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与国家的形成
面对滔天洪水，中华民族依靠自己的智慧、力量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与洪水进行顽强抗争，并最终战胜了洪水，广为传诵的“大禹治水”的故事即反映了这一点。
在治水过程中，大禹组织各部族力量共同进行治水，由此促进了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的大联合，促进了华夏各部族的融合与团结；大禹治水前后，通过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大力发展农业，实行平衡政策等方式，从而为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经济基础；大禹治水成功后，民心思定，渴望实行必要的集权体制以对抗较大的自然灾害并进行大规模的农业开发，为国家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大禹治水成功后，组织严密、高度集权的治水机构逐渐沿袭为国家的组织机构，为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由此，大禹治水催生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的产生，从此文明时代取代野蛮时代。
大禹塑雕
大河之患与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是我国古代著名的神话传说之一，其中分别在《尚书》《山海经》《论语》《淮南子》《墨子》《史记》等文献中，均有相关记载。今天，我们能够见到的最早文献记载是《尚书》和《诗经》，内容记载较为完备的是《史记》。摘录如下。
《尚书·舜典》载：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史记·夏本纪》载：
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令益予众庶稻，可种卑湿。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食少，调有余相给，以均诸侯。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及山川之便利。
同样，在《辞海》中，也有关于大禹治水传说的介绍：
禹，传说中古代部落联盟领袖。姒姓，亦称大禹、夏禹、戎禹。一说名文命。鲧之子。原为夏后氏部落领袖，奉舜命治理洪水。据后人记载，他领导人民疏通江河，兴修沟渠，发展农业。在治水十三年中，三过家门不入。以后治水有功，被舜选为继承人，舜死后担任部落联盟领袖。传曾铸造九鼎。其子启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即夏代。
《孟子》说：“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由此可见，尧舜时期的“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致使茫茫大地，一片汪洋。黄河流域经常发生洪水。为了制止洪水泛滥，保护农业生产，禹总结父亲的治水经验，改鲧“围堵障”为“疏顺导滞”的方法，就是利用水自高向低流的自然趋势，顺地形把壅塞的川流疏通。然后，大禹把洪水引入疏通的河道、洼地或湖泊，然后合通四海，从而平息了水患，使百姓得以从高地迁回平川居住和从事农业生产。后来，禹因此而成为夏朝的奠基者，并被人们称为“神禹”而传颂后世。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说过：“禹是古帝中最被崇拜的一人。神话里说是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这种克服自然、人定胜天的伟大精神，是禹治洪水神话的真实意义。考洪水的有无或禹是否治洪水，都是不必要的。”值得一提的是，最近发现并公之于世的西周中期铜器“遂公盨”中记载关于大禹治水事迹的记述在内容乃至用语上均与传世的《尚书》等文献惊人一致，被认为是大禹治水的证据。所以，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是可信的，至少反映出4000多年前，我们先民在应对洪涝灾害中所表现的敢于同自然灾害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
大禹治水与中国早期国家——夏的诞生
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是把大禹作为夏王朝的创立者的，其活动时代当为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晚期。大禹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加强了各个部落联盟的联系和协作，而且也需要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原来由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被以行政区划分的“九州”所代替，即《左传·襄公四年》中所谓的“茫茫禹迹，划为九州，经启九道”。划分了九州之后，大禹又任命了九个地方行政长官“州牧”进行管理。同时，大禹还把夏邑作为统治中心，按地区的不同部署原有部落，此时的部落联盟统治已经由氏族公社那种靠血缘纽带来维系，逐渐变为按居住地区组织居民，亦即血缘关系向地缘关系转变的完成，而这正是国家形成的标志之一。
治理全国水患的工程极其浩大，可以想见当时生产力低下的情况下，去治理泛滥的洪水，需要复杂的组织管理才能够成功。大规模的治水活动，需要有统一的意识和行动，也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指挥机构，从而有效地组织和协调人力、物力用于治水斗争。大禹治水过程中建立相应的职官体系进行系统管理。
大禹责杀防风氏
在治水的过程中，大禹为了更好地治理洪水，在舜的基础上逐步构建完善各种组织机构，并使之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大禹在帝舜时期是负责平治水土的“司空”，兼任总摄联盟内各项具体事务的“百揆”。也正是由于治水任务职责的重大和时间的紧迫而赋予治水领导者至高无上的权力，这都促成了中央集权国家的产生。《国语·鲁语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禹在会稽大会诸侯之时，防风氏部落的首领因迟到被大禹当场杀掉，足见禹的权利之大，权威之强。同时，大禹治水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管理各部族，还在虞舜时期就已经创制出的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又制定了相关的法律制度，并付诸实施。《史记·夏本纪》：“皋陶于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吕氏春秋·离俗览·用民》：“夏有乱政，而作禹刑”，法律和刑罚的制定，这都是国家正式形成的体现。
治水仰赖统一国家，而统一国家又促进了治水的成功，大禹治水与中国国家的形成正是如此的相互促进的关系。大规模的治水活动促进了王权的产生，为禅让制转变为世袭制的专制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条件。与此同时，在长期治水过程中形成的凌驾于各氏族部落之上的组织机构，演化成奴隶制的国家机器。在治水的过程中和治水之后，大禹凭借其在治水过程中所赢得的威望，接替舜，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通过征三苗、画九州、合诸侯、戮防风氏等一系列过程，联合各部族，并且逐步使血缘团体向地域团体过渡，挑战古老的氏族制度，使国家的出现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促进了中国国家的形成。大禹因治水有功被推举为夏王。
《史记·夏本纪》的记载是：“禹死，天下授益。三年以后，益让位于禹子启，于是启遂即天子位，是为夏后帝启。”启世袭禹的帝位，是一个划时代的举动，标志着“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的政权“世及”时代来到，特殊的公共权力开始凌驾于氏族社会之上，因为治理黄河是重点，所以在黄河流域最早形成了国家，客观上有利于民族和社会发展。从禹开始，禅让的传统被破坏，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王位，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大禹治水的传说有力证明了治水活动对国家的产生和文明进步的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