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上海工业调向、提质、稳增
李晓华
2015年6～9月，上海工业出现多年来的首次月度负增长，10月单月增速转正，但全年预计累计增速仍将为负。面对增长下行压力以及土地空间、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约束，“十三五”时期，上海工业需要进一步调整发展方向、提高发展质量，以支撑上海建设“四个中心”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目标的实现。
一 “十三五”工业发展的结构目标
2014年，上海三次产业比重为1.4∶31.3∶67.3，其中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10年的38%下降到31.3%。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和地区进入工业化后期之后，工业占GDP的比重呈现长期下降的趋势，但也会受到经济波动的影响。例如，我国2008年工业比重为41.0%，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下降为39.3%；随着经济的复苏，2010年的工业比重重新回升到39.7%。上海工业比重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同样先降后升，2008年为39.6%, 2009年下降为36.0%, 2011年重新回升到38.0%。当前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既是一般经济演变规律的作用结果，也受到世界经济持续衰退的影响。相对于服务业，工业产品的可贸易程度更高，因此受世界经济周期性变化的影响也更大。2012年以来，世界经济陷入较长期的低迷，我国商品出口额在多年高速增长之后出现下降，对工业增长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随着世界经济的逐步回暖，我国商品出口和工业也将出现恢复性增长，上海工业比重也很有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
2014年上海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9.73万元，约合1.58万美元。如果折算为2005年不变价美元，大约为8000美元，基本相当于韩国1989年的经济发展水平。1989年，韩国工业占GDP的比重为31.89%，正好与上海当前的工业比重相当。而此后直至今日，韩国工业占GDP的比重一直在30%上下波动，最高曾达到31.46%，最低也有28.23%。日本工业比重在1975年从前一年的33.5%下降到30.9%之后，长达13年保持在30%以上，直到1992年才下降到29%以下。上海作为一个经济中心城市，虽然在产业结构上与一个国家不完全可比，但日韩的经验对上海仍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如果按照日本、韩国等后发工业化国家工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上海工业比重有可能较长时期维持在30%左右。
二 上海工业优化升级的方向
随着近年来工资的快速持续上涨、土地空间日趋紧张，我国的低成本优势正在削弱，长三角地区已经出现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或产业链环节向中西部和周边更低成本国家转移的现象，亟待寻找新的竞争优势、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上海的工业正处于转型的阵痛期，除受成本上涨影响外，还受土地发展空间日益紧张、资源环境约束加剧等影响。因此，上海的工业发展不能再以牺牲环境和浪费资源为代价，要减少对重化工业和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依赖，在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发展的同时，培育壮大新的工业增长点，推动从制造向创造、从速度向质量、从产品向品牌的全方位转变。
（一）将先进制造和服务型制造作为新的工业增长点
上海的发展阶段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相似性。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工业化国家开始将一些丧失劳动成本优势的制造业环节离岸外包到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随后越来越多的工厂和制造业活动从发达国家迁离，许多发达国家呈现“制造业空心化”现象。然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发达国家重新认识到工业发展对经济增长、解决就业、提高创新能力和保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作用，纷纷提出重振制造业战略，并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以及智能制造的发展。其中，先进制造与服务型制造成为发达国家重振制造业的重点。在这些政策的推动下，美国制造业呈现强势复苏。
先进制造业是利用信息、自动化、计算机、软件、传感和网络技术以及前沿材料和新兴能力（如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具有知识密集度和研发强度高，科技、技术、工程和数学（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工人比重大的特点，包括从汽车制造、航空到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制造业在内的广泛产业领域。先进制造业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的核心，也是世界各国产业竞争的焦点所在。先进制造业往往聚集于大都市的周围，纵观当前发达国家与国际大都市，发展先进制造业几乎已成为共同的选择，如东京的精密仪器制造、旧金山的IT产业、波士顿的生物医药制造业、慕尼黑的汽车及关键零部件制造等。
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企业为满足用户需求、实现产品价值、增加经营利润而向用户提供先进服务的一种先进制造模式，是制造与服务融合发展的新型产业业态。服务型制造的发展是制造业知识和技术含量不断丰富、产品架构日趋复杂、使用和维护等活动所需技能不断提高的要求。特别是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制造业与信息技术的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不但促进了研发设计等活动的发展，也使在线支持、运营分析服务等业务的发展成为可能。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由于现代服务业高度发达、大学和科研机构聚集、高技术研发人才丰富，往往具备更强的服务型制造能力。
上海拥有便捷的交通条件、发达的信息网络、完善的基础设施和较为齐全的产业配套体系，也是人才与资本最为密集、创新活动最为集中、服务业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完全可以将先进制造和服务型制造作为“十三五”时期发展的重点，带动工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第一，重点发展大规模集成电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二，重点发展最能够发挥上海人才、创新优势的技术研发、创意设计、小试、中试等知识技术密集、占地面积小、绿色低碳的制造业的“头脑型”价值链环节；第三，借助服务业综合优势延伸先进制造业和“头脑型”产业，重点发展专利授权、总集成总承包、整体解决方案、在线支持、代为运营、融资租赁等服务型制造；第四，抓住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和网络化的发展趋势，重点发展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传感器、机器人、3D打印机等与新工业革命密切相关产品，积极推动工业云、智能制造软件系统开发，加快形成智能制造整体解决方案，引领国内的“工业4.0”发展。
（二）促进传统制造业退出、疏解和向创新型制造转型
上海是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质量相对较高的地区，但传统产业比重大、占地多、吸纳低端就业多，工业整体能耗高、污染重、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依然存在。当前我国工业发展主要面临三方面的问题，一是资源环境的约束使一些产业的扩张难以为继；二是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使传统工业的成本优势不断缩小、产业竞争力不断削弱；三是工业行业普遍面临严峻的产能过剩形势。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又有大量的工业品需求无法靠国内生产得到满足，甚至因为有些产品国内不能生产且受到国外的进口限制而影响到国家的战略安全。在先进制造业中，许多重大技术装备、关键核心零部件仍然依赖进口，例如2014年我国集成电路进口量高达2856.6亿块，进口额达2176亿美元；在传统产业方面，高端产品仍然不能完全自给，例如我国的钢材年产量11.25亿吨，但仍然需进口1443万吨，应用于高端装备、精密零部件等，甚至用于汽车的高强度钢仍然要大量进口。这就说明，我国高端工业品市场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我国工业需要加大供给侧改革，一方面大力降低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另一方面积极推动传统产业向中高端升级。
对于上海来说，能耗高、污染大的产业既不符合上海的定位和发展方向，也是上海的生态、环境所难以承受的，对这类产业应限制发展，逐步予以淘汰；对于占地面积大、低端劳动力聚集多、技术含量低的一些产业和产业链环节，应逐步转移疏解出去。更重要的是，上海要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商业业态创新，促进传统产业向高端环节转型升级。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配套完善的现代制造业体系，包括大学、科研机构、产业上下游企业、配套服务企业以及知识、生产技术、专业化技术工人、供应能力等生产要素构成的产业体系，成为新产品创新、新企业成长、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特别是从原材料、零部件制造到加工组装的比较完善的产业链是许多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通过加强研发设计和小试、中试，促进科技成果的产业转化，把上海的创新能力与长三角地区的制造能力充分结合起来，在传统产业中形成“创新型制造”的新竞争优势。
三 促进上海工业优化升级的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信息基础设施。正如之前的工业革命或技术革命的基础设施主要是公路、铁路、港口、桥梁，正在孕育中的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基础设施则是信息网络。无论是技术层面的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还是推动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以及服务型制造发展，都需要以高效、稳定、低成本的信息基础设施为支撑。因此，上海应加快新一代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规划，推动“智慧工厂”“智慧园区”“智慧城市”的建设，促进新一代信息网络的普遍覆盖，组织新一代信息网络标准的制定和相关立法，实施更大范围的政府信息和数据公开。
第二，加大技术创新支持。上海应瞄准世界科学与技术发展的前沿，加强对制约先进制造业发展因素的前沿基础研究、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究的支持。学习美国重振制造业的经验，选择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半导体、新一代互联网、机器人、智能制造、航空发动机、生物医药、新材料等具有前沿性、前瞻性和广阔的商业化前景、能够发挥上海的产业基础和优势的技术，建立先进制造业创新中心或工业技术研究院，打通学术机构的基础研究和企业的产品开发之间的联系，建立共性技术的转移和共享渠道，促进产业转化与商业推广。
第三，积极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上海应抓住R＆D活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历史机遇，积极吸引跨国公司来上海设立R＆D机构。鼓励企业委托国外研发机构设计、购买国外专利授权，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在国外设立研发机构或技术监测站，开展对拥有核心技术的国外公司的并购。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利用正在兴起的众包和创客运动，通过互联网平台集聚全世界分散的创新能力和智慧。
第四，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无论是先进制造、服务型制造的培育发展还是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都需要调动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力，需要大量中小企业特别是一批在细分行业领先的“隐形冠军”企业作为支撑。上海通过设立创客空间、创业孵化器和企业加速器等平台，培育和引进高水平的律师事务所、专利服务机构、风险投资基金等创新创业中介机构，加强创业培训等方式，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高水平的支持和服务，推动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蓬勃发展，促进中小企业的活跃与繁荣。
第五，培育建设现代工厂。现代工厂（母工厂）制度是日本制造企业全球战略的核心内容，是将国内工厂作为国外子公司的技术依托和国内技术创新的种子基地的做法。母工厂不仅是从事生产的普通工厂，还承担着技术创新、先进技术和工艺应用、小试和中试、技术支援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等功能。上海市应在先进制造业领域遴选、培育和建设一批现代工厂，并以此为平台加快数字制造、工业机器人等先进制造技术的应用，提高我国生产工艺的精确度、稳定性和可靠性，进而带动长三角和全国制造业的发展。
第六，建立区域产业协同发展机制。面对来自发达国家从高端和发展中国家从低端的双重挤压以及新工业革命的到来，长三角地区需要通过“二次创业”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在这一过程中，长三角各省市不能各自为战，而应当相互支持、通力合作。仿效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建立长三角产业发展协调机制，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生态和环境保护、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方向选择、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分工、新兴技术的标准制定等方面进行统筹协调，发挥长三角各地区的优势，形成发展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