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承接地工业园区产城融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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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相关概念及理论依据

一 相关概念

(一)工业园区

工业园区又叫产业园区、开发区。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作为一种促进、规划和管理工业发展的手段在工业化国家出现,是各国普遍采用的区域发展政策工具。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定义:“工业园区是在一大片土地上聚集若干工业企业的区域。它具有如下特征:开发较大的面积,大面积的土地上有多个建筑物、工厂以及各种公共设施和娱乐场所,对常驻公司、土地利用率和建筑物类型实行限制,详细的区域规划对园区环境规定了执行标准和限制条件,为履行合同和协议、控制与适应公司进入园区、制定园区长期发展政策与计划等提供必要的管理条件谢娟娟:《基于复杂系统理论的工业园区集群化研究》,江西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承接地工业园区的通常类型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省级工业园区以及县级工业园区。而国家级和省级层面的工业园区成为发展的主力军,能较好地代表承接地工业园区发展状况,成为产城融合的主要载体。本书重点研究的是这两类园区。

(二)产业承接地

产业转移和承接是推进生产力空间布局优化以及产业分工体系合理化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有效途径。

我国现划分为三个地区带:东部、中部和西部。从产业的空间移动来看,我国区域产业转移呈现“由东南沿海向中西内陆”“由东往西”不断推进的移动特征王广旭:《区域产业转移中地方政府的承接政策研究》,广东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首先,由珠三角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指向型产业开始向内陆地区转移,如江西的赣州由于地理位置毗邻广东,承接了来自广东的陶瓷、鞋帽、灯具等劳动与资源密集型产业;其次,伴随着长三角经济圈和环渤海经济圈的兴起与发展,部分原材料、劳动力、能源指向型产业开始向具有低成本优势的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从地区看,我国产业移出地主要集中在广东、江苏、浙江、山东、上海、北京、天津等省份;产业承接地主要集中在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四川、重庆、广西、陕西等省份。而中部与西部地区相比较,中部地区由于区位、劳动力、交通等硬件条件相对较好,加上中部崛起的战略,成为主要的产业承接地,如2007~2010年中部地区净转入规模2483亿元,相当于2007年工业总产值的0.62%。而西部地区受交通以及城市化等的影响,净转出规模为2456亿元刘红光、王云平、季璐:《中国区域间产业转移特征、机理与模式研究》,《经济地理》2014年第1期。。因此,本书重点研究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中部地区。

(三)产城融合

产城融合是指在特定发展阶段下,产业、城市、人口三维基本要素围绕城市功能定位形成良性互动融合,最终实现产业、城市、人口、生态等多种要素均衡协调地发展侯汉坡、李海波、吴倩茜:《产城人融合——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核心难题的系统思考》,中国城市出版社,2014。。产业支撑体现在产业定位、产业布局、产业要素集聚等;城市化支撑体现在基础设施、功能设施以及产业园区配套等;以人为本体现在生态协调、充分就业、人居环境优良、智慧城市发展等。

产城融合的特征为:“产业、城市、人口三者有机融合。”产城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产业、城市、人口三者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其中城市是载体,产业和人口是推动力。一方面,在整个系统发展运行过程中,产业和人口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因。产业集聚能提升城市的经济能力,支撑城市的发展;人口集聚则能提高城市的活力,促进产业以及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又反过来能不断加快人口集聚,改善和提升产业发展环境,促进产业的发展。三者相互循环,相互促进。另一方面,产业需要人才作为支撑,城市人口又需要产业解决就业和收入,产业与人口的匹配能够为城市减轻运行压力,而产业发展对城市功能和城市设施的需求以及人口集聚对城市配套设施和城市服务功能的需求,对城市化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论上,当城市的资源满足产业和人口发展的需要,产业的规模适应城市和人口的规模,人口能够在城市资源承载能力下自由流动并服务于产业发展时,即产、城、人三者互相匹配时,就进入了真正融合的阶段。因此,产业、城市、人口三个基本构成要素缺一不可,有产无城、有城无产、有城无人等都是不可持续的发展。产、城、人三者需要在空间、结构、功能以及运作上存在相对合理的匹配。本书拟从产、城、人三个角度来衡量产城融合的发展。

二 理论依据

(一)产业价值链与集聚经济理论

迈克尔·波特(Michale Porter)1985年在《竞争优势》中提出价值链理论。他提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美〕迈克尔·波特:《竞争优势》,陈小悦译,华夏出版社,2005。按此推理,各个企业都处在产业链中的某一环节,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取决于产业价值链,即某一企业的价值链与其供应商、销售商以及顾客价值链之间的连接。处于价值链的不同位置的企业因技术含量和垄断势力的差异,利润率有所不同。微笑曲线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研发与营销分别有技术优势和销售网络的垄断优势因而附加值高,中间的制造环节附加值最低。价值链的地位和盈利率决定了产业园区不同的类型以及城市的产业布局。研发和营销活动更多地布局在城市中心地带或具有新城性质的城市新区,而传统制造业则分布或者搬迁到远离城市的边缘地带。

工业园区是典型的产业集聚地。马歇尔是最早(1890年)关注产业集聚这一现象的,他认为产业集聚产生的经济动因是存在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中提出集聚因子的重要性,他分析企业在区位选择时采取集聚取决于集聚所带来的成本降低。美国经济学家霍泰林(Hotelling)用模型分析企业选择密集分布在同一地区的成因,他认为,产业集聚有可能形成同行之间的学习效应;产业集聚形成同业对社会的广告效应;产业集聚有利于形成区域内部要素市场以降低社会资源的配置成本;产业集聚有利于形成范围经济。克鲁格曼将空间因素考虑其中,构建中心-外围模型。迈克尔·波特的钻石模型分析了影响产业集聚发展的要素,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关联性和支撑性产业以及企业战略、竞争和结构、政府部门作用。产业集聚会带来城市化的发展,因为城市化能够吸引并提供给企业、产业和产业价值链各种生产要素,如人口、人力资本和信息资源以及配套性基础设施,从而形成产业带,同时也就是城市带,如德国的鲁尔地区,美国大湖沿岸、硅谷,以及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工业带等。

(二)城市主义理论

霍华德(2000)最早对“田园城市”进行了描述,田园城市将城市和乡村融合为一体,形成新的城市形态。他还认为,当人口超过一定数量后,就需要新建一座田园城市,若干个城市组成城市群,形成社会城市。卫星城市理论则基于田园城市理论,进一步提出在大城市外围建立田园式卫星城镇,以疏散产业和人口。新城市主义理论流行于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城市建设实践,代表人物有彼得·卡尔索尔普(Peter Calthorpe)等。他们认为,通过新城建设可以解决现有城市存在的混乱状况,运用空间关联创造一个联系紧密的区域,使区域内分散的社会要素能够实现互动。20世纪90年代美国规划协会则提出精明增长理论,倡导土地的混合利用,提高土地的综合利用效率。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理论延续了田园城市理论的总体思想,强调以人为本,控制城市规模,注重绿化地带,保持城市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但更强调对城市边界做出准确界定,更注重城市的居住、产业、商业、就业功能的融合。

(三)社会网络模型和系统论

社会网络模型由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 1973, 1985, 1992)提出,他认为跨企业组织的决策联系非常重要。联合游说、合资、非正式结盟和贸易间的互惠这样的关系会持续下去。企业历史和文化对此具有重要的影响。企业地区上的集聚有利于建立商业信心、承担风险和合作。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由空间、信息和创新活动三个因素集合而成。卡曼格尼和卡佩罗(Camagni, Capello, 2004)也对城市网络下了定义:“城市网络主要是由恒星型而非纵向的互补型或类似的重心所联系起来的流动体系;它们提供劳动的专业化分工-互补-空间分布,以及合成-合作-创新。”社会网络模型引进了社会关联方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网络联系,比如城市间人流和物流的网络关系,既有有形的交通和通信,也有虚拟的经济一体化,信息交换、金融交易,以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教育和文化。这为研究城市与工业园区融合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贝塔朗菲(1987)提出一般系统论,他认为,不能简单地把分割的各个部分拼成整体,必须考虑各个子系统和整个系统之间的联系。城市系统学(刘春成、侯汉波,2012)认为城市是一个复杂自适应系统,以人为主导,由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城市产业四个子系统有机构成。唐恢一(2008)认为城市是一个经济、社会、生态、资源、人口等要素的复杂载体,相关要素在载体之上扮演各自的角色以及互相之间具有关系。如果把工业园区产城融合作为一个经济系统,产业、城市、人作为系统中的子系统,以系统论的方法分析其构成要素、影响因素、发展阶段等,系统的整体性、协调性、关联性就决定了产业、城市、人口三者之间应该相互匹配,协调互动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