的顺服而欣赏她们、赞美她们；另一方面却不能不时时感受到女性潜在的威胁——他们从来不曾完全地了解女人，懂得女人。女人人性深处的某种力量与智慧虽然不能诉诸笔墨语言，却是他们能时时感受到而无法破译和控制的，因此，面对女人，他们的身心难免会有一种恐慌，这样就因不能理解女人而产生了对无法掌控的威胁的焦虑心态。对于艾德娜的父亲而言，对女人采取权威与强制的手段最能“震住”这神秘、野性力量的作为，尽管他的妻子就是如此被推进坟墓的，他仍旧传授了这套“秘诀”给他的女婿，告诫他要“好好”待他的女儿。

上校（艾德娜的父亲对庞先生）坚定地说道：“权威与强制都是必要的，相信我的话，驭妻之道无他，凡是强制、要坚决。”上校或许不明白自己的妻子就是如此被强制地推进坟墓的。庞先生隐隐约约有些印象，不过觉得为时已晚，没有重提的必要。

性别的区分对于艾德娜的父亲来说，是清楚的区隔：男性/女性、强制者/被强制者、权威者/弱者，诚如廖炳惠所言：“性别区分”既是生理的、心理的，也是社会、政治的……，权威一直是和男性密不可分的。女性乃是无能为力的弱者，套用弗洛伊德的说法，是个“匮缺”，是“缺乏阳物的”。这种强制者/被强制者、权威者/弱者的区分在社会关系以及日常生活实践中，不断被证成与强化。吴秀瑾在《从自己的房间到自己的身体——论女性与哲学》一文中，归结福柯（Foucault）的“柔性身体”（docile body）和布迪厄（Bourdieu）的“社会习性”（Habitus）能够充分说明男女之所以有别（性别差异、智识能力和社会分工）的历史与社会根源，是客观结构中所形成的认知范畴，分类并区分男/女、主/从、尊/卑、身/心等之阶层关系，体现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类行动，固定化为男女行为不可逾越之定则与常规。

另外，陈惠馨提到在西蒙·波伏娃与许多阶层的妇女谈话后，突然发现“这个世界是男人的世界”“许多的妇女终其一生只是相对的个体，她的幸福是由别人，尤其是男人，来决定的”。女人被男人决定的不只是幸福，甚至是最“微薄”的自由，这可从劳伯特的话窥见一般：“……我记得曾经听说过有些男人会释放他们妻子自由。”

什么庞特里耶先生释放我自由？我已经不再是庞先生可以任意或留着或丢弃的财产之一，我会选择我想要的。万一哪天他说：“劳伯特，给你啦，祝你们快乐，她是你的了。”我一定会笑你们两个！

其实这种将女人看作附属于男人的“财产”，一种“次等”的“相对”存有的看法，一直是一种相当巩固的认知。安·迪克逊（Anne Dickason）在《解剖与命运——生物学在柏拉图的妇女观中所扮演的角色》（Anatomy and Destiny: The Role of Biology in Plato's Views of Women）一文中，就攻击柏拉图在《对话录》中所持的论点：“女性乃是由行为不符正义的要求的男性灵魂所投生而成的，先天地，是一种‘次等’的存在。”同样地，西蒙·波伏娃在《第二性》（Second Sexuality）中也陈述了类似的观点：女人从一开始，在她自发存在与“另一者”存在的身份之间，就具有一种冲突矛盾。她被教导去取悦别人时，必须要将自己变成一种“物”别人才会欢喜，因此她应该放弃自发与主动性。很庆幸地，在《觉醒》一书中，我们看到艾德娜的妻职角色已摆脱在婚姻中居于先生“第二性”的从属地位。她说“我已经不再是庞先生可以任意或留着或丢弃的财产之一”，这是一种很清楚/坚定的申明，自己不再是任何人的财产，她只附属于自己，因此谁释放她的自由，以及将她视为可以转让的说法，令她感到可笑。艾德娜在婚姻的处境中，尽管追寻自我的路途艰辛地显得漫长，但终究她醒悟到追寻“第一性”存有，是一种作为人的权利，以及为自己的独立灵魂负责的路径。

三 母职的巨大“吞没”

“母职不是女人可以选择做或不做的，母职（对女人而言）是天生的，本质的。当男人早就可以有五花八门的工作让他们挑拣时，母职，却仍旧是绝大部分女人无可避免的命运。”劳丽·莱尔（Laurie Lisle）提到，“尽管母职（motherhood）被奉为至高无上，母亲受到的对待却常常很差，这种矛盾会造成有可能成为母亲的人感到焦虑及无力。母亲对孩子照顾教养得好是理所当然的，照顾教养得差则受到谴责。”因此，当庞先生认为他的孩子已发烧，此时此刻正在隔壁房间病得快死，而艾德娜（孩子的妈）竟然没有发现时，他非常生气：

他责备她不够用心，对孩子常常那么疏忽，如果照顾孩子的责任不是母亲的，究竟还会是谁的呢？他自己单单忙经济业务都分身乏术了，怎么可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呢？一个在外面为生活奔走，一个在家里保护小孩免受伤害？他用平板单调的语气喋喋不休地抱怨着。

值得注意的是，对生气的庞先生而言，他相信“照顾孩子的责任当然是母亲的”，因为他“必须为生活而奔走，不可能去照顾孩子”。这是抱持着一种“男主外/女主内”“母亲角色/情感照顾孩子；父亲角色/经济喂养孩子”的性别角色分工的态度。进一步而言，母亲角色与母职有必然强烈与不可置疑的关联性，而父职则在于提供经济的支持。诚如卡普兰（Kaplan）所说，“母亲角色可定义为一个必须负有与养育、服务和安抚孩童等相关的责任的社会角色”。依此定义，普拉扎（Plaza）阐述道，“母职是执行上述相关任务而产生的一连串普遍被社会所认同的行为、规范与意识形态。……女性在社会中不仅孕育子女，而且比男性花更多时间在养育照顾子女上。亲职的分工中，社会普遍认同父职是提供母子经济的支持，而非实际的照顾工作，母职诚然是外在于所谓的父职之外而独立存在的”。庞先生这种对“妻职=母职”的角色期待，导致了他对妻子的严厉责备。沉重的/无法卸除的母亲角色负荷以及被莫名的苛责（她肯定“他”的儿子没有发烧，整天都好好的），使艾德娜“一直不停地哭，……为什么会哭成这样她也说不上来，刚才那种情况在她的婚姻生活中也不是不寻常……”尤其这样的情绪让她产生一种无名的郁闷：

不知从意识何处突然涌上一股难以言喻的抑郁之感，隐隐叫她整个人都很痛苦，像一抹阴影、一团迷雾掠过了她灵魂的夏日。

艾德娜隐约地知道这种母职经验，迫使她必须放弃她自己。如同张瀞文引述卡普兰（Kaplan）的发现所言：“许多女性在履行母职当中，她们不可能完成作为一个人的自我了解和自我实现。”“一个‘称职’的母亲必然是付出的，没有自我地完全致力于完成宗族与社会赋予的神圣工作。”意即女人必须在母职当中经历一种与自我实现决裂的过程。从一个比较激进的角度来分析，艾伦（Jeffner Allen）在她的《母职：女人的毁灭》（Motherhood: The Annihilations of Women）一文中，剖析到母职其实只是父权社会压迫女性的强制意识形态机制，结果造成女人的毁灭。此外，她亦认为，母职对女人是危险的，因为延续了强迫女性（females）必须成为女人（women）的结构，同时否定了女性以自身去创造自我主体性以及开放、自由的世界。不过，尽管母职可能抹灭或阻碍女人认识自己与世界的机会，却仍旧相当普遍地，甚至全面地在不同时空地域中显现。

庞太太不是妈妈型的女人，而这个夏天格蓝岛上到处都是妈妈型的女人。她们很容易辨认，四处鼓动着翅膀，张开起保护的羽翼，唯恐心肝宝贝遭到任何或真或想象出来的伤害。这些女人视儿女为偶像，崇拜自己的先生，并且为抹煞自己，像守护天使般长出一对翅膀，是最神圣的天职。

这些所谓妈妈型的女人就是指“四处鼓动着翅膀，张开起保护的羽翼，唯恐心肝宝贝遭到任何或真或想象出来的伤害”的女人，“这些女人视儿女为偶像，崇拜自己的先生”，她们不但信仰着母职是一种当然的、神圣的职责，并且“乐于其中”。对于母职，拉提诺夫人愉快地说：“一个女人如果能为孩子牺牲生命，那还有什么不能牺牲的？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吗？”接续拉夫人这段话可以进一步去阐述，“母职是一种非个人性的社会行动，也非只从属于家庭与婚姻制度下，我们必须视母职为集体意识的结果，此集体意识已是社会中的一般成员所共有的整套信仰与感情的一部分，并成为独立于家庭制度外的另一社会制度”。莱尔（Lisle）写道：“若是从一个历史的视野来看，母职被认为是一种在父权下生存的方式。”

另外，德博尔德、威尔逊和马拉维（Debold、Wilson & Malave）从一种父权工业社会所蓄意型构的“浪漫迷思”，来阐析母职（motherhood）是工业社会与父权文化共同形成的一种设计，他们称之为母职的浪漫迷思（romantic myth）。在工业革命、经济市场兴起以后，女人在传统工作——如食物制造、衣服、医药、手工业等——中的专业性与权威性被去除后，女人非但不能“合理”地进入“公”的工作世界，反倒是男性专家们一直鼓吹“浪漫式的解决方案”（romantic solution），让女人们留在家里，继续与工作世界隔离。母职就是此“浪漫方案”的一个产物。“浪漫”一词，顾名思义充满着“灿烂”“美好”“希望”“享受”的意涵，但也隐含着一种“短暂”“欺蛮”“邪恶”“血淋淋”的现实可能。英国小说家墨娜·凯德莫纳·凯尔德（Mona Caird）提道：“在我们当前的社会状态中，母性是束缚女人的符号、封印、方法及方式。它由女人自身的血肉打造出铁链，它由女人自己的爱和本能中编织出丝弦。”这种母性的“血肉”打造的经验所显现的恐惧、疼痛、麻痹，在生育的过程中达到高峰。当艾德娜去看她的好友阿黛儿生产时所感受到的一种模糊无力的激动，清楚地透显出她对于母职经验最初始的不安与漠然的回忆。

艾德娜开始觉得不安，突然有一种模糊的恐惧袭来。她自己的类似经验像在遥远以前，不太真实，不太记得；约略只记得一种近似快乐的痛苦，一种强烈的哥罗仿麻醉药味，一种麻痹的知觉，以及清醒之后发现自己方才创造了一个小小的生命。

她但愿自己没来——她大可以编理由不来——但是艾德娜没有走，她正极其痛苦地见证这一番折磨，心中充满对自然之道强烈且公然的反抗。

这种“心中充满对自然之道强烈且公然的反抗”的描述在当时是罕见的。何文敬写道：在19世纪的父权文化里，很少作家像肖邦一样，把女性生育所承受的苦痛赤裸裸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因为她（他）们惯于将母亲精神化，对于肉体上的折磨往往略而不提。“大部分的社会科学家如今都已相信，为人母的欲望是后天培养而非与生俱来的。”社会学家南西·秋多若（Nancy Chodorow）也提出：“女人生孩子是出于一种社会化导致的对亲密的需要，而非出于自然本能、性别社会化，或者是增产主义的压力。”因此，从母职不是先天自然本能（乐于生养孩子或当妈妈），而是后天建构的观点来看，对艾德娜所呈现的一种沉重、矛盾、郁闷及复杂的母职感受，就较能够理解与同理，而不加以批判与评价。

她对两个孩子的喜爱并不稳定，有些冲动式的，有时会热烈地拥他们入怀，有时又将他们抛诸脑后。……她对自己都不愿意承认他们不在她反而有如释重负之感，好像卸下了自己盲目扛起的重责——命运还没有让她准备好去扛重担。

的确，检视历史也可以清晰地知道，“母职似乎是社会性而非生物性的建构，因为它只在某些情况下才为人所喜，在其它情况下通常不受赞许——例如当孕妇是青少女、未婚、同性恋，或者领社会福利金的时候”。在一份1955年对无子婚姻的妻子的研究中也指出：“无子的妻子被形容为内向而适应不良的，言下之意是说她们有人格问题，因此拒绝母职这一角色，但后来的社会学家提出，因无子而受到的谴责可能才是困扰她们的因素。”意即就一个社会的普遍价值来说，女人与生育/母职的角色有一种“命定”的“绝对”关系，这是一种女人的天职与不可推卸的义务。因此唯有“精神错乱的、基因有缺陷的、性偏好异常的、长期卧病的，或者是稀有的天才”，才享有可以不生小孩而不受责备的权利——被放逐的权利。可惜的是，艾德娜并不被归属于这些范畴内，因此生育、养育的命运依旧环绕着她的整个生命世界。这种视母职为沉重负荷的规制，通常必须通过一个驯化及内化的过程。安菊·瑞曲（Adrienne Rich）说：“我们通常是透过痛苦的自律和自我麻痹，学到那些所谓‘天生’的特质：耐心、自我牺牲，愿意没完没了地重复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那些琐碎的例行公事。”

一般女人的处境、位置是“第二性”的，除了相对并附属于男人而存在外，最重要的是放弃自我以及接受没有自我的我。但对于追求“重生”的艾德娜来说，她不愿意做“第二性”的女人，因此她不想为任何人放弃自我，包括她的孩子。她曾对拉提诺夫人说过：

（她）绝不会为孩子、或为任何人放弃自己。

“我不要再被逼着去做任何事，我不要出国，不要被干涉。没人有权利——也许除了小孩以外——即使是小孩……”

这样的描述或许可视为作者肖邦在自己的母职/妻职体验中，经历到被迫放弃自我以及被干涉、束缚后的一种深刻的觉醒（awakening）或是一种洞见（view）。回顾肖邦的生平背景，“她在结婚前即从事写作，1870年结婚后，为了照顾家庭只好放弃写作。婚后十年间她一共生了五男一女，负担之重可想而知”。这种母职/妻职的包袱，即使现代同为作家的安菊·瑞曲也深刻地呼应：现代女人有理由充分地感觉到这个选择是逃不掉的两者只能择其一：母职或独立人格，母职或创造力，母职或自由……。这种在自保和母性之间的深层冲突，可以造成——就像我所体验的——一种最原始的苦闷。

育有一子的法国作家玛格莉特·莒哈丝（Margaret Duras）将母职形容成一种受虐的激情，一种“巨大的吞没所有母职的本质，疯狂的爱”，这是很贴切的形容。艾德娜写道：

看到小孩她真是高兴！他们小小的臂膀紧紧抱着她，结实红润的脸，贴着她自己焕发的脸颊时，她快乐得都快哭了。她饥渴得，不能满足似的，紧盯着小孩的面孔。

必须要注意的是，艾德娜现在愉悦的母职经验是在一定基础以及某种自我状态下的体验。这个基础是艾德娜得以中断沉重的母职一段日子后与孩子难得相聚，再者此时的艾德娜已脱胎换骨，除了搬到自己的房子、经济自主，更享受了追寻自我所给她带来的喜悦，因此现在的母职经验是令她激动地/饥渴地想要紧紧留住。这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安菊·瑞曲的论点，女人如果自己能掌控怀孕与生小孩的事情，并且父权中教养子女的绝对权力能够转移给母亲，那么为母经验将有快乐或创造的潜力。

此外，从艾德娜先前到后来对母职的叙述，可以看出很大的转折：

命运还没有让她准备好去扛重担（母职）。

饥渴得，不能满足似的，紧盯着小孩的面孔。

这样的变化也可从互动论的角度来看，母职经验会在生活历程里，因母亲角色与孩子在亲子互动中衍生出特殊情感特性，而强化女性自我与母职的自然联结。诚如刘惠琴从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的观点来分析母职时指出：“个体与角色，与社会规范之间，存在着协商互动的过程，透过互动中的角色‘扮演’（role taking）与角色创造（role making）的行动，将意义（meaning）在自我（self），他人（others）与情境（situations）之间双向来回地传递……。母职是个人在社会情境中与实际他人或假想他人共同建构出来的文化范本（script），当社会情境改变时，此文化范本易透过层层协商对话活动，作弹性的修改。”这也赋予行动者艾德娜对于母职的感受产生了不同的意义。

必须注意的是，尽管母职给艾德娜带来了某种愉悦与满足，但她仍旧内藏着更多无以名状的情感矛盾与复杂心情——是一种苦闷，一种自我独立生命力与“神圣母职”的不断“争战”。历程所经过的煎熬、沮丧、自责、愧疚，甚至无法摆脱的郁闷产生的莫名的愤怒不断持续地、无止尽地回绕在艾德娜的生命中。这种困顿的矛盾不易消除，“女性要想积极地改变，必须得先觉察‘女性化’的社会角色与依赖、焦虑和恐惧等心理问题之间的双绑关系（double bind）。所谓 ‘双绑关系’是指社会角色对个人的矛盾要求，如要做个 ‘女人’，就不能做个独立自主的 ‘健康人’。这种矛盾若未能察觉，个体即会因反叛社会化而适应不良”。这种自我与女人角色的矛盾以及带来的沮丧可从艾德娜与孟德莱医生的谈话中看出。她说道：

我是常觉得沮丧，但是我只不过是想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这当然太苛求了，尤其还得践踏别人的生命、别人的心意及看法——这都无所谓——但是我却不要践踏那两个小生命。

在自我的意愿与母职的既定责任之间来回摆荡的艾德娜心情常充斥着矛盾。述说“自己太苛求”“不要践踏两个小生命”是一种“自我挣扎”与“自我说服”的过程。这样痛苦煎熬的体验，艾德里安菊·瑞曲（Adrienne Rich）在《当我们死后苏醒》（When We Dead Awaken）一文中，做了激动的响应。“她恨自己竟像希腊神话中弑子的米蒂亚（Medea）般无法用自己无已的牺牲、无尽的爱与关怀去呵护自己的骨肉。她更日复一日在这种压抑与爆发的憎恨的循环中备受折磨，满心愧疚，既觉得对不起孩子，也觉得对不起自己。正如她诗中所言，母亲已迸裂为两半，其中一半已无法去爱。她将母亲圣洁伟大的意象转化为孩子的梦魇，而且把自己比作被禁锢在笼中的鸟，无助地在未上锁的门前伫立，因爱而铩羽断翅。”对于艾德娜来说，母职与自我的不断来回“争战”，尽管造成自己伤痕累累，但那种撕裂的、锥心的痛依旧是值得的——毕竟她想要“清澈”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并且不允许幻象污浊她“独立的灵魂”。她说道：

过去的日子就像在做梦一般——但愿可以沉睡不醒——醒来却发现——啊，也好，或许醒过来终究是比较好的，即使得受苦，也总比一生都被幻象所蒙蔽得好。

而且艾德娜清楚地知道就算“劳伯特是她唯一想亲近的人”，“她也明白，有朝一日，即使是他，以及对他的思念，也会从她的生命中消失，离她而去。两个稚子俨然是击垮她的对手，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们征服她，强迫她往后的一生，都得屈为自己灵魂的奴隶……”这些矛盾痛苦与无解的难题，在于艾德娜认为尽管“他们都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可是却不应该认为可以连她的躯体和灵魂都占有！”苦痛的不是她无能为力，而是她没办法逃避与抹灭身为母亲这个“真实”。“然而，她知道有一个可以逃避他们的办法。”那就是选择一种“完满”的“自我完成”——结束自己的生命。西尔维亚·普拉斯（Sylvia Plath）在她的《边缘》一诗中，对艾德娜的觉悟有很贴近的刻画。

这个女人完成了自我。

她死亡的

身躯露出功成业就的微笑，

古希腊一种必然性的幻觉

在她宽松衣袍的卷折里流畅

她赤裸的

双脚像是说：

我们走了这么远，总算到了头。

两个孩子蜷缩着，像白蛇，

身边都有只小小的

奶瓶，如今已变空。

她把孩子窝回

自己的身体像一朵

闭合的玫瑰花瓣

当花园里

一片肃杀，香味流血般

从夜晚花卉甜美、深邃的喉咙飘散。

月亮一点也不觉得伤心，

从骨制的帽兜朝外张望。

对这样的事她早就习以为常。

她幽暗的部分发出碎裂声曳步前行。

四 情欲的唤醒（awakening）与培力（empowerment）

奥菊·罗德（Lorde Audre）在1978年发表的“The Uses of the Erotic:The Erotic as Power”中说道，“情欲”是发自内心的一股力量，是对女人生命力的一种肯定，是一种被赋予力量的创造性能源，一种应该在语言、历史、舞蹈、爱情、工作生活中重新去述说的知识和实践；而一旦拥有了情欲的启蒙，女人就会变得比较不愿意去接受无力感，以及放弃、绝望、自我抹杀、沮丧，与自我否定的感觉。这种情欲力量深刻地唤醒了艾德娜。

我爱你，只爱你，只爱你一人。是你去年夏天把我从漫长的恶梦中唤醒，……我的劳伯特……

我们可以注意到的是，《觉醒》一书中艾德娜对于劳伯特强烈的情欲表达，以及下段与厄络宾的亲密互动，主要是在她搬入新房后拥有自己的空间与经济自主的情况下才出现的。这种情欲的力量与个体（self）的自主性之间有着微妙、辩证的关联性，意即情欲力会对个体产生唤醒、领悟的作用，引导女性去省思自己的位置（position）与处境，甚而产生一种勇于改变自我的决断力，而一旦个体可以规划自我的生活，与掌握独立的物质资源时，反而更促进女性去体验开拓不同情欲经验的勇气与可能。因此在书中我们看到艾德娜开始去感受一种情欲的激动，也促使她对于人生意义有更深层的体会。

他们（厄络宾与艾德娜）持续默默望进对方的眼睛里，他趋前吻她时，她紧箝住他的头好让他的唇对着她的。

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真正触动她的本性、挑起回应的吻，是一把燃烧的火炬，点燃了她的欲望。

最重要的是，她已经有了一种体悟，好像眼前的雾散了，她可以好好看人生，可以去了解人生的意义。

同样地，何春蕤翻译的赖希关于19世纪美国社会的性历史的文章中，也呼应了这种女性自我的情欲显现与经济自主有相当的关系，并同时与婚姻制度产生了一定的冲突。“妇女因为劳动民主化而得到机会参与生产工作，在经济上逐渐向独立自主迈进，在生活方式和情感心理上也倾向更多样的需求，因而在婚姻家庭制度内强制要求的、一向极为有限的情欲运作管道中，凸显出其威权的本相。这两股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形成的根本变迁一旦汇集，就使得情欲的需求和婚姻家庭的道德之间产生了基本矛盾。”

尤其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这样的文本描述在当时19世纪末的美国保守社会自然是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觉醒》之题材涉及女主角红杏出墙，加上作者同情女主角的立场，所以书一出版就遭受到严重的抨击。芝加哥《时代先锋报》（the Chicago Times-Herald）——（多么讽刺的名字）斥为‘性小说’（sex fiction）；《文学报》（Literature）认为《觉醒》‘基本上是低俗的故事’；洛杉矶《周日时报》（Los Angeles Sunday Times）则指责书中追求独立自主的女主角为 ‘笨女人’，并批评她 ‘自私、善变’。”看到这些如此严厉、惨不忍睹的评论，与“义正词严”的贬抑宣称，可以想见当时的社会脉络对于情欲（性欲）（sexuality）以及女性主动情欲的压制是多么的强烈。不过，我们先来检视看看那些所谓舆论“公正权威”所指的“性小说”“低俗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性”与“低俗”。

艾德娜弯下身吻他（劳伯特），柔柔、轻轻、凉凉的一吻，隐含的那股情欲却贯穿了她整个人，之后，她自他身旁走开，他伴随着她，将她拥入怀中，只是这样贴近着。她抬起手，将他的脸颊贴向自己的，动作充满爱意和柔情。他再度探索她的唇。

她双手捧着他的脸，深深望着，永远不移开视线一般。她吻他的额头，眼睛，脸颊和双唇。

这些片段的描述是在仔细阅读全文后所能找到的最“限制级”、最“大胆露骨”，有涉及所谓“性的”或套他们的话称为“低俗”的故事。看起来，整个舆论封杀《觉醒》与其说是因为小说本身述写到关于这个隐（讳/晦/秽）的“性禁忌”与“婚外情欲”；倒不如说是因为此小说挑战了男性对性“诠释”以及“性（情欲）享用”独霸的当然性地位与权威，因此，凯特·肖邦遭到了“禁声（发声）/禁生（生存）”的命运。这其中也显现了男性对于女性主动追求情欲、掌握身体自主的焦虑性。黄暄对于男性这种焦虑有相当深刻的论述：女性身体的生理诱惑力，使男性产生了又爱又恨的矛盾情绪。“贞节”便是以身体实践道德上的围堵，全面地将女性的身体置于控制之下，透过道德论述的发言权，宰制女性的身体意识。黄氏进而说：对于守贞的要求，是女体物化后，男性占有终极欲望（“完整”拥有）的展现。在这样“被占有”的“女性客体化”的思想脉络下，女性的情欲“自主”等于直接挑战了男性的“主权”地位，也因此对“淫荡”的制裁，压抑了女性情欲展现的空间。在“纵”欲的世界里，只有被女性诱惑的男性，与天性淫荡的女性。一方面要求女性负起最大的道德责任，另一方面却赋予男性唯一的主动权力，使女性承担了性控制下的双重不利。

这样严格地对女性进行性规制以及性控制的双重不利，尤其体现在已婚女性的情欲处境中。早在16世纪初，意大利作家卡斯堤及欧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 1478～1529）在畅销全欧的经典名著《朝臣》（The Courtier， 1528）一书中，就曾借着不同人物的对话，论及女性如何面对婚外情的问题。书中有人认为，纵使女性在婚姻中得不到幸福，也应谨守已婚妇女的本分：“因为我们常常无法克制自己，不去爱自己不该爱的人。如果朝廷中有贵妇因为丈夫的不是或第三者的热情，而不自禁地坠入情网，我希望她只对自己的内心默认这份感情的存在就好。她不应给这位爱慕她的男性任何表露心迹的暗示，也不应该在言语上、动作上，或藉由任何方式让他确信这份心意的存在。”此外《朝臣》一书中，男性对于已婚女性的情感表现，也提出了一种告诫的论点：“她必须更懂得谨言慎行，并且尽全力避免别人在她背后论断是非。她不只应无瑕可挑，也应避免一切猜疑。因为当女人需要为自己辩护时，她所能运用的资源远少于男性。”这种对女性情欲“控制”“告诫”“提醒”的论点，到后来艾德娜现身的19世纪末似乎并未有些微的松动。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对女性严苛的性约束在不同地域及时间有其普遍性。“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钻研十五至十八世纪英国社会关于婚姻家庭方面的变迁中也发现：男女的性经验一直有严格的双重标准，妻子只要通奸行为被揭发就必然逃不过严厉的处罚。相较之下，丈夫的通奸一向被视为一个遗憾但是可以谅解的缺点。”此外，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中梳理整个欧洲的历史也同样发现，性在身体和言谈中的体现是从一个相对开放的时期走向了一个越来越受压抑和虚伪的年代。钟怡雯在阐述福柯的观点时说道：“这个历程的变化时间是在十九世纪，欢笑被‘维多利亚时代资产阶级的沉闷夜晚’所代替，性欲被限在家门之内，甚至只限于父母的卧房，变成了索然无味而实用的东西。性等同于 ‘生产’，一切不符合一种严格的、压抑性的和虚伪的准则的行为、言语和欲望都要受到严厉的禁止。福柯揭示：我们的性欲是同某种别的东西连在一起的，这种 ‘别的东西’是权力的具体形式。性作为一种生命的原始形式，却必须在权力机制的控制下被压抑，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听任体制的摆布。”

不过，我们必须谨慎地注意到，福柯对于性的观点不仅是从一种被压抑的权力形式切入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权力对于性是有积极产制（production）愉悦的能力的。吉登斯在《亲密关系的转变：现代社会的性、爱、欲》中阐述福柯的权力观时提到“权力”在福柯的《性史》中主要表现为一种“约束或限制”的力量，但是福柯后来领悟到，权力是一个动员（mobilizing）现象，而不只是约束或限制而已，而且那些承受权力规训的人在反映上也根本不一定是柔顺的，因此，权力可以促进（性）愉悦的产生，而不是只和愉悦对立。我们可以在艾德娜邀劳伯特出游的描述中，看到这种权力约制形式也转换成了某种主动积极的能动性。

“告诉他我要去尚奈尔岛，船已经等着了，叫他动作快一点。”……以前她从没有找过他、叫过他，好像从来没有需要过他。她似乎不觉得自己这样子要求他来陪伴有什么不寻常。

不过，这样的主动性仍旧内含着各种复杂交缠的深刻情感。在下文中艾德娜就提到一种婚外情欲经验无法同人言说的“孤独”“边缘”处境。这种言说的困境有其相当的社会与性别结构的限制。黄暄对于此性欲望建构的性别社会意义提出了清晰的论述：就男性而言，性行为的节制是为了证成精神上的更生与自我道德操守，抗拒欲望是身体与心灵上的“锻炼”；就女性而言，却是道德彰显的手段，是避免扰乱秩序的机制。当然，除非她们将性事转移到母性上——为另一个男性道德服务。然而，在不赋予自主权的前提下，女性却又必须承担“性的控制”的责任，乱性罪在红颜，尤物背负着“为蛟为螭，必妖其人”的原罪。因此，面对这种婚外的情欲责难与承受的压力，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的负荷是非常沉重的。这可以显示在当劳伯特要离开到墨西哥时，艾德娜表现了相当激动而又极力压制的情欲。

艾德娜激动地咬着手帕，极力地压抑、隐藏那份困扰她、撕裂着她的感情，那份对别人甚至于对自己都得隐藏的感情。她双眼盈满着泪水。

必须注意到这种对女性的性压制有其阶级（class）性格。“社会的阶层越往下看，礼教的制约（至少形式上）越没有上层社会那么严苛。”此外，何春蕤阐释赖希的论点时说道：“对于性的欲望和需求赖希和所有社会建构论者一样，认为个人的性欲强度及需求性质，总是在‘性’的社会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婚姻则是主要规范情欲的制度。他也观察到，在他所处的历史阶段中，性——不管作为观念还是实践——虽然已经发展到无法在既有婚姻道德所允许的关系中得到满足，但是婚姻中许多妻子和孩子在经济上的依赖位置却仍然要求婚姻道德继续巩固，以维持婚姻制度的存在及其所提供的保障。”所以在《觉醒》一书中，阿黛儿对艾德娜叮咛说：“为孩子想想，艾德娜，为孩子想想，一定要记得他们。”这也正如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所提醒的：女性寄生物质资源的“边缘性格”，将使女人倾向于保守的观念与行为，而继续巩固婚姻制度的“正当性”与“持续性”。对于这种“为孩子想”“记得他们”的叮咛与“追求自我情欲”的坚持这两者何者为先，艾德娜有一个相当举棋不定的摆荡过程。

我们可以看出艾德娜开始活出自己，并且想为自己做些事。她与拉夫人谈道：“我觉得自己应该重新提起画笔，总觉得很想做点什么？”同时她更清楚地知道突然爆发的情绪无助于事，而开始有意识地采取实际的行动。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突然爆发，采取无用的举动。她开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完全跟着感觉走，全然不管星期二的会客日，不回拜扑空的访客，也不再徒劳想当个完美的女主人，只是随心所欲、来去自如，在可能的范围之内，一切率性而为。

在可能的范围内依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让艾德娜的生命更有光彩，同时显现在饱满、精神奕奕的外观上，让她更加容光焕发。当孟德莱医生应庞先生的求助来探寻他异样/异常的妻子时，他的确看出了艾德娜有些异样；但不是那种古怪的、病态的、庞先生所描述的令人担忧的艾德娜——因为她充满朝气，精神抖擞，闪耀着生命力。

星期四孟德莱医生到庞家吃饭，他察觉不出庞太太有任何她先生所说的那种病态的迹象。她兴致高昂，容光焕发。

他（孟德莱医生）发现她是有一种微妙的改变，不再是那个无精打采的女人，眼前的她正悸动着生命力，讲起话来又热切又有精神，举手投足之间，完全没有压抑之气，她让他联想到刚在太阳底下苏醒过来的一只美丽而光滑的动物。

这样的转变连她的朋友维特也观察到了，他说道：“都市气氛让她变得更迷人了，不知怎么地，她不像同一个女人。”一个生活灰暗、无精打采的女人，转变为迷人的，讲起话来热切有精神的女人，像个刚在太阳底下苏醒过来的一只美丽而光滑的动物，的确是很大的转变。依循着小说的脉络来看，这个转变的关键在于：艾德娜“找到”自我，“活得”像自己，我们更进一步深究可发现，在这个“找”自己的过程中，艾德娜早期的游泳经验与情欲经验是很重要的启发与培力。

一天晚上，她像个刚学走路的孩子，跌跌撞撞得突然意识到本身的能力，第一次勇敢地、信心十足地自己走，她快乐得几乎想大叫。

她突然有一种狂喜，好像自己的灵魂多了一种意义非凡的力量，她变得更大胆、更狂妄，不免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她要远远的游出去，游到别的女人从来不曾游到过的地方！

这种游泳经验的跌跌撞撞过程，以及到后来克服挫折成功地自己游，让她意识到自我某种能力的显现及相当的自信，甚至她开始大胆地想“游到别的女人所没到过的地方”。其中很重要的心理机制运作效果，在于在这个经验中她获得了一种肯定自我的满足，不必与不须依赖别人而成就的激动，及过程中因挫折连连所导致在成功后深刻体悟到的自我生命的无限可能。

艾德娜无法解释自己既然想和劳伯特去海边为什么先要拒绝，然后又依着冲动跟他走？她的内心似乎有一种曙光出现，一方面照亮她眼前的路，另一方面又禁止她走上这条路。刚开始这曙光让她困惑，它引导她去梦想、去深思、去感受那隐藏的痛苦，甚至于叫她在那一个午夜纵情痛苦。总之，庞太太开始领悟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并且意识到个人与自己的内心世界及外在世界二者之间的关联性。

艾德娜的情欲经验让她“开始领悟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并且意识到个人与自己的内心世界及外在世界二者之间的关联性”。这种情欲的力量，呼应了安德鲁·罗德（Audre Lorde）的观点：“对于不恐惧发现情欲的女人来说，它提供很好的补充及煽动性的力量。……一旦我们去经历它，我们将可以知道去渴望。经由充分的经历我们将会感觉并认识到它的力量而以荣耀及自我尊重的方式去探求。”进一步去思考情欲经验与追求自我及意识自我存在的关联性时，笔者认为在情欲经验的过程中，女性在社会中特有的情欲边缘的位置、被压迫与被监控的性格，促使女性在追求自主情欲时，必须创发出更具战斗力的坚定意志、更大的勇气以及更纤细敏锐的神经，以应付强大社会无所不在的情欲压迫机制，并且保持随时警戒备战（笔者所说的备战并不单指应付他人的指责，更重要的是从不断的脑力激荡中思索自己的位置）的心理机制，也促使女性更敏锐地感觉到自己与外在世界的关联性、冲突性与矛盾性，而这些过程衍生出的勇气能量与智慧，也促使女性勇于对生命、自我进行反思并试图改变现状。

对于要开拓婚姻外的情欲经验，艾德娜相当敏锐地认识到依赖先生物质资源的给予将阻碍/断绝发展的可能。因此她说道：

想抛开对先生的忠贞，就得同时抛开他给她的施予。……她心里想着，无论如何，她已经下定决心除了自己之外永远不再属于其它任何人。

这样一种抛弃/摆脱经济依赖位置的见解，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在《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一书中也有清晰的揭示，性政治里现实物质资源对实践自我极具重要性。此文中还论及女性必须自觉仰赖剩余物质所处的“边缘性”地位，有碍于自我的解放。因此，除非女性有意识地认知到这种拟似“寄生物”的卑屈位置，否则女性要争取自主、自我解放仍旧遥远。我们可以看到艾德娜将这种必须远离“寄生”位置的意识付诸实践——搬离舒适、高雅、美丽、令众女人羡慕的豪宅。

庞特里耶夫妇的豪宅坐落在新奥尔良著名的漫步大道上，是一栋双拼的大别墅，……屋内的摆设以传统的眼光来看，可说尽善尽美：柔软的地毯、门窗上品味高雅的窗帘、墙上精挑细选的画作、花缎桌巾，样样都是丈夫不比庞先生阔绰的仕女们所欣羡忌妒的。

这样的豪宅对艾德娜的意义，除了象征她先生的另外一件“财产”外，充其量只是一个“令人窒息的神庙禁地”。尤其这个房子所象征的“家”对她来说，从来不具归属感。“那栋大房子我照顾累了，反正，那房子从来不像是我的，根本不像个家。”很重要的是，在搬离这个“美丽的壳”时，艾德娜意识到不带走任何她先生所施予的东西。“家（豪宅）里面只要是她自己买的、只要不是她先生施予的东西，她都请人运到新家（鸽笼），不足之处，自己再花钱添置。”而后搬到她自己的家，尽管小，不见得舒适，但那种无法描述的自由、喜悦、温暖的心情可以在艾德娜自己的话语中清楚理解。

鸽笼令她很开心，马上就有家的温馨……。她有种感觉，好像社会阶级降低，精神层面却相对提升了。在为自己摆脱人情义务时所跨出的每一步，都更增强她身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力量，更扩展了自我。

西蒙·波伏娃于1966年访问日本时的一次演讲中曾指出，维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名为《自己的房间》（A Room of One's own）的小书写得极妙：“这个房间是一种现实同时也是一种象征。要想能够写作，要想能够取得一点什么成就，你首先必须属于你自己，而不属于任何别人。”套用艾德娜的用语来说：（这）是一种摆脱人情义务、扩展自我、增强力量的象征；也是一种渴望情感、人格、经济独立的真实。这样的领会，很深刻地是来自情欲力量的唤醒（awakening）与培力（empowerment），使她的生命更具意义与自主性：

她开始用自己的双眼环顾四周，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去了解生命中更深一层潜在的意义，由于自己的灵魂渴望独立，她再也不能满足于“以别人的意见为意见”了。

五 结语

对于“好”女人的描绘，一般的传统有着根深蒂固的信仰，即“所有的道德规范及时代感情都告诉她们说，女人的天性、职责，就是为别人而活，她们的本性就是彻底的自我牺牲，不能有自我的生活，她们只被允许拥有先生或孩子”。因此当一个女人不再为别人而活，本性也不再是自我牺牲，反而勇于探寻自我，甚至于追求婚外自我的情欲可能时，在一个性别角色规制僵化的社会中，她自然易被视为毒蛇猛兽般的“坏”女人，随之而来的打压、挞（罚）、诋毁甚至驱逐是不足为怪的。因此，艾德娜的好友提醒她要跨越抑或翻转传统，自己必须要有更坚强、更决断的意志，以免遭受更大的伤害与残酷的处罚。诚如日本学者上野千鹤子在《父权体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所说：要抵抗强势的父权并非一件容易的事。父权体制的思想可以说是无所不在，再加上由父权体制所建立起来的经济物质基础，更是透过男性来支配女性。

想要飞越传统和偏见的鸟儿得要有强壮的翅膀，小东西伤痕累累、精疲力竭地掉回地面的景象真悲惨。

这样“想飞越传统和偏见的鸟儿”像是凯特·肖邦比喻自己的一种“移转/拟物性”的写法，以投射她写《觉醒》所冀求表达的突破传统的象征意义。没想到结局也呼应她自己所说的“小东西伤痕累累、精疲力竭地掉回地面的景象真悲惨”。“一只断了羽翼的飞鸟在空中扑打，旋转，拍动着羽翼，无力地画着圈子下坠，坠入水中。”“因出版《觉醒》所谓一般舆论认为‘性小说’、‘低俗的故事’而受到严重打击的肖邦，从此遭出版界冷落，作品因而锐减；这位落落寡欢的女作家，就像她所创造的艾德娜，在父权体制下，几乎被消音（silenced），乃至唾弃，结果在《觉醒》出版后五年即与世长辞。”

最后作者安排艾德娜以“重生”的姿态，优雅、毫不畏惧地与海融为一体。“生平第一次，她（艾德娜）光裸着身躯，站在晴空之下任由阳光、海风、浪潮的摆布。晴空之下，赤裸着身躯站着多奇怪，多荒唐！可是又是多么甜美啊！她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初生的婴儿，正张大眼睛看这个似曾相识的世界。”这样的“重生”除了给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与启发外，想必作者也经历了某种形式的自我完成（除了情绪的抒发，更重要的是自我觉醒意识的证成）。

诚如仙瑞拉·吉儿伯斯和苏珊·古芭（Sandra Gilbert & Susan Gubar）在阐述作者意图与文本内涵本身的关联性时，以关于疯女文本为例说道：“十九世纪的女作家笔下精神散乱的女人出没字里行间，这类型的虚构人物象征着女作家对于父权制上的僵硬传统的愤怒，而疯女人形同作者的替身，是作者焦虑和激愤的化身。假借替身的暴行，女作家得以实现本身热烈的欲望，来逃离男性掌握的家门和文字情节的发展。”不论作者是有意图的安排，还是为实现自己的某种欲望，笔者认为一个好的作品，正如何金兰所说：“唯有清楚的‘女性自我意识’，自己完全属于自己，自在地飞翔，体认 ‘自我主体’坚决拒绝成为父权制或任何一人的 ‘幻象’与 ‘镜像’，女性书写才能取得更高的成就，女性文本才具有长久以来缺乏的 ‘极大颠覆性’。”

《觉醒》这部小说的总体价值很难评定，因为蕴含太多深刻、丰富的意义不易去计量与言喻，不论是对于女性本身（作者/读者）的启示/唤醒、还是对某时代/社会意义的纪录/揭示，甚至于对不公义社会真实的反抗、控诉、颠覆的开创性/革命性书写，都是此文本或是作者带给我们的深刻“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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