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英美金融霸权兴衰中对外负债的不同作用及成因

自17世纪荷兰建立霸权开始，金融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日益强化。在经历了19世纪的英国与20世纪的美国霸权时期后，人们对金融作为国际社会里的一种“结构性权力”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金融与霸权兴衰的密切联系也得到了广泛认可。英国与美国在其各自的霸权时期都产生过对外负债，但对外负债对两国金融霸权的演进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作用。英国因不堪债务重负而使霸权旁落，美国却因开启债务时代而使霸权走强。在本节中，我们将通过回顾英美霸权时期债务债权关系的变化历史，对比分析对外负债在两国霸权兴衰期间的不同作用，探究英国未能通过对外负债维持金融霸权的根源。

（一）英美霸权时期霸权国国际借贷地位的演变

1．英国的国际借贷地位变化

正如金德尔伯格所言，英国的崛起与衰落近乎完美地遵循着国家生命周期，“贸易、工业、金融迅速增长，逐步达到顶点，并成为世界经济霸主，然后缓慢衰落”。而英国国际借贷地位的变化轨迹也遵循着霸权力量的强弱转变，即从新兴时期的债务国到鼎盛时期的债权国再到衰落时期债权国地位的下降。

18世纪中后期，国外资本应战争与工业化的需求，纷纷流入处于霸权崛起阶段的英国。而到了19世纪初，随着英国贸易的日益扩张和票据交换业的发展，英国已逐步摆脱了对阿姆斯特丹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的依赖，并开始向外提供战争贷款，典型的例子便是巴林兄弟银行对法国的战争贷款。此外，英国政府战争融资方式的转变和对殖民地财富的掠夺使得英国对外来资金的需求减少，这一切使得英国在19世纪初从一个债务国成功转型为债权国，并且，在之后的近百年中，英国的国际债权国地位随其霸权的扩张而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强化。1761～1900年英国国际收支见图1-2。

英国在其处于霸权国地位时期积极地从事对外投资活动，向全世界输送资本（见表1-3）。英国的对外放债因1825～1826年外国债券市场的暴跌而转向了商业贷款，资本输出方向因19世纪50年代欧洲保护主义抬头从欧洲大陆转向海外。从英国流出的资金主要被各国用来筹建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项目，例如，对埃及开凿苏伊士运河的借款，为印度铁路提供信贷担保，购买美国铁路证券。

19世纪末期，金本位制的内在缺陷开始显现，通货紧缩压力笼罩着恪守金本位制的国家，经济的不景气外加逐年上升的战争债务使英国开始收缩海外投资，对外债务开始相对增加。一战前，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但在一战期间，英国战前40亿英镑的海外投资缩减了1/4，甚至还向美国举借了8.42亿英镑的债务。英国的国债也因一战出现前所未有的飙升（如图1-3），由1914年的6.5亿英镑上升至1920年的78.3亿英镑。

虽然在二战前，英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已恢复到与一战前相差无几，但霸权挑战国——美国已然出现，并且开始威胁到英国世界债主的地位（见表1-4）。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英国霸权的衰落既成定局。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力量的强化迫使英国无法再通过在当地征税支撑其在印度的军事支出。以借债来维持殖民帝国的成本远远超过了它所能带来的收益，于是，英国于1947年从印度撤出。在随后的不到10年时间里，英国从东亚和非洲殖民地全面撤离，彻底宣告了英国殖民统治时代的终结。

2．美国的国际借贷地位变化

与英国在霸权崛起阶段的经验相似，美国在霸权起步阶段也是世界上主要的资本输入国。19世纪70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外国资本大规模涌入美国，并以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形式向美国私人部门进行全面渗透，这些外国资本推动了美国工业实力的迅猛增长。1870年，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占世界工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3%，而到1914年时，这一比重增长到38%。美国将其生产的大量工业产品推向世界市场，并于1876年扭转了长期以来的贸易逆差国地位，步入了贸易顺差国行列，直到1970年才再次转为贸易逆差国。

虽然美国在1876年便已成为贸易顺差国，但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美国依然处于国际债务国地位。根据《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期到1970》显示，截至1914年6月30日，美国的对外总资产为50亿美元，而美国的对外总负债为72亿美元，是当时美国GNP的20%。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原本兴盛活跃的国际资本流动骤然冷却，同时也扭转了美国的国际债务国地位。在英、法、德的国际债权国地位因战争而被大为削弱时，美国却以64亿美元的对外净资产一跃成为国际债权国。1919～1929年，世界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主要来自美国。美国的资本和市场促进了从欧洲到拉丁美洲再到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将资金与技术带到全球各地。战争与战后重建对资本的需求使得美国仅用了10年多一点的时间就使其全部国际投资额与1913年的英国持平，而英国为达到如此对外投资水平却花费了100多年的时间。1919～1929年，美国的对外贷款以平均每年10多亿美元的规模从纽约涌向世界，华尔街逐渐取代伦敦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1933～1939年，“大萧条”后的新一届美国政府积极参与到振兴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国内与国际的政治经济形势使得美国的净国际投资再创新高，达到79.1亿美元。1934年，美联储决定按黄金平准美元币值，美国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难所”，加之1935～1936年美国经济相对繁荣，外国资本开始大量涌入美国。1936年底，外国在美国的投资增长到76.4亿美元，美国的净国际投资较1934年缩减为56.1亿美元。1938年底，美国以115亿美元的对外资产成为世界第二大资本输出国，仅位列英国之后。而英国仍然以216亿美元的对外净资产位居国际最大债权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美国夺取英国霸权的关键契机，战争使美国政府进一步介入国际债务债权关系。由于美国远离世界战场的中心地带，外国资本出于短期避险目的纷纷流入美国，而美国由于较强的经济实力致力于增加对外长期投资。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增加的对外负债以短期形式为主，而外国增加的对美负债则主要以长期形式存在。此外，美国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国际投资头寸出现了明显的反向变动，战后美国政府部门对外净负债较战前增加了近9倍，而私人部门由参战前的10.3亿美元净负债反转为1945年底的15.3亿美元净资产。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美国依然以5.48亿美元的净负债处于国际债务国的位置。但在1946年这一年中，美国对外资产猛增至39.26亿美元，而美国对外负债却因外国将投资于美国私人部门的长期证券资本和投资于美国政府部门的短期资本撤出而下降了11.45亿美元。到1946年底，美国以45.23亿美元的对外净债权一跃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债权国。

1946～1970年，除个别年份外，美国的对外净资产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债权国地位呈持续上升趋势。大量的美元资本外流使美国在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时越发力不从心。自1971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夕，美国的对外投资规模落后于海外对美投资，美国对外净资产开始出现急剧萎缩，国际债权国地位开始下降（见图1-4）。

庞大的军事开支使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日益严重。为避免国外将所持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1968年美国开始关闭黄金交易所，1971年正式切断美元与黄金的关联。由于无法兑换黄金，以欧洲为代表的持有过剩美元的国家被迫持有美国财政部期票。这段时期，对于欧洲和亚洲，美国是债务国，而对于落入债务陷阱和粮食依赖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债权国。1973年，美国在1945年所设计的、基于债权国的国际金融规则——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破产。由于此前美国一系列政策对美国财政部债券本位的铺垫与强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的债务国地位顺理成章地得到了承认和制度化。自此，美国便兼具金融霸权国和债务帝国两种身份，从外国中央银行处得到无限的美元“贷款”，以此维持国际收支赤字。

（二）以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的基础铺垫——英国与美国的比较

回顾英美霸权时期国际借贷地位变化的全过程，不难发现，英国与美国的境况有诸多相似之处。例如，两国霸权时期的国际货币制度类似，两国霸权时期国际贸易与资本跨境流动都相当活跃，庞大的海外军事开支都曾恶化两国的国际收支。当然，两国在相似情况下的处理方式未必相似，而这些处理方式的不同直接导致了英美金融霸权截然不同的走向——前者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彻底衰落，后者在国际货币体系崩溃后得到强化。在本小节，我们对英美在相似境况下的不同处理方式做以下比较，为下一小节探究英国未能以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的根源进行铺垫。

1．关于应对金本位制内在缺陷

金本位制是一种以自然金属黄金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金币本位制、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是这种货币制度的三种形态。金币本位制由于黄金的可自由兑换与流通保证了外汇市场的相对稳定，而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因黄金的流通性和可兑换性受到制约而被视作残缺的金本位制。无论是哪种形态的金本位制，它们共同的内在缺陷都是黄金不可再生的自然属性无法与持续上升的经济流通需求相匹配。

金本位制的这一缺陷都曾给英国和美国的霸权地位造成致命的威胁。英镑因金币本位制的内在稳定机制而取得国际货币地位，可以说，金本位制是英国金融霸权的基石。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对战争筹款的庞大需求终结了已运行百年的金币本位制，英国为延续其霸权在一战后启动金汇兑本位制。然而，金本位制对经济的天然束缚性使自身深陷战争债务问题的英国再也无法独自承担维系战后重建的金融霸权运行的成本。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最终迫使英国放弃金汇兑本位制，这也意味着英国摘下了世界霸主的王冠。类似的过程也在二战后世界新霸主美国身上进行了重演，只不过结果却大相径庭。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本质上是一种金汇兑本位，黄金与美元双挂钩的国际货币体制使美国肩负起战后重建的金融霸权运行成本。25年后，随着战后重建的完成，与当年英国类似，美国感受到了恪守金汇兑本位制对霸权维系的压力，而与当年英国不同，在1973年，美国为延续金融霸权，选择主动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果的不同源自对过程的不同处理。

第一，政府对未来债务偿还问题的准备不同。

金本位制是无法满足战争期间资金流通与周转的需求的，因此，在一战之初，英国便放弃了金本位制，这一举措直接导致英国国内价格上涨、国家债台高筑。战争期间的英国政府完全看不清行动的未来方向，只是一味地埋头向前；而战争结束前的英国公众对如何惩罚德国的兴趣竟要高于对英国重建的关注。也许以战争赔款清偿战争债务便是英国对战后债务问题的唯一备选方案，否则很难理解在美国拒绝将赔款和战债混为一谈后，昔日霸主英国在处理、协调国际“三角债务”问题上的被动与乏力。一战后英国在经济与政治上的对美依赖预示着英国金融霸权旁落只是时间问题。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的美国在与欧洲各债权国对峙时却不似英国这般悲情，因为美国事先为最终的清偿积攒了议价的筹码——一个是美元，一个是国债。“黄金-美元”双挂钩的国际货币制度设计使美国拥有了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动权；而国家实力和信用将用来挑战世界对黄金的认可，以本币标价的国债替代黄金。因此，美国在美元对黄金的可兑换性受到广泛质疑时果断地结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由于受质疑的是美元的可兑换性而非美元本身，美国成功地使债权国接受了美国国债，保住了金融霸主的地位。

第二，对金本位制的态度不同。

也许是因为无法释怀过去一百年金本位制下大英帝国的辉煌，也许是因为支持金本位制确实能为英国带来极大的利益，能维持金本位制的运行被英国视为其金融霸权的根基。在一战后的几年时间内，欧洲与美国的战债和赔款问题终于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久违的通货稳定也随之到来。英国为了恢复战前的金融霸权地位，于1925年决定承担起恢复战前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义务，以1英镑兑4.85美元的汇率恢复金平价。然而，就当时英国的经济实力来说，黄金价格定得过高，这将直接损害英国的出口能力，降低英国对适度增长的国际贸易的反应能力，而贸易顺差对于清偿国际债务和恢复国内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英国政府弥补过高黄金平价的方案有三种——降低黄金平价、使英镑浮动、降低贸易品成本以弥补过高估价带来的损失。然而，就像珍妮·高娃（Joanne Gowa）在对比英美国际货币政策时所指出的那样，英国为了维持英镑的国际地位，不惜使国内宏观经济政策屈从于国际货币政策。因此，英国选择了第三种补救方案，同时也选择了放弃重拾霸权的最后机会。因为，降低贸易品成本意味着压缩劳动力要素成本（资本要素的成本已经被固定了），工资的降低使工会与工人间的斗争日趋激烈。

美国没有像英国那样钻进币值稳定与国际债务神圣不可侵犯的僵化哲学中而不可自拔。虽然美国也同样重视币值的稳定和外债的清偿，但当它们与霸权维系产生冲突时，美国是能以经济和政治理性辨别孰轻孰重的。霸权的维系依仗的是确保霸权体系下各国的利益的能力，而不是币值稳定这种表面形式带来的幻觉。因此，美国并不认同将金汇兑本位制作为世界发展的坚实基础，这种看法自一战后便已形成。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设计之初，美国就意识到这种金汇兑本位制是实现战后大国间合作的妥协产物，它的使命便是促使世界经济快速走出战后经济的阴霾。因此，20世纪60～70年代，当因恪守金汇兑本位制而给世界的贸易往来和金融稳定造成危机时，美国在确保各国债权的存续性后，果断地终止了这一国际货币制度。

第三，阻止黄金兑换的处理方法不同。

一战后的英国和二战后的美国都是为了振兴世界的战后经济而分别重拾金汇兑本位制的。本位货币国维持金汇兑本位所面临的最大风险便是别国向本国进行黄金兑换导致本国黄金储备不足。对于黄金兑换的处理稍有不慎，就会直接危及各国对该货币体系的信心。

在劳动力成本被强制压缩的情况下，恢复金平价的英国已无法用提高利率来防止黄金流出。于是，英国将希望寄托在了法国和美国身上，这为英国在日后黄金兑换问题上的被动埋下隐患。英国希望法国继续持有英镑，并且希望美国降低美国利率而不是提高欧洲利率来解除德国和英国受到的压力。法国和美国接受了英国这次在金融方面的领导，但考虑到本国的利益，他们随后又各自展开了行动。法国开始从事在本国货币市场上卖出英镑的同时补进相应英镑期货的金融活动。法国对英镑的期货操作有效地抑制了私人资本对法郎的投机，同时也使英国无法辨别私人持有的英镑在未来是否会因法国的期货交易而收归官方持有。这使得英国无法消除来自法国黄金兑换的威胁。美国降低利率后的行动更是出乎英国意料和控制。美联储1927年7～9月在公开市场操作中买进2亿美元债券，并将贴现率降为3.5%。金德尔伯格认为这次宽松的货币政策与1928～1929证券市场的价格上涨不无关联。证券市场的非理性繁荣使美联储在接连提高再贴现利率，随后便是著名的“大萧条”以及由此连带的欧洲金融危机。法国对英镑的巨额持有妨碍了英国作为最后贷款人能力的发挥，而美国证券市场的繁荣与崩溃凸显了英国在处理金融危机上的无能。此外，英国对金融衍生品把握能力的低下和对证券市场融资能力的低估也使其在金融实力上开始落后于法国和美国。因此，无论英国在1931年是否放弃金本位制，英国的金融霸权早已在战后的十多年里消耗殆尽。

四十多年后的美国又是如何处理黄金兑换问题的呢？1968年，黄金总汇，即美元与黄金的固定联系崩溃，美元相对黄金的价格马上升至约38美元一盎司。人们对美元可兑换的信心开始动摇。如何维持国际对美元的信心成为摆在当时美国政府面前的最大难题。美国可以选择削减国际和国内的军费支出以力挺美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但是这将直接威胁到美国在世界上的军事霸权，因此这一选择不在美国政府的考虑之内。另一种选择是阻止各国将美元直接兑换成黄金，这需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十国集团以及欧洲和亚洲的国际收支盈余国家共同决定。于是，被称为“纸黄金”的特别提款权便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计下应运而生了。与四十年前的英国不同，同样是需要他国的配合，美国却没有将希望寄托在他国身上，而是通过国际机构组织（其实也是以美国的意志做主导）创造了一个可以阻止黄金被直接兑换的新货币工具。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开始制订各种计划，辅之以政治压力，确保外国将美元储备再借给美国财政部，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融资。至此，金汇兑本位的强制机制已然被架空，而这段期间的高通胀和货币危机更利于官方储备及美元化程度的提高，美国金融霸权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2．关于资本的国际循环

对于霸权国家来说，资本的输出与输入路径不但关乎资本的盈利性，还关乎对本国经济的稳定和在全球经济危机时期的“救市”能力，前者彰显了霸权国家的金融实力，而后者却能检测金融霸权的根基是否牢固。

英国在霸权崛起阶段是典型的资本输入国，在霸权确立之后便随之转为资本输出国。资本输出的途径主要以货物贸易逆差和对外贷款为主，而资本回流的方式主要是海上航运业的服务收入和贷款的利息偿还（见表1-5）。英国的对外贷款在多数时间符合顺周期的资本供应模型，即“投资机会在国内外均很充足或者同样不足，分配给国内和国外投资渠道的资金一起因收入和储蓄的增长而增长，随收入减少而引起的储蓄的下降而下降”。然而，根据英国资本流入的途径可知，英国的资本流入多是私人商业资本，这些资本对支撑英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但当世界经济进入萧条期时，私人资本的逐利性会使其大幅从英国撤出，而金本位制又限制了英国在萧条时期所有可能的经济扩张政策（如贬值提高出口竞争力、降低利率或增发货币刺激经济复苏），也注定了英国在经济危机期间带领世界经济复苏的无作为。

美国的情况便有所不同。美国在担任霸权国家期间的资本输出途径也是贸易逆差和对外投资，但资本回流的形式比当年的英国更加多样化，既包括私人资本也包括官方资本（包括带有政府意志的私人资本，如主权财富基金）。外国官方资本的逐利性较弱，在经济危机时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见图1-5）。美国不仅利用外国官方资本的流入加强了外国经济与美国经济共繁荣同进退的关系，还将国家间的政治外交筹码由传统的军事力量震慑转移到经济上的相互依存。

3．关于国际军事开支融资

有史以来，军事从未淡出过国际政治经济的大舞台，军事实力反映一个国家力量的强弱，也是霸权国家霸权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支撑强大的军事实力离不开国家雄厚的经济基础。然而，要维护世界霸权，霸权国家的军事力量就要向全球进行渗透，军事部署更要在世界主要战略地区进行铺广。英国和美国在各自霸权时期的军费开支规模都相当巨大，但他们为军费融资的渠道不尽相同。

除了所得税外，英国国债市场对军费融资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表1-6列举的是17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国债市场为战争开支所筹集到的资金。在战争结束后，国家债务会进行转换，债券的息票率将由高转低。不过令这种方法生效的前提是战后储蓄得以恢复且旧债券可以溢价售出。而投资者往往不会购入溢价的短期债券，因此，在战时发行债券的到期日来临时，大量战时高息票率的债券会使短期利率处于较高水平，而短期利率的居高不下带给经济的作用是非常负面的。此外，虽然财政部可以通过债权人提前赎回被转换的债券而减少年度开支，但债券持有人不会甘于收入的降低，他们往往会放弃政府债券而转向风险和利润更大的投资，成为助长投机热潮和引发金融危机的隐患。

二战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军备竞赛和在盟国的防务部署都使得美国军事开支的节节攀升，推动美国国际收支赤字规模不断扩大。国际收支赤字的扩大影响着世界对美元地位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持续运行的信心。为此，20世纪50～60年代，美国在从欧洲裁撤军队问题上所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国内政治压力。但是，为维持北约体系的实力，以防苏联对东欧采取攻击性军事行动，美国没有大幅裁减派驻欧洲的常规部队，而是以此要求欧洲通过购买美国国债间接换取美国对北约的军事支持。实际上，欧洲对美国国债的购买行为相当于代替美国国内居民为美国的国际军事支出融资。同样是通过国债市场为军费融资，美国似乎比英国更技高一筹。它减少了美国主动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顾虑，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金融霸权的平稳过渡提供了最佳范式。因为如果有了外国政府对美国财政部债务的支持，美国终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代价将降至最低，甚至几乎无需付出代价。至于未来的债务清偿，也因为债权人的借款动机而拓宽了美国的议价空间和周旋余地。

（三）英国以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失败的根源

在前文中，我们对以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的前提条件进行了分析，也比较了霸权时期的英美在由债权国转向债务国时为延续金融霸权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下面，我们就对英国未能以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的根源进行深入地挖掘。

1．对金本位制的依赖限制了最后贷款人的执行力

从前文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对金本位制的钟爱与依赖。产生这种依赖可能的原因一是世界经济确实在金本位制下平稳运行达百年之久，二是源于英国的实用主义传统。由于具有实用主义的长期传统，英国“总是试图在一个方向或另一个方向上做出权宜之计，并期望在长期的行动过程中自动体现出合理性”。

对金本位制的恪守大大限制了英国作为国际最后贷款人向世界提供的流动性能力。霍特里在《中央银行艺术》中的一段话可以说明金本位制对最后贷款人执行力的限制：“如果国家能维持原货币本位而无不当的紧张局面，就可以无限授信；如果维持平价的努力极端困难，那就不要信贷，让货币贬值。”在英国霸权鼎盛时期，关于伦敦和巴黎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争论从未间断。法兰西银行更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救助过程中频繁出现（见表1-2）: 1890年，为防止因巴林财务状况被披露所引起的市场恐慌，英国安排法兰西银行提供300万英镑的黄金贷款；1907年，法兰西银行再次向伦敦运送了8000万法郎的美国金币；在1920～1921年的战后经济危机中，国际最后贷款人始终空缺；1931年的危机彻底证明英国根本无力扮演国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

如果一国无法胜任国际最后贷款人，便无法通过救助国际性金融危机得到各国对该国金融霸权的认可。若是再兼具债务国的身份，不要说以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能否在危机中免于债权国的落井下石都尚未可知。

2．金融体系的独特性限制了英国的金融竞争力

英国的金融体系是因商业融资而得以逐渐发展的，它从来都不为产业发展融资而组织起来的，因此，英国的金融体系是一个缺乏为促进产业增长而建立长期融资的体系，英国的银行借贷行为具有独特的短期偏向特点。短期借贷意味着银行根本不用去关心贷款企业未来的盈利性，也不需要对企业未来的竞争力进行评估，银行唯一关心的是企业的现有资产是否可以保证贷款的偿还。这将同时导致两种后果，一是金融体系的创新力低下，二是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发展脱离。

首先，英国金融体系的短期偏向性使具有期限转换、套期保值和风险对冲等功能的金融工具都无用武之地，自然也就没有被开发的必要，这将极大地限制金融体系的创新动力。缺乏金融创新的金融体系是缺乏活力的，也将在长期中丧失它的吸引力。资本往往会流向能给予它生命力的金融体系，毕竟金融资本的优化配置并不等于贸易信贷资金的中转。其次，英国金融体系的短期偏向性使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没有必然联系，金融无法形成比较优势，只能作为依附实体经济的一种工具性存在。也许，随着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体系的业务规模会扩大，但金融发展并不仅仅由规模来衡量，还有投资的盈利性、风险性以及资金的周转效率等。短期偏向性的金融体系可能会形成单方面的竞争优势，但不会形成整体的比较优势。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英国霸权时期巴黎一直挑战着伦敦的国际金融地位，就连纽约这个后起之秀也会在一战后使伦敦神经紧张。英国的金融实力和金融发展潜力确实不似历史数字所展示的那般强大，成就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也许更多的是它“日不落”大英帝国首都的名分。

前文已经分析过，用对外负债维系金融霸权需要该国具有强大的金融实力，无论是在金融市场的成熟度、金融制度的先进性还是金融创新等方面都较同一时期的其他国家更具金融比较优势。显然，英国在这一方面远不及它的霸权继任者美国。

3．对金融在协调国际关系中的工具性作用认识不足

英国对金融在协调国际关系中的工具性作用认识不足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英国政府将货币发行与金融事务交由私人机构处理；二是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对国际组织的借助力度不足。

首先，一个脱离政府意志的、私营性质的中央银行是无法将金融集团利益转化为实现国家战略的工具的。英国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在1694年成立之初便是以私营方式成立的，直至1931年才服从财政部的政策，1946年被收归国有。在英国霸权期间，英国政府并不直接关注货币，而是将货币事务完全交由英格兰银行——一个完全脱离政府意志的私营机构管理。这就意味着英国的金融事务与国家的国际战略和政治利益相脱节。例如，英格兰银行可以独立制定英镑的适当平价，负责管理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而它一直提倡英镑对黄金的高比价。对于这一立场，很多文献都进行了批判，因为这会导致英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被高估，从而对国内生产造成一系列严重的制约，并让英国失去经济繁荣的动力。这个弊端在一战后英国恢复金本位平价的过程中显现出来，并加剧了英国的衰落。此外，英格兰银行一直致力于使金融机构摆脱中央政府的控制，充当着代表银行业利益向中央政府的官僚进行游说的代言人。从某种角度说，英格兰银行甚至可称得上是中央政府的调控者。这种局面直接导致的后果是英国政府的官员既不熟悉金融部门的领导者，也不了解金融市场的运作，更不要说统筹协调国际关系对金融力量加以利用。这与之后美国“华尔街-财政部混合体”的金融霸权国内权力网络形成了鲜明对比。

其次，英国政府轻视了国际金融组织机构在协调国际经济与政治问题上的作用。在和平时期，英格兰银行对与他国中央银行和政府间的货币业务交流与合作漠不关心，而危机时期的欧洲主要国家的央行间合作也因政治敏感性而很有几分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味道。因此，欧洲主要国家央行间的政府资本往来较少，各国中央银行在合作管理国际金本位制时并没有建立起共同的利益关系。在危机期间，缺少连接各国共同利益的筹码将使作为领导者的英国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如果说，出于国家自尊和政治敏感性，英格兰银行不便与各国政府及央行频繁地进行政府资本的互动，那么国际组织或联盟将是一个很好的调和性存在。必须承认，英国在组建国际组织这一点上是有认识的，但它没有利用好国际组织在世界政治与经济问题方面的协调作用。从表1-2可以看出，在英国霸权期间的危机救助中，极少有国际性组织的出现。直到一战后，为减少国际纠纷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联盟才正式成立。在20世纪20年代，国际联盟在安排给予奥地利、匈牙利以及东欧国家的中央银行业稳定贷款问题上做出了贡献。但国际联盟的存在并未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且，二战前有关处理战争债务和赔款的杨格计划国际联盟也并未参与。杨格计划中，负责管理德国赔款相关金融业务的是新成立的国际清算银行。此外，在1931～1932年欧洲经济危机期间，英国所捍卫的金本位制受到严重质疑，英镑地位一落千丈，当时，一个类似40年后“特别提款权”的方案曾在一份报告中被提及，该报告引用了巴杰特的观点，建议国际清算银行发行一种叫国际凭证（International Certificates）的纸黄金来完成最后贷款人的功能。但对于当时世界经济的情形来说为时已晚。

由此可见，英国的国际协调能力是有待提高的，它的政治经济外交手段的成熟度与其霸权国地位并不匹配。英国政府将金融事务的管理工作完全交由私营性质的中央银行负责，使其根本无法意识到金融在协调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其实，从根本上来说，虽然英国在当时拥有国际货币英镑和国际金融中心伦敦，但它的霸权成长路线一直是在一个工业国家的发展思路下向前延伸的。也正因如此，即使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也将会在于伦敦争夺金融霸权的斗争中取得最终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