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二战后由西方先发国家所开启的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使世界经济呈现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以往由先发国家跨国公司垂直一体化控制的地理集中的生产过程，伴随着技术的进步、交易成本的降低而日趋片段化、分散化和网络化；与此同时，在地方尺度上，这种全球分散的生产过程又通常会以产业集群的形式衍生为本地化的空间集聚和产业关联以获取“集聚效应”（正的经济外部性或知识外溢）。学术界将上述现象概述为“全球价值链（GVC）分工”，亦将其称为“产品内分工”（卢峰，2004）。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内，一国参与国际竞争所凭借的竞争优势不再具体地表现为某个产业、行业或特定的产品，而是体现为在整个价值创造链条上的某个环节或工序上的要素禀赋优势。借助全球价值链，先发国家的跨国公司凭借其所投入的高端要素禀赋（比如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等）所拥有的“话语权”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布局产业链、建立生产企业，获得了丰厚利润；而后发国家的众多企业也凭借相应的要素禀赋（比如相对低廉的劳动力、自然资源等）优势承担价值链体系中某个工序或服务以获取“分工利益”。在本书中，我们以“租金”的概念来刻画这种全球价值链内的分工利益的多少。客观地说，嵌入全球价值链既是先发国家跨国公司整合全球资源、构筑国际竞争力的主要途径，亦是后发国家企业基于现实基础参与国际分工、实现国际化成长的重要战略。

在这一轮由跨国公司充当“急先锋”的经济全球化中，先发国家及其跨国公司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当然，我们亦无法否认，这一新的国际分工模式也为诸多参与加工制造环节的发展中国家的集群企业顺利进入全球市场、获取先发国家领先企业的知识和技术提供了机会。我国的诸多集群企业正是因为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契机，凭借自身的低成本要素优势，依托先发国家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获取了本轮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加快国家初级工业化的进程，并迅速地成长为“世界制造中心”。

但是，当下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特别是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我们以往的定位于“全球价值链底部”的经济增长战略正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作为一个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我们亟须与世界经济进行“再平衡”：国内方面，我们正面临部分产能严重过剩、资源错配、供需结构失衡、生产要素成本大幅度飙升以及环境承载能力逼近极限值的情况；国际方面，全球经济正陷入增长的“新平庸”，国际需求长期萎靡不振，价值链低端供给竞争加剧（比如印度、越南低廉的人工成本），价值链高端国家的生产格局面临再平衡（比如美国的“再工业化”、德国的“工业4.0”等），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兴起。

上述国内外经济情势的新变化，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以往我们所擅长的以外需为锚的、“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和低附加值）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继续切入全球价值链低端和“微笑曲线”底部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将进一步引致我国与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并由此在可能严重阻碍我国经济可持续、和谐发展进程的同时，使我国遭遇到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更加严重的贸易抵制（譬如美国所发起的“301”条款贸易调查）。

时下，在与世界经济的“再平衡”过程中，我们所倡导的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或者说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俨然已经成为新的国内外情势下最为重要的经济战略选择。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所述，我们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新变化”，“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动力将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由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创新驱动”。然而，在这里要澄清的是，对以往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转型升级，绝非如某些舆论所说的那样重新回归到内向型经济，而恰恰相反，我们需要进一步利用世界经济危机给中国提供的黄金机遇期，即世界主要经济体为了尽快地走出经济低迷的泥潭，纷纷向高端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高端生产型服务业聚焦发力，进行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

值得庆幸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地把握了国际形势新变化所带来的机遇，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开放、更加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战略举措：“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我们“要抓住时机进行全球布局”，“要坚定不移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会和利益、实现互利共赢”，“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走向世界”，“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所以，面对这一轮崭新的全球性产业结构大洗牌，我们必须定位于在此次新一轮国际分工中转向全球价值链更高端的位置，占据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中更有优势的位置，及时启动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

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就我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进一步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即“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紧接着，李克强总理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了“加快发展新经济”，“重塑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经济发展新思路，也就是说，我国在参与新一轮的全球竞争的动态比较优势构建上将不再依赖过去那种大规模的要素投入，而将主要依靠创新驱动，或者说主要依靠脑力和智慧。

按照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观点，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的产生和积累是技术进步的源泉，而技术进步是推动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的原动力，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从本质上讲是知识的整合。在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集群企业不可避免地面对丰富的全球化市场异质知识信息资源，集群企业在与链内或链外合作伙伴互动过程中通过对全球生产网络以及本地生产网络中的知识进行整合，更新已有知识存量，形成自身独特的知识资源，最终完成国际竞争优势的构筑。我国集群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是参与国际分工、融入全球的重要方式，这种国际化成长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知识不断获取和积累进而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的过程。

在新国际分工和新经济背景下，作为知识、技术转移的强大载体——全球价值链的确为我国集群企业获取先发国家跨国公司的知识和技术提供了机遇，即为被动嵌入的集群企业提供了知识资源、能力的获取、共享、创造及运用的新机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被动”的国际化和开放仅仅给中国集群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并不意味着所有嵌入其中的集群企业都能够顺理成章地在国际化和开放的过程中获得有意义和有质量的发展。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断博弈，发展中国家争夺跨国投资的竞争也愈演愈烈，本土集群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生产片段化”带来的创新过程的垂直分离和重新整合中，最大限度地利用和吸收链内高级创新要素以提升自身的知识学习速度和技术创新能力，俨然已经成为其突破跨国公司“低端锁定效应”、推动本土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从而最终完成现代化进程的关键要素。对我国很多以出口和加工贸易为主的本土集群企业来说，这是来自“贫困式增长”的教训，同时也为国家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指明了出路。鉴于此，本书拟从知识经济视角探求中国集群企业如何转型升级以突破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格局。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书将这一命题细化为以下几个问题：在新经济背景下，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我国集群企业，面对全球价值链内丰富的外部知识资源，该如何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机会窗口”实现知识创新以提升国际竞争力？我国的集群企业该如何在全球生产制造网络中积极开拓和合理利用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创造知识的溢出效应？我国的集群企业该如何持续调整自身与全球价值链的整合方式以扭转在全球价值链租金收益分配比例上的劣势从而实现国际分工地位的不断提升？

本书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研究，以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集群企业为研究对象，从知识租金获取的角度切入，围绕在新一轮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如何促进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的集群企业以知识创新为动力，合理地积极开拓和利用外部网络，不断动态调整与全球价值链的整合方式，促进其创造、捕捉、保留更多的价值——知识租金以实现其国际化成长的核心问题展开。

在动态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强的全球商业环境之下，集群企业的国际化成长呈现新的特征，即嵌入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的演化成长，是基于嵌入网络组织环境下的网络化演化成长。因此，本书综合运用“嵌入性”理论、资源基础观、企业能力观、全球价值链分工等理论和观点指出在中国当前特定的禀赋结构和制度约束条件下，集群企业依托全球价值链实现国际化成长的实质和关键，即通过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组成的全球生产网络中不断获取知识租金而实现。集群企业实现国际化成长的过程也就是其在全球价值链内获取知识租金能力不断提升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本书构建了网络嵌入性、网络能力、吸收能力、知识租金获取及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之间关系的概念模型，清晰勾勒出集群企业外部网络的“嵌入性”特征，吸收能力、网络能力及两种能力之间耦合与企业知识租金获取及国际化成长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以期能够揭示出以集群企业为中心的外部网络特征属性、动态竞争能力对于集群企业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作用机制。

具体而言，本书从以下几方面逐步展开。首先，在文献综述和大规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进行相关核心要素的逻辑分析，提出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知识租金等核心概念、主要维度以及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进程中知识租金获取的初步理论模型，该模型涵盖五个子模型：基于嵌入性视角的“关系性嵌入、知识租金获取及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结构性嵌入、知识租金获取及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基于能力视角的“网络能力、知识租金获取及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吸收能力、知识租金获取及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吸收能力与网络能力耦合、知识租金获取及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其次，对提出的初步的研究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对于子模型一、二、三、四均采用结构方程的统计分析方法，主要探讨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网络能力、吸收能力、知识租金获取及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之间的机理关系；对于子模型五采用灰色关联分析的方法，探讨网络能力与吸收能力的耦合、知识租金获取及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之间的机理关系。最后，经过对全书的分析与论证，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集群外部的网络嵌入性、结构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通过帮助集群企业获取知识租金从而助推其国际化成长；集群企业网络能力、吸收能力及两者耦合作用于集群企业知识租金获取，帮助其最终实现国际化成长。

本书的章节安排具体如下：第一章为导论，介绍本书的研究目的、意义、研究对象、拟解决的关键问题；第二章为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奠定本书概念模型构建的理论基础；第三章为概念模型与研究假设，提出“嵌入性”视角和“能力”视角下的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进程中知识租金获取机制概念模型及研究假设；第四章为研究设计与方法论，主要是对研究的过程和策略进行规划；第五章为嵌入性视角下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进程中知识租金获取机制实证研究；第六章为能力视角下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进程中知识租金获取机制实证研究；第七章为基于网络能力与吸收能力耦合的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进程中知识租金获取机制实证研究，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为本书概念模型的实证分析过程展示；第八章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即基于实证分析的结果，对全书的研究结论进行总结，为国际化的集群企业和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提出管理的政策建议。

本书严格遵循“结构—行为—绩效”的分析逻辑，建立了“嵌入性—网络能力—知识租金”的理论框架，旨在充分揭示企业网络与动态竞争能力的协调演化规律及其对知识租金获取的影响，为我国集群企业在全球制造网络中的学习演化和战略升级提供一个崭新的视角。此外，本书创造性地构建的包含网络嵌入性、网络能力、吸收能力、知识租金获取、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的概念模型将知识与集群企业的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过程和结果有机地联系起来，能够深刻揭示全球生产网络影响集群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本质过程。基于实证分析结果，本书还为国际化的集群企业和政府相关管理部门提出了政策建议，即以实施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为契机促进集群企业转型升级、调整产业和引资的政策取向、培育和增强集群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提升集群企业的网络能力、推动跨国公司和集群企业的双向嵌入与互动融合。上述研究工作的展开对于全球制造网络中集群企业及政府部门有效管理网络和利用全球价值链内知识溢出效应、探索出一条知识创新驱动的国际化成长路径是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