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重庆后，邓小平除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外，还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治委员，兼任西南局财经委员会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刘伯承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贺龙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担负起了主政大西南的重任。

摆在邓小平和西南局面前的是一副很重的担子。

西南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国境线长，少数民族人口多。由于各种原因，历史上非常封闭，封建势力根深蒂固，民族隔阂很深，匪患严重，经济和文化落后，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蒋介石集团在逃离大陆前夕，苦心经营西南，妄图把西南地区变成其“反共复国”的基地，在西南地区各民族人民群众中制造大量反共宣传，加深了各种社会矛盾。反动势力溃退之前对西南的工业和建设进行了严重破坏，留下的是一个经济萎缩、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的烂摊子。西南解放后，九十万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部队、四十万旧政府人员和旧职员，急需教育、改造和安置。在西南各地残留的一大批敌特武装，与百万之众的土匪相互勾结，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和保卫新生的人民政权，维护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当时邓小平说：“西南问题至为复杂”, “我们进行了比之行军作战尤为繁难的工作”。

重庆一直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交通和文化中心，抗日战争时期还曾是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中心，蒋介石在重庆经营长达八年之久。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时，重庆又成为蒋介石集团在大陆负隅顽抗的最后一个重要基地。因此，接管好重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接管重庆和西南地区其他城市的准备工作，早在进军西南之前就开始了。

首先是，接管西南城市的思想动员和政策教育工作。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七日，邓小平在南京二野、三野县团级以上干部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部队进军西南，“第一步首先是占领、接管城市，这是第一个时期内的工作重点”。“要接管城市，改造城市，建设城市”。十一月，二野进军至湖南常德休整期间，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刚正式组建的西南局从华东局、二野三兵团、二野后勤系统和西南服务团、四川干部工作队、川东地下党等各方面抽调二千多名干部，建立起接管城市的基本干部队伍。十一月初，邓小平和刘伯承主持召开接管干部会议，传达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到城市的精神，介绍接管南京、上海等城市的经验，对首先接管重庆的工作作了具体的部署和安排，对接管工作的政策、纪律和步骤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会上还组织学习中共中央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批评关门主义的思想，为在接管城市中正确执行统一战线的政策统一思想认识。

建立有力的党政军领导机构，是接管城市最重要的保证。七月，在二野进军西南之前，中共中央和二野前委就商量组建了中共重庆市委，并任命了主要领导干部。十二月三日，在部队从酉阳到重庆的路上，刘伯承、邓小平发布《命令》，命令在重庆市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统一全市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管制事宜。并任命张际春、陈锡联、张霖之、谢富治、曹荻秋、段君毅、阎红彦、王近山、王蕴瑞、任白戈、罗士高、刘明辉等十二人为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以张际春为主任，陈锡联、张霖之为副主任。

进驻重庆后，邓小平、刘伯承和西南局其他领导人，一方面继续指挥二野消灭国民党的残余部队，解放西南全境；另一方面立即着手抓重庆的接管工作。

城市的接管，特别是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最关键的是要广泛发动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从十二月八日到达重庆至十二月十八日，在不到十天的时间内，邓小平和刘伯承就布置军管会和市委、市政府，先后分别召开工人、青年、妇女、文教、工商等各界代表座谈会，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听取他们对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改造城市、建设城市的意见和建议，请他们动员各界群众参与在人民政权的领导下改造城市和建设城市。一九五〇年一月四日，在重庆市军管会召开的第一次接管干部代表会议上，邓小平特别强调了依靠工人阶级的问题。他说：“没有工人群众，我们工作是做不好的。如果我们不去依靠工人阶级，那就是一个根本的思想问题。”此后，重庆工人群众被迅速广泛地动员和组织起来，护厂护店，协助进行各方面的接收工作，积极投入工矿企业恢复发展生产中。

人民政权要在城市迅速立足并得以巩固，必须坚持和发展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民主阶级和各阶层、各界群众的统一战线。

邓小平曾领导接管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对此是有经验和体会的。在进军西南之前他就指出：要做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四个朋友的统战工作，“对敌人能分化的分化，能争取的争取，能中立的中立，树敌越少越好”。他特别强调，“作为一个阶级来说，民族资产阶级是我们四个朋友中的一个，与他们的合作是长久的。”一年后的七月三十一日，他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第五次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扩大了“朋友”的范围，提出：“朋友就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并说：“对于人民的朋友，我们的任务就是必须坚决地团结。”

统一战线最根本的是要在人民民主政权的构成上得到体现。在筹建西南军政委员会的过程中，邓小平和西南局非常重视同党外民主人士的民主协商和团结合作。就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人员组成，他和刘伯承多次亲自主持召开民主人士及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充分进行协商。最后确定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六位副主席中就有熊克武、龙云和刘文辉三名党外民主人士，各部门正副部长级的职位中党外民主人士占到三分之一。西南各省、市、区各级人民政权组建时，也都很注意吸收党外民主人士参加政府领导工作。

然而，西南党员、干部队伍中有不少人对革命胜利后坚持和发展统一战线不理解，对党外人士看不惯、不服气，不愿与党外人士合作甚至排斥党外人士。针对这一情况，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邓小平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就整风问题作报告时指出，整风中还要克服两种错误倾向，一个是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一个是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他说，党员与非党员合作不好，“统一战线就不能巩固，就会使自己孤立起来，就会做不好工作，就会增加对革命的抵抗力，这对人民的事业非常不利。”他还批评说：“有的同志虽然不反对统一战线，但是遇到具体问题还是怀疑。如对党外人士的职位安排上，有些党内同志不服气；在工商业问题上，有挤垮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农村工作中，拒绝与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合作。这些倾向都大大妨碍了党的任务的贯彻执行。”半年多后，在西南地区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胜利结束、开始进行第一期土改时，他又批评党员、干部中出现的“土改一完成统战工作就勾销了”的错误议论，强调统一战线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他说：

“我们有的同志说统战工作只有两年，没有出路。实际上，统战工作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是要贯彻到底的。这不是为了安定人心，而是真的。”“只要有敌人，有朋友，就得团结朋友，孤立和打击敌人，就还得有统战工作。因此，统战工作一直要做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

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在接管城市初期，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及时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早在进军西南途中，邓小平就提出市的和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要早开为好。重庆解放不到两个月，就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报告说：“四个朋友团结好了，任何敌人都是可以打倒的，任何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团结的最好形式，就是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表大会。”他还指出，共产党员要善于以谦逊诚恳的态度与党外人士合作，才能把人民代表会议和协商委员会的工作做好。之后，各地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相继召开，大大增进了各民主党派各阶层各界群众的团结，并且成为党和政府广泛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

 

人民政权要运转起来，必须要有经济和财政的支撑。邓小平和西南局领导清理和没收官僚资本企业，通过采取将其直接变为国营企业，或者没收其官僚资本的股份将其改制为公私合营的股份制企业等措施，迅速建立起了国营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重庆在解放后的第一个月，就没收、接管官僚资本工业企业四十八个，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股份建立公私合营工业企业二十三个，建立国营和公私合营商业企业六十个，初步奠定了当时国营经济的基础。国营经济的迅速建立，使人民政府有了一定的可靠的财政来源，更重要的是使整个国民经济有了领导力量，为多种经济成分特别是私营工商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重庆接管初期，一些私营工商业者对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怀有抵触情绪或者不信任感；另一些私营工商业者则对恢复发展生产持消极观望态度，并有单纯依靠政府的思想，资金、原料、产品市场等都要求政府解决，劳资矛盾也要求政府调解。十二月十八日，邓小平亲自出席由重庆市军管会、中共重庆市委和重庆市政府召开的全市工商界座谈会，在会上他殷切地说：工商界提出的困难是确实的，对政府提出的要求也是合理的。政府只能在政策上予各方面以一切可能的协助，但主要还靠工商业界自己多想办法，如果希望超出了政府力所能及的范围，即可能产生失望的结果。希望大家同人民政府通力合作，共同想办法克服困难，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而努力。他的谈话拉近了党和政府与工商界的距离，对于推动工商业者积极配合人民政府接管城市，恢复发展城市经济，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建立和发展国营经济的过程中，怎么样对待大量存在的私营工商业，在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两种错误的看法和认识。一种认为，共产党“只顾公不顾私”，对共产党能否真正实行“公私兼顾”的政策有疑虑；另一种，则主张限制私营工商业和私人经济的发展。对这两种错误的认识，如果不及时予以澄清，将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邓小平鲜明地表示：“我们要扶助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鼓励私人生产的积极性。”他还联系将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指出：“我们将来要实行社会主义，但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条件准备成熟了，才能实行社会主义。同时并不因为将来要实行社会主义，现在就不扶持正当的私营资本的发展，这是因为我们认为正当的私营经济不但为今天国计民生所必需，而且私营经济的发展，在客观上也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作了准备。”

那么，怎样推动私营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生产呢？邓小平从总的经济政策、企业业务方针和服务方向上，提出并阐述了三条基本原则：

第一，贯彻执行《共同纲领》规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如果做到了兼顾，就可以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发挥整个社会经济的力量，获得共同的发展，困难也就容易克服了。”只要坚持“两利”原则，“就可使劳资关系较好地稳定起来，这对于克服困难和发展生产是有极大好处的。”

第二，自力更生。政府要尽力扶持工商业克服困难，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工商界自己想办法。产品很难卖出或根本不能卖出，就不应要求政府来代替私人背上这个包袱。“有些工厂商店正在考虑新的业务方针，有的甚至在考虑转业的问题，这是完全必要的。”

第三，面向农村。“这不单是工商界的出路，也是工商界的任务。”“工业方面应该研究农民的需要，在现实的基础上，考虑自己的生产计划；商业方面无论在收购农产品方面或供给农民工业品方面，都应讲求给农民以便利，并减轻农民的负担。”

这三条基本原则，是符合私营工商业的实际的。首先，私营工商业只有遵循国家总的经济政策，接受国营经济领导，坚持实行“两利”原则，搞好劳资关系，才具有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前提条件；其次，私营工商业很大的特点就是应变能力强，应立足于自力更生，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调整和转变业务经营方针，找到产品市场；另外，农村经济和农村市场日渐活跃，无疑为私营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私营工商业应面向农村市场，制订自己的生产计划。

邓小平亲自一个行业、一个行业地深入调查研究，帮助解决问题。四川盐、糖两大行业产品严重积压，工厂停工的很多，直接影响着这两个行业数万从业人员的生计。邓小平同各方面商量研究后，采取由国营商业赔本收购一批盐、糖和扩大外运外销的办法，解决了这两个行业的问题。

重庆接管之后，要组织工矿企业迅速恢复生产，并组织市政建设服务的各个部门迅速恢复业务，还有两个具体的困难问题要解决。

一是技术力量不足的问题。二野进军大西南，准备了一批行政管理干部，而不可能准备大量的各方面的专业技术干部。邓小平认为在厂矿企业和市政建设服务部门中，一方面要依靠工人群众，另一方面还要依靠原有专业技术人员。一九五〇年一月四日，他在重庆市军管会第一次接管干部代表会议上指出：“我们要依靠当地原来的人，在他们身上扎下根打基础。”尽管有些方面“他们思想不对头”, “然而他们有技术，对我们的事业有用，只要换脑筋就行了。在中国，工业愈发展，技术人员就愈缺乏、愈宝贵。”“团结他们，改造他们，以便为国家所用。”根据邓小平这一讲话精神，重庆各厂矿企业和有关部门大量留用原有专业技术人员，并积极团结教育他们，使生产和各方面业务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当时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的万里后来回忆说：

“在重庆，小平同志直接抓接管城市工作和恢复经济工作。”“抓经济，抓恢复生产。其中重要的是技术人员，旧的一套生产机构不要马上打散，只派军代表去，群众不要求撤职的就不要动，民愤极大的，可以按政策处理一下，其他一律不动。这条政策非常好。我们派去的人都不熟悉生产，要想维持生产还必须依靠原有的人，旧的技术人员各就各位，这样生产恢复很快。我们这样做了，一些工程师就说，原来以为共产党不重视工业，现在看来不是这样。这些人就留下不走了。抗美援朝重庆是立了大功的，主要的军火的供应都来自重庆。”

二是工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重庆工业规模很大，却是在战争时期形成的为战争服务的体系，结构较单一。特别是，许多大型企业过去主要制造军火，原料主要来自外国，接收后，因原料和市场链中断，不得不停产。邓小平等指示和布置将有关专家召集起来，组成若干小组或委员会，进行调查研究，为这些企业找出路，让它们的机器迅速运转起来。

出路之一是兴修成渝铁路和制造轮船，这既是解决西南许多工业企业生产出路的重大举措，又是解决西南交通问题的当务之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大西南高山阻塞、交通不便，是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

邓小平谋划大西南经济恢复与建设时，首先想到的是兴修成渝铁路。一九四九年六七月间，他在上海时就曾当面委托兵工专家陈修和帮助物色兵工技术人才，并征询兴修成渝铁路的意见。八月中旬，他派二野军械处陈志坚持他致陈修和的亲笔信到上海，通过陈修和为兴建成渝铁路和发展重庆的轮船制造业延聘了一批技术人员。在中央政府和全国各地的支持下，成渝铁路于一九五〇年六月开始动工建设。兴修成渝铁路和发展轮船制造业所需要的各个行业产品的大量加工订货，不仅使重庆和西南许多国营工业企业及部分私营工业企业的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而且自然地调整了重庆的工业结构。

 

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无能，他们军事上溃败时，国民经济也已经崩溃。特别在一些大城市，财政破产、金融倒闭、物价飞涨、市场混乱。这些，是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需要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

进驻重庆后，邓小平即以很大的精力抓建立金融秩序、平抑物价、保障财政和调整私营工商业。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重庆解放刚十天，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川东和重庆分行等主要金融机构即正式成立。同时重庆市军管会发布告，宣布人民币为市场唯一合法货币，用人民币收兑人民群众手里的国民党政府货币。当时，随二野大军运进城的人民币总共只有一千亿元，而实际上至少需要九千亿元才能稳定金融。因此，出现了挤兑风潮。邓小平和刘伯承等商量后，调集部队所有的款子补充库存，再从邻近地区调集一些来应急，同时电请中财委急调了几千亿人民币空运重庆，平息了挤兑风潮。

挤兑风潮过后，人民币的地位并没有随之完全确立起来。由于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饱尝恶性通货膨胀之苦，人们普遍有一种“重货轻币”的思想。敌特的造谣煽动和投机分子的捣乱，也使不少人对人民币缺少信任感。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悄然而起，银元又重新走上金融市场的前台。邓小平领导和指导西南财委采取了三条紧急措施稳定金融：一是开展群众性的“拥币拒银”宣传活动，揭露各种敌对和落后势力的破坏活动，扩大人民币的影响，维护人民币的信誉；二是加强金融管理，主要是禁止银元、外币私下买卖和流通，限制银元、外币交易活动；三是开展依法打击破坏人民币信誉和金银黑市投机的违法犯罪活动。

重庆与其他刚解放的大城市一样，由于物资供应不足、渠道不畅，特别是投机商操纵市场，造成物价大幅度上涨，严重影响市场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活。一九五〇年二月一个月内，重庆市场主要商品平均价格较一月份上涨一点零八倍，物价涨幅远远超过上海。邓小平领导和指导西南财委，采取加强市场管理、严格取缔投机、发挥国营商业的主渠道作用和从上海等地紧急调运生活必需品增加供应等得力措施，平抑物价。从三月份起市场物价回落，到五月份基本回到一月份的水平。

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由于投机分子兴风作浪，再加上其他方面一些原因，重庆物价又一次出现大幅度上涨。一个月内，物价平均指数上涨百分之二十三。七月三十一日，在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成立会上，邓小平对这次物价上涨的特点和原因作了具体分析，并提出四条解决措施：一是大力完成财政收入，特别是加强税收；二是紧缩通货，减少支出；三是增设国营贸易机构；四是发动群众，打击投机。这几条措施有的是较长远的，有的则是应急的。西南地区后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提出的这几条措施，是从根本上解决通货膨胀、稳定物价的切实有效的办法。

城市接管后，百废待兴，开支巨大，财政严重困难。邓小平强调，保障财政，最重要的是稳定税收。他说：“不把税收搞好，城市税收不占到全部财政收入的第一位，我们就过不了关。”“不会收税就不能巩固赢得的政权。”“要学会管理城市，而问题关键在于会不会收税。”他很重视平衡财政，强调“要保证开支不超过预算”。在收不抵支的情况下，有人主张采取多发票子的办法，邓小平坚决回答“做不得”。他指出：“票子发多高，物价涨多高。”“市场的规律，谁也挡不住的。并且，如果物价一波动，投机又起来了，我们就受不了。物价稳定的基础是收支平衡，这是最可靠的。”

保障财政，既要开源又要节流。共产党接管城市以后，各阶层很多群众都认为，既然解放了就应当提高收入，特别是工厂工人希望能在经济上马上“翻身”，有比较高的收入。在接管重庆和其他一些城市的过程中，有些人曾主张：为了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给予工人群众较之别的阶层群众高一些的待遇。邓小平敏锐地指出，这不仅会使财政更加紧张，而且会在分配上形成新的不合理差别，极不利于各阶层群众之间的团结，不利于调动各阶层群众的积极性共同为城市改造和建设服务。在贵州新区的接收过程中，二野五兵团曾规定“工人生活维持费一般不低于旧职员，对公教人员待遇按高于旧职员低于职工的标准发生活费”。邓小平批评他们说：“你们不宜人为地规定工人待遇比旧职员高，尤不可在目前条件下，去提高工人待遇，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带有危险性的办法。”

针对有些人认为迅速为工人增加工资，才是群众观点、才是走群众路线的看法，邓小平指出：从解决经济问题本身来说，有一个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分。巩固人民政权是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的长远利益之所在。只讲眼前利益，不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

邓小平根据财政、经济严重困难的实际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提出解决工资问题的三个原则，即当时被称为“三低”的原则。他说：

“第一是要大家暂时勉强维持，因此我们发薪资，只能低于或者相同于过去，不能高于过去的薪资。第二是国营企业的工资不能高于私营企业，只能低于或相同于私营企业的工资。生产条件特别优异者例外。不然，私营企业一定要发生劳资纠纷，如果资本家负担不起，工厂要关门，工人就要失业。第三是此地工资不能高于外地，只能低于或相同于外地的工资。”

让国营企业的工人接受这“三低”的工资原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一些企业工人有情绪，甚至骂接管干部。邓小平和刘伯承亲自主持召开企业工人代表会，并且专找发牢骚多的人来当代表。会上，他们耐心向代表们说明财政、经济的困难形势，希望职工群众克服生活上的暂时困难，与人民政府共渡难关。

推动私营工商业全面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关键，是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大政策，进行私营工商业调整。一九五〇年五月，西南地区在接管工作基本结束并实现财经统一之后，进行了第一次工商业调整，比全国范围的调整早了一个月。调整中，邓小平强调，调整工商业“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他还具体提出，政府要扶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进步的有前途的私营企业，没有前途的、生产的东西销不出去的，要指导转产。

西南地区私营工商业的调整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调整内部关系。即：调整企业内部劳资关系，调动工人群众和资方的生产积极性，改革不合理的制度，促进生产的发展；二是调整结构。对有益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如五金、铁木、粮食、煤店、交通运输等给予支持、扶助；对当时一些不利于或于国计民生益处不大的企业，如银钱业及一些销售奢侈品的商店等，则帮助其转业转产。同时，还在国营经济比重逐渐增加的情况下，采取有效举措，促进私营工商业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发挥积极作用。通过调整，各地私营工商业从当年六月份起，已度过由于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破坏和解放初期城乡脱离造成的困难阶段，逐渐走向好转。到十月中旬，全区纺织、航运等行业的生产已经恢复到解放前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解放初期普遍停歇的卷烟、面粉、火柴等行业，逐步恢复开业，市场物资供应明显好转，失业也明显减少。

到一九五〇年底，西南城市接收工作基本完成。为了总结经验，更好地推进城市工作，十二月八日至二十二日，西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后称西南局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重点讨论研究工厂管理、工会工作和建党等问题。

一年城市工作的实践，使邓小平对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和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十二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总结报告中，就贯彻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着重强调了城市工作的两个根本性问题。

一是，生产管理在城市工作中的地位及其对国家工业化的意义。他指出，城市工作最中心的是生产管理。他说：

“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加以努力。因为不搞好生产事业，特别是不搞好工厂管理，就不可能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

二是，城市工作怎么样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问题。他提出了四点明确的要求：

第一，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工人阶级的作用，不依靠工人就无法搞好工业生产，就不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第二，必须把工人的最大多数组织到工会中去，并依靠工会去教育工人，启发其阶级觉悟，发挥其生产积极性。第三，用高度的热忱去关怀工人阶级的各方面，从政治上、文化上、生活和物质福利上去关心他们，不要忽略有利于工人的“小事”。第四，依靠工人阶级必须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必须贯彻到各部门中去。

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邓小平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西南局十一、十二两个月的工作，其内容之一便是西南局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的情况。电报写道：“这次会议颇有收获，而主要的收获则在于自此以后，我们将加强对于城市工作的研究和指导。会议中着重批判了党内较为普遍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明确了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

西南局召开的城市工作会议，是地方召开的第一个城市工作会议，鲜明地体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方向。毛泽东自然非常关注。一月二十二日，他致电邓小平并告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薄一波、高岗称赞：“方针正确，成绩很大，甚慰。你们的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开得有成绩，甚好。”二十四日，他又将报告批转其他五个中央局和华南分局负责人。批语中说：“其中提到西南已开了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批判了党内较为普遍的看不起工人的思想，明确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应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各个部门中去等语。”“请你们考虑，腾出一段时间，在五月一日以前，召开一次城市工作会议，着重地研究和解决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问题，工厂管理问题，工会工作问题”。

此后，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一直是党和政府的一项基本工作方针。

 

解放大西南战役后阶段作战进展非常快。如何教育帮助广大党员、干部和军队指战员正确看待如此迅速取得的巨大胜利，认清进城后的艰巨任务，经受进城后的种种考验？这是邓小平在领导城市接管的同时思考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何看待胜利？有些人，特别是有些军队领导干部把胜利首先与自己的部队联系起来，功劳记在自己部队身上。解放大西南战役结束后，中共中央又交给西南局进军西藏的任务。有人说：二野总离不开山，抗战在太行山，解放战争在大别山，解放全中国又要进军喜马拉雅山。为什么哪里穷，哪里山多，就叫二野到哪里？有人说：全国几个战略区，二野在四个地区打过仗流过血，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现在战争结束了，该好好休息了，该享受一点了。

邓小平和刘伯承等敏锐地觉察到干部队伍中的居功自傲的思想苗头，并下决心予以纠正。

一九五〇年元旦，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由邓小平起草的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率第二野战军全体指战员致各战略区感谢电。电文中回顾了二野在解放战争中的战斗历程，历数了三野、四野、一野等各兄弟部队和华北、华东、华中、西北各战略区对二野的无私支援，告诫二野的指战员：胜利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人民全力支持和兄弟部队的密切配合下取得的，胜利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

当时担任二野政治部组织部长的陈鹤桥，后来详细回忆了邓小平起草感谢电的情况：

“一九五〇年元旦前夕，张际春同志找我到他的办公室，一见面就说：‘我刚从刘邓首长那里来，有份感谢各战略区支援的电报，请你办一下。’他接着说：‘昨天我们几个同志谈论工作的时候，邓政委讲到：现在西南地区除少数地方还有残余敌人外，大部地区已经解放了。……我们取得的胜利确实是很大的。这个胜利来之不易：一方面是我们全体指战员战胜各种困难英勇作战得来的，同时也与各战略区党政军民的支援是分不开的。……我想我们应该给各战略区发个感谢支援的电报。当时刘司令员和我们几个人都非常同意邓政委的想法，认为应该发个感谢电，也是向他们祝贺新年。’张副政委说：我当时提出，是否由政治部先起草？邓政委说：‘我自己写吧，这样快些。’今天上午他就交给我了。说着，张副政委就把电报底稿交给我：‘你找人誊写一份交新华社尽快地发出去吧！’我回来后就找人一边誊写，一边仔细阅读了原稿。多年以来，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看到邓政委亲自起草的文电。过去由于处在战争环境，多是使用钢笔。这份电报稿则是用毛笔书写，共有六七页，一千三百字左右，字写得刚健、流畅，全文一气呵成，没有一处修改。阅读以后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稿子的内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邓小平同志起草的这个感谢电由新华社广播和报纸刊登以后，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机关干部中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同志说，我们的想法常常跟不上刘邓首长。胜利了，我们想的多是自己的贡献和今后前途，刘邓首长想的是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的抚育爱护，兄弟部队的支援配合。我们有些同志想的是战争结束了，该好好休息休息了，该享受一点了，刘邓首长想的是胜利前进的道路上困难还很多，要虚心学习先进地区经验，巩固、发展我们的胜利，在毛主席的旗帜下，共同前进。我们同首长的差距就是我们常常围绕着个人得失想问题。首长们想的是革命事业，是党和人民群众，这一次是‘用感谢各地党政军民的形式，教育了我们自己’。”

二野直属部队进重庆后，有些领导干部滋长了享乐思想，不愿驻小城市和乡村，在生活上要求优待，常为生活待遇问题争吵。在重庆近郊还发生了有些部队、机关不按市价强迫买猪等破坏纪律的现象，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享乐思想，主要表现在进城后想住大房子、好房子。邓小平特别要求高级领导干部在这方面以身作则作表率。他自己和刘伯承两家人就挤住在一幢房子里。陈锡联回忆说：

“当时，西南局、西南军区、还有重庆市军管会、市政府等党政军机关都住在市区，大家忙着找好房子住。小平同志知道后，把机关的领导同志召集到他家里开会。他非常严肃地说，听说你们来了以后房子不够住？大家来西南是为人民办事的，不是来享受的，人民期望我们要做的事很多，我们刚来，还没做多少事，就闹房子。你们想一想，原来住这些房子的人都到哪里去啦？到会同志看到刘邓首长两家合住一幢房子，人口多，住得很挤。觉得既受了批评，也受了教育。大家什么话也不说了，回去立即动手，让的让，退的退，搬的搬，一夜之间就把问题解决了。”

邓小平意识到，要纠正部队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这些错误思想和作风，还要让大家对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他对西南当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在脑子里形成了一个基本判断，这就是“最大、最艰苦的斗争还在后面”。他认为，今后西南地区的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等彻底消灭封建势力的斗争，“必然会比这次解放西南战役的困难要大，要残酷得多。”他利用各种场合向干部们反复说明这个道理，要求大家认清形势和任务，要求他们“领导全党全军向前看、向前进”。

一九五〇年一月八日，邓小平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联名致电二野第三兵团副司令员兼第十军军长杜义德并川南区党委，指出：

这次西南战争虽很快结束，但整个西南的封建势力还原封原样地保留着，而且手上仍然拿着武装。“所以在西南，真正的战争还在后面，还要在合理负担、剿匪反霸、减租减息直到分配土地等等一连串的斗争中去表演，而且这个战争（或‘名’之为尖锐的斗争）要在土地改革完成时才会结束。如果以为西南战争业已结束，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这是极端危险的思想。”

怎么样打赢后面的“真正的战争”呢？他强调的还是人的因素。他概括地提出了改造“九十万”、发动“六千万”和提高“六十万”的任务。改造“九十万”，就是教育改造在解放西南作战中起义、投诚与俘虏的国民党军队九十万人；发动“六千万”，就是组织发动西南七千多万人口中的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提高“六十万”，就是提高西南地区现有的六十万部队的质量。

 

在接管城市的同时，邓小平提出农村工作的第一步是抓征粮、剿匪和春耕生产。

征收公粮，首先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在西南，包括起义投诚和俘虏的国民党军队九十万人，国民党政府机关留下的公务人员和大、中、小学教职员约四十万人，国营企业的员工十万人，加上人民解放军七十万人，共有二百一十多万人需要供养。这二百多万人的吃饭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就无从谈起。邓小平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这是最低的数字，可能还要超过这个数目。这些人必须养。”“如果不好好解决这两百万人的吃饭穿衣问题，势必大乱。”

征粮，除了要解决二百万人的吃饭问题，还有其他一系列问题也靠它去解决。其一，进军西藏，西南粮食支前任务很重。其二，庞大的工业机构的维持和基本建设投资需要用粮。其三，为稳定上海物价、支援华东灾区，一九四九年底中财委要求西南调四亿斤粮食去上海。这批粮食不是无偿调拨，而是要换回纱布及其他工业品。所以，邓小平概括地说：“二百万人要吃要穿，恢复工业，修筑铁路，还要出口，换回纱布，征到粮食，才有办法。”

邓小平和刘伯承等一到重庆，就决定立即开展征粮、屯粮工作。邓小平提出：征粮必须尽快行动，“愈迟愈难征”, “争取主动，避免将来不够时又来追加，所以应在可能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征一些”。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他起草西南局致川南区党的电报，指示迅速由部队抽调大批干部加强地方工作，并要求“向部队干部说明，地方工作做不好，屯粮任务完成不了，就是军队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

西南财委核定，西南地区一九四九年征粮任务总数为四十亿五千六百万斤，其中四川承担三十多亿斤。一些熟知征粮困难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心征粮数量大征不上来，影响共产党的威信，而善意地向西南局提出减免一些公粮。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及时地、耐心地向他们做解释工作。

在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邓小平掰着指头给他们算了需要的粮食量后说：在四川征粮三十多亿斤，在表面数字上看重些。“既然明知重了，不征这样多行不行呢？不行。如果不征这样多那就会天下大乱。部队走到哪里吃到哪里，那就更不知要浪费多少粮食，许多应办的事也就不能办了。试问征多征少哪个符合人民利益呢？征多符合人民利益，征少引起混乱，反而不符合人民利益。”他强调：只要有了粮食，“我们可以赢得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布置恢复国民经济的事情。这一点应向人民很好地解释。”

他分析实际情况说：“这次征粮任务虽然重些，我们考虑还是拿得起。全国去年收成比较好的还要算西南。川东好几个县的情况说明可以拿得起。”他诚恳地要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帮助共产党做好征粮这件大事。他的话赢得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普遍赞同。

然而，这时征粮客观上的确有较大的难度。征收季节已过，有些地方国民党政府已征过公粮，有些地主的粮食已经卖了，要买粮来交，贱卖贵买。四川的土地百分之七十集中在地主手上，集中的程度远远超过江、浙、两湖等地区，如果简单地采取按亩计征的办法，百分之七十的负担将落在地主身上，地主的征粮量会超过其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

邓小平了解到：有些地方因为宣传工作做得比较深入，规定的征粮负担面比较宽，地主负担比例相对较低，征粮工作进行得较为顺利。一些地方负责干部提出，希望采用抗战时期合理负担的政策，即“粮多多出、粮少少出”。但如果这样做，必然大大增加地主的负担。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至九日，他主持召开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把征粮工作作为重要议题之一，对征粮的负担面和负担比例作了明确规定。他在作总结时指出：征粮，更重要的是政策的检查，各阶层负担比例不能超过中央的规定，如负担面要达到百分之八十，地主征粮不超过其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这是正确与否的标准。

二月十三日，邓小平为西南局起草《关于征粮工作的指示》，除再一次明确规定征粮的负担面和负担比例外，还提出了征粮的具体办法，并强调要做到合情合理。主要有这样几条：

“要严格区分地主的叫苦是不愿缴纳还是确有困难”, “例如有些小地主家境确实困难者，即应减少一些，又有些公教人员在外做事，其家仅有少量土地出租者，即不应按地主标准派粮”。“总之，我们办事要办到如情如理”。

改变国民党按亩计征的办法，“将地主及有的贫中农的过重部分，分派到佃富农佃中农。”

“凡是一次不能收齐的地方，应主动的分两期收齐，即留一部分（不得超过三成）在夏收中缴纳”。

“准许一部分黄金及能出口的物资折交公粮”。

《指示》下达后，邓小平特别要求各地落实好调整负担面。他在给川南区党委的电报中指出：“最根本的一条即负担面必须达到百分之七十至八十，中央最近指示要扩大到九十乃至九十五，这是能否完成任务的关键”。他在给川北区党委的电报中指出：“如果我们干部思想弄清楚了，而负担面又能扩大到七十到八十乃至八十以上，则征粮任务是可以完成的。”

由于政策规定正确、措施方法得当，征粮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到一九五〇年八月底，西南全区即完成了年度征粮任务的百分之九十五。四川省在一九五〇年上半年除完成征粮任务外，还外调大米一亿五千万斤支援上海及华东其他地方。

 

西南历来饱受匪患困扰。解放之初，土匪与国民党残余部队及特务相勾结，大肆抢劫破坏，严重影响征收公粮、城乡交流、经济恢复和社会稳定。如川东地区，到一九五〇年春节前，干部、学生、战士被土匪致伤致亡就达五百七十人，被劫公粮达二千五百八十九万斤。到三月份，整个西南干部、征粮人员和小部队受袭伤亡者达三千多人，粮食损失一亿余斤。一月至五月初，西南地区工矿被匪特袭击二十一次，交通部门发生抢劫袭击破坏事件三十三次，财经部门被劫七次。成都到雅安、四川到湖南两条公路线上的桥梁经常被匪特破毁，成都到重庆、重庆到贵阳两条公路的运输也经常遭匪特袭劫。

西南的匪患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是，由于长期受国民党反共宣传的影响，表现出明显的政治色彩。他们主要破坏国营工矿企业，抢劫公粮、公盐；公开提出“抗粮反共”，煽动“饿死不如战死”；制造共产党要“抓丁”、“收民枪”、“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舆论；叫嚷“死在异乡不如死在本乡”, “专打北方人（或外乡人）不打本地人”，等等。这样，社会上误以为匪特的抢劫破坏是由人民政府征粮所引起的。

社会上的误会不澄清，既影响剿匪部署，也影响公粮征收。邓小平和刘伯承、贺龙在不同场合向社会各界说明：征粮工作有些缺点是要纠正的，但不征粮，土匪、特务还会搞破坏；蒋介石的残余势力、封建势力要抵抗，主要形式还是拿武装。邓小平还指出：西南各地土匪起来之快，是“由于国民党在西南作了较其他各地更为周密的部署”。鉴于匪特的猖獗活动已经严重影响到西南地区的征粮和经济恢复发展，二月十八日，邓小平在给刘少奇并中共中央汇报西南情况和今后的工作方针时提出：“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无从着手。”四月十一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西南情况的工作报告时，又进一步指出：“西南土匪的特点，从开始就带着明显的政治性质”。

邓小平同刘伯承、贺龙等果断地做出剿匪部署。二月二日，邓小平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致电各省委、各兵团、各军区，要求各部队抓住交通要道，灵活运用分散与集结的战术，协同作战，实行军事进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迅速扑灭匪患。二月六日，邓小平在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剿匪提出：要“采取以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方针，采取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在这里，他之所以提出剿匪“以政治为主”，主要就是因为：当时西南的匪特活动本身是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的，同时还具有盘根错节的社会基础和复杂的政治背景。只有从政治上深刻揭露他们、暴露他们，才能让广大人民群众认清他们的本来面目，坚决同他们做斗争，同时也才能从根本上瓦解他们。

此后，邓小平和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就剿匪又作了一系列部署，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一是，实行一元化领导。各军区、军分区至县、区、乡等各级都成立剿匪委员会，作为剿匪的统一领导机关。二是，集中兵力重点进剿。即根据征粮工作和保护经济秩序的需要，先集中兵力主动进剿主要交通线两侧地区及富庶区危害最大之匪。三是，实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四是，军事进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者密切结合。以军事进剿歼灭有组织的股匪。以政治攻势，宣传剿匪政策，号召匪特投降自新，瓦解土匪队伍。

在剿匪之初土匪气焰嚣张时，一些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叛变加入土匪行列。因此，妥善处置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和其他流落的部队，成为消除匪患的一项重要工作。早在到达重庆之初，邓小平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就致电西南各部队、各区党委，提醒对溃散的国民党军队“如不设法处置，则将流为散匪之为敌特利用，影响社会秩序太大”。邓小平还指出：“九十万国民党军的改造，是非常艰苦的斗争，做好了就是给反动势力以致命的打击，做不好就会再度演成混乱局面。”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中发生叛变事件之后，有人主张对这九十万部队采取简单的武力解决的办法，或主张等待上级命令再进行处置。邓小平指出，“这些倾向都是错误的”。

邓小平和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慎重研究后，采取彻底混编方式对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进行了平稳的改编。在改编过程中，坚持实行团结士兵群众、争取军官的方针，使九十万之众除剿匪之初叛变的三四万人外，基本稳定下来。各地还在城镇和交通要道设置专门的收容所，收容流落的国民党部队官兵，给他们吃饱饭，组织他们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有关政策。这对避免出现大规模兵匪合流的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西南剿匪工作和征粮工作方针明确、部署得当、步骤稳妥，取得了相互促进的成效。到一九五〇年年底，西南广大地区股匪全部肃清，重要匪首大都被捕获或击毙。从二月至年底，全区共歼匪五十五万八千八百六十三人，匪众投降自新者达三十二万九千三百一十一人。毛泽东收到西南军区关于一九五〇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后，致电嘉奖西南剿匪部队：“路线正确，方法适当”, “成绩极大，甚为欣慰”。三十九年后，邓小平在谈到二野历史的时候还说，在西南“真正打了一场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

年度征粮只能解决二百万人暂时的吃饭问题。要保证城乡居民常年都有饭吃，并满足城乡建设各方面的需要，最根本的还是要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尤其是春耕生产。邓小平在开展征粮工作之初，就及时指示各级党委和政府：“立即布置春耕”,“应研究农业生产中的有关问题，用最大力量予以解决。”一九五〇年二月上旬，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农村中心工作的口号是“剿匪生产”，要求把剿匪与生产结合起来，并规定生产方面的第一步目标是保持原有生产水平不降低。

此后，西南局又进一步指示各地：凡属公粮任务已完成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县、区、乡，即将工作重点转到生产；凡属征粮较差地区，一面继续加紧征粮，一面注意生产领导；凡属土匪严重地区，应使剿匪与生产结合起来。

三月一日，西南军政委员会下发经邓小平修改定稿的《关于一九五〇年春耕及农业生产指示》。《指示》中提出了促进春耕和农业生产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主要有：凡能实行减租的地区实行二五减租，严格执行合理负担政策，原有土地关系不予变动，兴修水利、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以及组织军队开荒生产和协助人民生产，等等。三月十一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又公布《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这些都对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鸦片烟毒泛滥，是旧中国遗留的丑恶现象。西南鸦片种植面积之广，吸毒人数之多，为全国之冠。西南解放后，禁烟毒的工作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但是，不少农民长期以来将种鸦片作为主要经济来源，特别是很多人对烟毒的危害还认识不清。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邓小平主持西南局常委办公会议听取宋任穷汇报贵州情况时，就提出了禁种鸦片的问题。一九五〇年二月六日，他为中共中央西南局起草关于禁止鸦片问题的指示，要求对“已种者发动群众改种春粮。特别严禁再种，但对少数民族只作宣传，不作硬性处置”。二月十八日，他就禁烟问题致电西康区党委，又明确提出“人民政府绝对是要禁烟的”，并指出种烟是没有出路的。

二月二十四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邓小平和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即进一步明确了西南禁烟毒的原则：坚决禁种；广泛宣传；不收烟捐；取缔烟馆；禁止贩运；等等。五月十四日，邓小平为西南局及西南财委起草复西康区委的电报，对西南禁烟毒的政策、措施作出具体的规定：不收购、不抵缴粮款，政府明令封闭烟馆，没收房屋、烟具、存土，严惩秘密烟馆，严厉判处烟贩，劝说戒绝吸食烟毒，深入宣传政府禁绝烟毒，种烟地区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作出决议严禁种植，等等。

六七月间，西南各地收割的烟土不下六七千万两，如何处置这些烟土？邓小平决定推广采用西康区党委提出的以粮换收烟土焚毁的办法。他为西南局及西南财委起草了向中财委并中央的报告。报告中说：“如果不由国家用粮食兑换一部，种烟农民将发生生活困难，势必也要救济。我们一面严禁运销，一面大量焚烧，更有利于禁烟运动，这样来解决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办法先在西康实行，随后在西南各地推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西南各地开展了群众性的禁烟禁毒运动。当年，西南多数地区基本禁绝鸦片种植，烟馆基本被查封，贩运、制售烟毒基本得到遏制。

二月至七月，西南地区的征粮、剿匪和改造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等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七月二十二日，邓小平在西南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说：“我们初步地但是重重地打击了封建阶级的威风，初步地发动组织并依靠群众，因而使我们在西南的斗争中，初步取得了阵地。”新生的人民政权在西南“开始摆脱被动状态”。

 

邓小平在一九五〇年初预言的西南后面“真正的战争”，远远不只是前一阶段的征粮、剿匪等。他把接下来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比喻为西南的“淮海战役”，而把再之后的土地改革则比喻为西南的“渡江作战”。

有步骤地展开清匪、反霸斗争，继而进行减租减息，为土地改革做好准备，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对新解放区的农村工作做出的统一部署。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邓小平主持召开西南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定从一九五〇年冬到一九五一年春，在西南全面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

为什么要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邓小平作了具体阐述。他指出：这一斗争的目的，一是，要进一步打击封建势力，“改变封建势力仍占优势的阶级力量对比，获取农民的优势和革命的巩固阵地。”二是，为下一步进行土地改革做准备。“减租退押反霸为农村改革不可超越的步骤，做好这一步就是在群众条件和干部条件等等方面，为土地改革做了最实际的准备。”

清匪，就是清除土匪，肃清匪患。西南地区前一段大规模的剿匪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股匪祸患基本被肃清。但是，还有一批残匪、散匪藏匿于广阔的农村，伺机死灰复燃。要彻底肃清匪患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对此，邓小平清醒地指出：“土匪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长期的斗争”，消灭封建势力的斗争始终“都要包括这一问题来解决”。

反霸即反恶霸势力。西南的恶霸与土匪、地主多为几位一体。贵州的地主中百分之四十是恶霸，而这些恶霸中只有个别的没有当土匪。恶霸势力极力阻挠共产党和新生人民政权的政治领导。他们或明目张胆、公开发动武装叛乱，或暗中出钱出力支持土匪抢劫破坏，或用各种方式腐蚀农协干部，控制农民协会的领导权。剿匪、征粮时，从策略上考虑没有提反霸。下一步要开展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必然会引起土匪恶霸的疯狂反扑。因此，要顺利开展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必须同时开展清匪、反霸的斗争。对此，邓小平明确提出：“不反霸就不能达到减租的目的，过去不提反霸口号是正确的，现在不提就是错误的。”

在邓小平和西南局的领导下，西南各地农村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起，普遍开展了清匪、反霸运动。清匪与反霸紧密结合，同步进行。在清匪中，村村动员，人人上阵，一村捉匪，四村响应。在反霸中，各地发动群众对恶霸进行认真甄别，剥夺他们在基层社会所摄取的种种特权和地位，翦除他们所掌控的武装，召开大会揭发、控诉他们的罪行，并依法进行了惩处。到一九五一年春，西南各地的清匪、反霸运动顺利结束，稳、准、狠地打击了封建土匪和恶霸势力。

西南地区差不多在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的同时，还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开展了一场为时一年时间的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

朝鲜战争爆发后，在西南，美蒋派遣特务和潜伏的特务、反革命分子纠集恶霸、地主、反动会道门分子及帮会流氓等，采取分散隐蔽、小股活动的方式，向人民政权发动进攻。他们在农村“繁殖游击战争”的阴谋实现不了，便分散隐蔽到城镇进行破坏活动，纵火、投毒，窃取机密，杀害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

十月十二日，西南局发出《关于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中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对开展运动的步骤、方针、政策和方法等作出了规定。这时，西南地区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即将开始，《指示》要求各地将镇压反革命与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结合起来进行，还提出城市与农村要相互配合，防止农村散匪、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向城市转移。

在运动中，西南一些地方出现过激的偏向，主要是打击面过宽、处理过严，而且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处置不请示、报告，擅自决定。邓小平和西南局除及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外，还如实向中央报告，提请从全局上注意。一九五一年五月九日，邓小平在他起草的西南局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在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毛病。运动愈到后期，愈轰轰烈烈，下面同志脑筋愈热，领导机关愈要注意控制，这是我们及各省区党委应有的教训。”“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不按章程办事的无政府无纪律的风气，又在抬头”。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一意见，批示：“请中南、华东各省严密注意这些教训，坚决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绝对不容许此种坏作风抬头。”

一九五一年十月底，西南地区镇压反革命群众运动告一段落，残余反革命势力再次受到沉重打击，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进一步提高，社会秩序进一步安定。

高租、重押，是旧中国地主阶级剥削贫苦农民的基本手段。在西南地区，高租、重押更为突出。四川地租额高的占到土地收获量的百分之八十左右，灾年歉年全部收获物还不够缴租，押金数量一般相当于地租额。按租约，押租在解除租佃关系时应归还给租种者。但是，地主往往采用各种欺诈方法或利用权势威迫，退得很少甚至完全不退。高租、重押成为贫苦农民身上两副沉重的枷锁。人民政权建立以后，如果还维持这种严酷的剥削关系，广大贫苦农民就谈不上在经济上翻身。

在减租运动中，确定减租比例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政策问题。西南军政委员会三月份公布的《西南区减租暂行条例》原稿规定的是“一律按照原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至三十”。邓小平在修改条例稿的时候，根据政务院“二五减租”的规定，删掉原稿中“至三十”几字，将其修改为“一律按照原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

地主对退押叫得最凶，上层人物中也有人替他们说话。有些知名人士提出：地主困难退不起；退押纠纷很大，不必退；很快就要分田地，何必退。为此，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对他们做了耐心细致、有理有据的说服工作。七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第五次大会上的讲话中，列举大量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农民的事实，剖析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反动性，说明退押的合理性。他还从巩固人民政权基础的高度指出退押的必要性。他说：

“今天农民翻身了，组织起来了，农民有权利要回自己的押金。毫无疑问，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是人民政府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基础，人民政府离开了最广大和最可靠的基础，革命胜利就好似建立在沙滩上，是会垮台的。所以人民政府应该从减租、反霸、退押一直到土改，坚决地支持农民的合理要求。我们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动摇和犹豫。因为这是我们的依靠问题，基础问题，能不能存在的问题。”

邓小平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讲话，说服了对退押持犹疑态度的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确定了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的任务和方针。

邓小平历来重视宣传工作，认为宣传工作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粮草。在征粮、剿匪工作阶段，他曾指出：“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 “任何政策如果只同干部见面，不同群众见面，是不能发生效果的。”他在部署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时，又强调要加强宣传工作。他说：“减租退押中第一件事就是要将政策与干部群众见面，见面就要靠宣传工作，不宣传怎么见得了面？”根据他的意见，西南局宣传部十月二十六日下发《关于减租运动的宣传要点》，在西南各地广泛开展了减租退押运动的意义、政策以及步骤、办法等的宣传。

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中，还是退押斗争最为尖锐，政策性也最强。邓小平花了很大的精力指导退押斗争，主要是及时阐明一些带原则性和政策性的问题。

土地改革前夕，一些地主的政治、经济状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他们中有的成为了起义军人，有的成为了民主人士等。退押中如果搞一刀切，势必对这些人造成冲击。七月二十二日，西南局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部署退押斗争时，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在退押问题上应主动、适当地照顾富农、起义军人、民主人士、小土地出租者和确实困难的中小地主，以利于分化敌人，集中打击主要敌人，且利于解决问题。对于这些人要多用‘缓’、‘少’、‘不’三个办法。”他还提出，“对于那些大中地主也应分别情况采用‘急’、‘缓’、‘少’三个办法。”此后，他主持制定下发《退押实施办法》和《关于执行退押实施办法的指示》，对退押的方针、原则和办法作了全面明确的规定，同时又要求各级党委善于把原则具体化，结合本地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龙云、熊克武、刘文辉、邓锡侯等著名民主人士及其亲属的退押问题影响更大，邓小平坚持亲自处理。刘文辉不愿意拿出现金退押，而再三要求政府购买他的电厂股票，以替代要退的押金。邓小平指示：“对刘退押事必须迫使他拿一部分现金出来，不宜收购其工商业股票”, “可采取既催又不急催，即不用逼得太紧的方式，等到其他退押问题都解决了，他就会更急更被动，那时我们再看形势考虑处理，这样我们既处于主动又仁至义尽”。不久，发生刘文辉的亲属刘元璋、刘元恺转移藏金、抵抗退押的案子。邓小平坚持原则同意立案处理，同时指示：“惟为适当照顾刘文辉的情绪，对刘元恺可略宽一些，在面子上照顾他一下。”随着退押运动的深入，对刘文辉的冲击也越来越大。邓小平致电中共川西区委第一书记、川西行署主任李井泉提出：“凡遇到刘亲属的问题不要牵涉他本人，使刘安定下来是有好处的。”最后，刘文辉主动找邓小平谈，愿意拿出存的金子了结退押。

退押中，出现了两个情况：一是中农得到的减退果实多，二是大地主退出的押金与其财产相比所占比例很小。对这两个情况的处置，又都出现了错误的意见。邓小平和西南局都认真作了纠正。

有的地方提出，把富裕中农得到的减退果实分一部分给贫雇农。川南区十二月二十二日、川东区十二月二十六日给西南局的电报中都持这一意见。西南局在复电中指出：“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邓小平还在复电中加写道：“我们同志关心贫雇农经济情况的改善是对的，而且我们今后要贯彻长期的从各方面去扶助贫雇农的政策，但绝不可以采取损害中农（包括富裕中农）利益的错误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后来，邓小平进一步分析这一错误意见的危害说：“这还是想一次就解决贫雇农困难或满足贫雇农要求的思想在作怪。其结果将是在政治上破坏农民的团结，经济上大大地破坏农民生产积极性，而贫雇农的困难也并不会因此而获得多大的解决。”

有的地方提出，找些名目让大地主拿出更多的东西。邓小平和西南局明确指出这种意见是错误的。邓小平说：“对守法的大地主（对犯法地主又当别论）不宜节外生枝，因为这样会使是非不明，政策模糊，容易在政治上引起混乱，而在经济上所得也不会多。”

在退押斗争后期，一些地方为满足贫雇农解决生产生活困难的要求，开展了以经济“赔罚”为主要形式的惩治不法地主的运动。邓小平等认为惩治不法地主是必要的，但又敏锐地看到如果政策掌握得不好，会影响到城市工商业，因为农村一些地主往往同时是城市工商业者。为此，一九五一年四月，邓小平为西南局起草《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几个策略问题的指示》，规定：惩治不法地主运动中，要注意保护城市工商业，在处理违法问题上，“应主动地照顾一下资产阶级，使他们感到有底，以便集中力量消灭封建势力”; “将矛头主要集中于违法的大地主和一部分中地主，而对违法的兼地主的工商业者和小地主从轻处分”。《指示》中还规定：对地主也“必须在策略上明确地区别守法的和不守法的，使守法的感到有底、有好处”；不要一般地采用“算剥削账”的方法削弱地主；“对于一般地主则应从‘少’、‘不’两字加以调整，从速结束退押和违法处理，禁止节外生枝。”这些规定，对更集中地打击封建地主阶级势力，避免因打击面过宽而影响农业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西南的退押斗争政策分明，措施有力，成效显著，深得毛泽东赞赏。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面报告西南区减租、退押工作和城市工作的情况。毛泽东不仅将报告批转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立三、彭真等中央领导人传阅，而且还两次批转给各大区领导人参考，另外还送给四川籍民主人士、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张澜参阅。张澜在给毛泽东的信中称赞邓小平的报告“关于退押进行情况，言之甚详，处理亦甚当”。

西南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运动，到一九五一年四月中旬胜利结束。清匪斗争有力地遏止了匪患，使社会治安状况一新；反霸斗争，集中打击了最有代表性的封建势力，使农民群众扬眉吐气。减租、退押和惩治不法地主的斗争，减轻了地主阶级对贫苦农民的经济剥削，使多数农民的经济要求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贫雇农也获得了部分实际利益。据当时的统计，截止到同年六月，全西南区农民从减租、退押和惩治不法地主中，获得果实共计七十三亿斤大米，其中减租部分约占百分之四十至五十，其余为退押和赔罚所得。农民群众高兴地说：“往年我们给地主交租又加押，今年减租又退押。”在农民广泛动员起来的基础上，各地农村进一步整顿农民协会和改造基层政权，农村人民力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而为西南地区下一步开展土地改革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五月九日，邓小平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综合报告中写到：“总起来看，农民是真正翻身了，农村出现了崭新的气象，下乡的民主人士一致认为这是奇迹，异口同声地说城市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