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制造业转型风险与战略方向选择

李伟

上海制造业比重快速下降可能引发增长动力转换风险和比较优势转换风险，突破转型风险需要发展工业互联网制高点战略。具体而言，需要推动以下五个转变：从重点产业领域主导向融合型产业形态模式创新转变；从重大项目带动向创新创业型产业生态转变；从技术成果产业化向集成、协同、开放的平台型创新体系转变；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用户为中心的跨界融合型产业组织转变；从适应性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向主动参与产业分工重构转变。

一 上海制造业转型面临的风险

上海“十三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2020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力争保持在25%左右”，这是上海首次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相对稳定的发展目标。经历了“十二五”期间制造业比重快速下降之后，上海逐渐认识到这种产业结构的服务化有可能引发的风险。

1. “结构性减速”可能引发增长动力转换风险。上海目前已出现“结构性减速”特征，制造业比重下降和服务业比重提高的结构变化，基本表现为低产出效率产业对高产出效率产业的替代过程。2015年上海第二产业实际劳动生产率是第三产业实际劳动生产率的2.5倍，在上海服务业结构中，除了由于价格因素快速上升的金融业之外，比重最高的依然是劳动密集型的批发零售业，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5.3%，具有高效率特征的现代服务业比如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业仅占全市生产总值的5%左右。上海在制造业比重持续下滑的同时，仍具有投资驱动型增长特征，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低于50%，创新效率驱动型增长尚未形成。制造业作为高产出效率产业是支撑上海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主导产业，其比重快速下降可能引发增长动力转换风险。

2. “服务业成本病”可能引发比较优势转换风险。上海服务业价格上升导致制造业成本快速上升。高房价、高地价、高商务成本，以及生活成本上升推动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使上海在中高端优势尚未真正形成的情况下，过早失去中低端的比较优势，导致这部分产业快速向全国其他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区域转移，而发达国家仍然占据高端领域和环节，上海也尚未形成产业分工中的主导权。比如，在上海产业体系中比重最大的电子信息产业，其高附加值和对产业链据有控制力的芯片设计、高端芯片制造，以及设备材料等高端环节依然由发达国家控制，而曾经在上海占据较大比重的计算机制造等代工产业已大量转出上海，“十二五”期间上海电子信息产业持续走低，是导致上海制造业增长放缓的重要因素。在尚未形成高端制造优势的情况下，从上海转移出去的中低端制造业，将与发达国家掌控的高端环节和服务业形成纵向产业分工，上海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面临重大挑战。如不能在转型升级中形成中高端制造优势，确立在产业分工中的主导权，上海制造业的发展将面临极大限制，引发比较优势转换风险。

二 上海制造业突破转型风险需要形成产业制高点

面对制造业比重下降可能引发的风险，上海需要以一定比例的中高端制造业形成产业发展制高点，支撑服务业发展空间和增长潜力。第一，发挥上海资本技术密集型中高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快的优势，推动增长动力转换。第二，发挥中高端制造业对初级要素依赖程度低的特点，降低服务业成本病的影响。

上海制造业突破转型风险的关键在于确立工业互联网为新的产业分工制高点。工业4.0的核心之一就是以工业互联网重构产业竞争为制高点，使产业竞争制高点从原来的技术密集型高端产业领域主导，以及产业链高端环节主导，向工业互联网的参考架构和标准体系转变。美国工业互联网联盟和德国工业4.0平台升级版，都充分体现了这种转变。上海应发展工业互联网制高点战略，实现自动化主导的工业3.0向智能化主导的工业4.0全面升级。而工业互联网制高点的发展路径可以归纳为：一个核心、两个带动、两个驱动、两个支撑。主要是指，以加快产业链高端重塑，率先推进工业3.0和4.0同步为核心；以智能制造示范应用项目、智能装备自主突破和产业化项目为带动；以个性化市场需求和多元集成创新体系为驱动；以规则标准制定和复合型人才战略为支撑。

三 上海制造业制高点战略需要推动五大转变

1．从重点产业领域主导产业升级，向融合型产业形态模式创新主导产业升级转变。“十二五”以来，上海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没有实现预期增长的重要原因，是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新趋势，改变了产业升级的方向路径，跨产业领域和产业链环节的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发展，支撑和引领经济增长的作用逐步显现，产业升级的主导方向逐步从以高端产业领域和产业链环节为主导，转变为以跨产业领域和跨产业链环节的融合集成型产业形态模式创新为主导。网络众包、协同设计、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精准供应链管理、全生命周期管理、电子商务等正在重塑产业价值链体系，互联网广泛融入生产制造全过程、全产业链和产品全生命周期，催生了一批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成为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因此，上海需要改变重点产业领域主导的产业升级方向路径，加快发展车联网、网络视听、智慧医疗、大宗商品交易平台、移动互联网、网络社区等跨界融合的新业态和新模式，以产业形态模式创新引领推动重点产业领域的改造提升，实现融合型产业升级。

2．从重大项目带动产业升级，向创新创业型产业生态引领产业升级转变。长期以来，上海都把重点项目带动作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从发展趋势看，能够带动产业发展升级的可能不是计划确立的重大项目，例如，阿里巴巴带动了杭州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而阿里巴巴并不是事先选择培育的重大项目，而是在有效产业生态中获得了快速成长。因此，上海制高点战略下的产业升级，需要形成以产业生态培育为主导的产业升级新模式，从技术环境、信息环境、政策环境、人文环境和服务平台支撑等方面，培育有利于产业形态和模式创新的产业生态，积极构建有效促进创新创业的众创平台，通过这些众创平台为小微企业和创客团队提供研发测试、创业培训、投融资、创业孵化等创新服务资源，逐步形成市场化与专业化结合、线上与线下互动、孵化与投资衔接的创业创新生态体系。

3．从技术成果产业化为主导的产业升级技术路径，向集成、协同、开放的平台型创新体系推动产业升级转变。信息网络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不仅形成了新兴技术的重要突破，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升级的新路径模式。一是集成式智能化创新。苹果系列产品、特斯拉电动汽车、Google无人驾驶汽车等都是集成式智能化创新重要范例，上海需要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发展方向，推动以技术组合为基础的集成式智能化创新模式，支撑产业升级。二是协同创新。增材制造（3D）、虚拟仿真、人机交互等领域的发展，使技术创新从单点突破向群体创新演进，跨产业链环节协同研发、众包设计协同的创新模式快速发展。上海需要改变依赖于单个企业的技术研发和商业化等活动，推动大学、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及其他企业等不同创新主体联合，开展协同创新，实现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三是开放式平台创新。上海需要积极构建消费者参与创新的开放型网络化创新平台，注重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设计，集聚共享创新要素与资源；构建有利于万众创新的智能制造创新平台等的“众创”平台，推行更加积极的平台型开放创新等。

4．从产品为中心的产业组织方式，向用户为中心的跨界融合型产业组织转变，推动产业政策方向的重大调整。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形成的生产方式重大变革，包括智能生产方式、个性化定制模式、服务型制造模式等，导致产业组织方式从以产品为中心向以用户为中心转变。上海创新转型中的产业组织方式，已不仅仅是企业规模结构和产权所有制结构，新的产业组织方式中不仅包括企业主体，同时包括跨领域、跨行业的产业联盟及技术联盟创新主体，龙头企业联合打造创新应用平台，以及互联网企业的第三方创新服务平台，工业云、工业大数据、工业电子商务和众创空间示范平台等都成为重要的平台型产业升级主体，以基于互联网的个性化定制、众包设计、云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为支撑的，以用户为中心的跨界融合型产业组织出现。上海要推动产业政策方向的重要调整，提供人才培育、信息和技术服务等功能性产业政策逐步成为产业政策的主导，弱化选择性产业政策、强化功能性产业政策、提升竞争性产业政策，率先形成与新的产业组织特征相适应的产业政策体系，推动上海制造业实现新的跨越。

5．从适应性融入国际产业分工体系，向主动参与产业分工重构转变，在国际产业制高点重构中实现上海的制高点战略。目前，上海依靠适应性融入国际产业分工已经难以实现中高端产业升级。一方面，发达国家主导的产业分工体系，对后发国家的产业升级限制加强；另一方面，制高点战略中的上海产业升级，已经不是沿着产业链的高端升级，而是要在新的产业分工体系重构中确立主导权，在新的产业秩序中形成话语权。上海需要实现从融入国际产业分工，向主动参与产业分工体系重构，在规则制定中确立产业分工影响力，掌握主动权。尤其需要学习借鉴美国工业互联网联盟、德国工业4.0的经验模式，在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中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在研究制定整体网络架构方案，明确关键技术路径，组织开展关键资源管理平台和关键技术试验验证平台建设等方面先行一步，主动参与中国工业互联网参考架构及标准和规范、技术研发、数据安全、人才培养、法律框架及其他需求等主题建设，在新的制高点重构中，逐步形成在产业分工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实现上海的制高点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