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般理论与社会工作一般理论

（一）理论层次与一般理论

理论是对现实的解释。除了自然科学家（比如，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温伯格、格拉肖、萨拉姆、维顿等）致力于探寻的终极理论以及哲学家（比如，苏格拉底、柏柆图、康德、尼采、海德格尔等）所探究的人类世界的普遍真理以外，绝大多数理论的解释是“有限”的，涉及有限范围的现象（limited ranges of phenomena）、有限范围的数据（limited ranges of data）、现象的有限方面（limited aspects of phenomena）、有限的概念范围（limited conceptual ranges）等（Sztompka, 1986）。并且，“范围既可以是对象的范围，也可以是属性的范围；既可以指理论的范围，也可以指理论的普遍程度……”（Sztompka, 1986），原因在于，“范围的维度和普遍性的程度是各自独立的”（Sztompka, 1986）。同时，“有限”除了解释范围的维度外，还体现为抽象层次，是一个从操作化假设到抽象命题的连续体。因此，我们一般可以按照理论的解释范围和抽象程度把理论分为：“解释范围较小且抽象程度较低的理论”、“解释范围较小且抽象程度较高的理论”、“解释范围较大而抽象程度较低的理论”及“解释范围较大而抽象程度较高的理论”（Sztompka, 1986）。

在社会理论研究方面，“解释范围较小且抽象程度较低的理论”可称为特定理论（Specific Theory）或狭义理论（Narrow Theory），一般表现为操作性假设。“解释范围较小且抽象程度较高的理论”和“解释范围较大而抽象程度较低的理论”属于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y）或一般理论或广义理论（General Theory），是一种“既非日常研究中广泛涉及的微观但必要的操作性假设，也不是一个用以解释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社会行为、社会组织和社会变迁的一致性的统一理论，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理论”（默顿，2006）。其一般性或广义性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体现在对特定理论实现了理论统一（Unification），指涉的是一种简洁明了而且具有整体性的解释（Nickles, 1974），或是在一个理论框架内对某一现象及其不同形式的统一的解释，而非“还原”（Reduction）（Kitcher, 1981）。“解释范围较大而抽象程度较高的理论”则是宏大理论（Grand Theory），是一种关于“人与社会的本性”的系统理论。宏大理论的基本起因是“开始思考的层次太一般化，以至于它的实践者们无法合乎逻辑地回落到观察上来”（米尔斯，2005）。并且，宏大理论“在句法学上浑浑噩噩，对语义学也茫然无知”（米尔斯，2005）。在米尔斯（Mills, W.）看来，宏大理论“更像是枯燥乏味的概念游戏，而不是用努力系统的（也就是用清楚而有序的）方式定义手中的问题，并指引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米尔斯，2005）。

（二）社会工作一般理论及其特点

按照上述说法，西本（Sibeon, R.）意义上的关于如何开展社会工作的理论（Sibeon, 1990），或里斯（Rees, S.）意义上的策略理论（Rees, 1991），或福克（Fook, J.）意义上的实践理论（Fook, 1993），相当于社会工作特定理论。社会工作特定理论涉及处置原则、干预过程以及实务技巧等，指引着社会工作实务的开展，但大多讨论是不连贯的、碎片化的，同时或多或少疏漏了社会工作理论本身所蕴含的基本假设、概念框架、实践情境，也无法进一步回应对社会工作理论价值取向、哲理传统等的质疑与批评（黄锐，2018）。社会工作一般理论是相对于社会工作特定理论而言的，即直面社会工作特定理论的不连贯性、碎片化，实现社会工作特定理论的理论统一，这体现出社会工作一般理论具有社会理论的一般理论的特点。

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社会工作具有实务性。而且，社会工作实务是一种干预行动，是在特定价值规范和伦理情景下开展的社会实践而非技术实践，强调伦理价值与实践行动的一致性；也是一种反思/反身性实践，既注重对干预策略、技术以及服务对象的改变的反思，也追求对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平等合作关系和沟通对话过程、社会工作专业服务所处之结构性社会情景（场域）及其思维模式（习性）的批判反思。因此，社会工作一般理论与社会理论的一般理论不同，并不寻求描述、解释或预测任何特定的时机、过程和结果，而是致力于推进一种社会工作实务的系统化知识，进而在一定意义上回应社会工作理论的一般性议题。

在此意义上，社会工作一般理论是以社会工作特定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工作实务过程，建构社会工作的实践框架与服务体系，最终揭示出社会工作实践行动的基本动力学。申言之，社会工作一般理论是在探讨人类行为与社会环境之间复杂互动的基础上，致力于发展出一套关于社会工作实务的多元且系统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