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国劳动生产率低的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低和劳均资本少

在数据可信度验证基础上，通过与世界各经济体比较找位置，与发达经济体比较找差距，与部分经济体劳动生产率水平相近时期比较找原因，我们发现，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和劳均资本较少。

（一）与世界各经济体比较，我国TFP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7%，劳均资本为53%

我国劳动生产率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5%。2016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为51921美元，我国劳动生产率为23486美元，相当于世界经济体平均水平的45.2%。相当于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27.8%，金砖国家的73%，亚太国家的46.9%，拉美国家的65.5%。与各经济体比较，目前我国劳动生产率居于中等偏下水平（见表1-4）。

我国劳动生产率低的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和劳均资本较少。2014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平均全要素生产率相当于美国的0.64，我国相当于美国的0.43，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7.2%。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平均劳均资本为163538美元，我国为86902美元，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3.1%。在全要素生产率、劳均资本两个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因素中，我国劳均资本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比全要素生产率的差距更大（见图1-6）。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重要原因是研发效率不高。技术研发是促进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手段。从全球范围看，全要素生产率随着研发人员、研发投入的增加而改善，但随着研发人员、研发投入的不断增加，研发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效应明显递减（见图1-7上）。

与部分经济体在同时期的发展状况相比，我国研发人员比重较低（见图1-7下左），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高（见图1-7下右）。2015年我国每百万人中从事研发人员数为317人，明显低于与我国发展阶段相近的其他经济体。目前我国总体受教育程度以中等教育为主，初中毕业比例为47%，大学本科以上只占5.2%，而韩国和日本在2012年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就已超过40%（蔡禾，2015）。与此同时，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继2010年超过德国之后，2013年超过日本，目前仅次于美国。2016年我国研发经济投入强度（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达到2.1%，与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平均投入水平相当，高出相近发展阶段的其他经济体约1个百分点。但最具研发创新价值的三方专利授权量仅分别为日本、美国的1/7、1/6，研发效率有待提高。

我国劳均资本较低的原因是劳均资本起点很低。改革开放时，我国发展水平及相应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层次低，劳均资本存量很少，与世界平均水平特别是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巨大。1980年，我国劳均资本约为4502美元，仅为当时世界平均水平的7%，不到当时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改革开放后，资本形成快速增长，劳均资本快速增加，到2010年，这两个比例分别增长到39.31%、18.47%。到2014年，我国劳均资本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3.14%、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25.69%（见表1-5）。

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持续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001～2016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为1.4%，我国的年均增速为7.7%，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多。同期，OECD国家、金砖国家、亚太国家、拉美国家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分别为1.1%、2.4%、2.3%、1.1%，我国的年均增速分别相当于这些组别国家年均增速的7.0倍、3.2倍、2.3倍、7.0倍。从五年平均水平看，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速始终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以上，追赶型增长特征明显（见表1-6）。

（二）与G7国家比较，我国TFP为G7国家平均水平的52%，劳均资本为23%

我国劳动生产率为G7国家平均水平的24%。2014年我国劳动生产率为21827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9%，法国的23%，加拿大、德国和意大利的25%，英国的26%，日本的30%，相当于G7国家平均水平的24%（见表1-7）。

在决定劳动生产率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均资本两个因素中，2014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为美国的43%，法国的45%，德国的46%，加拿大的55%，意大利的58%，英国的60%，日本的61%，为G7国家平均水平的52%，差距明显。

2014年我国劳均资本为86902美元，为意大利的16%，法国的20%，英国的23%，德国和美国的24%，加拿大的27%，日本的31%，为G7国家平均水平的23%。2014年我国劳均资本水平约相当于美国1950年、加拿大1959年、德国1967年、英国和法国1968年、意大利1970年、日本1988年的水平。我国与G7国家劳均资本差距是全要素生产率差距的1.6倍。

美国等发达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主要依靠资本投入。乔根森（1989, 2001）通过对G7国家二战后经济数据的分析发现，1948～1979年美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贡献因素是资本投入。在此期间，美国经济年均增长3.4%，其中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合计为2.6%，贡献率在3/4以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只有0.8%，贡献率不足25%（乔根森，1989）。同时他还发现，1960～1995年，G7国家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尽管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仍很重要（乔根森，2001）。

发达国家经济追赶美国时都经历过持续较快的资本积累过程。二战后G7国家都经历了劳均资本快速追赶美国的过程（见图1-8）。以美国1950年的劳均资本为1，当时的4个G7国家的劳均资本远低于美国，相对美国的水平日本为0.1，意大利为0.31，德国为0.35，法国为0.4；英国和加拿大的劳均资本存量相对较高，分别相当于美国水平的0.58和0.66。经过快速资本积累后，到1995年，6国的劳均资本相对于美国的水平均超过0.7；到2014年，6国的劳均资本相当于美国水平的0.8左右。6个发达国家二战后经济追赶美国时均经历了一个较快的资本积累过程。

发达国家都经历过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接近技术前沿国家的过程。1953年的法国和德国、1956年的意大利、1968年的日本（其他2个G7国家缺乏相关数据）与我国目前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相近，当时这些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美国的水平分别为0.51、0.43、0.59、0.54，与2014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水平（0.43）接近（见图1-9）。此后，这些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都经历了一段较长的持续快速上升期，与前沿国家（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均资本的持续快速增长推动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最终成为发达国家。

我国劳动生产率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劳均资本增速均远高于G7国家。我国2001～2010年、2011～2014年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分别为9.31%、5.70%，而G7同期年均增速分别仅为0.84%、0.33%。全要素生产率方面，我国在两个时期的平均增速分别为3.80%、1.40%，而G7国家的平均增速分别为-0.03%、-0.14%。劳均资本方面，我国在两个时期的年均增速分别为13.35%、11.73%，而G7国家同期年均增速分别仅为4.77%、3.04%（见表1-8）。

（三）与40个经济体劳动生产率水平相近时期比较，我国TFP较低，劳均资本较高

与样本经济体劳动生产率水平相近时期相比，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较低。国别数据库中有40个经济体或与我国当前的劳动生产率水平相近，或经历过我国当前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在这些样本经济体中，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排第31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高于斯里兰卡（2010年）、印度尼西亚（2013年）等经济体，而多数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在美国水平的50%以上，41个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水平约相当于美国水平的60%。与样本经济体劳动生产率水平相近时期相比，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较低（见表1-9）。

与样本经济体劳动生产率水平相近时期相比，我国劳均资本水平较高。我国劳均资本为86902美元，排位第5（见表1-9），仅次于牙买加（126504美元，2014年）、印度尼西亚（108304美元，2013年）、新加坡（106700美元，1988年）以及塞尔维亚和黑山（87934美元，2001年）。40个样本经济体劳均资本的平均水平为49298美元，其中日本（1968年）、德国（1953年）、法国（1953年）、韩国（1990年）的劳均资本分别为我国的40.2%、44.0%、50.8%、66.4%。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目前的劳动生产率与德国（1953年）、日本（1968年）、新加坡（1988年）、韩国（1990年）相近，而劳均资本高于甚至远高于这些经济体劳动生产率相近时期的水平，这种情形的直接含义是我国的劳动相对资本更稀缺，或资本相对劳动禀赋丰度更高。不同经济体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推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动力也会有差别，后发经济体需要发挥要素禀赋优势，走与先发经济体不同的发展道路，才能更好更快地实现经济追赶。如果后发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中追求与先发经济体完全一致的要素结构，后发经济体与先发经济体在发展上很可能是“齐步走”，甚至相对先发经济体“退步走”，经济追赶无从谈起。

（四）从部分经济体的发展历程看，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变动趋势比水平更重要

在劳动生产率水平相近或曾经相近的经济体中，全要素生产率排名靠前的部分经济体的长期发展绩效迥异。它们中的一部分保持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持续较快增长，最终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另一部分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经过一段时间的较快增长后出现急速大幅下降趋势，最终陷入增长停滞。前者如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见图1-10），后者如智利、哥斯达黎加、墨西哥等。后者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一度达到很高的水平，有的（如墨西哥）甚至还持续增长了一段时间，但突然出现急速下降并难以回升，这些经济体恰恰是被认为落入增长陷阱的拉美经济体。这说明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重要的，但保持全要素生产率较快增长的持续性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