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伪满时期国民党在东北城市的地下抗日组织及其活[12]

曲晓[13]

【内容提要】 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东北全境开始进入漫长的殖民统治时期。为了光复东北，使三省河山重见天日，国民党方面也在中国共产党重建满洲省委、组织东北抗日联军的同时，向东北三省的中心城市秘密派遣了大批党员干部，组建东北协会、党务专员办事处、东北调查室等抗日领导机构。在上述团体的活动下，在三省集聚起一个以城市知识分子为主体、遍布东北各城市的地下抗日力量，从而有效地呼应了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抗日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和抑制了东北的殖民化进程。

【关键词】伪满时期 国民党 东北城市 抗日组织

1946年1月22～25日，宋美龄作为国民政府慰问苏军、督促苏军撤离东北的总代表前来长春视察，以期尽快完全恢复东北主权。在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活动中，负责接待的国民党东北行营为宋美龄设计了两场与（总共两人次）普通市民互动的活动：一个是宋美龄在机场的欢迎仪式上接受一位少女的献花，另一个是亲自到一个居民家庭进行走访慰问。令人称奇的是，这样两个极为珍贵的历史机遇，接待方都给了同一个家庭，即国民党地下抗日烈士贾桂林的家庭，其妻子曹丽馨和女儿贾锦生。[14]这是为什么？这里集中表达的是宋美龄和国民政府对以贾桂林为代表的战斗在沦陷区的东北国民党地下抗日活动英雄们所做历史贡献的肯定和敬意。关于国民党在东北沦陷时期的抗日组织及其活动，以往大陆学界受历史语境和相关材料缺乏的制约，比对其在正面战场的关注要明显薄弱，此间的许多重要史实至今仍有待挖掘。笔者认为，对于包括国民党地下抗日在内的所有彰显民族精神的抗战史都不能有任何遗忘，而且应该从推进统一战线工作角度出发，对国民党地下抗日活动予以重视，认真展开细致研究。鉴于此，本文拟就国民党在东北各省的地下组织及其抗日活动做一总括性的考察。

一 国民党分支机构在吉黑两省的恢复和抗日活动的兴起

国民党的东北地下抗日活动最早始于1931年9月末。是时，九一八事变发生已近十天。由于张学良误判日本侵略形势，错误发出“不予抵抗”的指令，最有战斗力的东北军大部分放弃抵抗，日军快速、轻松地将奉天中北部、吉林中南部的广大地区占领。东北大好河山的猝然沦陷，激起了三省人民和广大东北军官兵强烈的民族义愤，关内外一时抗日怒潮风起云涌，自发组建的抗日义勇军队伍一个接着一个出现。抗日浪潮唤醒了张学良的民族情怀，他放弃一度持有的妥协对日立场，迅速向正义抵抗方向回归，开始筹划由张作相直接指挥的锦州抵抗和吉黑两省的军事布防。[15]面对这种形势的发展，作为1929年以来一直主持国民党东北党务、国民党CC系东北地区最高负责人的齐世英自感责任重大，冀望在党务上有所作为，遂首先在北平联络流亡于此的原东北党部人员石坚、荆可独、许俊哲，成立东北国民党流亡党部，筹划组建义勇军的活动。[16]随后，齐世英以国民党东北党部名义派遣韩清沦、盖文华两位有发动民众经验的党务干部前往东北，试图策动原东北军官兵起义。经过盖文华的策动，1932年2月20日，在吉敦铁路沿线驻扎的王德林营长率部在敦化起义[17]。为了尽快将分散的会党势力和原东北军留存部队发动起来，国民党中央陈立夫等人同意齐世英的请求，由他亲自前往尚未被日军占领的吉林省北部活动。为了行动保密的需要，齐世英先转道日本，再由日本转道苏联，再从苏联进入东北。齐世英通过潜伏的国民党党员将东北北部各地绿林武装集体领导召集到一起，对尚在徘徊、犹豫的一些东北军将领展开说服工作，并代表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向丁超、李杜、苏炳文、王德林四人分别发放手表一只和伪满币两万元。[18]这一活动对那些会党武装领导人重新走上抗日道路确实发挥了突出的示范作用。齐世英的这些活动，证明了他是领导此间国民党东北地下抗日活动的历史第一人。

步入1932年以后，齐世英领导的抗日活动继续向前推进。2月3日，齐世英在上海代表国民党中央“倡议成立东北反满抗日协会”。为了抵抗日本的“殖民奴化”建设活动，[19]在获得社会各界广泛拥护后，东北协会正式成立。[20]协会推举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等为理事，吴铁城等为常务理事，齐世英为实际主持人。高官和社会名流的大量入会对协会开展筹款、举办抗日动员活动十分有利。因东北协会是一个开放的机构，不适合领导地下工作，于是，齐世英便邀集臧启芳、徐箴、高惜冰、李锡恩等东北籍党政名人在东北协会内成立了一个名为“九一八同盟”的秘密组织，以其为开展持久地下抗日活动的领导力量。所以，由此开始，齐世英的东北地下抗日活动在形式上从属于东北协会，但事实上隶属于“九一八同盟”。

但是自1934年以后，随着一大批抗日义勇军队伍的解散或流亡苏联，以及伪满洲国政权、经济、社会的初步稳定，齐世英的东北地下抗日活动愈来愈艰难。尤其是1935年“何梅协定”签署后，原作为东北地下抗日接应的冀东地区国民党情报机构也难以存在下去，这时的东北地下抗日活动既无法得到外部接应，其内外联系和接应条件都相继失去了，整体呈现沉寂和停滞状态。

国民党东北地下抗日活动的复苏和重新兴起是在1936年以后。为了重建东北地下抗日组织，1935年6月，主持东北协会工作的梅公任和齐世英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建议，从利于隐蔽的角度考虑，从中国赴日留学生中培养和吸收爱国青年，他们既懂日语，又熟悉东北情况，待回国后可派遣至东北组织反满抗日活动。这个建议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的支持，批准以东北协会名义选派东北籍优秀青年赴日留学，在旅日中国留学生中秘密发展抗日力量。[21]当时从东北三省流亡学生中共选出12人为派遣对象。再经进一步甄别，最后决定派遣罗大愚[22]、贾桂林、郑辅国和赵喜贵四人。按照规定，四人要先回东北，取得“满洲国”“国籍”和领取留日护照后，才能赴日。1935年7月，罗大愚离开旅居地北平返回辽阳。在办妥伪满户籍和留日护照后，罗大愚先其他人于同年8月前往日本，进入东京法政大学经济部研究生部学习。在此，罗大愚通过同校的法律部研究生梅庆春（其父即梅公任）结识并争取到了赵允衡（奉天辽阳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罗大愚侄女婿）、张宝慈（辽阳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高士嘉（辽阳人，京都帝大学生）、刘世恒（辽阳人，京都帝大学生）等[23]的支持。以此为基础，成立了一个国民党外围团体——“东京读书会”（东北留日青年工作核心小组）。在深入考察的基础上，1937年夏，赵允衡等四人加入了国民党。罗大愚成为此间从事抗日活动的东京留学生中最有成就者。

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罗大愚等人根据形势变化，决定以读书会为基础，建立一个更大的秘密抗日团体——“抗战大联合”。为此，罗大愚撰写了《抗战大联合工作大纲》《抗战宣言书》等文件，由张宝慈、赵玉衡等人在一定范围内组织散发。经过动员，一批京都帝大的留日学生加入其中，有王宏文（后吉林大学教授，中共党员王长新）、王志先、何书元等一批进步学生加入其中，总人数约有百人。

1938年夏，罗大愚结束了在日本的学业，返回祖国汇报工作。他一到沈阳，便接到其上级领导人，即身居武汉、准备随国民党中央迁都重庆的“东北协会”总干事齐世英的密电：“请到汉口太平洋饭店晤谈”。罗大愚与张宝慈于同年8月底从沈阳出发，经山海关到汉口汇报工作。齐世英对他们的工作表示肯定，立即决定让张宝慈返回东京，主持“抗战大联合”工作，罗大愚转赴重庆，参加中央党部训练班，为其即将赴任的国民党东北地下抗战活动领导人工作做理论准备。1939年8月，罗大愚在中央党部训班毕业，旋被任命为筹建辽吉黑三省和长春、哈尔滨两市及驻日国民党党务专员办事处的负责人，由其统领东北三省和在日本的国民党地下抗日活动。从此，国民党东北抗日活动的第一领导人就由齐世英转为罗大愚。[24]

1938年9月21日，罗大愚乘飞机离开重庆，经昆明、（越南）海防、上海，于11月到达天津[25]。在此，他见到了旅日的老同学贾桂林。贾桂林为辽宁铁岭人，1909年生，1927年在沈阳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国民党。后受国民党奉天支部委派到沈阳冯庸大学学习。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贾桂林随冯庸大学学生组织的抗日青年义勇军到上海参加抗战。上海沦陷后，义勇军解散。随后，贾桂林前往北平参加北大青年部工作，组建北平抗日社团。由于工作出色，贾桂林深受国民党高层赏识，1936年被陈立夫指派前往日本，其公开身份是早稻田大学哲学系学生，暗中负责组织留学生成立秘密社团——中华救国团，并担任负责人。[26]此间，他与罗大愚得以相识。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贾桂林在国民党的指示下，回到天津等待工作指派。经过罗大愚的动员，贾桂林被任命为罗大愚系统的驻日国民党党务专员办事处（以下简称“驻日党专”）专员。贾桂林于是又返回日本早稻田大学复读，居住于东京世田谷区祖师谷町二丁目1224番地，[27]负责驻日党专工作。在贾桂林之下，驻日党专设有四名干事，分别由刘世恒、赵允衡、高士嘉、杨顺有四位辽宁辽阳籍留学生担任。驻日党专的活动区域设定在东京、京都、九州、广岛、北海道等几个地方。驻日党专是罗大愚组建的国民党东北地下抗战组织的第一个分支机构。

1939年11月，罗大愚从天津回到沈阳，筹建东北三省的国民党地下抗日“党专系统”的总体机构——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28]。罗大愚在沈阳的活动首先是以潜伏的国民党党员为核心，进一步吸纳组织成员。其基本条件是：“不分阶级、民族、宗教信仰、文化程度及职业，凡志愿参加反满抗日者，均可以加入。”在有了一定规模的情况下，陆续创建了东北三省和长春、哈尔滨两市的党务专员办事处。根据工作的具体内容需要，办事处下设东北文教委员会、东北宣抚委员会和东北准备动员委员会。再依据潜伏在东北各地的国民党党员数量即现有力量，分别成立了沈阳、辽阳、安东[29]、锦州、通化、四平、长春、吉林、哈尔滨、滨江、龙江、北安、黑河13个指导区，每区设指导员1～3人，担任办事处的基层领导。[30]

1940年7月，国民党东北三省、两市“党专系统”的抗日总机关和各分支部大体组建完成。辽宁省的“党专系统”即辽宁党务专员办事处总机关成立于1939年11月，主要领导成员包括罗大愚、张宝慈、苗可沛、车毓全、刘建仁等。总机关下设辽沈区、东边道区、洮昌区三个区。其中，辽沈区为第一区，支部有铁岭、开原、东丰、西丰（外围抗战团体为“复兴社”）、西安[31]（外围抗战团体有“同进社”“协进社”等）、营口（外围抗战团体为“前进社”）、辽阳（外围抗战团体是“三民主义研究社”）、辽中、台安、海城、锦县、新民、彰武、黑山、盘山、北镇、义县、兴城、绥中、锦西、清源（外围抗战团体有“铁血社”等）；东边道区为第二区，支部有安东、新宾、通化（外围抗战团体为“抗日救国会”）、宽甸、桓仁、抚顺（外围抗战团体有“工人抗建社”等）、临江、集安、长白（外围抗战团体为“白水社”）、安图、抚松、本溪、辉北[32]、辉南、金川[33]（外围抗战团体为“同志社”）、柳河、金县、复县[34]、岫岩、庄河；洮昌区为第三区，支部有辽源[35]、洮南、双山[36]、开通[37]、洮安[38]、梨树、安广、通辽、昌图、怀德、公主岭市、瞻榆、突泉、镇东等。另外，总机关下设沈阳、大连、鞍山、四平四个直辖支部[39]。

国民党吉林省的党务专员办事处成立于1940年7月，党务专员为吕文毓，党务委员为刘瑞春、王树枫、刘克济、李庆德、董郁青、张曾铭。省城总机关的联络地点为吉林河南街（化名崇直里）和朝阳门里（化名清和里），下设吉滨区和吉兰区。吉滨区为第一区，包括长春（外围抗战团体为“大屯会”）、伊通（外围抗战团体为“黑水社”）、濛江、农安、长岭、磐石、双阳、德惠、九台、双城、滨河、五常、榆树等支部；吉兰区为第二区，下设支部为延吉、依兰、密山、桦甸、富锦等。直辖支部为吉林支部（外围抗战团体有“医学研究会”等）、佳木斯支部、牡丹江支部。

国民党黑龙江省党务专员办事处成立于1940年7月，初期任党务专员的为王鸿恩，1942年后为赵岳山。党务委员有李友芝、富德淳、关庆璋等。下设龙江区和绥黑区及齐齐哈尔、林甸、肇源、阿荣、安达等五个直辖支部。其中，龙江区下设的支部有龙江（外围抗战团体是“龙沙会”）、景星、嫩江、大赉、肇州、讷河、克山、青冈、拜泉、明水、泰东、泰来、依安等；绥黑区下设的支部有绥化（外围抗战团体是“龙江竞选会”）、绥棱、呼兰、海伦（外围抗战团体有“胡风会”和“伦河盟友社”）、通北、巴彦、庆城、兰西、木兰、黑河（外围抗战团体为“瑷珲社”）、雅鲁[40]（外围抗战团体为“扎兰社”）、德都、富裕、逊河、克东（外围抗战团体为“俄语研究会”）、索伦、汤原、龙镇、铁骊、布西（外围抗战团体为“白音社”）、甘南、泰康、东兴等。[41]

国民党长春党务专员办事处成立于1941年，主要领导人为王宏文和张辅三[42]，下设六个小组，建立了“读书会”“干事会”等抗日团体。

国民党哈尔滨党务专员办事处成立于1941年4月，主要领导人为刘世恒[43]、董春荣等。

在三省党务专员办事处各分支和支部区分部基本形成网络后，国民党中央党部正式委任罗大愚为辽宁省党务专员，由其统领东北三省、长春和哈尔滨二市、驻日本的所有国民党党务工作。其下的主要助手有唐公孚（吉林省党务专员，因其未到任，由何正卓代理）、王鸿恩、王宏文、刘世恒、贾桂林。

为了保证东北地下工作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避免一个机构出现问题、遭受损失无法工作时全盘停止运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在东北地下党务机构的设置上设计了一个双轨制模式，即在设置罗大愚领导的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的同时，另外平行设置了一个以石坚为首的东北调查室（后称为“东北三省党部”）党务系统。朱家骅设置双轨制的目的是让两个系统互相监督，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保证地下抗日机构的不停顿运转和运行。[44]

东北调查室是1938年根据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朱家骅部长的指令正式成立的，由石坚任主任（干事长）。石坚，原名石墨堂，原在沈阳东北学生队任语文教师，九一八事变前即加入了国民党。1932年后，他利用自己在锦州担任伪省公署教育股长的身份，寻找机会与国民党方面建立联系。1935年，石坚通过赵璧忱的关系，与天津的东北党务办事处取得了联系。不久，通过东北党务办事处与东北协会总干事齐世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接上了关系，获得了他们的信任，齐世英等人决定成立一个与东北协会互为表里的情报执行机构——东北调查室，石坚被任命为东北调查室主任。

东北调查室虽产生于东北协会，但又有其活动的特殊性和独立性，其情报收集职能远远超过东北协会。成立之初，东北调查室就确定了将其工作重心放在长春、沈阳、哈尔滨、齐齐哈尔和营口等几个东北要点城市，于是很快在这几个地方设立了分室。在几个分室中，最早建立并力量相对较强的一个分室为长春分室，其下长春县、吉林市、九台、永吉、蛟河、桦甸、和龙等分支党部归其领导，主任为吉林省党部委员、以开设“芳芳照相馆”为掩护活动的袁亚忱。该室的重要成员有梁肃戎[45]、张麟生等。其他的几个分室除齐齐哈尔分室外，规模均非常小，存在时间亦相对较短。

东北沦陷时期，国民党中央党务系统在东北还设置了第三个重要的地下工作机构——东北铁路党部。它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公有铁路特别党部在东北设置的分支机构，它的出现与东北协会及石坚领导的东北调查室有密切关联。

九一八事变前，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基于公有铁路特别党部在天津设立了北宁铁路特别党部。东北沦陷后，该党部担负在东北地区发展组织和收集情报的任务，首先在锦州建立了隶属于北宁铁路的特别党部。1940年，国民党中央决定在东北组建与北宁铁路党部平行的东北铁路党部。初期的东北铁路党部负责人是王文宣[46]。但到1939年12月，国民党白色恐怖加重以后，王文宣决定放弃其职务，到他处隐藏起来。周振寰成为该机构新的领导人。周氏任职后，在铁路沿线积极开展抗日宣传，使铁路党部的声名迅速远播。到1941年年末，东北铁路党部已经建成了哈尔滨党部、吉林铁路党部、齐齐哈尔铁路党部筹备处等，其主要成员有王文宣、田维民、金佐治等人。由于该组织缺乏政治强化管理，缺少保密观念，彼此间乐于同其他组织开展联系，从而导致其组织情况被日伪当局侦知，就此埋下了致命的生存隐患。

二 国民党东北地下抗日组织的活动内容和机构演变

国民党在东北各城市的地下组织一经成立，即展开活动，其工作内容主要有以下几部分。

第一，发展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集聚和壮大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抗日力量。罗大愚认为，新成立的抗日组织首先要做的是将隐藏于各地的国民党党员重新集结起来，然后以他们为骨干，分散到基层，做好动员爱国青年的工作。各省分支机关将这一工作的重心放在了一些大学里，以组织“读书会”形式策动。例如，长春机关选择了新设的“建国大学”。在机关领导人张辅三（化名张顽强）的策动下，先后有该校的佟钧铠（赵洪）[47]、柴纯然、隋永禄、戴励明、杨增志、王用中、崔万贤（崔志民）、陈学博、陈东旭、李树中、那庚辰、董国良、乔国玉、阎树臣、李守春、孙松龄、胡毓铮、赫崇义、马维良等20多名学生成为长春党务专员办事处下设机构建大同志会成员。[48]哈尔滨机关策动的重点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农业大学两校的学生。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两校共有18名学生成为哈尔滨机关部成员。

第二，以报刊为载体，开展抗日宣传工作。《青年指导者》本是一份由伪满协和会本部出版的向青少年灌输殖民文化的反动刊物，但长春的国民党抗战机构利用其成员担任编辑的机会，将一批工作人员策动过来，在该刊中发表大量隐含抗战倾向的中性文章，隐秘地宣传抗日主张，使该刊成了一个传播革命思想的杂志。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内出版和发行宣传抗战思想的著作，罗大愚给长春党专拨款7000元伪币，在长春西四道街口购置房屋，创立“新时代出版社”，由王觉任社长兼主编，李光海任编辑。该社先后出版了《印度的呼声》《野兽的呼唤》《英国往哪里去》等一批具有明显进步倾向的著作，深受市民喜爱。为了应对警察的检查，各城市地下抗战组织还自行秘密刊行了一些宣传抗战的期刊。加入抗战机构的长春“建国大学”学生佟钧铠和陈东旭两人在校内组织出版了一个秘密抗日刊物——《前哨》，该刊以鲜明的反抗意志获得了长春民众的积极支持。哈尔滨抗战机构编辑发行了宣传中国抗战胜利的新闻刊物《时事周报》，关宝华任编辑主任，罗明哲任编辑助理。为了保证新闻内容的时效性，关宝华购置了一台高频率的短波收音机，每夜按时收听国民党昆明电台的播音，将其中的重大新闻迅速编辑到《时事周报》上，一个个令人振奋的抗战消息感染、鼓舞着东北沦陷区每一个从事地下抗日的工作者。[49]长春抗战机关为保证收听效果，将收听秘密广播的地点设在伪满国务院大楼内。当时，伪国务院地下室有一个敌伪监听电台，配备了高精度的收音机，能收听到世界各国的广播。“有一个白俄人负责收听苏联广播，一个德国人收听德语、法语广播，有一个叫刘振有的中国人收听英美广播，这个刘就是我们的同志。”[50]刘振有每天收听广播后，将内容背诵给长春抗战机构负责人王宏文，王宏文再将其中重要的内容作为情报资料传送给各个抗战分支和小组。

第三，开展情报调查，建立秘密接头地点，传送情报。对于日本侵略的殖民化政治情报的收集，各地抗日机关都曾有不同规模的展开，对日本经济情报的收集只有驻日党专有明确记载。其情报收集包括“满洲油母页岩在日本液化处理的情况”，日本铝矿、钨矿、煤炭等资源缺乏的情报，日本水旱灾害发生和粮食不足的情况，等等。[51]各种情报收集上来之后，通过预设的情报点逐级上报，最后传送到国民党中央。沈阳的地下机关大多设在住宅内，掩护工作则由家庭主妇承担。也以开办旅馆、饭店、茶馆、酒楼、商店、公园、集市为掩护，因为这些地方往来的人口多，便于掩蔽，所以很少以独立院落作为交换情报的地点。固定的情报点就有小东关东发祥、大西关大什字街李毓润律师所、大东关礁渣市“东亚联盟”支部、小南里日满书院等多处。[52]为了规避和防范日伪当局的严密搜查，长春党务专员办事处负责人王宏文一人就设置了四个联络点，分别是二道河子临河街三条王宏文家、平治街111号王宏文家新址、头道街口“南阳旅社”、西四道街中国银行胡同一幢楼的楼上。

1940年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场上不断失利，为了稳定形势，日伪方面加大了对东北各地抗日活动的镇压。在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部和伪治安部警务司的精心策划下，以“新京”首都警察厅特高科为中心，在1941年和1942年连续侦破了国民党在东北的情报网络，先后制造了捕杀国民党地下情报人员的“贞星事件”、“一二·三〇事件”和“东北三省党部事件”等一系列恶性事件，使国民党的东北城市抗日组织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整体抗日力量由此急剧萎缩。以打压倾向共产党的爱国青年抗日组织为目标的“一二·三〇事件”和破获国民党地下抗日活动的“贞星事件”，虽然日伪制造事端的起因和镇压目标明显不同，但因此间东北抗日团体是彼此交叉的，一个党派的团体往往包含了两个党派成员，所以一方遭难，两党同时受到损害，因此，“一二·三〇事件”对国民党地下抗日活动的危害和削弱同样是很大的，经过两次大逮捕后，国民党的东北地下抗日力量又进一步衰落。

“贞星事件”是日伪侦破国民党东北地下组织的案件。“贞星”是主持侦破案件的日本关东军齐齐哈尔宪兵队队长星实敏根据自己的名字及案件的性质所做的一个案件定名。1941年年初，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的侦查人员在该市发现了一个从重庆来的国民党情报人员，引起队长星实敏高度关注，遂带队对其展开侦查。不久，该宪兵队破获了一个抗日联军在铁路系统建立的地下组织“救国会”，在逮捕“救国会”成员、齐齐哈尔市铁路局事务员万先绮等人的过程中，确认在东北铁路网中存在一个以王文宣等人为核心的国民党东北铁路党部。同年12月14日，日军在四平将王文宣逮捕。在审讯中，王文宣不仅供认了他参与组织的东北铁路党部，而且交代了日伪当局不知晓的一些与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和东北调查室有密切联系的地下组织成员。日军刑侦机构随即在东北三省展开大搜捕。12月19日，罗大愚身边的党务专员办事处骨干成员许俊哲和哈尔滨党务专员办事处主任刘世恒分别在沈阳和哈尔滨被捕。许、刘二人在严刑拷打下，将其所知的地下机构内部情况全部供出。接着，沈阳机构的范振民、董节忱、王自然，长春党务专员办事处的王宏文、王觉、何正卓，黑龙江省党务专员王鸿恩、龙江区党务指导员尹作衡，驻日党专专员贾桂林相继被捕。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的重要成员中，只有罗大愚、张宝慈、高士嘉等少数成员成功出逃，幸免于难。

随后的“一二·三〇事件”又使更多的国民党地下成员被捕。“一二·三〇事件”本来是日伪当局在发现更倾向于共产党的左翼“全满读书会”的线索后组织侦破的一个案件。但在侦查中发现了隐藏在其后的激进的“东北铁血同盟”，日伪当局将其侦破的级别提高到省级，实行“全满”大搜查，一举逮捕了300多人。由于“全满读书会”和“东北铁血同盟”成员直接涉及与之有联系的国共两党在东北的多个地下组织，其中涉及罗大愚和石坚两个系统的地下组织的七个分支，而“全满读书会”中的“建国大学读书分会”也牵连中共长春支部。但在该事件的审讯和审判中，中共党员的严明纪律和此前中共与外围组织的单向度联络方式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那些直接隶属于中共组织的成员在一般性调查中严守纪律，即使是到了面对死刑判决时也不吐露真实身份，所以最终被牵连或被判死刑的中共成员明显比国民党方面要少得多。而国民党方面，比之中共，其损失则要大得多。

“东北三省党部事件”发生于1944年。3月中旬的一天，日伪情报机构在哈尔滨道外七道街抓获了隐藏在家里的国民党党员王友忱。王友忱很快就招供了，供出了隐藏在道外南十四道街的国民党吉林省党部书记长张兴波（名滔，字兴波）。日伪方面随即逮捕张兴波，在其住处查获了包括三省党部及党务专员办事处文件在内的大量重要文件，使国民党东北地下抗日组织结构全部被暴露。日伪遂将侦破活动的范围扩大到东北各县。三省各党部一批重要的国民党情报组织者陆续被捕。

“贞星事件”和“一二·三〇事件”共逮捕了355人，被移交到伪检察厅的为257人，有193人被起诉，判决的结果是9人被判死刑、18人被判无期徒刑、128人被判有期徒刑。[53]1943年3月至5月先后被判处死刑的是：刘世恒（死时29岁）、王鸿恩（死时42岁）、伊作衡（齐齐哈尔人，黑龙江省党务指导员，死时33岁）、闫焕然（辽宁人，主持洮南党务工作，死时36岁）、王文宣（河北乐亭人，四平街东北铁路党部成员，被处死于齐齐哈尔，死时27岁）、周振寰（铁岭东北铁路党部成员，被处死于锦州，死时24岁）、杨伯龙（辽宁人，锦州党部成员，1943年3月被处死）、张画堂（辽宁人，被捕于锦州，1943年3月被处死）。[54]

“东北三省党部事件”中，至少有50人被捕，除吉林省党部书记张兴波自首叛变外，其他均被处以死刑和无期徒刑、20年有期徒刑。被处以死刑的是李光忱、王育文、侯天民。被处以无期徒刑和20年有期徒刑的是崔荣、李继武、张达平等人。[55]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被处死还是被判处重刑，所有被捕的国民党员都遭受了严刑拷打，仅在“贞星事件”和“一二·三〇事件”中的被逮捕人员中，就有19名准备被处以死刑或重刑者在正式判决前被折磨致死。其中的代表人物有贾桂林、张辅三、王觉、柴纯然等。贾桂林1941年于日本东京被捕，被递解到长春羁押，1943年在正式审判前死于狱中。张辅三被捕后，在重刑下于1942年死于长春。王觉在长春被捕，死于狱中，时年28岁。柴纯然是“建国大学”青年干事会干事，被捕于长春，死于狱中。这么多的国民党人被处死或病死于狱中，亦说明国民党东北地下工作者在生死面前也保持了较高的革命气节。

为重振国民党东北抗日力量，1942年11月，国民党中央全会做出决议，撤销以罗大愚为首的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将东北党专和东北调查室两个抗日机构合并，在东北成立辽吉黑三省党部。派李光忱担任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张濯域为书记长（因张濯域未到任，又委派罗大愚辽宁党部书记长）；石坚担任吉林省党部主任委员，张兴波为书记长；肖达三担任黑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关大成为书记长。但就在此令颁布不久，即发生了东北三省党部被严重破坏事件，使三省党部主要负责人相继被捕入狱或牺牲，只有罗大愚幸免脱逃。因此，1944年以后，罗大愚再次成为东北国民党地下抗日的主要领导人。这时国民党的东北地下抗日力量已经远远落后于更注意隐蔽和保存实力的中共地下抗日力量了。

三 国民党东北地下组织及其活动评价

综合以上考察，可以看出，在整个伪满洲国时期，国民党的东北城市地下抗日活动一直是非常活跃的，其历史贡献和影响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民党的东北地下抗日组织细密，活动区域广阔，成为沦陷时期东北城市地下抗日力量的核心。国民党系统的东北城市抗日活动以1931年9月齐世英回东北策动义勇军抗日为起点，到1945年8月东北光复，分为三个时段，由小群体到大规模团体组织，保持了组织上的严密性，层层发展，逐步推进，最后成为跨地域的庞大的抗日组织。齐世英、罗大愚、石坚、贾桂林等发挥了突出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国民党的东北抗日活动之所以有这样的历史功绩，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日伪当局至少在两三年的时间里没有全力布置军警力量展开镇压，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巨大影响分散了日伪当局的注意力，使国民党的地下活动暂时有了一定发展空间。

第二，国民党东北城市地下抗日活动内容丰富，从“读书会”的抗日书报传播到“铁血会”和“东北铁路党部”的情报收集活动，都体现了一定的主动性和规模性，从根本上带动了沦陷时期东北城市抗日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日伪当局对东北整体抗日力量的镇压能力，策应了中共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活动。

第三，国民党在东北城市的地下抗日力量在兴起和发展过程中遭受了重大牺牲。无论是抗战之初齐世英的义勇军策动活动，还是后期的情报传递活动，国民党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先后有几个批次、多个小组的国民党东北青年抗日力量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他们在死难面前保住了民族尊严，死守机密，最后为国家光复和民族解放献出了宝贵生命。这些英雄群像是中华民族不甘屈服的伟大传统、全民族团结抗战的生动体现，是东北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Kuomintang⁃led Underground Counter⁃Japanese Organizations and Their Activ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Cities in "Manchukuo" Period

Qu Xiaofan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ation of“Manchukuo”in 1932, the whole territory of the Northeast China entered a long period of colonial rule. In order to recover the region, the Kuomintang began to secretly send a large number of party cadres and members to the central cities of th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to form the Northeast Association, The Office of Party Affairs Commissioner, Northeast Investigation Room and other counter⁃Japanese leading bodies while Manchuria Provincial Committee and the counter⁃Japanese coalition forces were being assemb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s a result, an underground counter⁃Japanese organization came into being, mainly comprised of city intellectuals and covering all the cities of the three Northeastern provinces, echoing the counter⁃Japanese activiti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o some extent, slowing down and stemming the process of colonization of Northeast China.

Keywords "Manchukuo" Period; Kuomintang; Northeast Cities; Counter⁃Japanese Organ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