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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仔细回味，觉出，詹牧师之所以非常看重同我的友谊，也是有所图的。其实这无可厚非。有目的的功利主义总比莫名其妙的扯皮主义要好。贪嘴的人希望认识大师傅，好穿的人愿意结交老裁缝，有病的人巴望与大夫套近乎，将死的人乐于同看坟的论交情，都很正常。况且詹牧师的目的也并非不可告人，他只是估摸我或许在出版界有点儿路子，说不定能帮他发表一点儿作品。

詹牧师想创作一些“黑色幽默派”小说。他反复申明，他所以这样做，绝不是因为他多么称赞这一流派，更绝不是出于派性。

后一点是相当可信的。詹牧师历来有“信主兄弟不分国族，同来携手欢欣”的思想，这一思想固然愚昧而又缺乏阶级分析，但与派性却实在水火难容。解放初期，他甚至为这种思想找到过理论根据。根据有三：1．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即不分国度）;2．民族矛盾说到底是阶级矛盾（那么同是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显然是不该有民族之分的）;3．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打碎的是脚镣手铐，得到的是整个世界（相当于“同来携手欢欣”）。这些言论在“文革”中都被列为他的罪证。这实在也是一桩冤案。其实詹牧师早于五十年代中期，就已认识到了他上述思想的错误。他对基督教有过三点犀利的批判：1．主是伪善的。“信主兄弟……契合在主爱中……携手欢欣”，这是不是说，只有你信主，主才爱你，如果你不信主，主就不管你的死活？多么狭隘的派性！简直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味道。2．主是骗人的。主既然一向宣称，他上十字架去受苦受难只是为了救世救民，那又为什么要“普天之下，万族万民，俱当向主欢呼颂扬”呢？这不是一种讨价还价的行为么？假如“万族万民”不去“向主欢呼颂扬”，主是即刻暴跳如雷呢，还是依然任劳任怨地去救世救民呢？3．主是愚昧的。主竟认为仅凭他自己的神通就可拯救万族万民，可是只一个犹大便把他出卖了，而且只卖了三十块银币。如果主能够依靠万族万民，一个犹大岂能得逞？综上三点，詹牧师才毅然决然地退出了教会。他认为，宗派帮会只能使人虚伪、狭隘、愚昧，如果你相信善良可以战胜邪恶，相信真理，同时相信你的理想符合真理，那又为什么非得加入教会不可呢？让真理去指引你，比让教规来约束你要好得多。于是詹牧师更加信仰马列主义了，原因也有三：1．马列主义是主张科学的，而不是主张迷信的；2．马列主义从来只讲为人民服务，而绝不要求人民“俱当”跪倒在其面前“欢呼颂扬”;3．马列主义是靠真理来团结人民的，而不是依靠拉帮结派来稳固自己的统治。“这就是马列主义伟大于任何宗教的原因！”詹牧师说。

所以读者可以相信，詹牧师只是想写几篇“黑色幽默派”小说，绝不是想拉帮结派乱我公安。其动机之纯粹，我愿以头作保。

“我有些作品要发。”詹牧师羞怯地低声说。

“哦？在哪家刊物上？”

“不不不，我是说……”他的脸红到了耳根。

当时我又在詹牧师家吃午饭，不过这次是我买的酒和菜。编辑愿意结交作者，正如作者愿意结交编辑一样，彼此彼此。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让一个老知识分子照直开口求人，是“难于上青天”的。

“什么体裁？”

“小说！”他连忙说。

“能大概讲一讲吗？”

“嗯……你了解‘黑色幽默派’吗？”

我一时只想起了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和一个叫小伏尼格的人。

“不——”詹牧师宽厚地笑了，“黑色幽默派绝不是外国人的发明。不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家威风嘛。你以为《儒林外史》中没有黑色幽默吗？你不觉得鲁迅也是一位黑色幽默派大师吗？阿Q的处境怎么样？不正是又可怕又可笑又无可奈何吗？”

 

〔注八〕“黑色幽默”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重要的文学流派……作为一种美学形式，它属于喜剧范畴，但又是一种带有悲剧色彩的变态的喜剧……其作品，常以夸张、超现实的手法，将欢乐与痛苦、可笑与可怖、柔情与残酷、荒唐古怪与一本正经糅合在一起……“黑色幽默”的产生是与六十年代美国的动荡不安相联系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1982年5月第1版

 

“就像中国的围棋，”他又说，“被日本人学了去，倒又反过来向我们趾高气扬。”

“吃吧。”我只得指着桌上的小腊肠说。

“啪！上来就在中央布一子，谁的发明？”

“当然。”我说。真的，到底是谁的发明呢？

“世界上最短的微型小说是哪国人写的？”

“当然。”我吃了一片小腊肠。

“世界上最早发现飞碟的是哪国人？”

“当然，当然。”

“世界上最小的小提琴还不也是中国人造的？！”

“吃吧，吃吧。”我给詹牧师也夹了一片小腊肠。我不懂乐器的制造。

“针灸是中国人发明的，这总是公认的吧？可如果我们再不认真研究，早晚美国人也要来指教我们了。”

“中餐也是比西餐好，连外国人也承认。”我对烹调挺内行。

“黑色幽默也面临这个问题。吴敬梓不知要比小伏尼格大几辈儿呢！当然，我们不妨大度些，就算那是美国人的首创吧。我从来不主张纠缠历史旧账。但外国人办不到的事，中国人可以办到，何况外国人已经办到了的呢？中国人更没有理由不办到。我想起写黑色幽默派小说来，也就是为的这个。”

“行吗？”

“信心告诉你主是什么，主就是什么。”

在我们的交往中，这是詹牧师唯一一次主动提到主。

“那么主是黑色幽默的了？”我说。

他顿时愣住，尴尬地吃了一片腊肠，接着又吃了两片。

我赶紧说：“我不过开开玩笑。”

他疑虑地瞅了我一会儿，说：“我也不过打个比方。”他又看看窗外，小声提醒我：“咱们这是在屋里说。”

 

〔注九〕“咱们这是在屋里说”一语，同时兼备三种意思：1．在外面不能这样说；2．咱们现在说的，外面的人并没听见；3．咱们之间是了解的、信任的，谁也不会出卖谁。

〔注十〕自“文革”以来，詹牧师是忌讳别人跟他谈主和宗教的。读者慢慢会抱怨，一篇关于牧师的报告文学，涉及宗教的地方太少了。其原因正出于此。

 

“信心当然是重要的。”我说。

“很重要！而且‘黑色幽默’有什么难作呢？总共两个特点——黑色和幽默。也就是让人既感到可怕又感到可笑。这难吗？笑话！外国人不过是故弄玄虚，而我们有真实的生活素材。”

“能讲一个吗？”

詹牧师思忖片刻，讲了一个，备忘于下：

 

“文革”中，王某出差到某地，刚下火车就被一群手持牛皮带、臂佩红袖章的人揪了出来。那群人问：“你是保县党委的，还是反县党委的？”王某听他们把“保”排在前面，就说：“保。”不料那群人正是反县党委的一派，于是王某被追着打了十皮带。王某跑出车站，立足未稳，又被一群臂佩红袖章、手持牛皮带的人抓到。“你是保县党委的，还是反县党委的？”王某慌忙说后一种：“反！”于是他又被追着打了十皮带，原来那又是保县党委的一派。王某想：这地方真怪，说话也没个前后次序。他连忙返回车站，决定趁早离开这是非之地。转眼之间，他又被一群人围住。“你是什么观点的？”“真抱歉，我现在还不太清楚。”王某立刻又挨了十几皮带。“我只是还不太清楚！”王某申辩道。“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你没有灵魂，自然只好触及你的皮肉了！”那群人这样向王某解释。王某挨了三十皮带，清醒了，把自己的皮带解下来握在手里，大摇大摆上了列车。一上车，他先揪出一个人来，问：“你是哪一派？”那人对答如流：“我们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王某想了想，说：“这很好。”于是一路平安地回到了家。

 

“很不错的一篇黑色幽默派小说。”我说。

“不，这不行，”詹牧师说，“这是真事。”

“真事倒不行？”

“因为我是想写黑色幽默派的小说，不是要写现实主义的。”

我当时还不太懂“黑色幽默派”的规矩。

“我总想，”詹牧师又说，“黑色幽默绝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我们一定要做起来，使它成为革命的匕首和投枪，像鲁迅先生那样。试问：谁感到的恐怖更多些？劳苦大众！谁最富于机智的幽默感？还是劳苦大众！我们有什么理由在这方面落后于外国资产阶级作家呢？看到在很多学术领域中都是他们领先，我咽不下这口气。我涉足过数、理、化，但那需要设备；我又想搞音乐，但一架钢琴又太贵；我也试图钻研美术，可屋子太小，而《蒙娜丽莎》《格尔尼卡》那样的画都是很大的。医学也需要有人找你看病，企业管理也需要有人归你管理，搞教育吧？唉……”詹牧师说到伤心处，太阳穴上的血管都在暴涨。

“您干吗——请您原谅，干吗不继续研究宗教和哲学呢？”我说。

“不不，咱们这是在屋子里说……当然啦！可是……不过……说起来……你懂了吗？我是说，咱们这是在屋子里说。”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我们吃了一会儿菜，又喝了一点儿果子酒。詹牧师的脸色才又红润起来。

“所以，”他说，“我探索了这么多年，现在才弄清楚我的所长。我更适合于从事文学创作。文学有生活就行，而生活是无处不在的，而且很公平——每人一份。近两年，我专门找一些外国人在其中自鸣得意的领域进行研究、尝试。譬如：意识流、荒诞派、新小说派、象征主义、存在主义、表现主义，等等，我都试着写过。并不难。我只是想证明一点：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够做到。”

“能看看吗？”

“怎么不能？”詹牧师说着就要搬一只很大的箱子，“在下面那只箱子里。没关系，防空洞我都挖过，那些水泥构件比这要沉多了。”

“手头没有吗？”

“有倒是有几篇，不过不是我最满意的。”

现将他不太满意的几篇介绍于下：

 

（一）“新小说派”小说《在路上》（节选）

很长很长的一串脚印，不知从哪儿发源。很长很长的泥泞的路，依然流向远方。天际，飘着一缕零乱的炊烟，那儿或许有个村落，有了人家。候鸟在天空中仓皇飞过，从不落下来。这儿没有它们落脚的地方。它们的羽毛娇嫩得像花瓣，像小时候常吃的那种棉花糖。旗帜还在手里，还在猎猎地飘展，认真地抖响着一个个坚强的音阶。鞋子烂了，“嘎唧”一声，留在了路上，像是长河中的一座航标。那缕零乱的炊烟还是很远，在天地相交的地方飘舞，和很久很久以前一样。秃鹫在头顶上盘旋，转着发红的眼睛，忽然一个俯冲，冲向一头倒下去的驯鹿。旗帜还在手里，确实还在。又烂了一只鞋子，又留下了一座航标……

 

（二）“象征主义”小说《石头船》（节选）

老头儿一有空就拿着锤子和凿子，爬到海边那块巨大的岩石上去，“叮叮当当”地凿，想凿成一条船。

孩子又爬上来，乖乖地坐在老头儿身边。

“您干吗不做一条木头船？”孩子问。

“我没有木头。”老头儿回答。

“别人都是做木头船。”

“别人是别人。”

老头儿一下一下地凿，正凿出一只舵。

“可这也不能下水去走哇？”

“我没有木头。”

…………

如今石头船凿好了，老头儿在船舱里坐着，闭着眼睛抽烟。

孩子又爬上来。

“嗬！”孩子说。

“你坐下，闭上眼睛。”老头儿说。

“干吗？”

“你闭上吧。”

孩子闭上了眼睛。

“你觉得船在晃吗？”老头儿问。

“是有点儿。”

“你觉出它在走了吗？”

“嗯！真的！它在往哪儿走哇？”

“你的心告诉你在往哪儿走，就是在往哪儿走。”

“我去告诉他们，您不是疯老头儿。”

老头儿笑了，对孩子说：“别去，别人有木头。”

 

（三）“意识流”小说《排骨》（节选）

老伴儿提起菜篮，对他说：“我去排会儿队，说不定能买上。”

他说：“算啦，我不那么喜欢吃排骨了。”

皮肤上有了很多老人斑，排骨在里面滚动，应该在它们变成一盒白色的骨灰前，写成那本书。

“我还是去看看。”老伴儿说着走出去，轻轻地关上了门。

警察怎么也打不开门和窗。老伴儿在向警察说明情况。院子里、街上，挤满了看热闹的人。门终于被撞开了，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只有一本书。老伴儿坐在那本书旁边，嘤嘤地哭，说：“这是他一辈子的心血，现在完成了，他走了，不知到哪儿去了。”只有老伴儿理解他。他的灵魂已经在天国，依然爱着这个娇小的老太婆。

她去买排骨了，为了给他补补身子。他不能现在死去。一层老人斑在排骨上滑动。得抓紧，在告别人世之前写成一本书，对祖国有所贡献。

他铺开稿纸。清蒸的、红烧的、糖醋的……他从小爱吃排骨。那还是在故乡。故乡的小河真美，不会老。他在水里游呀游呀，那时的皮肤紧绷绷的，也没有老人斑……

 

（四）“荒诞派”小说《死魂附身》（梗概）

尹明总说被一些死去的灵魂纠缠着，摆脱不掉，弄得他总是赶不上时代，写不出好作品来。纠缠过他的死魂有：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契诃夫，甚至鲁迅和高尔基等。死魂总是把他们的思想贯穿到尹明的作品中去，致使尹明的作品总是被编辑部退回来。

“文化革命”中，忽然戈培尔的死魂附在了尹明身上。尹明走了运，写起东西来得心应手，终于功成名就。

好景不长，“文化革命”过去了，戈培尔的死魂却还是不肯离去，尹明又背了运。

有一天，尹明酒醉后走失，他老婆吴幸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启事中特别说明：“望见到他的人不要把他当作敌人来对待，因为他患有‘死魂附身的精神病’被死魂左右，经常言不由衷地说些‘四人帮’时代的话。”启事登出不久，便有许多人打来电话，声称发现了尹明。

吴幸根据人们提供的线索，走了许多地方，见到了许多与尹明的情况相似的人，但都不是尹明，那些人都生活得很像样。

后来，吴幸在一个茶摊上找到了尹明，他正在卖茶水。尹明说自己非常高兴，一身轻松，他终于摆脱了所有的死魂，找回了他自己。吴幸也做了茶摊的老板娘。

 

（五）“超现实主义”小说《本书出版之日》（略）

 

（六）“表现主义”小说《赤胆忠心》（略）

 

（七）“新感觉派”小说《融雪》（略）

〔注十一〕《死魂附身》一篇为詹牧师夫妇合写，主要部分是詹夫人执笔的。据他们的儿子讲，詹夫人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写着玩的，詹牧师却连连叫绝。詹夫人说：“算啦，算啦，值得你这么认真！”詹牧师却激动得坐立不安，说：“你知道你写出了什么吗？真正的荒诞派呀！”那天是除夕，詹夫人烧鱼炖肉，忙得高兴，不理他。詹牧师独自捧着那篇东西：“深刻！深刻！”也陶然。忽然儿子又冒出一句话来，破坏了本来和谐的气氛。“我猜得出妈妈是在写谁。”儿子说。詹牧师沉寂半晌，似有所悟。年夜饭也没有吃好。夜里躺在床上，詹牧师问詹夫人：“你是在写我？”“没有，你别听孩子瞎扯。”“你认为我没有灵魂？”“我只是说人要有自己的主见。”“我没有主见？”“人应该自己把握住自己，别在乎虚名。”“我是名利之徒？!”詹牧师的泪水在眼圈里转，没想到连白芷也不能完全理解他。“我没那么说，真的，我不是那个意思……”詹夫人万分歉意地安慰他。

“不过父亲这人有一点是让人佩服的，”他们的儿子说，“他不会为了这事就去否定那篇小说，他仍然称赞那篇东西写得深刻，并且花了不少力气去修改它的结构和语言。”

 

我始信詹牧师为一准人物就是在这时。虽然他的小说并非都怎么完美，但敢于涉足这么多流派的作者已不多见，每一种手法又都掌握得恰如其分者就更可珍贵了。我确信詹牧师终有遐迩闻名之日。卡夫卡如何？生前默默无闻，忽一日声名大作，使诺贝尔奖评委会也愧悔不及，真人物也！

詹牧师却很谦虚，说这些玩意儿都算不得什么，不过是资产阶级于“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中的一种挣扎，纯属没落文学。“我之所以也要写一写，是因为他们太近狂妄，得煞一煞他们的气焰。我中华并非无人！我们不写罢了，一旦写来，绝不会比他们差，而且根本用不着什么大作家去费神。唉，想来惭愧，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我却总也写不出，只好从这一侧面贡献一点儿力量吧。”

“为什么不能写出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呢？”我是想安慰他。

“我总找不到恰当的角度，唉，怎么也找不到。此生夙愿怕要付诸东流了——”他说。

“您绝对没有理由妄自菲薄。”

“唉！”詹牧师长叹一声，出口成诗：“常恨少年不努力，老来方悔报国难，又是一年春柳绿，依然独自倚危栏。”

这时，窗外正有几个孩子“嘟嘟嘟”地吹着柳哨，柳絮飘飘扬扬。他感慨系之，又作了一首《忆秦娥》：

 

春光好，柳笛阵阵催人老。催人老，频添华发，壮心未了。祖逖舞剑闻鸡鸣，小舟纵笔夜继晓。夜继晓，无多好梦，佳音又少。

 

我决心帮助詹牧师发表一些作品。我尤其决心帮助他写好“黑色幽默派”小说，然后汇编成集。就只差“黑色幽默派”这一种了。

“精装，烫金的标题：《詹小舟小说选》！”我有几分醉意。

“不不，还是等我写出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来，再那样吧。”

按詹牧师的意思是要叫《敝帚集》，意思是：这并非是我们所看重的东西。敝帚的意思是：破笤帚。

写到这儿，我又有点儿犯嘀咕：詹牧师何以笔头竟这般勇敢呢？连“今年西红柿又少又贵”这样的话，他也要反复申明“咱们这是在屋里说”。怎么他写起文章来却从没有冠之以一句“咱们这是在屋里写”呢？带着这一问题，前不久我又去求教了詹牧师的儿子。

詹牧师的儿子正就“陕北的农林牧结构问题”同一个人辩论。我说明了来意，他笑了，用几句话就打发了我：“对父亲来说，写作是写作，生活是生活，理论是理论，实践是实践。对付不同的事，他相应有不同的神经。对不起，我很忙。”

闲话少说，言归我们的报告文学。一九八二年五月中旬，我和詹牧师开始共同研究“黑色幽默派”，准备用一两个月的时间写出三四篇这种流派的小说来。

但没多久，我们却发现，“黑色幽默派”小说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好做。倒不是我们无能，实在是美国佬太近狡猾。他们竟让“黑色幽默派”有了这样一个特征（或说一条原则）：所写之事全然荒诞可怕，虽则荒诞可怕，却又形神逼真，尽管形神逼真，可又谁都没见过那样的事。“其妙处全在于此：谁都没见过，然而又都觉得似曾相识。”詹牧师说。

我们连着写了几篇，都被詹牧师否定了。他说：“我们既然是写黑色幽默，就得真像黑色幽默，做学问来不得半点儿含糊和迁就。我们写的这些事，虽然也荒诞不经，但却都是已经发生过的，大家都见过、听说过。这倒像是正统的悲剧了。”他最后强调说：“要特别注意没有发生过，却又似乎是到处都在发生这一条！”

我们琢磨了又琢磨。

先是詹牧师有了一个构思。

 

某学校吃忆苦饭，每人一个糠窝头。红五类学生问黑五类老师：“好吃吗？”老师忙说：“好吃，好吃。”学生怒目圆睁：“这么说，我们的先辈倒是享了很大的福了？好吧，你再吃三天！”老师又吃了三天糠窝头。学生又问：“好吃吗？”老师又赶紧说：“很难吃，很难吃。”“可我们的父兄能吃上这个就很不错了，”学生说，“而你倒说难吃！你再吃三天！”三天后学生又来问，老师回答：“我准备继续吃下去，像你们的父兄那样，一直吃到全国解放。”

 

我不认为这个构思好，这分明只是现实主义的写法。“您自己倒忘了‘没有发生过’这一原则。”我说。

“怎么，这也发生过？”

“当然。”我说。我没敢说我就曾经像那个学生一样过。

詹牧师捏着下巴努力地回忆了一阵，不无惋惜地拍着大腿：“唉，我倒忘了，这是我老伴儿经历过的事。”

 

〔注十二〕这事纯系巧合。詹夫人并不是我的老师。我的那位老师是男的，詹夫人的那个学生是女的。

 

我们又想。几天后我又想出了一个。

 

老夫妇俩一起学习，读林彪的书。不知怎么一个缘由，老妇问老夫：“撒旦的英文名怎么写？”老夫随手写下：Satan。“犹大呢？”老夫又写：Judas Iscariot。忽然，老夫妇俩全吓呆了——他把那两个名字写在了正看着的书上！怎么办？！他们先是用墨笔把字迹涂去，但发现是欲盖弥彰。他们又忙不迭抠去，反而弥弥彰彰。末了干脆把书烧了，老夫妇俩看着火光，面如土色。天哪！这是亵渎，是诋毁，是反动！老两口商量：还是吃安眠药算了。幸亏他们吃的量不够，被救活了。两位老人昏昏晕晕之际，口口声声说：“我们对不起敬爱的林副主席。”谁料那时林彪已成国贼，老夫老妻又险些做了贼船上的死党。

 

詹牧师听罢我的构思说：“是民警老王帮我们说了不少好话。”

“帮你们？”

“还帮谁？”

“怎么回事？”

“嗯？你不是又在写我吗？”

“写您？”

“你甭不好意思，那是过去的事了，我不会往心里去的。可是你又忘了那一条，凡发生过的事就不符合黑色幽默派的要求。重来吧。”

只好重来。詹牧师又想出了一个。

 

“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造反派私立公堂，审一个老干部。

老干部问：“我有什么罪？！”

造反派回答：“你对抗‘文化大革命’。”

老干部说：“我并没有对抗！”

造反派说：“你是黑帮分子，黑帮分子怎么会不对抗‘文化大革命’呢？！”

老干部又说：“我不是黑帮！”

造反派说：“你不承认自己是黑帮，这本身就是对抗‘文化大革命’！”

老干部又问：“你们说我是黑帮，你们有什么证据？！”

造反派说：“你对抗‘文化大革命’，这证据还不够吗？”

老干部说：“我并没有对抗！”

造反派说：“你是黑帮，难道……”

 

詹牧师难过得讲不下去了

“这篇很好，”我说，“这个构思很好。”

詹牧师擦擦泪水，沉默良久，说：“但是这又不行，这又是发生过的事。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的事。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我的指路人。他太耿直、太嘴硬、太……其实倒不如承认……”

为了这个构思，詹牧师的心情一直不好，又把他那位良师益友的遗像拿出来，默默地祈祷，暗自垂泪。

 

〔注十三〕那个老干部是詹夫人的远房表弟。詹牧师放弃基督教而转向马列主义，是与这个人对他的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这个人在“文化革命”中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刚直不阿，坚持真理，最后含恨而死。

 

我尽力安慰詹牧师，请他注意身体。“我们还要把那恐怖的原因找到，为了死者，也为了后人！”我说。

“关键是不够幽默。”詹牧师说。

“看来，黑色倒要好办些。”我说。

好吧，我们再干！我和詹牧师的信心都还很强。有人说，中国不会有“黑色幽默派”作品，因为中国人天生缺乏幽默感。这给了我们刺激，也给了我们力量，要让那些自高自大的外国人放明白点儿，也要让那些自轻自贱的中国人醒悟！那些日子，我和詹牧师一心扑在“幽默”上。有时候我们聚在一起想，有时候交换一下意见分头去想。

我又想出了一个。

 

看守长老了，也许是因为脑力不如从前了，他总觉得过去工作起来并不像现在这样吃力。现在他常常拿不定主意，拿不定应该对犯人使用什么样的态度。“文化革命”前的工作多么井然有序！他想。那时候对入狱的犯人就用严厉的态度，让他们老老实实；对刑满获释的人就用和蔼可亲的态度，以期使他们备感温暖。现在怎么就拿不准了呢？还对入狱的犯人一概严严厉厉的么？要是忽然一天有哪个成了英雄，自己可就成了迫害英雄的帮凶了。对出狱的英雄一律亲亲热热么？猛地，在他们之中又出了骗子，你可就又说不清自己的立场了……

 

詹牧师看了先说“不错”，然后建议我加写一段，说明“四人帮”被粉碎后老看守长不再苦恼了。“得全面一些，要突出看守长的苦恼只是在‘四人帮’时期。”

我说：“谁还不知道这是在‘四人帮’时期呢？难道别的时期也有这样的事？难道我们写屁股上的雀斑，必须得反复说明脸上是光洁的么？我写的正是‘四人帮’时期，一个普通人可怕而又可笑的处境。跟您这么说得了，这老看守长就是我表叔……”糟糕！我想。

“这么说又是已经发生过的事？”

我沮丧地说：“咱们再重新想一个好了。”

看来得往邪乎里想。

看来得离开现实，什么不可能想什么！

然而又过了几个月，我们还是什么都没写出来。我们全力去做荒诞的想象，研究了上百个荒谬绝伦的构思，但仍然因为“已经发生过”而告吹。我几乎失去了信心。

一天，詹牧师的儿子来了，看见我们的窘态，哈哈一笑说：“活人别让尿憋死。”这倒又触动了我的灵感，“活人让尿憋得团团转”倒很具“黑色幽默”的味道。我很快写成了一篇《活人与尿的喜剧》。

詹牧师看罢不言语。

“您看还行吗？”

詹牧师变颜变色，不言语。

“这回还差不多吧？”

詹牧师不言语，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注十四〕没料到我的想象又与詹牧师的实践撞了车。

詹牧师被隔离审查期间住在一个破庙里。庙里有个孩子，淘气得出圈，惯搞恶作剧。有一回，这孩子在所有可以撒尿的地方都贴上了画，而在那样的画前撒尿是不相宜的。詹牧师身为审查对象，又不能离开破庙，结果尿憋得过了火，再想撒时已不能如愿。詹牧师的肾脏到现在还不大好。

 

“我并不反对你把我的事写出来。”詹牧师说着，苦笑，又连连叹气，又说，“可是这仍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我真不信我的想象力竟这样低劣。

我真不相信我就想象不出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来。

有了。

 

有一个人，平生的志愿就是给米洛的维纳斯配上两条胳膊。他琢磨了大半辈子，呕心沥血，终于想出了好办法，给米洛的维纳斯配上了健美的双臂。可是有了胳膊的维纳斯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左右开弓给了这个人一顿嘴巴……

 

“别讲了！”詹牧师忽然疯了似的站起来，冲我喊。

“怎么了？您这是？”我十分惊诧。

詹牧师背过身去站了很久。

我吓得不敢吱声。

詹牧师转过身来，满脸泪痕，对我说：“对不起，请你原谅，不过请你不要写这件事。”

“怎么回事？”

詹牧师忽然在胸前画起十字来：“上帝饶恕我，上帝看得清楚，我……”他猛地跌倒在床上。

 

〔注十五〕我打电话把他的儿子叫了来。这时我才知道，詹牧师原来还有个女儿。女儿从小就长得漂亮，詹牧师亲昵地叫她“我的小维纳斯”。“我的小维纳斯比米洛的可强十倍，还有两条好看的胳膊！”詹牧师常常和女儿开这样的玩笑。谁料到，正是他疼爱的女儿，在一九六六年给了他一顿耳光，骂他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声称与他断绝父女关系，愤然离家出走。这件事把詹牧师的心伤透了。后来女儿醒悟了，想回到父亲身边来，但詹牧师不允许。“做人最重要的是善良！”他说。再后来，女儿在插队的地方因公牺牲了。詹牧师后悔莫及，“我竟不能原谅一个受骗的孩子，我的善良到哪儿去了呢？！”他喊、他哭，叫着“我的小维纳斯”……从那以后，谁也不敢向他提起他的女儿，希望他把她忘了。

 

偏偏碰上我这么个善于想象的人。唉！

詹牧师住进了医院。诊断为：动脉痉挛，脑供血不足。这病很怪，阵发性的，詹牧师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大夫说：“（他）年岁大了，（治疗效果）很难说。”

詹牧师的儿子埋怨我，不该总让他父亲回忆起那些往事。我感到非常内疚。

“可我不是有意的。”我说。

“是谁告诉你的？”詹牧师的儿子问。

“谁也没有，在这之前我并不知道他还有个女儿。”

“让尿憋坏了的那件事呢？”

“是你对我说‘活人别让尿憋死’之后，我瞎编的。”

“我的意思是说，既然你们想象荒诞的能力超不过已经发生的事实，何必非要写‘黑色幽默派’小说不可呢？为什么不能用现实主义的手法来表现呢？”

我觉得这一建议很有道理。

 

詹牧师住在医院里，病情时好时坏。神志恍惚的时候，他总说胡话，仍在构思“黑色幽默派”小说，但也都是像过去一样地不能成立。清醒的时候他就长吁短叹，想这个，想那个，想自己的一生，填写了几首《忆江南》：

 

其一

女儿好，为父太心残。夜夜梦中相对坐，朝朝醒来又难圆，此恨到何年？

其二

我儿强，不似父愚蛮。做人当有君子勇，行路须防小人谗，逆耳是忠言。

其三

死何惧？无奈不心安。一世勤勉为虚度，百般壮志作空谈，不死亦无颜。

其四

力竭尽，何必自寻烦？利禄千金轻如土，清风两袖重于山，唯此又心安。

其五

平生忆，最忆是童年。白芷送茶难成梦，庆生伏案不知眠，店堂小灯前。

其六

盼来世，当记此生难。墨海书舟重努力，雄关险道再登攀，胜败不由天。

其七

终有憾，此憾在人间，朽树犹燃熊熊火，落花也留片片丹，小舟逝如烟。

 

我心里很难过，但又实在不能给他什么帮助。想起他儿子的话，我说：“您何妨把您一生的境遇，就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出来呢？”

他摇头叹气道：“找不到恰当的角度。”

我说：“如果您愿意，您口述，我来整理。既然生活素材是真实的，有什么不好找角度的呢？”

他摇头，许久不言语。一会儿，他又乱七八糟地说起胡话来，还是不忘他的“黑色幽默”。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给即将归天的詹牧师以安慰。詹牧师的儿子出了一个主意。当詹牧师又清醒了一些的时候，我们俩一起骗他。

他先说：“我们把您那些黑色幽默的素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写成了，效果很好。”

我赶紧说：“我在出版社的朋友不少，您的作品得到他们的一致好评，他们准备用。”

詹牧师呆呆地望着我。

“不久就能发表了。”我说。

詹牧师直勾勾地盯着我。

“肯定能发表。”我又说。

詹牧师微微地笑了。

我很高兴，我希望他能怀着愉快的心情离开人间。

“你是说，这下子行了？”詹牧师说。

“行了。”

“你是说，我们到底写成了黑色幽默派小说？”

“什么？！”

“像那样的东西，能发表，这不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吗？”

我和詹牧师的儿子慢慢直起腰，默然相对。

“这样，黑色和幽默就全有了。这个构思好，符合那一条……”

我和詹牧师的儿子半天才缓过劲儿来，我们向他说明，是真的能发表。控诉“四人帮”的罪行，让人们更珍惜今天的生活，这怎么会不可能发表呢？写出人民在十年内乱中的痛苦遭遇，以便总结历史经验，防止悲剧的重演，这样的作品怎么会不可能发表呢……

詹牧师却又陷入了昏迷。

我的希望倒是达到了，詹牧师死前分明感到了成功的喜悦……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零点五十七分，詹牧师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七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