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通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

全要素生产率对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趋于提高，以及增长来源及其交互机制发生变化，都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必须在不同时期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对策。劳均资本既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来源，也是缩小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劳动生产率巨大差距的重要手段。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需要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同时增加劳均资本占有量。

（一）为提高生产率构建制度和治理基础

制度和治理在推动技术创新、促进资本形成中居于基础性地位。要尽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生产率增长的制度和治理环境。

完善产权制度，实现产权有效激励。依法平等全面保护公私产权，实现有恒产者有恒心，激励创新创造，促进扩大再生产。强化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稳定创新收益预期。落实以公平为核心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将国家有关“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的产权保护原则，体现为更高层次的法律规定，将合法私人财产与公共财产置于同等法律意义的保护地位，从制度层面防止公权力和内部人对产权的侵犯。坚持全面保护，更加重视保护知识产权和其他各种无形财产权。通过平等、全面、依法保护个人、家庭、企业的财产权，稳定长期发展预期，激励创新投入和资本积累，促进技术进步和资本存量的持续快速增长。

重点推进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政治治理中的政府治理、经济治理中的市场治理以及社会治理直接影响企业生产效率，改革推进难度大，深化改革需要久久为功。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可放可不放的坚决下放，不该政府管的事务坚决清理。凡是需要事中、事后监管的事项，明确监管主体、内容、责任，做到监管有权、有据、有责、有效、公开，避免监管过度和监管真空。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打破行政垄断，防止市场垄断，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有效发挥市场机制协调各类经济主体行为的功能。推动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促进社会自治和多元共治，实现社会秩序、社会活力和社会效率，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以有效治理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外部效率内部化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以开放促创新促竞争。按照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构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对外资准入限制和股比限制。扩大开放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权益、有利于增强金融有序竞争、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金融领域。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开放，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不断完善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扩大开放促进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份额向创新能力和生产率更高的企业转移，提高潜在进入者的生产率壁垒，提高行业整体生产率。

（二）不断提高研发效率

改变长期以来重资金轻人才、重单兵轻协同、重研发轻转化、重创新轻环境的状况，在调动研发人员的积极性、抓好协同创新、促进成果转化、完善创新环境上下功夫，不断提高研发投入产出效率。

优化研发投入结构，从重视资金投入向重视资金投入和人员激励并重转变。在资金投入上，避免多头管理、相互竞争造成地区和部门间低水平重复研发现状，国家科研管理机构要积极做好顶层设计、指导协调等工作，减少低层次重复浪费，从宏观上提高研发经费的使用效益。尊重科研活动特点和规律，改进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在人员激励上，改革和创新科研经费使用管理，促进形成充满活力、能有效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的激励机制。提高间接费用比重，加大绩效激励力度。适度放宽劳务费开支范围，放松比例限制。

加强不同创新主体间的联合研发，从单兵突进向协同创新转变。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业化为目标，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研发体系，鼓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联合研发，充分发挥各自的创新优势，提升研发效率。扩大开放，打破封闭，健全军民深度融合、国防技术联合研发转移机制，把目前只能由独立专业科研机构承担的军品研发活动，与民品研发机构、产业链和产业协作结合起来，以海洋、太空、网络空间、生物、新能源等军民共用性强的领域为重点，推进军民融合创新。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从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变。积极营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良好环境，落实《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健全科技成果市场化定价机制，推动创新成果转移转化。保护创新者的创新收益，给予社会创新致富、创新成名成家的预期。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处置、收益和分配政策，允许政府所属科研机构自主转让或作价投资等。

营造良好的科研创新环境，从主导向服务转变。围绕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搭建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平台，提供必要的公共科学技术支持，帮助企业及时了解科技发展动态。推动创新要素向市场和企业集聚，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提升整体研发效率。在应对市场冲击、增加政府支出时，进一步加大创新扶持、成果转化和市场吸收的资金支持。

（三）持续积累人力资本

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全面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充分发挥劳动者潜能，将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

不断提高教育和健康水平，加快教育现代化。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有条件的地区将义务教育向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延伸。高等教育要适应创新发展对更高人力资本质量的要求，加强中高端人才培养。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职业教育既要培养应用型、技能型的熟练劳动者，也要注重培育学生的认知和学习能力，更好地帮助劳动者具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模式创新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医疗卫生领域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国民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增加公共财政对全民医疗保障体系的投入，增强健康服务供给适应需求变化的能力。支持社会办医，发展健康产业。

推进教育医疗资源均等化配置。明确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的地方事权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责任，基层财政困难较大省份要明确和落实省、（地级）市、县三级地方政府财政分担责任，特殊困难地区中央财政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制定并限期实现省内义务教育、基本医疗资源配置均等化标准。优先改善中西部和农村边远贫困地区学校及医疗机构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搞好教育信息化“三通两平台”建设和应用，推进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持续推进教育医疗资源向农村、基层以及弱势人群倾斜，打破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的代际传递，提高人力资本投入的总体回报，利用人力资本规模收益递增特点，减慢物质资本规模收益递减节奏，促进生产率持续提升。

（四）全方位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侧结构的关键性作用，促进储蓄资源高效利用，提高国民财富积累效率，为劳动生产率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投资主体上，政府、国企和民企各归其位。一是政府投资向公益性和外部性领域集中，履行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矫正外部性的职能。二是国企投资向准公益性领域集中，体现国有资本全民所有属性，维护和增进公众利益。三是民间投资非禁即许，增强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实现三类投资主体向各自优势领域集中，提高资本配置整体效率。

资金来源上，加强融资约束。严格约束企业过度包装上市、圈钱套现等不规范行为，改善长期存在的机构和企业合谋坑害中小投资者的股市债市环境，增强资本市场的投资吸引力，为提高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加强国有商业银行和国企信贷约束，境内投资和对外投资都要严守商业、审慎原则。强化融资责任约束，减少低成本甚至无成本融资导致资本低效配置问题。

投资方式上，注重传统和新兴方式的适配性。公益性和准公益性领域，在用好直接投资、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传统投资方式的基础上，总结近年来推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成功经验，尽快统一政策和规则，规范PPP管理。竞争性领域，用好投资补助、贷款贴息等传统投资方式的同时，积极探索并严格规范地方各类政府投资引导基金，通过政府与市场化机制的有机结合，提高运用公共资金实现公共目标的效果与能力。

过程监管上，严格依法管理投资和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负外部性。从制度上约束企业在空间占用、能源资源消耗、污染物排放等方面的内部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的行为，减少因标准、产业政策执行不到位而频现严重产能过剩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损害。加大自上而下的执法力度，控制区域性资源环境破坏的外溢效应。鼓励社会公众监督，严控以损害公众生活质量为代价的投资活动。通过完善体制、严格执法、加强监督，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投资活动方式。

（五）引导储蓄顺利转化为资本

增强政策的前瞻性和稳定性，稳定市场预期，激发市场活力，为民间资本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引导储蓄顺利地转化为资本。

增强政策的前瞻性和稳定性，引导企业获取长期收益。调整产业进入或退出标准要兼顾企业的投资回报周期，保持产能、技术等标准的相对稳定性，避免转型升级政策频繁变动使企业进退失据甚至无所适从。对因政策变动给企业带来的损失应给予相应补偿，在考虑地方财力状况下合理划分中央地方政府补偿资金分担责任，确保补偿资金到位，解决好职工安置、资产债务处置等相关问题。以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引导企业获取长期收益，减少政策频繁变动导致企业难以安排长期投资，被迫在市场上博取短期收益、挣快钱的行为。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发挥民间资本投融资约束相对健全的优势。一是继续将市场化程度较高且长期由国有资本垄断的石油、电力生产、电信、互联网、铁路和航空运输、金融、出版等竞争性领域，作为扩大民间投资的重点。二是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在公益性、准公益性领域（包括增量和存量）广泛引进民间资本，拓宽民间资本发展空间。三是保持政策稳定性，稳定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预期。四是发展中小金融机构、担保机构，扩大直接融资，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六）发挥转型升级对提升生产率的综合效应

畅通中西部向境内中心市场、境外市场的交通运输通道，提高中西部地区交通运输的便捷性，吸引在东部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部分制造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为农民就近进城务工提供就业岗位，推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实现农业向非农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时，鼓励东部地区将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推动东部发达地区产业向产业价值链高端转型升级。通过并行地推动东部与内陆地区产业的转型升级，发挥欠发达地区较低成本优势，参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化竞争；在发达地区培育新优势，参与发达国家的全球化竞争。以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均资本增长，促进劳动生产率、劳均收入和人均收入不断提高。

参考文献

白重恩、张琼，2015,《中国生产率估计及其波动分解》，《世界经济》第12期。

白重恩、张琼，2014,《中国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世界经济》第10期。

蔡禾，2015,《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5年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戴维·W．皮尔斯，1988,《现代经济学词典》，宋承先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丁伯根，1988,《经济政策：原理与设计》，商务印书馆。

樊潇彦、袁志刚，2006,《我国宏观投资效率的定义与衡量：一个文献综述》，《南开经济研究》第1期。

高帆，2007,《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及其因素分解》，《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4期。

郭庆旺、贾俊雪，2005,《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2004》，《经济研究》第6期。

马克思，2004,《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克拉克，2014,《财富的分配：关于工资、利息与利润的理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克里斯·多尔蒂、戴尔·乔根森、吴伟等，1998,《经济增长源泉的国际比较》，《经济资料译丛》第1期。

李京文、D．乔根森、郑友敬、黑田昌裕等，1993,《生产率与中美日经济增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延凯、韩廷春，2013,《金融环境演化下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一个国际经验》，《世界经济》第8期。

林毅夫、刘明兴，2004,《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工业化》，《经济研究》第7期。

刘明康、陈永伟，2016,《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现状、问题和对策》，《比较》第3期。

马歇尔，1964,《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潘士远、金戈，2008,《发展战略、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变迁——中国的经验》，《世界经济文汇》第1期。

乔根森，2001,《生产率（第2卷）：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中国发展出版社。

乔根森，1989,《生产率与美国经济增长》，经济科学出版社。

曲玥，2016,《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差异和配置效率损失》，《世界经济》第12期。

邵挺，2010,《金融错配、所有制结构与资本回报率：来自1999～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的研究》，《金融研究》第9期。

盛明泉、张敏、马黎珺、李昊，2012,《国有产权、预算软约束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管理世界》第3期。

索洛，1987,《技术进步与总量生产函数》，《经济与统计评论》第3期。

投资研究所，2016,《促进经济中高速增长研究》，宏观院重点课题报告。

王志刚，2016,《跨国收入差异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财政研究》第3期。

伍晓鹰，2013,《测算和解读中国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比较》第6期。

亚当·斯密，2009,《国富论》，上海三联书店。

张德霖，1993,《生产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人民出版社。

张军、章元，2003,《资本存量K的再估计》，《经济研究》第7期。

张军，2010,《改革、转型与增长：观察与解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Barro, R. J. 2000.“Inequality and Growth in a Panel of Cou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5（1）：5-32.

Barro, R. J. 1996.“Determinants of Economic Growth: A Cross-Country Empirical Stud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how, Gregory, C. 1993.“A Model of Chinese National Income Determin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pp.782-792.

Fagerberg, J. 2000.“Technological Progress, Structural Change and Productivity Growth: A Comparative Study.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11.

Mankiw, N. G. , Romer, D. and Weil, D. N. 1992.“A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2）:407-437.

Syverson, Chad.2011.“What Determines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2）, 326-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