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异族统治利比亚期间的部落状况
利比亚在独立前经历了数百年的外来占领和殖民统治。统治者利用其部落体制维持统治，民众则求助于部落保护。结果，利比亚的部落社会结构和民众的部落意识都得到进一步强化，这成为国家独立后的一个治理难题。
一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的部落状况
在1551～191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利比亚是奥斯曼帝国的领土。相对于叙利亚、埃及等奥斯曼帝国行省来说，利比亚因贫瘠而受到边缘化，因此，奥斯曼帝国对利比亚的统治是一种不被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摄政统治。所谓摄政统治，即由许多与中央政府相竞争的社群共同体完成。社群共同体指的就是作为独立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组织的部落和部落联盟。
（一）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占领时期
自16世纪起，奥斯曼帝国开始攻占利比亚，到17世纪已经控制了利比亚全境，但对它的管辖和控制只是名义上的，我们称之为摄政统治。具体的统治方式为：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任命一位帕夏治理利比亚，帕夏主要依赖禁卫军这一军队特权阶层维持其在利比亚的统治。进入18世纪，禁卫军逐渐演化成一种自治的军事组织，服从军队内部制定的规则，受到地方政府高级官员迪万的保护。苏丹赋予迪万在税收与外交政策方面相当大的自治权。
这一时期，利比亚主体居民是阿拉伯人（迁入的阿拉伯人与土著柏柏尔人的后裔）和占人口少数的奥斯曼人，其中主要包括土耳其人以及奥斯曼帝国士兵与阿拉伯妇女通婚的后裔。后者可担任高官要职，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的城市和乡村上，他们关心的范围与交往的对象是地中海沿岸地区及其以北的欧洲。而利比亚本土民众主要关心内陆地区的商业、贸易与游牧生活等相关问题。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发展方向是依靠贸易与海盗劫掠获得财富，而不是向本土居民征收税赋，这使得这一时期内奥斯曼统治者与本土居民交往较少，没有给本土的部落生活方式带来改变和构成重大影响。
（二）卡拉曼利王朝时期
艾哈迈德·卡拉曼利（Ahmad Karamanli）是一名骑兵军官，他在1711年推翻了奥斯曼帝国委派的帕夏，建立了卡拉曼利王朝，统治利比亚长达124年。他名义上承认奥斯曼帝国的宗主国地位，并以政府的名义成立了一支半独立的、生机勃勃的军队，宣布其儿子是军队首领和王位继承人。
卡拉曼利王朝前期，即1711～1745年，艾哈迈德帕夏采取了积极且开明的内外政策，并通过大规模镇压内地阿拉伯部落与柏柏尔部落的叛乱将的黎波里、昔兰尼加和费赞统一起来。但好景不长，卡拉曼利王朝在艾哈迈德死后很快衰败下去。由于继任者大多志大才疏，不勤于政事，卡拉曼利王朝的统治遇到一系列问题，深层的政治不稳定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二者叠加招致1831年费赞地区的柏柏尔人起义，起义演化为内战，并蔓延至利比亚全境。
卡拉曼利王朝的统治者秉承先制，不依靠向本土民众收取税赋，而是通过从长途贸易、穿越沙漠的商队和控制地中海的通道收取费用维持统治。因此，利比亚社会的部落形势依然未受到大的影响和改变。但是，利比亚本土部落致力于团结自保，以反抗卡拉曼利王朝统治者的占领意图和不合理的经济政策，客观上增强了民众的部落意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卡拉曼利王朝期间，英、美等西方大国已因经济利益初步介入利比亚地区事务。
（三）奥斯曼帝国第二次占领时期
1835年，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推翻了卡拉曼利王朝，恢复对利比亚的统治。奥斯曼帝国为巩固统治，试图建立地方民众与统治者间的新型关系。历史的教训使他们坚信依靠地方精英进行行省治理的分权政治是一种危险的、过时的国家治理方式。此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致力于削弱利比亚根深蒂固的部落力量，故意疏远那些既拥有自治地位又享受特殊待遇的部落领导人。他们还将在利比亚的注意力从商业转向农业，采取大规模的土地改革与行政重组、鼓励定居、疏离血缘联系等措施，弱化部落的凝聚力。
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依然只是名义上的，允许自治团体的存在，但前提是他们的存在及影响力不得影响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利比亚最大的自治组织萨努西宗教社团就在这一时期兴起并发展壮大。萨努西教团是一位名为赛义德·萨努西的阿尔及利亚学者在昔兰尼加成立的宗教团体，萨努西主张将伊斯兰正统理论与苏菲主义结合起来，是伊斯兰神秘主义的一种形式。他禁止宗教狂热主义，强调通过苦修谋生。该教团通过成立活动据点——扎维亚宣传教义，扩大影响。但当该教团遭遇意欲扩大统治的奥斯曼统治者，即来自欧洲殖民力量的挑战时，力量渐衰。此外，利比亚的一些本土精英接受了来自执政团体内有识之士的知识启蒙，成为具有独立倾向的民族主义者。这一时期内，利比亚的部落力量出现分化，凝聚力呈现弱化趋势。
奥斯曼帝国占领利比亚约360年（包括卡拉曼利王朝时期），占领期间利比亚的整体状况为：政治上，保持了整体“领土”的完整，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上，农业主导的经济形式代替了此前长途贸易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格局。这一时期内，由于统治者多实施的是摄政统治，而非直接统治，利比亚民众没有强烈反抗，继续保持以部落为社会单位的生存方式和认同方式，也尚未构建起一种更大范围内的共有认同。结果，到20世纪，利比亚政治图景的主流依然是三地民众各自的部落认同和地域认同。
二 意大利殖民统治期间的部落状况
部落及其宗族谱系几百年来维系和规范着利比亚社会。在20世纪早期，利比亚依然被视作东、西、南三个区域的联合体，每个区域的民众都以部落为生存单位，且都有各自主导的部落群体。在1951年独立前，利比亚没有政治党派，只有部落组织。
1911年9月末，意大利向利比亚最高统治者宣战，同年10月，意大利夺取的黎波里，拉开了控制利比亚战争的序幕。意大利最终付出了20多年的时间才征服利比亚。对意大利来说，长时间的征服过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其战争成本远远超出预期收益。而对利比亚人来说，意大利的占领更是一个深重的灾难。利比亚的部落体制被殖民者用作实现殖民征服、加强殖民统治的一种工具，部落民众在共同应对殖民者统治的过程中加强了部落认同感。
（一）意大利殖民征服时期的部族战略及部落态度
1911年，意大利入侵利比亚，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奋力抵抗。1912年，双方签署和平协定，停止敌对状态。利比亚贵族与部落继续对抗意大利人。虔诚的利比亚穆斯林把意大利的殖民政策看作对伊斯兰教的攻击，回应的方式是宣布圣战。抵抗是利比亚人对待意大利入侵的主要方式，但不同阶级与部落组织因地区之间、地区内部的不同反应而有所不同。对此，意大利殖民者采取了“部族战略”和“上层攻略”，逐层实现对利比亚的征服。不同区域和部落的民众对意大利殖民者的态度也不尽相同。
1．殖民征服中的部族战略和上层战略
意大利殖民者使用的一个重要方法和策略就是“部族战略”。一方面，殖民者利用或挑唆部落矛盾从中渔利。例如，1916年，意大利人挑拨昔兰尼加和的黎波里塔尼亚两地势力最大的部落——昔兰尼加的萨努西教团和的黎波里塔尼亚杰出的民族主义者与领导者拉马丹·苏伟赫利所在部落之间的矛盾，致使两部落在拜尼沃利德附近发生冲突，并在苏尔特交火，造成两部落内大量人员死伤和二者长期不睦。注7诸如此类的事件严重削弱了三地军队和民众共同抵御殖民者的力量。
另一方面，殖民者采用上层策略，即首先攻下利比亚的本土统治者，进而实现对整个利比亚的殖民征服。他们通过安抚、贿赂等方式赢得大部落首领的信任和依赖，以此实现对整个部落的征服。例如，殖民者许诺给昔兰尼加最大的萨努西部落联盟的首领伊德里斯每月6.3万里拉的薪金，另外给萨努西家族其他成员每月共9.3万里拉的生活费用。意大利还承诺支付萨努西控制区域内的行政长官与警察的日常费用共计260万里拉。其他部落首领与萨努西扎维亚的行政人员也享受一定数量的薪金待遇。因此，虽然利比亚的抵抗不曾间断，但意大利殖民者仍然实现了对利比亚的占领。
2．部落态度
从地缘位置、利益取向来看，利比亚的三个区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三地民众对意大利殖民征服的态度也不同。在的黎波里塔尼亚，尤其是其沿海区域，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在意大利开始殖民征服前该地的部落首领就已经与之开展经济合作。内陆的部落首领也在与之合作与抵抗之间摇摆不定，他们想在动荡的政治局势下维持自己现有的权力与地位。从地区整体看，的黎波里塔尼亚民众虽然有些许抵抗的姿态，但大多数人持不抵抗的态度，也不积极合作。昔兰尼加的部分城市精英和靠近海岸地区的居民愿意与意大利合作。而在其内陆区域，经过萨努西教团几十年的教育与动员，满怀反对殖民主义心态的昔兰尼加部落武装坚决抵抗意大利的殖民入侵，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人力与物质代价。在费赞地区，大多数部落反对意大利殖民者，但也有少数部落在长期的内部争斗后站在入侵者的一边。
这一时期内，利比亚三地的部落首领与贵族精英之间也由于权力角逐与财力之争而处于敌对态势。意大利殖民者利用这种区域差异、部落差异及领导层内部的分裂削弱他们的合作抵抗力量，实现了对利比亚的殖民占领。
（二）意大利殖民占领时期的统治策略及对部落的影响
1931年，意大利终于完成对利比亚的殖民征服，整个过程历时20年，其间使用了枪杀、绞死、溺毙、封闭萨努西扎维亚、禁止举行宗教仪式、没收财产、填塞水井、放毒等极端残忍的手段残害利比亚人。注8意大利在殖民统治期间采取了“直接统治”、“分而治之”和“间接统治”三种方式。部落成为利比亚民众在这个时期最有力的庇护所，部落认同在抗击殖民者的过程中得到强化。
1．统治策略
（1）直接统治。这种方式的核心是否认或摧毁传统的权力机构，建立与宗主国制度相适应的殖民制度。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将利比亚划为它的一个“省”，具体到对待殖民地民众的策略，主要包括对传统行政区的规划和对传统部落首领的态度。关于前者，为进一步削弱利比亚民众的国家意识和地区归属感，殖民者重新设置了利比亚的行政区划，将原来的的黎波里塔尼亚和昔兰尼加地区划分为的黎波里、米苏拉塔、班加西和德尔纳四个区。殖民地由意大利政府委派的总督全面控制，殖民地的各级行政官员均由总督任命的意大利人担任，而当地人的代表只能以顾问的身份起协助作用。意大利为了巩固统治并扩大在非洲的势力范围，多次重新划定利比亚与乍得等邻国的边界，为这些国家独立后的边界争端埋下隐患，也为利比亚留下跨界部落的问题。关于后者，由殖民政府掌控对部落首领的任命权，而不是按传统方式由选举或继承产生，从而将他们完全置于从属地位，对传统统治全盘否定。
（2）分而治之。在任何地区，殖民政府的统治方式都是希望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成效，意大利在利比亚也不例外。“分而治之”既是一种统治策略，也是一种统治制度，对殖民地不同地区或人民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统治，即将殖民地民众区别对待，甚至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以便对他们实施统治。
几乎在每个殖民地都存在“受重用的民族或组织”和“受歧视的民族或组织”。“受重用的民族或组织”之所以受到殖民行政当局的重用或重视，主要有以下几种原因：①殖民者出于对国际政治的考虑；②这些民族或组织的某种宗教文化引起殖民统治者的重视；③一些民族或组织的某种性格使殖民统治者对他们另眼相看；④他们对殖民主义者持合作态度。“受歧视的民族或组织”包括两种：一种是对殖民主义入侵进行了顽强抵抗的民族或组织，后来受到了殖民统治者在行政管理上的歧视；另一种是发展相对落后的民族或组织。
意大利在利比亚就实行了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以强化其殖民统治，最为常用的是利用、挑拨部落矛盾。一方面，千方百计地使各部落生活在各自的社会组织中，阻滞民众形成国家统一的想法，以削弱反抗势力；另一方面，给某一个或某几个部落特别优待，在部落间设置矛盾，使之相互敌视或排斥。意大利殖民者对势力强大的萨努西统治家族部落极尽拉拢，以争取其支持，至少是不抵抗的态度，而对其他一些实力弱小且持坚决抵抗态度的部落残酷打压。
（3）间接统治。间接统治是根据欧洲统治者强调的效率原则制定的，是利用当地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对殖民地进行统治，即将新的行为准则强加给当地统治者。在传统政治制度较为完备的殖民地，殖民主义者力图借用已有的政权结构实现统治。在没有建立酋长制或王国的地区，殖民主义者则试图建立一些“部落”，以便于统治。这种做法所遵循的政治原则和思想基础是间接统治制度。间接统治标志着对殖民地控制的第二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殖民者着力于“绥靖”，即对殖民地人民的反恐和暴力进行惩罚，控制税收，通过观察或巡视的方式来建立殖民统治机构与地方首领的关系。在第二阶段，殖民者通过“国家政权”实现对殖民地的控制。这种方式对殖民地社会的渗透更加深入。
间接统治制度需要三个基本因素：传统政治体系、殖民当局的意愿、愿意配合的殖民地政权。相对完整的传统政治体系是确立间接统治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一要素，间接统治制度无从谈起。殖民当局利用当地原有政治机构的意愿是建立这种制度的主观条件。由于殖民统治是由宗主国政府、殖民地政府和殖民官员三方面构成，三者对间接统治达成的一致看法尤其重要。愿意配合的传统政治精英是间接统治制度建立的关键。在利比亚，传统政治体系即部落组织。意大利殖民当局面临其国内的困境和对外战争的双重压力，不希望在利比亚耗费太多精力，因此在其殖民统治期间，尤其是统治后期主要采取间接统治。利比亚的有些地区愿意与殖民当局合作，也有些地区坚决反抗，这使得意大利在利比亚的间接统治在不同地区进展不同。
2．对部落的影响
意大利殖民统治对利比亚部落的影响可从其所使用的统治政策的直接影响和统治结果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两方面体现。
（1）统治政策的直接影响。意大利对利比亚殖民占领期间运用多种统治政策，给利比亚的部落带来相应的影响。直接统治弱化了利比亚的国家统一意识，致使部落离心加剧；分而治之加深了部落矛盾；间接统治使得利比亚的部落状况乃至整个国家内部的关系复杂化。具体说，间接统治的实施导致了如下后果：从部落内部看，在那些部落首领接受殖民当局统治的地区，部落首领与部落民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部落民众由绝对服从变为矛盾，甚至对抗，部落的传统意义失去了保障。在那些原有部落首领对殖民统治持抵抗态度的地区，殖民当局根据其需要任命新的部落首领，新首领往往得不到属民的认可，其统治效率十分低下，甚至发生属民抵抗斗争。从整体地区看，间接统治破坏了原有部落间关系的平衡，加剧了部落间的矛盾和冲突。
意大利在利比亚采取的上述统治政策都是针对当地民众和当地统治者的，即“土著人政策”，主要围绕是否保留和利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保留和利用当地部落首领的传统权力，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利比亚传统的部落社会结构本身，反而从客观上强化了传统的部落制社会结构。其原因主要为：一是利比亚的部落之间及部落与地区乃至国家间的平衡被打破，民众的国家统一意识进一步被弱化，部落意识随之被强化。二是本土民众在抗击殖民者的过程中“对内团结、对外排斥”的部落意识得到强化。
（2）统治结果的深远影响。意大利殖民统治利比亚30多年，对其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都造成了重大影响。从国家发展层面看，意大利在利比亚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基础设施，这不仅加速了利比亚的现代化进程，也加速了利比亚人口的城镇化。从人民生活方面看，意大利殖民统治使利比亚人口的数量和质量都急剧下降。数量上，利比亚独立初的数据显示，1907年其本土人口为140万，1912年降为120万，1933年进一步降至82.5万。人口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生存资源的匮乏使得部落内部自相残杀，部落间冲突频发，迫使一些游牧民向周边国家移民寻求避难。质量上，1951年利比亚独立时全国仅有15名大学毕业生，其中5人毕业于意大利的大学，另外10人毕业于开罗的爱兹哈尔大学。当时的利比亚人中没有人具有担任中小学校长的资格，也几乎无人能胜任非伊斯兰教领域的文职，更没有训练有素的农业专家。总之，意大利的殖民统治留给利比亚大量未接受过良好教育、处于利比亚主流经济之外、对社会秩序具有破坏性的部落民众。
上述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两方面的变化都对利比亚的部落社会结构带来相应的影响。城镇化带来大量人口的迁移改变了原有的部落聚居状况，为利比亚的部落制度和意识注入新内容。意大利殖民者致力于破坏传统的部落力量，打乱传统的部落管理及运作形式，如其在昔兰尼加的统治目标是破坏萨努西教团的力量，废除传统的部落集会，削弱领导人的威信等。这一时期，利比亚的部落结构、部落分布及组织管理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利比亚的部落状况更加复杂和混乱。
此外，殖民统治在利比亚培育出代表某个“部落”或地区的统治者，而不是整个殖民地人民的统一代表，他们在国家独立后演变成地方民族主义的代表。这一点在国家独立后成为民族构建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