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网络嵌入性理论与研究综述

网络嵌入性（Net Embeddeness）——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能够较好地表征企业在其所嵌入的网络中的地位及其与网络中其他合作伙伴间的关系属性。嵌入性理论认为，经济主体和经济行为融入不断发展的社会结构、关系模式之中，而这些社会结构与关系又会反过来作用于经济主体与经济行为（Granovetter, 1985）。企业的嵌入程度决定了企业在网络内聚集、整合和配置关键性战略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并最终影响企业在网络中的行为与绩效。目前，网络嵌入性作为连接社会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理论的有力桥梁，已成为网络经济背景下学者们研究企业行为的重要视角及工具。以下，本书从网络嵌入性概念的起源及发展、网络嵌入性的分类、网络嵌入性对企业知识转移及竞争优势的作用研究三方面对当前理论界就网络嵌入性相关研究状况进行梳理和总结，力图为本书探讨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进程中知识租金的获取机制概念模型构建寻找理论基点。

一 网络嵌入性概念的起源及发展

网络嵌入性的观点是在与主流经济学的“原子论”的学术争辩中产生的，在《大变革》（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一书中，Polanyi首次提出了“嵌入性”的概念并且将其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Polanyi认为“人类经济嵌入或缠结在经济或非经济的制度当中，非经济制度的引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分析经济的有效性时，宗教和政府可能像货币制度或减轻劳动强度的工具与机器的效力一样重要”。在该书中，Polanyi将经济活动划分为互惠、再分配和交换三种形式，在不同制度环境下嵌入性形态是不同的：以工业革命为界限，在工业革命之前的非市场经济中，经济生活是以互惠或再分配的方式为主的，是嵌入社会和文化结构之中的，因为这一阶段的市场交换机制尚不成熟，非市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市场经济中，伴随着市场交换机制逐渐完善、在经济活动中占据统治地位，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往往遵循“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主要由市场价格来决定，此时经济活动体现的是“非嵌入性”的特征，即不再受社会、文化结构、习惯、风俗、制度等的影响。然而，在当时，Polanyi所提出的嵌入性思想并未引起主流学术界（古典社会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注意。此外，他的这种“市场经济的非嵌入性”的观点本身也是片面的，学者Winter（1982）就曾反驳性地指出：理解市场问题的关键因素需要在行为人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寻找。事实上，Polanyi在其后来的学术著作中也修正了其“市场经济体制的非嵌入性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同样嵌入社会和文化结构当中。

而真正对嵌入性研究的兴起起到推动作用的是Winter的学生Granovetter，他在《美国社会学期刊》（1985）上发表了一篇对嵌入性观点来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章《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此文一发表就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以后20多年间被引用的次数累计超过了5000次，成为《美国社会学期刊》历史上被引用最多的文献。在该文中，他在批评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分析时存在“社会化不足”和古典社会学在社会分析时存在“过分社会化不足”的基础上，提出应该对上述两者进行平衡折中，由此引入了对上述两种观点进行融合平衡的嵌入性观点。嵌入性理论认为：人类行为始终嵌入具体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关系之中，无论是在工业社会还是在前工业社会，只是在各个社会中嵌入的程度与方式有所不同而已。自此，嵌入性思想受到主流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诸多学者对经济活动中的嵌入性展开了不同的主题研究：有的学者探讨了网络构成主体，有的学者探讨了网络治理的影响因素，有的学者探讨了网络演进的事前因素与过程因素，还有的学者探讨了网络绩效的测度及网络绩效的影响因素等。

二 网络嵌入性的分类

随着嵌入性理论研究的逐步深入，不同学者根据自己确定的不同研究主题对嵌入性进行了一些分类，以下为本书梳理出的其中较为经典的且在主流研究中被认可的三种网络嵌入性分类。

（一）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

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分析框架是由经济学家Granovetter（1985）提出来的，它是嵌入性理论分析中最为经典且在与其他理论研究领域的融合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分析框架。

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社会资本是关系性嵌入的主要理论溯源，其主要聚焦于网络内各类合作主体基于互惠预期而发生的双向关系（如信任关系、协作关系等），强调直接联结作为交换优质信息的机制所起的作用（Granovetter, 1985），可以从联结关系的内容、方向、延续性及强度等方面来衡量联系的强弱。目前在学术界的相关经验分析中，学者们主要从互动的频率、亲密的程度、关系持续的时间以及相互间提供服务的内容等方面对关系联结的强弱进行刻画。他们的研究结论也陆续证实了关系性嵌入对组织间的合作、资源的交换和组合、共享性知识的开发等方面都产生深刻影响，特别是行为主体间的紧密程度、信任、合作规范等都会影响到企业对未来经济绩效以及合作的价值预期（Granovetter, 1985）。

经济学中的社会网络理论则构成了结构性嵌入的理论溯源，结构性嵌入理论的研究视角主要聚焦于网络参与者间相互联系的总体性结构，它旨在强调网络的整体功能和结构，同时也关注企业作为网络活动中的节点在整体网络中的结构位置，一般来说是通过网络规模、密度、中心度、中介度等定量指标对其进行描述和刻画的（Granovetter, 1985）。在结构性嵌入理论研究中，以经济学家Burt（1992）提出的“结构洞理论”最为瞩目：企业在网络中拥有“结构洞”数量的多少决定了企业在整个信息传递网络中占据有利位置的可能性，“结构洞”位置能够较好地体现企业在网络中的“桥梁”作用。

（二）结构嵌入性、认知嵌入性、文化嵌入性与制度嵌入性

从企业所处的社会情境出发，Zukin和Dimaggion（2002）将嵌入性划分为认知嵌入性、制度嵌入性、文化嵌入性和结构嵌入性四个维度，它们对于企业的行为和绩效都会产生重要影响。

认知嵌入性是指经济活动主体在进行行为选择时会受周边环境和原有思维意识的引导或限制，企业组织长期以来形成的默会的群体认知对企业的战略选择、执行和日常运营会产生重要影响。制度嵌入性是指行为主体所处的政治环境、政治体制、权力结构会对主体行为产生影响，它强调了法律系统、税收、阶级政治等制度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制约，认为企业会根据其所处社会情境的制度安排及知识图式来约束自身行为。文化嵌入性是指行为主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受传统价值观、信念、信仰、宗教、区域传统的制约，它侧重于关注共同的信念与价值观等社会文化因素对于组织的经济行为、组织的结构及组织的管理过程产生的影响。而结构嵌入性则与Granovetter（1985）提出的网络嵌入性概念内涵基本接近，同时涵盖了网络的结构属性和关系联结属性对经济主体在网络中所处位置及其与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强调经济活动行为及绩效受到网络嵌入性的影响和制约。上述分析表明：Zukin和Dimaggion（2002）对网络嵌入性的四个维度的划分建立在Granovetter（1985）嵌入性概念基础上，这种划分进一步拓宽了网络嵌入性研究的内涵，使其在社会学、经济学与管理学的交叉研究中彼此交融。

（三）业务嵌入性与技术嵌入性

以上两种典型嵌入性分类框架主要是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企业的外部环境、网络结构特征与社会关系，而学者Andersson、Forsgren和Holm（2002）则将研究的视角聚焦于企业内部运营和价值链，将嵌入性划分为业务嵌入性与技术嵌入性两个维度。前者主要强调企业改变自身业务行为以适应外部业务合作伙伴，能够较好表征企业与外部供应商、顾客间关系的亲密程度；而后者则强调企业凭借外部业务联系进行产品调试或工艺开发的过程，能较好地反映出嵌入网络内的企业间在进行产品开发过程中的相互依赖程度。

除上述三种经典的网络嵌入性分类理论框架外，学者们还提出了其他理论分类框架，其中较有影响力的代表性分类主要包括：学者Hagedoorn（2006）从嵌入性的层次角度出发将网络嵌入性划分为环境嵌入性（Environmental Embeddedness）、组织间嵌入性（Interor-ganizational Embeddedness）和双向嵌入性（Dyadic Embeddedness）三种类型；许冠南等（2011）从产业链的角度出发将嵌入性划分为上游嵌入性和下游嵌入性两种类型等。

总之，在通过对当前学术界涉及嵌入性分类框架的梳理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结构性嵌入与关系性嵌入的二分法是最为基础和经典的，其他的对网络嵌入性的划分大都是由此演化而来的。所以，在本章中，我们将采用结构性嵌入与关系性嵌入的分类方法对网络嵌入性进行分析。

三 网络嵌入性对企业知识转移及竞争优势的作用研究

诸多研究都证明，外部网络主要以两种嵌入的方式影响网络内行为主体的经济行为绩效。一是关系性嵌入（Relational Embededness），即经济行动者嵌入其所在的关系网络中并受其影响和决定。它以双边交易的关系质量为基础，表现为交易双方重视彼此间的需要与目标的程度以及在信用、信任和信息共享上所展示的行为。二是结构性嵌入（Structural Embededness），即从更为宏大的层面描述网络内经济行为者所构成的关系网络嵌入由其构成的社会结构之中，并受到来自社会结构的文化、价值因素的影响或决定。它关注的是网络内行动者在整个网络结构中所处位置的信息问题。在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进程中，企业通过与全球价值链内的跨国公司的密切产业关联嵌入一个以自身为核心、以知识租金有效获取为目的的外部网络中，集群企业知识租金获取的效果必定会受到这种网络嵌入性的影响。以下，本章借鉴主流嵌入性分析框架，分别从关系性嵌入和结构性嵌入的视角对网络嵌入性如何促进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构建的代表性研究进行总结归纳。

（一）关系性嵌入视角

嵌入网络中的企业可以通过创造关系资产实现网络内协作伙伴间的共同学习与知识交流，降低外部不确定性，并以较低交易成本获取构建竞争优势所必需的各种关键性资源和能力，所以说企业所嵌入的外部网络是影响企业经济行为与绩效的重要因素。

我们参考学者Rowley（2000a），Coniraetor和Lorange（1998）对战略性联结的分类方法，根据联结中资源承诺程度的高低将内嵌在网络环境中的企业间联结划分为强联结和弱联结两种类型。强联结具有较高程度的资源承诺性，网络内合作双方必须在获得利益之前进行投资，包括权益联盟、合资、研发的风险合作等；而弱联结的资源承诺性相对而言则小得多，类似于距离型的交易，网络内的合作双方可以进行即时的价值交换，包括市场协议、许可以及专利协议等。当前学术界关系性嵌入视角的研究主要探讨的就是网络联结的强、弱对内嵌在网络中的企业知识转移及竞争优势的影响，通过对近年来学术界该领域研究成果的梳理发现，研究结果大相径庭，以下具体阐述学术界涉及关系性嵌入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机制，主要形成了四种观点。

观点一：弱联结优势

该观点认为弱联结是指网络内的行动者与网络内其他主体的一种松散联系，弱联结能够赋予网络内行为主体更多的接触、获取高异质性的信息和知识的机会（Granovetter，1999; Nelson，1985;Krackhardt，1992）。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便是Granovetter，在其1973年发表的著名论文《弱联结的优势》（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中首次提出关系性嵌入的概念，并将其划分为强联结与弱联结。在该文中他表达了以下观点：强联结产生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因而该群体内部个体所了解的事物、事件往往相同，所以通过强联结获得的信息重复性很高；相反，弱联结产生于属于不同群体、社会经济特征各不相同的个体之间，由于其分布范围较广，拥有信息量充足，因而它能将其他群体的重要信息带给不属于这些群体的个体，也就比强联结更能充当跨越社会边界来获取信息及资源的桥梁。另外，在他公开发表的另一篇题为“弱联结的优势：一个网络理论的回顾”（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 Network Theory Revisited）文章中提出“弱联结充当信息桥”的观点，即并非所有的弱联结都比强联结更具优势，只有成为“桥”的弱联结才能比强联结更具优势（Granovetter，1985）。

有的学者也持有类似的观点：网络内的行动主体通过弱联结的构建来保持组织个体间的差异性，以此来促进网络内各种新颖、异质性的信息和知识的流动和传播，而具备上述特征属性的信息或知识对于网络内行动者的知识创新更具价值；强联结的构建往往需要行为主体花费相对较多的资源和精力，这有可能影响组织内决策者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迅速响应能力。此外，强联结通常是由相似背景、价值取向趋同的网络成员形成，所以成员间彼此提供的信息或知识的新颖性、异质性不足，这对于企业的创新价值不大。

观点二：强联结优势

该观点认为强联结虽然在提供多样化、异质性、新颖性的信息及知识资源上不占优势，但是它们往往能够通过高频率的互动、面对面的交流等多种方式来促进网络内协作伙伴间亲密关系的建立，并以此为手段来助推网络内经济活动主体间复杂信息的交换和高质量隐性知识的获取。此外，强联结虽然对于组织决策者最大化外部环境变化的认知和潜在适应性反应存在短处，但是其擅长帮助网络内行动者辨认外部威胁的影响和评估这些威胁的潜在反应，并通过增加彼此间的交流和信息共享增进彼此间信任，降低资源（包括知识）获取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些对于知识（特别是复杂的隐性知识）的获取和转移，增强适应性的社会学习，降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和提高组织或个人的危机处理能力都有积极意义，这些都有利于企业获取网络内竞争优势。

国内外的学者们通过一系列的经验性分析来证实强联结对知识转移、信息共享及创新的影响。

McEvily和Areus（2005）以日本汽车产业中的234家制造商与其供应商为样本，对关系性嵌入与企业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企业间信任、知识共享以及共同解决问题的安排这三个作为网络结构的组成元素可以很好地表征企业的关系性嵌入，三者在彼此独立的同时亦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企业间信任是指交易一方对另一方不会“乘人之危”，利用自己的弱点来获取机会性利益的信心；知识共享既涉及组织的显性知识，也涉及只有通过“干中学”才能传递的隐性知识；共同解决问题的安排，不仅能够降低交易合作双方的摩擦成本，提高组织的运作效率，降低生产误差，加速产品推出周期，同时还能够促进企业自身学习与创新水平的提升。总之，企业间信任、知识共享和共同解决问题的安排大大促进了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特别有利于“黏滞性”知识的共享与转移，最终帮助企业构建核心竞争力。

吴晓波和韦影（2005）在以中国江浙地区的医药企业为样本的问卷调研中发现：企业与网络内协作伙伴间较强的关系性嵌入为企业间复杂、隐性知识的顺利转移搭建了高质量的流通渠道，这大大促进了企业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王炯（2006）对外向型中国制造行业的128家代工集群企业进行了样本抽样统计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跨国公司与代工企业间较强的关系性嵌入能促进本地集群企业从国际旗舰企业获取知识溢出，进而有助于提升本地集群企业的创新绩效。

观点三：非线性关系

前面阐述的两种观点：强联结优势和弱联结优势理论均将关系性嵌入与网络内行动主体的经济行为与绩效视为线性的，然而学者Uzzi（1996）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美国纽约地区23家制衣行业的企业为样本进行实地调研分析，深度探寻关系性嵌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关系性嵌入悖论”：嵌入性的联结是企业获取有价值知识的重要渠道，它比距离型交易更加有效率，其通过信息共享、信任与共同解决问题等作用机制，更有利于非独立知识与隐性知识的转化与传递。强联结的确有利于知识（尤其是复杂的隐性知识）的顺畅传递与转移，但是过度嵌入又可能会使企业决策者的视野受到限制，从而导致企业绩效下降。换言之，网络嵌入性的理想强度需要处于适度状态，“过度嵌入”或“嵌入不足”都不利于企业的绩效提升，网络嵌入性和企业绩效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企业只有在市场交易关系和长期稳固联系之间取得平衡才能获取竞争优势。类似地，Rowley（2000b）也认为，强联结比弱联结需要更高程度的资源承诺性，而高程度的资源承诺性可能会阻碍组织内高层决策者对网络进行动态性的调整。

观点四：权变观点

此后，诸多学者在上述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引入了“权变”的思想，在不同的外部情境下，强联结和弱联结对企业的知识转移和知识创新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在构建经济模型的过程中，应当考虑引入行业特性、知识特性、网络结构等情境因素，将它们视为调节变量来调节网络嵌入性。

学者Rowley（2000c）在对美国钢铁产业和半导体行业进行实证研究中发现：无论是弱联结还是强联结均有利于企业打造自身的核心优势，只是在不同的状况（时间、目的等）下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同。此外，网络嵌入性对企业的影响是与企业所处的外部行业环境密切相关的，于是其引入产业环境动态性这个情景变量，以作为嵌入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调节变量。在企业外部产业行业环境相对稳定时，企业的战略导向侧重于对现有资源的利用，在此种境况下，强联结与紧密的网络合作关系能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而在企业外部产业行业环境相对波动时，企业的战略导向则侧重于对新机会、新资源的探索，在此种境况下，弱联结与松散的网络合作关系则能促进企业绩效的提高。

Hansen（1999）的研究同样表明：弱联结擅长传递公共信息或简单、显性知识，而强联结则擅长传递私有信息或复杂、隐性知识，两者在传递不同类型的信息和知识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而学者Rowley、Behrens和Krackhardt（2000）的研究则认为：应该综合考虑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的交互作用给企业绩效带来的影响，而考虑被研究网络形成的目的、其行业特点、关系联结的类型以及网络成员的特点，是充分理解结构性嵌入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必要条件。

戴维奇等（2011）以中国江浙地区传统行业内的集群企业为样本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分析时发现：集群内网络结构（主要包括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络中心性、网络中介性四类）对“非本地政治网络关系嵌入与公司创业”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范志刚、刘洋和吴晓波（2014）认为，网络嵌入性虽然能够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资源，但真正地高效利用资源，还需要组织加强学习以提供协调柔性。

梁娟和陈国栋（2015）认为，只有当企业的动态能力与多重网络的嵌入方式相匹配时才能实现企业绩效。研究进一步指出，当网络嵌入类型为知识嵌入和关系嵌入时，企业应着重提高吸收能力，而网络嵌入类型为知识嵌入和结构嵌入时，企业则应着重提高创造能力。

胡雅蓓等（2017）以苏南国家资助创新示范区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产业集群网络治理概念模型，利用Ordered Probit方法实证检验高科技产业集群网络嵌入关系下集群治理机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其研究结果显示：在产业集群网络内部，契约、政府公序与组织私序构成的正式治理机制与信任、声誉与集群文化构成的非正式治理机制之间，无论在强联结网络还是弱联结网络中均存在相互促进的互补关系。

由此可见，对于关系性嵌入对网络内企业知识获取和竞争优势构建的影响，学者们的观点虽然多种多样，但他们基本上都达成以下共识，即强联结和弱联结对于企业的知识创新都是有价值的，只是两者在不同的情境下对不同知识资源的获取发挥不同的作用。由此，本书将以网络嵌入性的影响机制为切入点，探索集群企业如何通过适度的关系性嵌入在全球制造网络中更好地整合、利用知识资源以获取竞争优势。

（二）结构性嵌入视角

网络结构性嵌入视角考察的是网络节点在所嵌入的网络中的联结强度和在整个网络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状况，描述的是网络整体特征属性。企业通过合理的结构性嵌入可以从外部整体优化其所嵌入的网络，这对于密切网络合作伙伴间的关系、实现网络内关键性战略资源的充分共享具有积极意义。

具体而言，结构性嵌入主要是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影响网络内集群企业竞争优势构建的。其一是网络的异质性。网络的异质性一般能给企业带来种类丰富或非冗余性的网络资源。资源的异质性能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实现和竞争力的提升提供更多的选择或更多种创新要素组合的机会（Limingetal, 1995; Franke, 2004），这是企业核心竞争优势构建的资源基础。其二是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中心性或者结构中心度。企业在网络中占据不同的位置，即处于网络内不同节点位置，就会产生迥异的信息优势，一般而言，处于中心节点位置的或具有可达性（或者说网络密度较大）的网络会获得较多的信息和资源控制优势。换言之，企业在网络内对关键性战略资源的获取就是依靠其不断改变，形成有利于自身的网络结构，并逐渐获取网络中心位置来实现的，因为网络中的位置优势能够为企业的可持续成长提供优质资源。

以下我们主要借鉴社会网络的分析范式，分别从个体结构性嵌入层面和整体结构性嵌入层面来考察网络内行为主体的结构性嵌入状况。个体结构性嵌入层面的考察是层面分析范式的逻辑起点，也涉及网络结构的关键层面，它着重关注网络节点在网络中的位置，如中心度、结构洞、介数等。而整体结构性嵌入层面则将视角延伸到整体网络的分析层面，着重关注网络内行为主体所属的整体网络属性，如网络密度、网络规模等。

视角一：以个体为中心所形成的网络结构

在学术界将网络位置当作企业赖以采取行动的依据的相关研究早已存在（McEvily, Zaheer, 1999），经济学家Lin（1982）就是在对网络位置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他在研究中将社会资源划分为个人资源和位置资源两大类型，并指出位置资源不仅涵盖嵌入网络组织位置的经济资源，还涵盖位置赋予组织自身的权利、声望等社会资源。在社会网络中，位置的占据者或许会经常变换，但是资源依附在位置上，不随位置占有者易主而发生变化，所以位置资源通常比个人资源要有价值得多。网络内不同的网络位置代表不同的信息、资源的获取机会，网络位置对网络内资源分布和网络内成员的经济行为会产生深刻影响。网络内处于关键节点的企业比较容易形成资源优势从而实现其自身核心竞争优势的构建。以下，我们根据研究的需要考察个体层面的两个重要网络位置参数：网络中心度（Centrality）与结构洞（Structural Holes）。

作为网络位置的重要研究参数——网络中心度是一种能衡量组织个体在网络中重要程度的有效工具，它表征了焦点企业通过介入复杂的网络联系而在网络中占据战略位置的重要程度（Wasserman，Faust, 1994），反映了焦点企业在网络中所处的地位次序（王宇露、李元旭，2009）。通过网络中心度我们可以判断企业是否处于网络中心枢纽地位和考察企业对信息、资源的控制程度。由于根据资源流分析的逻辑，网络联结是资产、信息和地位三种网络资源流动的通道，企业网络的高中心度会带来更大的资产流、信息流和地位流的容量和速度（Gulati, 1998）。此外，中心行为者通常还享有较高的威望和更好的声誉，这有助于企业吸引网络内外的投资和优秀人才，帮助企业建立新的价值联结，并从这种积极的资源非对称性中受益。同时，由于中心行为者占据网络中心位置，其自身在网络内具备较高的可见度并拥有和控制更多网络节点间的资源转移路径，自然能够将网络内更多组织成员凝聚在一起，进行多层面的技术合作和交流，从而形成高密度的协作网络，这对于整体网络协作范式的形成与调整也会产生积极意义。

许多经验研究亦表明：集群企业的网络中心度越高，其知识获取能力、知识吸收能力以及知识创新能力也就可能越高。Rowley（1997）等学者证实中心企业与网络成员间的多重联结促进了网络成员间的资源承诺，这种高水平资源承诺促进成员间的交流，提高了关系质量，有利于网络成员协调冲突，共同处理、解决问题。另外，中心位置的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创新意愿，自然也成为市场占有率、管理方式、生产技术或研发水平等方面的领导者。

Tsai（2001）对美国食品制造业和石油化工业的120家企业进行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网络中心性与企业的创新成果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外，他还引入吸收能力作为调节变量，考察企业吸收能力和网络中心度交互作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的主要结论为：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企业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企业吸收能力对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郭劲光（2006）认为，企业网络中的成员按其在网络中位置的不同而差别地占有资源和结构性地分配资源，其中那些具有自主性、整合网络的能力，且能够形塑其他成员的核心成员或关键要素是网络中心的焦点企业，其往往占据了更多的网络资源，具有更强的网络控制力和影响其他网络成员的能力。

上述在对网络中心度与企业创新绩效及竞争力的提升的关系的探讨中，我们发现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二者之间是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的，因此，占据网络中心位置的企业往往具有较好的创新绩效表现，但也有少数学者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网络中心度高的企业可能存在关系锁定与束缚的危险，限制了企业对网络外部互补性信息、资源的利用和自身创新绩效的提高。

结构洞是又一个网络位置的重要研究参数。“结构洞”指的是两个联系之间的非冗余的关系。假设A、B、C三个节点组成一个封闭网络，若三个节点之间都有联结，则此时网络是封闭的，因为任何一点都可与其他两点直接联结。现假定A、C之间没有联结，但它们都与B相连，此时，B所处的位置就是一个结构洞。“结构洞”是一个与“桥联结”类似的概念，意指在两个网络中的行为者之间成为相互联系的唯一途径（Friedkin, 1980）。扩大结构洞或减少冗余联结是构建一个高效和信息丰富的网络的重要内容，所以它长期以来被视为知识的独特源头（Burt, 1992）。

受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和Granovetter的弱联结力量理论等思想的启发，Burt（1992）从结构视角提出了结构洞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内涵在于：网络中关系稠密地带之间的网络位置——结构洞是没有直接联结的，即“洞”中没有或很少有信息和资源的流动，但它能为活动于其间的其他企业提供获取新的信息和资源的机会，起到“桥联结”的作用，而这些占据“洞”的行动者亦因此获得了对跨越结构洞的资源流的掌控，借此实现自身社会资本的提升，获取独特的竞争优势，因此相对于网络内其他关系稠密地带的企业，占据“结构洞”的企业更具竞争优势。

从上述结构洞理论的内涵表达的核心思想中我们不难发现：相对于高密度、封闭特征属性的网络而言，Burt的结构洞理论则涉及一种更为开放的网络。它描述了一个与科尔曼、布迪厄和普特南等所阐述的封闭网络完全相反的状况，主要旨在指导那些嵌入稀疏的、相互不联结的网络中的企业的经济活动。因为，封闭性或紧密性特征属性突出的网络更强调网络内部的凝聚力，它关注的是紧密或等级制网络如何降低网络内外与制裁、信任等相关的风险，而开放性或稀疏性特征属性明显的网络则更强调的是与自身不同个体之外的联系，它很好地诠释了机会如何为跨越结构洞的“中介人”增加价值，这是与社会资本使用者的表现密切相关的。此外，相对于封闭网络倡导的合作导向的价值取向，结构洞理论则倡导的是一种更具竞争意识的价值取向，因为处于结构洞位置的企业都力图通过在网络中进行信息资源的隔离和再分配使自身处于一个优势网络位置。

MeEvily和Zaheer（1998）在研究中发现地理集群企业与区域机构的“桥联结”为集群内的企业提供了新的信息、思想和机会。

Reagans和Zuckerman（2001）以公司研发团队为样本进行研究，分析、描述了科学家如何利用公司研发团队外部的非冗余网络资源提升研发创新效率。科学家的外部联结能够填补缺口或结构洞，跨越结构洞的科学家能够获取独特的知识和信息，以提升创造力与创新能力，提高整个研发团队的创新效率。

Bell（2005）在探讨网络结构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的实证研究中发现：企业内部的创新能力和外部网络的结构洞都能帮助企业提升创新绩效。他们认为结构洞赋予了企业快速获取非冗余、高质量信息的能力，而更新、更丰富、更多元化的信息或知识能提升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能力，亦能加速其市场推广，最终提升企业绩效。

Tiwana（2008）在对创新搜寻项目联盟的研究中发现：跨越结构洞的“桥联结”虽然能提供创新潜力，但缺乏整合能力；网络内合作伙伴间的强联结虽然能提供整合能力，但缺乏创新潜力。“桥联结”提供创新潜力但缺乏整合能力的本质原因在于：桥联结跨越了结构洞，为获取多样化知识提供了机会，但是，企业只有凭借能力将这些知识有效地转移到企业内部，才能将其真正转化为企业的创新能力，而作为弱联结的“桥联结”不擅长转移知识。

总之，在企业网络中结构洞是普遍存在的，当前学术界许多研究都已经证明：占据结构洞的企业可以获得更多、更新的非冗余知识，具有网络关键性战略资源——知识资源获取收益和资源控制收益两大优势（见表2-1）。

视角二：以整体网络为分析焦点

以下我们将逻辑分析的视角转换到整体网络层面，亦是从微观层面分析上升为宏观层面。本书通过梳理目前学术界结构性嵌入领域的相关文献发现，学者们主要是从网络密度（Density）和网络规模（Size）对网络整体层面结构性嵌入状态进行考察的。网络密度描述的是网络内企业间实际存在的联系数量占可能联系数量的比例。Coleman（1988）在其研究中指出：高密度网络会产生大量的企业间联系，这有利于缩短信息、资源等传递的平均路径，提高网络内信息、资源等的流动速度，因此，嵌入高密度网络内的企业更容易发展出组织间的信任关系、共享准则以及共同的行为模式。而网络规模则较好地刻画了企业所有直接联系的数量，它的大小决定了内嵌在网络中资源的规模及异质性，即网络成员之间的差异程度。一般来说，企业的网络规模越大，它就越有机会接触到更大范围的网络资源，并在更大范围内寻找到网络协作伙伴，在资源的共享互动过程中实现创新及自身竞争力的提升。

以下，我们分别对这两个从整体层面描述网络结构性嵌入特征属性的重要参数展开详细阐述。

网络密度是指实际拥有的连线数与最多可能拥有的连线数之比，它能较好地衡量网络内部成员发生相互联系的整体密集程度，一般而言，网络成员间相互联结程度越高，密度就越大。此外，网络密度还能描述网络中企业间的可达成度，大量的文献研究（Granovette, 1985; Coleman, 1998a; Zhao, Aiam, 1998）都表明网络密度的提高对网络内各节点会产生影响：高密度网络缩短了信息传递的平均路径，这对于企业获取外部知识具有正相关作用；高密度网络会产生大量的企业间相互联结，这些联结会帮助网络内信息、知识或其他资源快速、大容量流动；高密度网络内企业间比较容易衍生相互信任的关系、共享的准则以及共同的行为模式。Granovette（1985）在其研究中指出：作为“封闭”系统的高密度网络更容易形成网络内组织成员间相互合作的信任、共同规则和共同行为模式，而且会对机会主义行为起到放大制裁的效果。因为网络内行动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相关信息会很快地扩散到网络内其他行为者处，使其遭受网络内集体制裁的威胁。因此，高密度网络能有效防范机会主义行为，促进信息的沟通和共享，从而保证了创新合作的信任、规范、权威和制裁等制度的建立和维持。上述分析表明：密集的网络关系是保证网络内相互信任、规范、权威和制裁等制度建立和维持的关键因素（Coleman, 1990），嵌入密集网络中的企业成员更容易拥有共同的行为预期，形成和实施共同行为规范，这将大大促进网络内的分工协作，加速网络资源的传递和分享，提高企业决策者的创新决策和创新行为效率（Oliver, 1996）。因此，网络密度越高，越有助于企业间的长期、稳定及持续性合作，促进创新。

然而，一些学者却在自己的研究中提出与上述文献研究相反的观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Burt（1992）的研究认为：高密度的网络内蕴含同质性知识、信息的可能性较大，网络内行动者间的联系很多都是重复过剩的，即彼此间的频繁接触并没有带来丰富、多样化、有意义的信息，因此高密度并没有产生实际效用和价值。而分散的、低密度的网络却往往更有利于网络内行动者获取多元、异质性的信息和发展机会。值得一提的是，网络内行动者彼此间扩大联系是需要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这是为增加联系而付出的经济代价，而消除冗余的联系反而能使行动者在稀疏的网络中获取更多益处。

Hite和Hesterly（2001）主要探讨究竟是社会嵌入联结的“黏滞性”网络还是富含“结构洞”的“稀疏性”网络能更好地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高。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成立之初，为了适应外部动荡变化着的资源环境，需要借助密集黏滞联结的社会嵌入关系来获取资源以帮助其自身成长，而伴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它们的网络关系需要朝着更多依赖经济成本与收益的联结方向进化。

网络规模则是另一个被视为从网络的整体层面出发对结构性嵌入进行考察的重要参数。网络规模是指网络内包含的节点的数量，即企业在网络中构建联结的广泛程度，它较好地描述了网络内企业已经建立的联系及合作关系的成员等的数量（Burt, 1992）。更为通俗的说法就是指与企业有联系的网络协作伙伴有多少。网络规模大就意味着企业拥有丰富的创新关系资源，无论是强联结还是弱联结，都能产生创新的规模效应，这对企业实现自主创新都能产生积极影响。

Dyerhe和Singh（1998）的研究指出，企业间特定的联结是竞争优势的一种关键资源，其数量的多少代表着企业拥有的资源多寡，并且这种关键资源很可能会跨越企业边界，嵌入企业的惯例和过程中，最终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

Gulati（1999）明确地将企业间纵横交错的联结视为一种不可模仿的网络资源。他认为企业的网络规模越大，就越能够在较大的范围内接受新的知识、吸收和整合新知识，越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寻求知识的合作者；企业的网络规模越大，就越能与网络中的其他成员分享共同知识和信息，也就越有可能在知识的交流与互动过程中有效降低知识创新的成本、风险，推动跨组织界面的知识、技术诀窍的转移，最终实现知识创新；企业的网络规模越大，就越有利于企业理解什么是自身所需要的知识，增强对新信息和知识的吸收能力，就越有利于建立合作双方共享网络知识平台和知识协调机制。

Landryctal（2002）在以加拿大蒙特利尔的440家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的过程中对企业外部网络与知识创新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企业所处的网络规模越大，占有的网络资源就越丰富，就越有可能为企业提供多样化的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商业网络资源、信息网络资源、参与网络资源、关系网络资源和研究网络资源等，这些都可以从多方面、多角度有效促进企业知识创新活动的开展，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

通过梳理当前嵌入性领域的主流相关研究，我们发现网络嵌入性对企业获取竞争优势、提升绩效有重要作用。但是，我们也发现当前此类研究比较集中于探讨网络嵌入性与创新绩效的相关性，而具体关于网络嵌入性究竟通过何种机制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尚缺，特别是结合中国等后发国家具体情形进行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可见，网络嵌入性影响知识创新机制的“黑箱”有待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