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内容

（一）主题聚类

为了从整体上更好地了解国内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研究的主要内容，利用CiteSpace对文献中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共生成15个聚类（参见图2），并通过对文献关键词聚类进一步的统计归纳分析发现，#2信息安全、#5运行安全、#8城市轨道交通、#11城市内涝、#14生态安全系统，这些既是目前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爆发的高领域，也是目前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对象。此外，由表3关键词聚类归纳列表可知，目前国内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三大板块：①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来源/类型，②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③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如表3所示）。

（二）主要研究内容

1．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来源与类型研究

从文献关键词聚类来看，中文文献关键词聚类包括：#1地下工程；#3城市规模；#6灰尘；#10土地利用变化；这些聚类一方面反映国内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研究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也呈现了国内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类型。风险来源是指在风险情境中控制着风险结果的因素，包括客观风险和人为风险[2]。社会风险使得公共安全风险来源日益复杂，有效识别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来源，是构建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预防与治理体系的基本依据。根据现有研究和城市风险发生现状来看，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来源和类型众多，主要包括以下两个层面。

（1）事件属性层面风险

事件属性层面指各类安全事件自身所携带的安全风险。如董晓峰等提出现代城市安全风险来源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自然灾害和较为简单的人为灾害（火灾、交通事故、犯罪等）扩展到自然灾害、人为灾害和袭击破坏三个方面。[3]李彤研究员进一步细化了风险来源，提出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来自于七个方面：城市国内工业危险源、城市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城市公共设施、城市自然灾害、城市公共卫生、恐怖袭击与破坏、城市生态环境[4]；颜朝辉提出权益侵犯行为、生产生活事故、群体冲突事件、捣乱破坏活动和自然灾害事故等都是风险的来源。[5]朱广黔在其研究中指出，许多安全事件具有突发性、频繁性、复杂性与衍生性等特征，一旦城市发生重大灾难，将会造成风险放大反应与连锁反应，[6]诸如自然灾害往往也可能伴随着公共卫生安全风险的发生。因此，风险来源还可以来自正在发生的风险。

（2）事件管理层面风险

事件管理层面风险指安全事件应对管理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如曹惠民从风险预控与安全基础设施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政府风险应对能力不够，各部门间缺乏统一、协同的应急与保障机制，相关政策制度的完善程度较低及其执行情况较差，社会团体或组织的风险意识与防范能力不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公共安全教育水平和拥有的自组织能力较弱，城市公共安全检测、预警、调查、评估的信息网络系统建设滞后都可能产生安全风险。[7]

现实生活中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来源并非单一，多数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爆发除了事件本身所具有的风险属性外，还会因为管理中应对滞后、治理不善、决策失误等原因，促使风险事件的发生，加剧危害程度，甚至引发新的风险事件。刘泽照、朱正威指出中国正处在高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变迁关键时刻，更高程度的综合性风险是不可避免的。[8]基于现有研究的局限性，目前尚未有学者针对多来源的风险事件进行研究，多数研究都是基于单一层面来分析风险事件的来源，忽视了风险来源的综合性。结合前人的研究，本文总结出了目前城市公共安全风险主要的来源与类型（见表4）。可见，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可以来源于各类公共安全事件，也可以产生于风险的预防、管理和治理过程中，同时风险事件又可能会诱发新的城市公共安全事件，由此看来这就要求政府在进行风险治理时，要充当“多面手”，不仅需要防范安全事件的发生，而且要认真、严肃地应对风险。同时，对风险事件可能诱发的其他风险也需要提前预测与防范，提高以政府为核心主体、各社会团体和社会公众为重要主体的风险预防与管理能力。

2．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评估研究

风险评估是指对发生不良结果或不期望事件的可能性及其可能造成的损坏进行描述分析及定量评价的系统过程，以期为减轻风险提供一套科学系统的方法。[9]根据文献关键词聚类（#0地理信息系统；#4PSR模型；#9层次分析法；#12gi）可以看出，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是国内研究中比较热点的主题。结合具体文献来看，目前国内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研究的主要思路是通过构建评估指标体系，进而选取一定的评估方法进行风险评价。其中PSR模型是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体系构建的主要理论基础，地理信息系统GIS、层次分析以AHP等评估方法在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

（1）评估体系构建

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方式多种多样，就目前国内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体系构建的研究来看，主要是采用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根据安全事件的特点建立指标体系。国内学者陈志芬等考虑大型公共场所的建筑特点和使用特点，建立起包括风险源、人、管理和环境四个方面的火灾风险评价指标体系。[10]陈秋玲等基于突变理论和突变事件特点确定城市安全状况的突变类型，建构测定城市安全度的突变模型，提出评估方法与步骤，并运用该模型来测定上海市的城市安全度。[11]张丞等根据河流的特征和河流污染的特点，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分别建立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的河流日常污染和突发性污染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12]杨振宏等根据城市燃气管道事故的现状与特点，构建城市燃气管道安全模糊综合评判指标体系，该体系包含了第三方破坏因素、误操作因素、设计因素、腐蚀因素四个方面。[13]

第二，参考国家或其他社会组织发布的指标来构建评估体系。如，张秀梅、叶正伟、汤鹏等基于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模型），再结合相应的研究对象构建了相应的风险评估指标体系。[14]尚志海等参考已有的研究和《国家安全社区建设基本要求》，提出城市社区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风险源危险性、风险受体暴露、社区应对能力和居民风险认知四个方面。[17]赵学刚依托《城市道路交通管理评价指标体系》来确定城市道路交通安全风险控制系统敏感风险源监测指标体系。[18]

第三，通过实地调研或定性分析来确定评估指标。庄鹏等通过充分调研和专家咨询，得到地下多层交通枢纽多灾种（火灾、炸弹和生化恐怖袭击、水灾与地震灾害风险）风险评价指标，其中火灾风险评价指标包括火灾危险源、建筑防火特性、消防安全管理和消防防卫力量；其他三类灾种的评价指标均为建筑防护特性、内部安全管理、紧急救援力量。[19]佀庆民等分析了导致城市电力供应系统故障或事故的主要风险因素：输变电网系统、保护系统、用户系统、安全管理系统及外部环境系统，建立城市电力供应系统安全风险评估体系。[20]焦珣等通过分析影响地铁隧道沉降的风险因素与沉降变形之间的关系特征，从地质条件、区域地面沉降、周边工程建设、轨道交通结构差异、轨道交通沉降特征五个方面建立城市轨道交通沉降风险评估指标体系。[21]

（2）评估方法应用

有效、精准地评估风险，不仅需要建立合适的评估体系，评估的方法选取也极为重要。目前，国内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研究采用的评估方法多样，笔者将其归纳为定性评估、定量评估、混合方法评估。其中，采用定量方法进行风险评估的研究最多，占79.62%；其次为混合方法评估，占16.33%；定性评估占4.05%（见表5）。

第一，定性评估主要是通过定性分析或根据相关标准对安全风险的高低进行评分，从而确定风险的等级。李响等运用专家打分法对上海轨道交通2号线的信号系统进行风险评价，发现其处于可以接受的安全状态，但仍需按成本效益尽量降低风险。[22]王凯全等将改进后的肯特评分法用于评价常州市天然气管道的安全风险，评价结果证明了该方法对城市高压天然气管道风险评估的有效性。[23]赵强等基于以往工程经验，提出关于深基坑的维护风险评价标准，并依据该标准对长春某轻轨基坑工程隐患风险做出评价，从而提出相关处理措施。[24]Rod Maattrum基于故障树和事故树这两种方法提出了铁路安全风险模型，用以分析铁路中存在的风险以及各类风险的等级，从而为制定相应的安全措施提供参考。这种方法也被国内学者陈琪运用于评估北京排水管网发生风险的可能性。[25]也有国外学者Freeman等人通过分析子系统的脆弱性、威胁性进行自上而下的风险分析来判断整个城市系统的信息安全风险等级。Butler通过案例研究提出了一种基于安全专家评估的多熟悉风险评估方法。

第二，定量评估的思路是通过采集相关数据，对安全风险发生的概率、不确定性等进行量化计算来确定风险的大小或发生的可能性。目前，大部分的安全风险评估研究均采用定量评估方法，呈现出方法多样、涉及学科较多的特征。其中，模糊综合评价法和概率统计类方法运用得较多。Gabriel A. Bernal等人基于风险结果年度平均损失（AAL）和可能的最大损失（PML）提出了一个能够执行多风险评估的综合概率分析方法，并证实了该方法的可用性。彭星煜等提出一种以人员伤亡概率为指标的天然气管道失效后果风险评价模型，并定量分析了成都市某住宅区内带腐蚀缺陷的天然气管道的风险，结果表明该评价模型可以有效分析带缺陷的天然气管道失效后果，实现对生命安全风险的定量评价[26]。孙文涛等建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厦门市浦南二路第40号楼和浦南一路第50号楼进行安全评判，结果显示它们分别处于风险较大等级和风险一般等级。[27]RBI半定量方法是一个动态分析、持续改进的评估过程，陈伟珂等运用该方法评估了某城市埋地燃气管道的失效可能性，发现管道外部腐蚀、失效可能性和危险性较高，进而认为该方法有助于提高管道风险管理效率，实现管道系统安全性和检验经济性的统一。[28]

除了传统的定量评估外，国内已有少部分学者尝试将大数据分析的思维与技术应用于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评估研究中。国内学者夏友斌等通过采集实时的信息数据进行在线计算和预警分析，对芜湖10KV配电网合环操作进行可行性分析和风险评估。[29]孙剑等以上海市快速路系统采集的线圈检测器数据和事故数据为数据源，应用贝叶斯网络模型，并结合高斯混合模型与最大期望法来评估快速路实时交通流运行安全风险，其方法对事故的预测准确率可达76.94%。[30]龚伟志等通过建立恐怖袭击风险综合评判的大数据分析模型，并融入多步时间序列预测中的递推计算的思想，来对恐怖袭击历史数据中隐含的可演化信息进行学习，从而预测恐怖袭击的发生，仿真结果显示大数据预测方法具有较高的精确度和效率。[31]可以发现，大数据技术已经开始运用于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与预测，并在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估方面展现出了明显的优势，能够对治理城市公共安全提供更客观和科学的支撑，为城市公共安全实现源头治理、全面防控、精细治理、协作治理提供可能。

第三，混合评估指将两种或以上的评估方法相结合进行风险评价，学者主要是将层次分析法（AHP）、指数法、矩阵法等方法相结合进行研究。首先，层次分析法（AHP）本身就是一种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因为在采用该方法评估前首先需要采用定性的方法包括专家评分等来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再进行定量确定排序权值进行风险评估。正是由于这种方法弥补了定量与定性评估存在的缺陷而备受学者青睐。如陈佳超等基于生产、交通和火灾事故数据，将层次分析法应用于中国各省份的安全评估，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发生火灾与交通事故的风险较大。[32]贺芳芳等首先利用指数法计算出上海夏季用电安全指数，再运用GIS自然断点法将安全风险指数进行划分，得到关于上海市夏季用电的高、次高、中等和低风险区域[33]。其次，汤鹏等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综合指数法对紫金山的生态安全进行了综合计算，得出其处于较安全的状态。[16]陈大川等提出了将风险指数法和风险矩阵法相结合的方法，并依托长沙株潭城际铁路工程进行评价研究，评估结果验证了其方法的有效性。[34]此外，也有学者将三种甚至多种方法相结合提出更具综合性的混合评估方法，以确保风险评估的全面和可靠。如陈峰综合运用AHP、专家打分法和蒙特卡罗法评估上海市轨道交通13号线的防汛风险，得出施工期间、运营期间以及总体的防汛风险等级分别为二级、三级和三级，表明工程风险较大。

3．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管理研究

风险管理是指人们对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采用各类手段或方法进行识别、分析、评价和决策，以有效地预防、回应、减轻各种风险。中文关键词聚类（#7危机、#13大数据）显示国内学者把城市公共安全风险作为一种突发事件列入危机管理之中。另外，大数据的出现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手段，也逐渐在学界得到应用。目前，如何有效地管理城市公共安全风险也已成为学术界积极探索的焦点问题，已有研究基于现有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特点和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对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展开探讨。

（1）基于风险意识淡薄的风险管理

风险意识是对可能发生但尚未发生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具有的敏感性，并能提前做好预防与应对的主观意识。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防范的起点，由于风险具有的不确定性和隐蔽性，政府与公众都缺乏防患于未然的风险意识，政府对城市公共安全一直持侥幸心理，而不愿花过多的经费在城市公共安全风险预防上，而公众则是在对尚未发生在自身上或与自己相关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认识不足，预防参与不积极。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意识的淡薄也决定了政府与公众在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方面都缺少必要的日常性风险的防范和突发性风险的应对能力。因此，众多学者将增强风险意识作为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的首要环节。李彤在其研究中分析了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意识的现状及风险意识淡薄的原因，并提出发挥传媒的作用，不断提高危机传播的引导水平，培养公众风险意识[35]。朱广黔指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中，政治机构与群众忧患意识缺乏，安全教育不够，并提出政府要有计划地向党政干部灌输必要的危机意识，提升领导干部们的科学防范与处理公共危机事件的观念与能力，对公众也要开展危机宣传教育和提升自救能力[6a]。

（2）基于脆弱性分析的风险管理

随着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的发展，城市的安全风险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中国城市脆弱性显著，其安全风险防范具有特殊意义。因而，大量学者从系统脆弱性的视角探析各类系统可能产生不安全风险的因素和原因，进而提出风险管理的建议，综合起来主要有：注重系统的稳定性，增加系统硬件设施的安全性；关注系统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提高系统对外界环境威胁的抵御能力；强化系统的风险承受能力，实现系统内外信息共享，提高人员管理水平等。程林等人将城市脆弱性分析作为新依据，提出通过建立城市规模、密度和形态三位一体的关系来做好城市安全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增强城市突发事件的综合应对能力[36]。程聪慧和郭俊华阐释了网络恐怖主义活动是通过显化城市安全系统脆弱性而得以实施和扩散的机理，并依此提出需要着力削减城市安全系统的暴露性、降低城市安全系统的敏感性和增强城市安全系统的抵抗性来有效防止恐怖主义活动[37]。

（3）基于过程视角的风险防控

未来中国城市不仅存在传统型安全风险，而且存在非传统领域的新型安全风险。在新形势下，应做好全过程、多方位的风险预防措施。针对安全事件发生前、发生中、发生后的各环节与阶段，学者们主要从风险预防和控制两个方面，立足以往风险治理的经验提出了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到应急管理的一整套大而全的防控方案。如，健全城市风险评估体系，科学地、动态地评估风险；强化安全监控，建立风险跟踪、预警系统；整合应急管理队伍，统一智慧管理平台，提升风险意识和应急能力等。赵来军提出特大城市安全风险治理需要从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分类、风险控制策略和风险控制措施五个阶段入手，同时指出建立特大型城市安全风险治理长效机制的重要性。[38]

（4）基于宏观性制度体系的安全规划

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管理的有效实施，有赖于良好的安全规划与完善的制度体系。已有研究所提出的预防和治理措施，均涉及上述两方面的内容。在制度建设上的措施有：健全应急预警机制与风险管理制度；完善公共危机法律法规和风险问责制度；建立常态化的风险评估、监控制度和信息共享机制；建立风险管理的资源保障体系。在安全规划方面，提出：实施城市安全网格化管理，进行合理的城市空间安全布局；推动应急产业发展，加大救灾物资储备力度；加强城市安全教育培训，积极发挥各类媒体的作用；完善生产管理的标准化，实现安全、高效生产。钟开斌通过对伦敦城市风险管理的主要做法进行探析，总结出城市风险管理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发现风险、测量风险、登记风险、处置风险，同时需要在风险登记中注重规范化、制度化、标准化、程序化、精细化等。[39]李光全提出了风险社会中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方向与对策，以及在此背景下城市社区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方向与对策。[40]

（5）基于风险治理思维和技术的治理新策略

随着城市的发展，各类因素的相互作用使得城市风险频发的同时风险类型增多，危害性增大，传统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方式已经无法有效地应对不同类型的当代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学者们开始基于现代城市公共安全治理存在的问题，如治理思维落后、治理技术欠佳等提出了新的治理策略，尤其是近年来大数据的出现，也为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提供了新的治理思维与技术支持。孙粤文在分析了当代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中存在重风险应对，轻风险预防；安全意识淡薄；治理主体单一；治理技术落后，治理能力尚弱等困境的基础上，提出将大数据思维（源头治理、正向思维、全流程治理、理性和科学治理）与大数据技术（数据获取、数据分析）运用于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优势，为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提出了新的策略[41]。张春艳阐述了大数据与大数据时代的特质，并分析大数据运用于城市公共安全治理的机遇与挑战，阐述了大数据运用于城市公共安全治理实现城市公共安全智慧治理的前景[42]。周芳检和何振基于传统应急体制中存在“数据壁垒、条块分割，信息不畅、应急迟缓，主体单一、缺乏合力”等弊端，提出在大数据理念、方法和技术的基础上，创新现代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体制创新思路[43]。

（三）研究前沿趋势

“突变词”是指某些年份发表文献中骤增的专业术语，适合表征研究前沿的发展趋势[44]。图3为CiteSpace生成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研究突变词列表图，该图清晰地展现了突变词出现的年代分布和突变强度。根据图3得知城市公共安全研究前沿的演化路径，研究主题在不同年份中的转移情况，再结合具体的文献内容分析得知城市公共安全的研究前沿趋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3～2008年，指标体系在该阶段尤为凸显（2.8488，2005～2007年），结合该阶段具体文献内容来看，该阶段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传统城市公共安全，如地震、洪水、公共卫生等传统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研究。城市公共风险指标体系的构建在该阶段受到了研究者们的关注，不同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构建城市公共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以此来更好地评估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与危害程度。第二阶段为2009～2014年，该阶段凸显的关键词包括：风险分析（3.6581, 2011～2013年）、城市轨道交通（4.7778, 2011～2015年）、食品安全（4.039, 2013～2014年）、安全风险（2.9521, 2014～2015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进程加剧，各类城市因素相互作用，一些非传统城市公共安全凸显，如公共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群体事件等，城市公共安全研究的对象有了大幅度的增加，研究中仍多以城市公共安全风险分析为主，同时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智慧城市概念的提出，部分学者也开始基于此，展开对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的分析与治理。第三阶段为2015年至今，智慧城市（4.1709, 2013～2017年）、风险评估（3.1246, 2014～2017年）、风险治理（2.9454, 2015～2017年）在该阶段凸显。具体文献阅读发现，该阶段主要是在基于智慧城市大背景下，不断拓展研究深度与广度。在研究深度上，研究方法开始多样化，除了采用传统的定性方法外，还采用了现代信息技术、大数据预测风险与应对风险；在研究广度上，除了继续延续对传统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研究外，对信息安全、恐怖袭击等国际上频发的城市公共安全事件开始进行研究。由此研究趋势看来，现阶段城市公共安全研究是迎合“智慧城市”这一概念下的智慧治理，部分学者开始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方法进行风险研究，但研究深度和广度都还不够。随着城市公共安全风险数量增多，风险类型增加以及危害增大，治理方式与治理技术的不断出现和升级，智慧城市大背景下的城市公共安全风险研究也开始走向新的阶段，如何转变治理思维、改变治理方式、提升治理能力、实现智慧治理等将会成为未来研究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