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本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一 研究的创新点
本书围绕全球价值链分工、知识租金、网络嵌入性、动态竞争能力以及集群企业如何实现国际化成长这些基本问题,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严密的理论分析与逻辑推导,形成了概念框架“嵌入性—动态竞争能力—知识租金获取—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并在此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和大样本数理统计分析,检验、分析了该框架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与以往的企业国际化、产业集群、嵌入性、全球价值链理论等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相比,本书在以下方面进行了深化和拓展。
第一,为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研究提供新视角。已有的理论研究虽然勾勒了企业网络的特征属性或动态竞争能力给企业带来的竞争优势,但对于集群企业的外部网络嵌入性、自身动态竞争能力影响知识租金获取进而实现国际竞争力提升的机理及其作用机制的研究仍显不足,并且当前的诸多研究结论尚存分歧。有鉴于此,本书严格遵循“结构—行为—绩效”的分析逻辑,构建“嵌入性—动态竞争能力—知识租金获取—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的理论框架,旨在充分揭示企业网络与自身动态竞争能力的协同演化机理及其对知识租金获取的影响,这为我国外向度较高的集群企业在全球制造网络中的学习演化和战略上转型升级进而实现与全球市场的顺利对接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第二,对全球价值链内跨国公司知识溢出对集群企业创新绩效提升及国际化成长的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度剖析,揭示了全球生产网络影响集群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本质过程。本书旨在通过研究网络知识经济时代、网络嵌入性特征及企业自身的动态竞争能力来间接地讨论网络间知识溢出效应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效果。在对以往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本书创造性地构建了包含网络嵌入性、动态竞争能力、知识租金获取、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等变量的概念模型,从而将知识与集群企业的价值创造、价值分配过程和结果有机地联系起来,将知识资源纳入集群企业竞争优势构建的统一分析框架。通过问卷调查和大样本统计分析发现,从价值创造的视角来看,知识租金的获取直接作用于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网络嵌入性和动态竞争能力通过增强集群企业知识创新能力,促进知识租金的获取从而助推集群企业实现国际化成长。从价值分配视角来看,全球价值链内跨国公司的知识溢出在促进嵌入链内集群企业的价值创造的同时也导致了其对跨国公司的依赖,损害了它在创新成果中的利益分配,即知识租金分配,而集群企业通过自身动态竞争能力的提升则会提升知识租金的获取能力,改变双方相对议价地位,从根本上提升本土集群企业的产品附加值和全球价值链地位。这些发现对全球制造网络中集群企业有效管理网络和运用全球价值链内知识溢出效应提高创新绩效、获取持续竞争优势、实现国际化成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三,对两个关键性构念“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及“知识租金”在网络组织情境下的内涵进行重新诠释与解读。在网络组织(本地集群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情境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书将集群企业通过结网协作进行跨组织知识创造获取的超额利润归纳为“知识租金”,将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内涵解读为“集群企业依托全球价值链以实现链内价值攀升为特征、以提高产品附加值为导向进而获取国际竞争力的过程”,这些都将大大丰富与发展现有的企业国际化和租金理论。
二 研究的局限性与展望
当前,中国正致力于构建创新型国家,在这一实践背景下作为微观经济活动的主体——集群企业如何嵌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实现转型升级和自身创新能力的提升的研究已成为管理学研究领域的重要热点之一。围绕这一前沿研究方向,很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已经陆续发表于各类顶尖的国际学术期刊之上。本书继承性地综合运用了这些研究成果及分析方法,并结合中国外向型集群企业实地调研的现实情况,通过严密的理论分析与逻辑推导,分别构建了嵌入性视角下和能力视角下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进程中知识租金获取机制模型,而后再通过借助AMOS 20.0、SPSS 20.0等统计软件进行数理统计,以分析与验证所提出的理论假设的正确性与有效性,并对模型进行修正与完善,得出了一些重要而有意义的结论,可以说整个研究过程均力求做到科学、严谨。但是,囿于所研究问题的复杂性,笔者个人知识结构、研究条件以及科研能力等客观因素的制约,本书对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进程中知识租金获取机制的实证分析仍存在许多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改善,并进一步深化。本书中所存在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变量有待进一步丰富。集群企业依托全球价值链实现国际化成长的经济实践活动的展开是复杂的。而在本书中,我们仅仅将影响我国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进程中知识租金获取的因素设定为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网络能力、知识能力,这可能会忽略其他一些潜在的重要变量。因此,在后续研究中,我们可以考虑在已经验证的概念模型中放入更多的变量,力图更为全面地探寻我国集群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升与国际化成长的问题。比如,杨忠等(2007)认为企业家的个体特征是企业国际化动机产生的重要因素。从组织内部来看,企业家的个体特征、高层管理者的国际化经验、企业制度、企业文化等因素都会对企业的国际化产生重要影响。Martin和Wenpin等(2003)认为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管理者和战略决策者,企业的高层管理团队可以帮助企业获得资源,形成内部核心能力,提升企业国际化的速度。因此,高层管理团队的国外工作经验、教育经历、全球化眼光、对环境的敏感程度会对企业的国际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仅仅选择了从企业组织的微观层面来探讨集群企业的国际化成长,而没有考虑国家、社会等宏观层面的一些因素,比如,行业特征、国家的政策法规、汇率、政府的支持等。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该考虑引入更多的研究变量来丰富理论模型。
第二,对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改进。在研究方法上,由于本书侧重于数理实证分析以及研究条件的限制,实证研究的主体部分主要采取了基于问卷调查的经验研究以获取具有统计意义的大量样本数据。这一研究方法一般用于验证概念模型的合理性和正确性,解释事实的现状,但不能探究事实的真实原因或逻辑关系,属于一种广度研究,而非深度研究。该方法具有规模性和广范围性,这也就限制了我们对某一特定产业集群、某一特定集群企业进行深入和细致的调查访谈。由于缺少较为详尽的一手资料,且囿于篇幅所限,本书没有针对理论研究结论进行系统的个案实证研究,进而体现为在研究方法上存在一定不足。故今后,我们在对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进程中知识租金获取机制的内在关系的探讨时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实地研究和探索性的案例研究,以识别其他影响因素或中介变量,并将其纳入模型,从而建立更为完善的理论模型,以解释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进程中知识租金获取的内在机制。而且,这样的研究最好是纵向追踪性质的,将集群企业知识租金获取的具体过程与国际化不同时期的绩效表现联系起来,论证具有知识租金获取能力的不同企业具有不同的国际竞争力,处于国际化成长的不同阶段;知识租金获取随着国际化经验和知识的积累不断改善。
第三,研究对象进一步增加和细化。当前我国外向型集群企业开始陆续向内陆进行产业梯度转移,所以,未来我们应当采取更加随机的方式进行抽样,选取不同地域的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使样本更具代表性,既要选择发达地区(如上海、广东、浙江等地)的企业样本,也要选取欠发达地区(如江西、安徽等地)的企业样本。另外,样本除了在地域上要进行一定的扩充外,在行业类型方面亦要进行一定程度的丰富,因为伴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在越来越多的领域与跨国公司进行了深度的合作,所以,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可以选择现代服务类型企业、农业企业等作为研究对象。此外,为了提高研究结论的针对性,研究对象还需要进一步细分,如专门针对不同集群企业或者某一全球产业价值链展开研究。只有通过研究对象的增加和细化才能提升研究的概化程度,结论的可靠性、科学性。
第四,寻求对变量测度更为科学、客观的方法。在研究设计的过程中,对于本书涉及的相关研究变量,我们也曾考虑采取客观数据进行测度,比方说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数据可以通过企业统计报表来获得,但是这类数据对很多国际化集群企业来说具有高度敏感性,所以无奈放弃,最终决定全部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获取本书的样本数据。这种主观的评价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存在测度偏差和缺陷,影响到数据的可靠性与准确性,自然也会对研究的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在后续研究中,我们应尽可能采用多样的、客观的方式对上述变量进行测度,这样做出的研究可能更加精细,研究的结论就会更具可靠性、有效性与可重复性。此外,本书的一个潜在缺陷来源于所使用的表征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知识租金获取、网络能力、吸收能力、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等构念的范畴。书中使用的构念均是在回顾大量的文献和听取相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构建的,尽可能地包含了多家理论观点。但是建立一个有效的、可靠的测度工具是一个持久的、不断改进的过程,没有哪一种测度技术能够充分反映组织学习的广度和复杂性,本书很可能遗漏了上述潜在变量,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汲取相关研究领域的成果并进行量表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