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年，我又从南京回到上海来了。原来蒯礼卿先生在上海有金粟斋译书处的组织，派我和汪允中到了上海。先是在一二年前，侯官严又陵先生，翻译出一部《天演论》，震动了中国文学界，好似放了一个异彩。这位严先生，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