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白银案”反映的社会问题

关于“低潮银”在市场上实际交易和标准问题，龙泽江《从清水江文书看清代贵州苗侗地区货币流通中的几个问题》（载《贵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相原佳之《清代贵州省东南部的林业经营与白银流通》（载《探索清水江文明的踪迹——清水江文书与中国地方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巴蜀书社2014年版）、程泽时《清代贵州清水江苗疆木材贸易与计价标准：“白银案”详解》（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已经阐述得比较清楚了，本章只从宏观方面谈几个问题。

（一）国家财政层面和民间贸易层面

在商法中技术理性占主导地位，法律不干预各种商业自由。突出的现象就是商事关系被客体化、对象化、手段化，商人追求利润的欲望总是被扩展到强制法的边界，在正常情况下，商法中的正义、公平价值只是消极的被保护者，只有当商事行为违背社会正义时才予以纠正。清代库平纹银，即足色纹银。库色，即足色，是按照传统的成色鉴定给定的最高度的银成色。光绪十三年姜兴国等所禀“至平码银水，先辈原议库平库色。今则平用九八……”，说明在九八成色标准之前，“库平库色”曾作为成色标准。库平为清代全国纳税的银锭重量标准，缴纳官府的粮银赋税，要求库平库色。清代刑案计赃论罪，也把赃银换算成库平库色。清嘉庆九年（1804）八月湖南芷江县民姚秀兰因索要债务致死无服嫂案的刑科题本载述：“姚秀松除受贿私和得市平元银十两，折实库平纹银九两二钱，半赃轻罪不议外，……”刑部尚书励廷仪奏言，“完纳钱粮例，易银上纳”。且民间买卖使用的色银，未必系足色纹银，商客“必投银铺倾熔，而后入柜交官”。据道光七年李荣魁等所禀，下河的客商在东家借出的资本，系“足色实纹银”。可见，纹银既指进入户部银库的实银，又指实银交易中用作换算基准的“虚银”。但在民间交易中各种成色的银两都有，民间“凡一切行使，大抵数少则用钱，数多则用银。其用银之处，官司所发，例以纹银。至商民行使，自十成之九或八成、七成不等。遇有交易，皆察十成足纹，互相核算。盖银色之不同，其由来已久”。在清水江木材贸易中，银色有高低之别，高申低补，需要一个成色标准。而提高成色的标准，益于卖方山贩，有损买方水客利益。降低成色标准则相反，益买损卖。贵州巡抚嵩溥批示，要求黎平知府一查有无“低潮银”之事实，二查有无一定“银水平色”之法律章程，三定“秉公定断，总期贸易平允，两得其平”之原则。但黎平府严令并不能杜绝冲铅“低潮银”的泛滥，或是暂时缓解，或是令出不行，禁而不止。“低潮银”是市场问题，不是政府一纸禁令就能解决的。但白银货币与清水江经济秩序有直接关系。嘉庆年间，银色下降七八成，平砝也有官平的93.4%，进而至道光初年，银色只有52.3%，平砝也更轻，只有官平的90.1%。道光中期，银1两只能兑纹银5钱。道光末年，1两合毛价0.98两，扣0.387两，用99.5%之漕平，则1两可兑纹银0.59两。咸丰年间，苗疆动乱，木市萧条，银色就更低了，1两只能兑纹银0.313两。光绪年间，社会经济秩序逐渐走上正轨，木市恢复兴旺的景象，市场规则得以完善，因而银色和银平标准都提高了，此时银平达98%，银色虽说是低色洋纹（用外国银元熔铸的银锭），但也达到了纹银的99.5%，含银量应该在93%左右，若和大宝兑换，只需扣水3.6%。

图3-1 旧时木商、木行使用的硬币、纸币、银锭

（二）行户中介青睐外省商人

光绪十一年（1885）姜兴国等山贩向贵州布政使李用清禀告，描述三江行户“一声喊断千金价，数语能降四海宾”，木行拥有这一权利。但清朝中后期的行户已经没有当初的“三寨穷苗借以养膳，故不敢稍有欺诈，自绝生理”的诚实信用了。经过财富的积累，行户常常利用山客急于将木材出手的心理，“议价随主家一喊为凭，即错喊亦无更改”。“当喊价有损下游河客利益者，便呼吓卖方山客减价，不按行户所喊比兑。当主家所喊有亏卖方山贩时，则下河买方客商坚持依照买方所喊价格，方肯比兑。此时，主家亦只逼劝卖方山贩遵循买方价格。”曾有苗民至江卖木，被伊等妄喊，折本太多，退木不能，加价不肯，不得已而投河自尽。行户真是“剥山贩之脂膏，媚各帮之木客，待各帮则俨若祖父，视山贩则不啻木土”。

在山客与水客的交易中，“比兑”是议价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是山客的“开盘”，水客的“回盘”，还是木行主家的“喊盘”，都对比兑有要求，且在三日之内不能就木价和比兑等事项议妥，山客要向木行“辞盘”，木行主家若允许“放盘”，则让双方各自另觅，等待其他交易机会。但是，如果山客不履行“辞盘”手续，绕开行户，另行卖给其他水客，则木行可把山客的木材起岸，强行烧毁，即所谓“开盘、议价向例三日。三日议妥，次日即交数兑银。三日不妥，即行放盘。今则故为留难，竟有购至五六天、七八天晚不等，明系磋磨软困，希图灭价贱卖。倘不待辞盘而卖别户者，不拘木数多寡，尽行起岸烧毁，较之国法尤为森严”。在议价中，木行一般偏向于水客，即使“喊价”议定了，水客发现“喊有亏下游河客者，则呼吓山客减价，不照所喊比兑”。另外，银色高申低补的标准作为比兑的依据，虽木行主家“喊断”，然主家亦可以在“交数兑银”中权宜更改。

姜兴国等禀告描述“其威权赫赫，不知奉何帖谕而森严若此”。清水江木材贸易主要来源于外部市场的刺激，水客购买木材才是贸易的关键环节，卖方市场处于不利地位，所以有时木行屁股坐在水客一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关键是木行主家是否按照已定的规矩办事，即是否有“射利灭规”“私相刻剥”情形。

（三）木行对官府进行利益输送

前文述及，宣统年间天柱人撰《黔南利弊问答》，介绍了三江行户的抽扣等各项利权。光绪末年到宣统年间，水客向木行交兑九成银色实银，木行在水客一方以“平九六四”进行“扣色”，补足银色，但是以九成银色实银兑付山贩，不补足银色，反而扣色，一百两九成色银要扣三两六钱。当然，九成银色并未见称作“低潮银”“低色”“低银”等。可见，木行“通吃”山贩和水商是常见的现象。

光绪十五年（1889），天柱县坌处开设木行方半月，镇远、黎平“两府主在毛坪会合商定坌处撤行，三江每年照纳天柱练饷六百两”。光绪十年（1884），姜兴国等向黎平知府周开铭控告三江木行“射利灭规”“私相刻剥”, “府主恐耽误经费，反斥绅商□为多事”。地方官府的“经费”“练饷”等财政收入以及《黎平府志》的出版资助仰赖从木行征税。黎平府的一部分办公经费均来自三江木行，按每毛价一两抽银“二分有零”的佣金中提取。光绪十六年（1890），黎平府太守俞渭需要续修《黎平府志》。三江绅庶龙庆荣等具禀，“黎平府旧有志书，修自道光年间，日久版片无存，数十年来文献荡然。重以军兴、忠臣、烈士、奇节、异行，亟应补辑，以昭激劝。自愿于三江行用内，提抽二厘五毫为修志费”，以回报俞渭曾在锦屏与天柱的争江中“为民请命”，维持三江轮流值年当江的权利，“爰有请提江费三年之举”。俞渭遂准以三年为限，对三江木行征收修志费，于是就有了光绪《黎平府志》的面世，于此可以明白，“光绪《黎平府志》的话语体系自然是上游地区的话语体系”。然而主管三寨行户的厘金委员只知抽厘，江岸盗贼横行及一切不公不平事件，概置不理。因此，有人赴府恳告，“蠹役又多方需索，则经费二字愚民实不知所取义，伏恳豁免以广生聚”。山贩多次控诉三江木行厘金委员总是持消极态度，厘金委员被迫在贵州巡抚、布政使等上司督压之下予以处理，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