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一 选题背景

（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双面效应”凸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不断发展，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壁垒的逐渐降低，整个世界日益融合为一个规模空前的全球大市场。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各种要素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迫于日趋激烈的全球性竞争压力和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的动机，跨国公司从资源全球性优化配置的视角出发，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所存在的资源禀赋、生产技术、交易成本、制度等因素的差异，将其原来的生产过程拆分为不同的生产阶段并分散到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由此，伴随着国际市场日趋一体化，国际分工的形式却逐渐走向了非一体化，即传统的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专业化分工逐渐演变为同一产品全球价值链某个环节或某道工序的专业化分工。这是新的国际分工形式或者生产布点形式，学术界通常将之称为“全球价值链分工”。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呈现的新特点，也是当代国际分工发展的新趋势。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出现，将传统的基于国家与国家之间比较优势的分工从产品贯彻到产品内部的工序和流程，即产品的生产制造过程中包含的不同工序和环节被分散到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形成了以工序、环节、区段为对象的分工体系，呈现分工主体更加多元化、分工过程更加复杂化的特性，它的出现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经济运行方式，也促成了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和资源新一轮的深刻调整和配置。全球价值链分工不仅为先发国家跨国公司的全球要素资源优化配置提供了更为灵活、多样的渠道，亦将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企业卷入全球化生产体系之中，使得整个世界演变为一个大“工厂”。后发国家的企业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强和全球价值链分工日益深化的时代背景下，为了避免被全球化生产体系所抛弃，或被动或主动地“嵌入”先发国家的跨国公司所主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网络中。这些后发企业纷纷立足于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利用全球价值链分工为其全面融入全球化生产体系带来的机会，积极、主动地汲取跨国公司的技术、知识溢出和积累原始资金，依托全球化产业价值链逐步地由价值链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向技术密集型环节攀升，力图实现跨越式的产业结构升级和分享经济全球化的收益。

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中国亦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立足于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定位于以国际代工为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迅速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关键节点，并以此缔造了国民经济连续30年高速增长的“中国奇迹”。然而，在“贸易大国”和“经济大国”等耀眼光环的下面却隐藏着一个无可回避的尴尬事实或者我们可以将之称为“贸易悖论”，即中国制造业出口量的持续超高速增长以及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并没有逻辑地带来贸易条件的改善和本土产业结构的升级。可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就以集群形式切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企业而言，全球价值链分工呈现明显的“双面效应”，即“规模增长效应”和“结构锁定效应”。前者助推集群企业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后者则阻碍集群企业获取全球价值链内的高附加值。大量经济发展的实践都印证了上述“双面效应”的存在：众所周知，受益于全球价值链分工所带来的国际需求与国际投资，中国的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集群企业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实现了企业规模、利润的快速增长。可以说，中国是全球价值链分工在现阶段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然而，伴随着时间维度的延伸，我们逐渐发现：这种国际代工主导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下形成的强大生产制造能力并没有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转型，反而通过“要素锁定效应”、“市场锁定效应”和“价值链锁定效应”等形成了比较优势和贸易模式的自我强化与锁定。可以说，这也是当前中国出口贸易悖论形成和贸易结构“镜像分离”的根源，即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呈现向高级化演进的趋势，而出口贸易结构的升级却并未有效带动中国实际产业结构的升级。出口贸易的虚假繁荣表象性地、扭曲地映射了中国实际的产业结构、产品技术结构和附加值，贸易结构的“镜像”与产业结构的“原像”出现了严重背离。可见，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下，中国本土集群企业固然可以通过这种分工模式形成的资源要素流动，引进跨国公司相对丰富的资金及其他稀缺的先进要素，如技术、标准、品牌、国际营销网络及企业家精神等，并与自身丰裕的生产要素如低价优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等相结合，激发潜在的生产能力以获取一定的国际分工利益，推动国家经济规模的壮大，即获得“经济规模效应”。但是，这种主要依靠低级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发展路径中的“结构锁定效应”，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亦会形成巨大的挑战，如资源和能源的短缺、生态环境的恶化、贸易条件的恶化、众多产业甚至关键部门竞争优势的缺乏、外商企业控制中国诸多产业以及我国处于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而导致的经济收益少，进而导致的启动内需困难等。可见，我国的集群企业虽然参与到全球生产网络之中，但在这种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被跨国公司锁定于产业价值链某个特定生产环节的狭窄职能之中，成为全球化进程的“牺牲品”，深陷于“贫困化增长”的陷阱中。由此，我国本土集群企业不得不面临一个尴尬境地，即一方面已经普遍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生产和制造能力，很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甚至占据了非常大的市场份额；而另一方面，这些集群企业生产制造的产品总体上却属于技术密集型产品中劳动密集环节的产品，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位置，产品利润微薄，面临产业升级的巨大压力。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背景下，世界范围内生产制造活动虽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欠发达国家的产业集群及集群内的企业转移，但是核心的技术创新能力并没有随着生产能力发生转移，仍然集中在OECD国家的跨国公司中，相对于构建庞大的生产能力，如何有效地进行技术追赶，突破全球价值链内的“锁定效应”，实现从生产能力到创新能力的嬗变，对发展中国家的集群企业和国家来讲都是一个艰难而紧迫的问题。

（二）全球生产制造网络正成为集群企业进行知识创新的新环境

伴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经济实践界都逐渐达成共识：知识自身的投资收益递增特性使其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中最活跃的因素。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因是知识增长，知识正在取代资本、土地和劳动力，成为推动财富增长的强劲动力（Drucker, 1992）。知识是企业成长发展所需的关键资源，特别是隐性知识资源的难以模仿性能为企业在竞争中赢得显著优势。企业未来将主要通过知识而不是金融资本或自然资源来获取竞争优势，企业未来的发展主要是依靠知识创新推动的。

在信息经济、网络经济和知识经济日益明显的今天，在市场飞速变化和技术高速发展的超强竞争环境下，往昔那种有利于环境稳定的国界、规则与控制等因素正趋于瓦解，企业的经营环境正从过去相对稳定的较为确定的环境转向日益复杂多变、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在这个外部环境瞬息万变的时代，企业进行创新的难度、风险自然也就大大提高，再加上创新过程本身的复杂性与长期性，任何企业都不可能独立拥有技术创新、成长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知识资源及能力。因此，企业就不能再将创新的视角局限于内部进行知识的培育、孤立地自我开发知识，而需要通过从外部获取各种知识资源，如通过与外部诸多经济行为主体（包括上下游的供应商、客户甚至竞争对手）开展广泛的知识交流与合作获取创新所需关键性知识资源，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也就是说，企业必须转换思维，由过去企业之间传统的你死我活式的纯竞争关系向既竞争又合作的竞合关系转变。

全球价值链通过组织的非一体化使后发国家的企业集群成为开放的系统，集群中的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所需的资源以及互补的技能，更为重要的是，全球价值链作为强大的知识载体和知识流动的“管道”，为催生、增强地方企业集群的技术能力创造了大量机遇。全球生产网络的“大分离、小集聚”地理集聚效应不仅有助于规模经济的实现，而且其作为促进全球生产网络内部实现技术和知识创新的一个平台，还为企业获取知识、提升竞争优势提供了可能。在全球生产网络环境下，跨国公司在将后发国家集群企业融入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都会与其建立某种程度的产业关联，都不可避免地要与网络内集群企业进行不同形式的交流合作，都会不自觉地让链内集群企业观察到其在生产、经营、销售等环节上所运用的技术和手段，从而使集群企业能对这些从过去长期经营活动中积累起来的成功经验加以“免费”学习和模仿，使集群企业从中获取自身没有或不能及时产生的知识，这对促进网络内企业间知识的有效流动、提升集群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构建竞争优势都有积极作用。此外，全球价值链内跨国公司与集群企业之间的知识、信息资源的交流、共享极大地加速了新知识的产生，这也为提升集群企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可以说，嵌入全球价值链内的集群企业的创新行为实际上就是集群企业与跨国公司及其他集群企业等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知识互动过程，表现为“干中学”“用中学”“相互作用过程中学”。全球生产网络为集群企业的知识创新提供了知识时空背景，价值链内企业间的交互知识流动使任意企业都有机会通过捕获和解释与技术创新相伴的知识因素而扩张自身的知识占有，从而实现自身的知识创造与创新，同时完成自身的技术创新活动。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内的知识溢出已经成为嵌入其中的我国本土集群企业共享知识、增加知识存量以及实现知识创新的重要途径。在全球领先企业越来越多地把知识密集型活动外包给全球价值链内我国代工集群企业的过程中，集群企业逐渐从OEM向ODM和OBM升级转化，甚至使我国的上海等地形成了一些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专业化中心，可以说这已经成为当前我国集群企业在全新的竞争环境下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然而，从总体来说，我国本地集群与发达国家集群如美国硅谷等相比差距依然比较大：集群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强，大多数集群企业依靠成本优势、政策优惠而生存，整体缺乏国际竞争力。因此，就集群企业而言，如何借助全球生产网络与跨国公司实现深度合作，提升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集群企业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从网络知识经济环境中获取最大收益的必修课程。

（三）获取全球价值链内的知识溢出是我国集群企业转型升级、实现国际化成长的关键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学术界已逐渐形成共识：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信息网络技术领域的革命性突破以及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空前发展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新型国际分工格局是造成当前世界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的根源。在这一分工体系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呈现“三足鼎立”的格局：一是已经步入信息社会的发达国家成为全球科技创新和国际金融中心，为世界提供消费市场；二是处于工业社会的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和加工中心，为世界提供廉价商品；三是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在内的自然资源大国成为全球初级产品供给中心，为世界提供原材料。在这一新型国际分工体系中，中国依靠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制度红利”以及自身的低成本竞争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GVC），并作为各种生产要素集聚的东道国，成为全球重要的新兴制造业基地。得益于这种GVC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中国外贸“爆炸式”成长，并有力地推动了GDP的持续快速增加。然而，在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面前，应该客观看到，这是一种“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的增长：一方面我国付出了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的生态成本；另一方面“大进大出”的发展路径和低成本竞争战略使我国企业，尤其是外资主导集群中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和贸易加工型中小企业，陷入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陷阱”，盈利能力和产品附加值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同时，自主创新乏力，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被“俘获”与“压榨”的悲惨境地。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伴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源和环境的“硬约束”以及发达国家出现的“再工业化”和重归实体经济等情势变化，以往的长期倚重低级生产要素驱动、继续维持在“微笑曲线”底部的粗放型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我国亟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将经济发展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知识经济体系下，知识溢出和技术创新成为地方和企业竞争力提升的重要驱动力，而跨国公司主导全球价值链形成的全球生产网络是当前知识溢出的重要载体。价值链的全球布局不仅能够实现生产要素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而且更为重要的是链内组织间知识的外溢能够提升东道国本土企业的生产效率，从而进一步改进和提高东道国资源配置方式，促进其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许多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的国家和区域纷纷采用优惠措施加速引进外资，期望通过跨国公司的知识溢出促进本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本土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在这种“引进来”战略的指引下，许多后发国家主要利用本国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和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跨国公司，重组国内的生产要素，使本国融入跨国公司产业链的全球布局，并通过跨国公司在本国的投资、采购、定牌生产和来料加工等形式使本国的产业、产品以及市场与国际接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可见，通过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后发国家集群企业参与产业全球化、实现自身国际化成长的一种重要战略模式。然而，在我国长三角地区形成的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产业集群或生产网络中，当地的集群作为一种组织形式虽然参与到全球化生产分工中，成为全球生产网络中的节点，集群内的企业亦因此成为本地生产网络和全球生产网络联系的重要纽带。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实际过程中，我们发现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之间缺乏产业关联，本土企业被“边缘化”的问题，即集群内外资经济与本土经济发展的二元化、引资区域“飞地化”“松脚型”等现象显著，这些似乎都与政府的战略意图大相径庭。那么在这种外资主导的集群中是否存在知识溢出效应以及本土集群企业如何利用跨国公司的知识溢出效应实现创新以提升国际竞争力就成为当前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 选题意义

在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全球生产网络的形成为嵌入网络内的企业的知识交流和知识创新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依托全球价值链逐步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中国地方集群企业如何更好地进行知识交流、合作及创新进而获取竞争优势正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然而，在现有的文献中，国内外学者分别从组织内部以及组织间视角运用各种经济、管理领域的相关理论、观点探讨和实证研究了集群企业如何获取竞争优势，但较少在一个统一的关系框架中探讨这些理论以及研究要素的内在联系。鉴于此，本书基于“嵌入性”理论、知识租金理论、企业能力竞争优势理论以及企业国际化成长之间的逻辑关系分析，构建了网络嵌入性、吸收能力、网络能力、知识租金获取与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这既有利于整合不同学者关于网络背景下企业竞争优势源泉的不同观点，亦有利于深入剖析网络嵌入性、动态竞争能力对于集群企业知识租金获取及国际化成长的内在机理。这种概念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更强的理论支撑，也便于实证研究的开展。

另外，广泛的经验性研究对于政府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知识经济全球化时代，知识创新正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这一点无论对政策制定者还是学术界来说都已经是一个共识，即把知识创新放在讨论发展中国家产业发展和成长的核心位置。本书立足于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以及经济结构转型的大背景，基于微观视角探讨苏州等地外向型集群企业依托全球价值链实现国际化成长的经济特征事实，这对于我国政府如何推进经济第二波全球化、培育“持续性”区域经济竞争力、打造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知识创新服务平台和知识创新型企业建设都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

此外，从微观层面来看，对集群企业来说，本书可以使旨在实现国际化成长的企业更好地认识和理解在知识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网络嵌入性、动态竞争能力、知识租金获取及实现国际化成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从而使它们能够在开放式创新环境下更为主动和有针对性地制定各种知识创新战略和推动策略，进而逐步走上创新驱动发展的国际化成长道路。因此，本书为我国集群企业在国际化成长中实现有效知识交流、提高创新能力提供了有益的建议与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