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湘军众生相
“专业鉴人师”陈士杰
有网友曾发微博云桂阳县陈士杰故宅亟待保护。陈宅已于数年前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规模不小，建筑精美，但是，从微博照片来看，败瓦颓垣，荆棘遍地，有关部门似未尽保护之责。
陈士杰（1824—1893），湖南桂阳直隶州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选充拔贡，赴京参加朝考，得一等第一名，被用为七品小京官，分发户部，历仕至巡抚。朝考时，曾国藩为读卷大臣，士杰缘此为曾门弟子，后来参与组建湘军，文能草檄，武能杀敌，是湘军集团的重要人物。
士杰一生“以鉴别自许，然未尝言人之短”，常谓：“人各有能，吾但取其长。”曾任两江总督的鹿传霖，请士杰指出自己的缺点，士杰说你有“自视过高”的毛病，传霖表示服气，可还是沾沾自喜地说：“诚未见胜吾者。”士杰复曰：“一言之善，一技之长，即吾师也。”
初入曾国藩幕府，恰逢鲍超因“诬告营官”论斩。超后来是湘军第一名将，此时不过是一个小队长，然而英气绝人，已经掩盖不住，“缚帐前，颜色不挠”。士杰见之大异，尽管事不关己，也主动找了曾大帅，请饶他不死。国藩从之。有趣的是，超被释，出遇左宗棠，宗棠对他说：“今天我救了你，他日知报否”？左竟然冒领了士杰的功劳。超大感激，“仰天自誓”，谓将来一定报恩云云。而士杰跟在后面，听了二人对话，立即躲去一旁，生怕让宗棠难堪。“其不市德自表曝，大要类此。”
咸丰三年（1853年），国藩率湘军援湖北。先是，湖南巡抚已派兵攻岳州，统领为王錱。錱与国藩早已闹翻，相视如陌路。至此，国藩与錱合军，与太平军战，不利，国藩命退守，而錱“耻与俱退”“独入空城死守”。国藩大怒，准备撒手不管王錱的死活。士杰进言，说岳州薪米俱绝，无以为守，必须派兵救援。国藩生闷气，不答一字。士杰也生气，殆以“建议为公”，不该因此受上官的脸色，遂“退卧”。不过，躺床上想了一会儿，士杰认为，“为千人请命”，事体重大，何必在乎这些小礼数。遂又进言。国藩毕竟不是一味使气的人，熟虑之，还是士杰说得对，乃下令进援，救出王錱全军九百余人。
若无士杰，今人或不知王鲍之名，这是他对湘军最重要的贡献。只是，鲍对士杰的救命之恩懵然不知，王“后为名将，号无敌”“有自功之色”，虽与士杰并肩作战过数次，却从不言岳州之事。幸有王闿运为士杰撰行状，我们才知道低调的士杰竟有如许的识鉴与功劳。
重情重义大师兄
曾国藩幕府最有才的四位青年都姓李。李鸿章（1823—1901）名满天下，不必介绍。李元度（1821—1887）与曾国藩恩怨最深，李鸿裔（1831—1885）少年高才，激流早退。唯李榕曾共患难，对师门最有感情，而时乖命蹇，抱屈终生。
李榕（1819—1889），号申夫，四川剑州人，咸丰二年（1852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礼部主事，九年（1859年），经曾国藩奏调至湘军，先入营务处，后独领一军，转战皖南北，积功仕至湖南布政使。李榕撰《曾文正公家书序》，记述先师遗泽，说国藩“谓榕容貌襟韵，常若俯视群碎，迈往不屑，为榜书‘温恭朝夕’四言以相勖勉”。
国藩谢世，李榕挽联云：
极赞亦何辞，文为正学，武告成功，百世旗常，更无史笔纷纭日；
茹悲还自慰，前佐东征，后随北伐，八年戎幕，犹及师门患难时。
要理解这副挽联，尤其是下联，得先看李鸿章的挽联，他说：“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俨然以班长自居。只是论资格李鸿章或长于李榕，但是师门危难之际，大师兄你又去哪儿了呢？
李榕联中“东征”，谓太平天囯；“北伐”，谓捻军；“师门患难时”，则谓咸丰十年（1860年）末，曾国藩驻军祁门，差点儿被太平军围歼的故事。若仅望文生义，此联不过李榕表彰自己的忠诚劳苦，可往深里琢磨，则言外之意，有人一逢“师门患难”，则已不“及”矣。那一年，差不多正在“患难”前夕，李鸿章借故——如何处置败军偾事的李元度——与曾国藩大吵一架，不辞而别。曾国藩为此致憾，与人谈及鸿章，便尝说：“此君难与共患难耳。”当然，仅仅吹求文字，不免捕风捉影挑拨离间之讥。幸有李榕自述，可为佐证。
同治八年（1869年），李榕在湖南布政使任上，被御史参奏，因此罢职。事后来看，奏劾的主要原因是他得罪了湘中的“巨室”。其时湖南须负担援黔军费，而正常财政收入无法负担这笔费用，于是，只好用募捐的办法解决。然而，不论贫富，只数人头，人人有份，都要掏钱；还是减轻百姓负担，只向富商与世家开刀？其间大有分别。
曾国藩一语点出其中的关键：“办捐而必曰著重上户，使大绅巨室与中人小家平等捐输，此其势固有所不能。巨室之不可得罪也久矣”（同治八年七月初二日致李鸿裔）。得罪小民，小民能奈汝何，难道造反不成？得罪巨室，则有代言人闻风而起，风闻言事，“淋漓尽致，亦殊可怪，不去官不止也”（李鸿章复郭嵩焘，八年二月二十日）。
张沄，长沙人，时任御史，便狠参了李榕一折，从公到私，从里至外，列出多款罪状。而事后调查，莫非子虚乌有，甚而有人身攻击的嫌疑，如谓李榕明媒正娶的续弦夫人为“买良为贱”。郭嵩焘问明参款，不禁慨叹：“闻此摺又出于张竹汀（沄字），竹汀愚人也，乐为人所指嗾，抑亦国家之不幸也”（八年正月十三日记）。
不过，有一条确有其事，即任用退休演员翠喜做家丁。清制，“奴仆及倡优隶卒”俱属“贱民”，禁与良民为伍，翠喜既属乐籍，则没有资格去李大人家听差。李榕对此事辩称，翠喜十六岁曾入乐部，后来“辗转服役官场”，至入李家，已是二十八岁，年近中年，早捐贱业，似不再有参款所谓“挟优”的嫌疑。虽然，翠喜不再唱戏，但仍然属于乐籍，李榕要么违制，要么失察，终究是犯了错误。
既然参奏大员，朝廷须派钦差复查。恭王与西太后心思细密，办事周到，派了众所周知与李榕有旧的李鸿章，同时警告他“确切查明，据实复奏，毋得化大为小，稍涉徇隐”（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寄谕）。显然，不管调查结果如何，李榕的官位肯定保不住了。因为，朝廷故意派鸿章这样从情理来说本应回避的人去办案，看似宣示了朝廷对湘淮军功集团的信任，实则截住了湘淮诸大佬曲线捞人的路径。鸿章受命后，致书曾国藩，云，“（二李）同为欧、苏（按，此处代指曾国藩）门人，先后同被荐举，本应为亲者讳”，可是，“其理与势又不可以曲讳”“伏祈鉴谅”。
李榕以此革职，愤愤不平，时隔多年，还责怪“当时主事者不肯实力洗刷”（谓翠喜入李宅做家丁已届中年），“恐重逢言者之怒”（复乔树枬，光绪六年四月），却浑未体谅李鸿章当时两面不是人的难处。
坊间流传曾国藩有一句名言：打落牙齿和血吞。其实，这话是李榕用以形容曾国藩的转帖，并非国藩原创首发。见国藩家书，谓：“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有趣的是，李榕能精准总结师傅的本事，却不能学以致用，终于辜负了师门“克己而天下归，言善而千里应”的期许。
桃花晚景李士棻
晚清著名幕府，幕客多是功名之士，唯在曾国藩与张之洞的幕府，常能见到学者与诗人。原因很简单，较诸胡林翼、李鸿章与袁世凯，曾、张二人对学术与文学更有兴趣。虽然，幕主对仅有文学之长而乏济事之才的幕客，格于形势，无法提携，只能让他们自生自灭。而学者因为更具条理，更能自律，倘若得到一官半职，在任表现往往胜于诗人，则出幕之后，晚景不会像诗人那么凄凉。
曾幕中最凄凉的要数李士棻（1821—1885）。他是四川忠州（今重庆忠县）人，字芋仙，十三岁学诗，斐然可观，及长，与中江李鸿裔、剑州李榕齐名，时称“四川三李”（黎庶昌《李芋仙墓志铭》，文中叙及李氏履历，未出注者皆引此文）。后来，三李皆入曾幕，榕官最尊，鸿裔学问最大，而士棻诗名最盛。
士棻与国藩有师生之谊。（按，清代举人，至京参加会试、复试与殿试，三考过关，才能获得进士的出身。）道光三十年（1850年），国藩充会试复试阅卷大臣，士棻则以会试第一名参加复试，不幸复试不能入等，未能考中进士。因此，国藩慨叹身为考官，遇到“时吟大句动乾坤”的士棻，结果却是“吹嘘曾未出风尘”，只能安慰他“细思科第定何物”（曾国藩《酬李芋仙二首》）。
除了言语慰藉，国藩还掏钱资助士棻在北京游学，“名公卿交相延誉，才名日隆隆起”。其后，四川老乡去北京会试，多须拜访士棻，所见各省举子莫不对他“推襟送抱”，邀他吃饭喝酒，“旬至再三”，而士棻的“清词丽句”，则常为这些年轻人“举似而口诵之”，甚至朝鲜贡使来到京师，也要登门问起居，“必乞其词翰以去”。海内海外，皆知天朝有个李大诗人也（王再咸《天瘦阁诗半序》）。
借着诗名，士棻游历各地，皆受优遇，地方官绅都给大红包。只是，才思太敏捷，也会损害经济效益。到河南祥符，周翼庭招待他，席间兴起，他大谈在都时如何集句撰嵌名联，翼庭凑兴，说，“吾号殊不易对”。士棻说不难，开口即吟“在天愿作比翼鸟”，翼字便有了下落。只是迟迟不说下句，座客再三催促，他才拍着屁股说：“隔江犹唱后庭花。”对得十分工整，一座大笑，只有主人笑不出来。临别，翼庭给包了个最低标准的红包，士棻故曰：“一联巧对，换我三百金也。（易宗夔《新世说·排调》）”
士棻逢酒必喝，逢喝必醉，逢醉必哭，让诗坛酒友受不了，遂给他私封了“文哀”的谥号。士棻不以为怪，说：“婴儿笑语无常，酒人堕车往往不死者，其天全也，公等以此生谥吾，殊当吾意，吾将与阮籍刘伶为徒矣。”欣然受之，与人谈话，偶亦自称“文哀公”。不过，国藩对他这么玩儿很有意见，尝特地警告他：“不可开口叹贫叹卑，不可开口能诗能文。（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八日记）”
名士风流自赏，文人习气难除，士棻并不将老师的话放在心头。咸丰末年，他出任江西彭泽县令，到官日，携一张琴、万卷书、两具棺材，为两个儿子改了表字，云松存、菊存，殆用陶渊明《归去来辞》“松菊候门”之典。排场如此，固谓风雅，只是当时南京未复，太平军在江西并未绝踪，身为地方令长，须襄办军务，抚卫民众，怎能这么清闲，“烽火达于邻疆，方据案吟哦不觉”呢？抑或自觉不妥，数日后，他越级禀告两江总督，畅论戎机，无奈“论高而阔”，总督曾国藩“笑置之”，并又警告他，以后切莫再谈这些自己都不懂的事情。
至于两具棺材，若以士棻所赋的诗句做判断，则毫无用处。他说，“古来贤达甘无用，醉便高歌死便埋”（《旅述》）；又说，“万事向衰无药起，一身放倒听花埋”（卧游）。显然，无论醉仆街头，还是葬身花海，皆无所用其棺。
在彭泽任职的时间不长，很快国藩就召他回安庆大营，此后，又随国藩去了南京。然而，虽在幕府，国藩对他却不如以前那么亲切了，甚至“戒门者勿通”，见一面也难。士棻惶恐，写了一组诗，为自己“使酒嫚言”而道歉，希望老师再给一次机会。诗中有“怜才始信得公难”之句，国藩读到，转觉不忍，乃吩咐江宁布政使，谓：“李芋仙终是才人，务为之地，勿使失所。”于是，士棻“得以温饱数年”（李详《药裹慵言》）。及至同治末年，他再次出幕，任江西南丰县令。谁知没多久又因地方财政问题，与江西巡抚刘秉璋当面争执，“语侵辱之”，被秉璋参了一折，以此免职。
其时士棻五十七岁，无房产，无存款，而老师曾国藩已逝世，再无大力护持的人，晚景极不乐观矣。如刻诗稿，需二百两银子，他向两位“同年同门之厚于赀显于仕者”告贷，竟然一文钱都没借到（《题新印诗卷序》）。日常生活也难以为继，居然绝境。谁料天不绝人，在北京时相好的一位名角儿恰在此时到上海发展事业，与他鸳梦重圆，解决了生计问题。
杜蝶云（1847—1899），苏州人，是同光间戏曲界的传奇人物，生、旦、净、末，皆所擅长，因在北京演戏得罪权贵，被迫南归，遂于上海创立新班。二人在北京初见时，蝶云只有十三岁，而今再见，虽然“一般憔悴两瓢零”，重拾古欢，竟有“老矣更期勤会面”“三十余年梦未醒”的观感（《除夕留杜芳洲旅窗说梦》），确实出人意料。而更令士棻感愧的则是旧情人不仅珍惜旧缘，甚而让他住到自己家里，提供一口养老软饭。于是，为士棻铭墓的黎庶昌大发感慨，至谓“斯足以愧天下士”也。
彭玉麟的婚外恋
彭玉麟是个梅痴。一生画梅无数，写咏梅诗无数，还干脆取了个表号，叫“梅花外子”（“外子”即如今的老公）。既然玩得这么野，就怪不得后人要给他传一段野史。
1935年，李宗邺出版《彭玉麟梅花文学之研究》，打着文学研究的幌子，挖玉麟的故事。他以彭诗有“修得梅仙嫁作妻”之句，一口咬定，玉麟婚外恋人的名字就叫“梅仙”，并说玉麟曾建“吟香馆”，金屋藏娇。梅仙亡后，玉麟遂以画梅寄托相思，所谓“一腔心事托梅花”。近代史名家罗尔纲在1937年读到这本书，不以为然，不是说他不信玉麟曾有一段艳史，而是不赞成李宗邺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假如彭玉麟对他的恋史还留有可供我们稽考的地方的话，可能在他那些感怀的诗中会留有一些”。也就是说，他认为李宗邺“以诗证史”，战略对头，但战术错了。
于是，1946年，罗尔纲写成《彭玉麟画梅本事考》，试图揭晓玉麟的神秘爱人究竟是谁。他用的材料，一是玉麟的诗集，一是王闿运为彭氏作的行状。行状有一句话：“邹夫人（玉麟妻）以朴拙失姑爱，终身无房室之欢。自太夫人（玉麟之母）卒后，遂不相面。”这是说玉麟的夫妻生活很不愉快，也可理解为玉麟婚外恋的诱因，罗尔纲也正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考证玉麟的“恋史”。他强调，玉麟《感怀》诗第二首前四句很重要，诗云：“皖水分襟十二年，潇湘重聚晚春天，徒留四载刀环约，未遂三生镜匣缘。”四句诗其实是一篇叙事短文，盖谓，玉麟与某人在安徽分手，十二年后在湖南重见，相聚四年，再次分手——接下来一句是“惜别惺惺情缱绻”，既云“别”，则生离死别都是分手。而罗尔纲径断为“玉麟的爱人死去了”，不免武断。但他之所以如此武断，是有原因的，那就是要将诗中“十二年”与“四载”的时限，与另外一首诗《梦亡友情话甚洽口占志感》（作于1884年）的“已杳音容卅七年”联系起来。
我们知道，1884-37=1847，而1847-4=1843，而1843-12=1831。那么，若能证明玉麟在1831年与某女在安徽分手，1843年某女来湘，1847年某女死，则“恋史”考证可算成功了一半。上天不负有心人，玉麟还真在1831年与一位韶龄女子道了别后珍重，只是，女子的身份不太合适，她是玉麟的姨妈。当然，不能是亲姨妈。据罗尔纲考证，这位女子名竹宾，是玉麟外婆的养女，曾带着小玉麟四处“嬉戏”；1831年，两人分别；1843年，竹宾随养母来衡阳，姨侄再见，不久，竹宾嫁人；1847年，竹宾难产死。若是时间、人物、事件就这么对上了，再加上玉麟写过的暧昧诗句，庶几可说，梅痴爱“熟女”的野史堪足升级为玉麟的婚外情信史。
可惜，罗尔纲错了。据玉麟撰其母《行状》，竹姨来湘，在1845年，而直到1852年其母逝世，竹姨仍在人世。可知，只有1831年两人分手是事实，其他两个年份都错了。然而，错不要紧，重要的是找出错的原因。若从罗尔纲提示的逻辑来说，玉麟的《行状》与诗作互有矛盾，人的记性不会随时可靠，则孰对孰错，犹有可辩。只是，他的逻辑大有问题，与玉麟的记性无关。因为，罗尔纲的逻辑建立在两组诗所怀念的是同一个人的基础上，若不能确证是同一个人（更不要说确证都是怀念竹姨），则上揭1884-37-4-12=1831的等式无法成立。然而，罗文没有一句话论证二诗所怀是同一人。不是他疏忽，而是，他没有证据。但是，没有证据，制造证据也要上，于是，他才造出一段毫不可信的野史。
至于究竟梅痴有没有婚外恋，爱不爱熟女，这依然是个不解之谜。尽管李、罗的考证都不合格，鄙见仍以为有，唯所用证据与前贤殊异。来日方长，容俟后叙。
胡林翼的“办公室政治”
湖广总督官文与湖北巡抚胡林翼，俱是清廷战胜太平天国的功臣。当时，他们的官署皆在武昌。总督号称管辖湖北、湖南二省，实则管不到湖南；巡抚虽是一省之长，可总督免不了要对湖北的用人行政指手画脚。两人关系若处得不好，就会出现所谓“督抚同城之弊”，轻则相见时皮笑肉不笑，重则斗他个你死我活。不过官、胡共事数年，不仅相安无事，更能同舟共济，破了清代官场的魔咒，堪称佳话。
普遍流传的说法，谓胡林翼走如夫人路线，请老母收官文之妾为干女儿，借机与官文结拜，为强强联合打下稳固的基础。曾任湖北布政使的庄受祺，熟悉这位如夫人的来历，说她出身“四川灶婢”“历尽磨折”，辗转来楚，不知怎么就成了官文的小老婆。庄氏于此不愿明言，让我猜的话，极有可能是误入风尘，撞见总督大人微服私访，才订下终身。“不数年”，官妻逝世，此妾竟“立为嫡室”“饮食起居拟于公侯，且有过之”，而且，官文对她还“甚畏之”。或亦因此，近人笔记才会说，此妾调停官、胡之争，对她老公说了一句：你懂得什么，听我胡大哥的就好了啦。
只是，还有一种说法。胡林翼出身官二代，早年在北京认了文庆做大哥，且曾共历患难，在江南科场案中为大哥顶包，受罚不轻，及至出任巡抚，文庆已是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兼又时丁战乱，林翼则是当时湘军的领袖，动关大局。他怕不怕官文，要不要倾心结纳官文，还真不好说。
以此，在湖北官场军界深度混过的李云麟在光绪年间辟谣，说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官文“百无一长”，甚至说什么他能封伯爵，也全靠曾国藩让功。官文最大的优点，不在于“雄长三军”，而在于“牢笼百态”。当然，给他搞出很多状态的就是胡林翼了。
据李氏之言，林翼就任，根本瞧不起官文，“事多不商酌而径行”，而对以前官文任用的干部，不仅不让升迁，甚而降级开除。督署中人“皆为不平”，请总督也参劾几个巡抚任用的干部，以为报复。官文冷静，“力持不可”。一日，巡抚令人持令箭至督署请饷，声言拿不到钱就不走。幕客大怒，对官文说，巡抚对总督如此无礼，您还能忍的话，我们以后可再没脸在这地儿待下去了。于是，大家坚请总督奏劾巡抚，草稿都打好了。
不得已，官文开导他们，问，你们谁能“提一军而御寇”“如胡某乎”？皆曰“亦似不能”；再问，“即我出而剿寇，能如胡某乎”？又曰不能。官文说，这不就对了吗，“我无彼不能御敌，彼无我不能筹饷”，胡大人“独任其劳”，咱们“安享其逸”，还要怎样？别闹，都散了吧。
据说胡林翼听到了这段对话，“深悔所为”，亲向官文道歉，官文则“与之约为兄弟”“从此楚军不可动矣”。
大丈夫能哭能升
许振袆，字仙屏，江西奉新人，同治二年（1863年）进士，仕至广东巡抚。咸丰三年（1853年），入曾国藩幕，主要工作是帮忙写信，“常一夕治官书八十通”，而在咸丰八、九年间，曾幕书启几乎全由振袆包办，可见他的勤奋与聪明。李鸿章尝以《将进酒》体，赋诗称颂曾幕人才之盛，云：“诗家许浑殊翩翩，苦吟欲度饭颗前。”这一句说的就是振袆。
咸丰九年（1859年）许振袆中举，出幕，次年会试不中；其时国藩东山再起，书启方面的得力助手只有李鸿章一人，亟须帮手，于是写信给振袆，请来安徽帮忙，同时又托鸿章之兄瀚章，嘱其催促振袆就道。然而振袆因家事不能远离，令国藩感叹“仙屏不来，书启竟无佳手，殊为焦心”。
振袆与国藩，除了办公极有默契，私人关系也很密切。曾家的藏书，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振袆替他采购的。晚年到广东任巡抚，他还常向属吏宣讲老领导的轶事，其中有一句，是国藩对书法的意见，知者或鲜，值得一记。他说，“曾文正尝言，作书要似少妇谋杀亲夫”，这话什么意思呢？国藩的解释是：“既美且狠。”
既与国藩有师弟之谊，论辈分，他得称年纪差不多的曾国荃为世叔。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振袆从河南按察使升任江宁布政使，顶头上司两江总督，便是这位世叔。他不但对秘书工作认真负责，而且在走上领导岗位后，也是特别勤劳廉洁，官声极好。只是，他的主观能动性或许太强了点儿，“委任处分，先行后咨”，渐有包揽把持之势，作为他的上级，国荃不过“垂拱仰成”而已。
国荃其实不是很在乎这些，且还乐得清闲。但是，自认被布政使侵夺了权力的官员，则不能甘心，于是，“谗人交构其间，猜嫌日生”。振袆一则忙于工作，无暇公关，二则仗着与曾家深厚的交情，不屑公关。而国荃耳根软，成日听各官讲振袆的闲话，众怨沸腾，不免想要缓和矛盾，保持南京官场的稳定，拟于年终总结的时候，对振袆“少示贬抑”，向朝廷暗示他不宜在地方任职，最好调去中央工作。
官场自有人传达这些风言风语，振袆闻之，不免“彷徨无计”。六合知县姚德钧是他的心腹智囊，献了一计，说，借纪念曾国藩的由头，在南京新建文正书院，可以解厄。振袆别无办法，只好依计行事。而事出仓促，并无专项经费，募捐缓不济急，自费则素有廉名，掏不出钱。他仍请德钧想办法，最终，挪用耕牛补贴，才能兴工。
书院落成之日，举办追思仪式，振袆请国荃主祭，自己陪祭。礼成，振袆伏地不起，恸哭好不胜情。国荃被他哭得心动，不由想起这么多年来曾、许的交谊，旋即自责，怎能这样对待重感情的朋友。
年终考语，国荃“捐除前事”，在密折里对振袆大大表扬了一番。光绪十六年（1890年）二月，振袆擢河东河道总督。
主角与配角
咸丰七年（1857年）七月初一，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率四万人，湘军鲍超率四千人，在湖北黄梅县意生寺大战一场。此战胜负，关系重大。太平军胜，则湘军不能继续围攻九江，武昌亦岌岌可危，而克复南京的远景将渺不可见。
太平军筑起数座高垒以困霆营，最巨者五。鲍超将全军分作五队，自领一队，先请其他四位队长“各自指攻一垒”，己则“指当中一最大坚垒”，开始冲锋。所谓“垒”，就是碉堡，中容数十至数百人不等，或二层或三层，高自二丈至四丈不等，垒壁开设枪洞炮穴，墙头则向外抛掷火包、灰罐、石块、喷筒等物。战斗打响后，其他四队“十荡十决，骤不得手”，而“伤亡渐众，几不能支”。攻垒至于“几不能支”是个什么景况？即谓黄继光不出，则将全军尽墨也。霆军无黄继光，唯有一余大胜，自请“由贼墙炮穴梯肩而入”。要完成这套战术动作，十分艰难。大胜须闪躲炮火，扒近垒壁，然后踩着战友肩膀攀援至炮眼附近，迅捷钻滚扑入，起身即与敌兵展开肉搏，忙中偷闲，还得向外扔出绳索，供战友攀援。大胜不愧为大胜，“鼓勇先登”，一击得手。鲍超当即“率十余壮士继之”，攻入垒内，斩敌数十名。许是这些人如天兵天将一般的气势震慑了守军，“余贼不敢格斗，悉奔聚垒心，拥护贼酋”。登垒人员越来越多，鲍超却让他们不着急围攻垒心，而将数十杆军旗——霆军旗帜无字，上面只绣三个黑圆，太平军称为“鲍膏旗”（赵增禹《书鲍忠壮公轶事》）——沿着垒边“环而树之”。其时，“垒心贼尚数百人，皆瞠视不敢也”。树旗毕，霆军这才掉转头来逼近垒心，守军魂飞丧胆，始四散而逃。其他四队苦战欲竭之际，陡然望见大垒之上黑旗飘动，便知主将业已克敌，“一时愧愤所激”，信心大增，“各殊死战”，亦将各队负责之垒先后攻破。五座大垒被破，太平军防线大乱，于是，小奔引发大奔，一溃激成全溃。玉成在黄腊山上指挥所里，亲见四万围军被不足四千之敌军冲溃，不禁黯然神伤，“只身逃去”。
仗打完了，留下一件公案。因为当日与霆营同驻一处的多隆阿，亦为名将，何以在这场大战中不见踪影？
上述战况，取材于陈昌《霆军纪略》。此书纪事止于光绪七年（1881年），刊于光绪八年（1882年），时鲍超犹健在。书中记事，系陈昌在夔州鲍府当面采访得来。其书谓战前多隆阿怯于敌势，不拟强攻，鲍超则自愿留守作战，并请多隆阿率马队围观，多隆阿闻言“壮之，因从其计”。若然，多隆阿的表现，确属不堪。
如有可能，应该听听多隆阿自己的意见，他的部下雷正绾，编有《多忠勇公勤劳录》[光绪元年（1875年）]，雷氏且曾参与此役。孰料展卷大惊：意生寺之战发生在七月一日，而雷书记日竟无“七月初一日”字样。只说：“将军（都兴阿）恐，下令欲退军。乃乞援于围攻九江之湘军及长江水师，一战歼焉，所有战垒百余座悉数削平，仍将黄梅克复，楚省二次肃清。”此谓全军龟守待援，解围之功全归于九江围师，竟无一字提到意生寺之战。
胡林翼是多、鲍二人的领导，看看他的报告：
“都兴阿于七月初一日四更，派翼长多隆阿督马队、副将鲍超率步队，分五路进攻黄腊山等处贼巢。贼见我军遽至，亦分股漫山遍野齐出抗拒，鏖战数时之久。多隆阿侦知贼以怯懦老幼之贼守垒，而伏捍贼于村落以截我军，遂商令鲍超分兵绕攻贼垒之后，多隆阿派马队直冲村落。伏贼尽起，势甚凶悍，兵勇正在血战，经多隆阿跃马舞刀，挥队继进，兵勇枪箭齐施，殪其悍贼数十名，贼始败窜。维时鲍超即率勇追杀，分攻贼垒，施放喷筒、火箭延烧贼营，四面火起，群贼狂奔。我军会合痛剿，贼尸遍野。”
首先，他不似雷正绾，对此次大战视若无睹，而是说七月初一这天，“鏖战数时之久”。其次，他不似陈昌，说多隆阿袖手旁观，而是说多隆阿“跃马舞刀”参加了战斗。再次，“分攻贼垒”之责由霆军担任，多隆阿无与焉；此则与陈昌所述相同，唯无鲍超对多隆阿说“前敌交锋事，公可不问也”的嘱咐，而加上了多隆阿“侦知”敌情后“商令”鲍超攻垒的情节。
若不读陈、雷二书，但泛览此折，读者很难找出可疑之处。除非，留意到折末这段“春秋笔法”：“查黄梅马、步各军，大获全胜，前后斩馘以万计，为楚军罕见之奇捷，虽系都兴阿、李续宾调度得宜，亦由该将领奋勇图功。据都兴阿查明谋勇兼全、首先登垒、战功懋著各员弁，声请随折先行保奖前来：其鲍超一员，连日血战，率同亲兵累尸登垒，身腿受伤仍不少却，尤为忠勇罕匹。”（胡林翼《黄梅马步各军会剿黄腊山等处并黄州移营剿贼大获胜仗疏》，咸丰七年七月十八日）
这一段是报捷奏疏中例应具备、用作结尾的“保奖”名单。都兴阿虽曾下令撤退，但他仍是意生寺之战名义上的指挥者；而李续宾自南岸渡江来援，有堵截追剿之功。都、李分任两军统帅，故以二人“调度得宜”作为“仰恳天恩优加奖励”的发语词，此系旧时奏折的套话，与今日“在某某同志领导下如何如何”的滥调，同一机杼；不赘。着重要看的是“保奖”名单中的排名情况。显然，在这场“罕见之奇捷”中，鲍超以“忠勇罕匹”，荣膺功首。而且，其他参战有功人员，不论生死，都只以“附片”申请奖励，并没享受到鲍超这种随“专折”加以表扬的待遇。附片保奖五人，其中，密雅明阿是都兴阿亲兵营营官，何有贵、易容贵、陶忠泰、陈德懋都是霆营军官。由此可知，不但鲍超荣膺最佳个人称号，霆营也获得了最佳集体奖。然则多隆阿在此役表现实属平庸，概可想见矣。是故，谓林翼此折，不动声色，而暗寓褒贬。
两年后，曾国藩追忆此战，云“意生寺之役，则马队并未在场”（曾国藩《复胡林翼》，咸丰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申刻）；有此一语，事实昭然，益知林翼作奏不动声色而暗寓褒贬，其为春秋笔法无疑义也。
至此，公案了结：多隆阿未参与意生寺之战，此战纯是鲍超力挽狂澜的个人表演。
再说几句闲话。罗尔纲《太平天囯史》卷五十六《传》第十五《陈玉成刘昌林》，于此役无一字提及。同书卷二《纪年》亦不言此役。此战，清军以少胜多，不致因大举回援而撤九江之围，并因湖北防守成功而挺进安徽，实在不容阙书。当时记此役者，如汪士铎、雷正绾、陈昌、梅英杰诸书，俱标玉成之名，罗先生固知有此一战，不应从阙。罗先生笺证李秀成供词，屡屡指责清方记载讳败夸胜，称为“秽史”；而对英王的败仗，则也采取为贤者讳的“春秋笔法”，略而不提，是以“秽史”之笔自污也。
毕竟战功谁第一
湘军攻南京，入城首功为邵阳李臣典，载诸当时诏奏，似无疑义。然而，朱洪章才是第一位冲入南京的将领，这种说法也很有说服力。
洪章（1832—1893），字焕文，贵州锦屏人，苗族，官至总兵，谥武慎。二十岁，洪章加入时任镇远知府胡林翼的勇队，其后，再改隶塔齐布麾下，后入曾国荃之军，参与攻打南京。他在地域主义严重的湘军，“以黔军特立”，不得不付出比他人更多的血汗。他指挥工兵开挖地道，“垂成而陷”，四百人无一生还，他也差点儿牺牲，擦干泪，继续挖，终得成功。克城前夕，国荃召集诸将，问谁打前锋，竟然无人应声。洪章愤而出队，受了令箭，遂于地道爆发之后，“从火焰中跃冲缺口上”，以长矛牵引部下，“肉薄蚁附而登”。等他的敢死队进了城，才有“诸将从之”。
这段记载见于他的自传。曾国荃为他自传作序，也是一篇证词，谓“甲子金陵之役，（洪章）于枪炮丛中抢挖地道，誓死灭贼，从城缺首先冲入，因而削平大难”。然而，作序时已是光绪十六年（1890年），洪章两年后便过世。作为前敌统帅，国荃为什么不在二十年前如实报告，让功臣享受实至名归的待遇？
一般解释是，当日跟随洪章入城的“诸将”之一李臣典，克城半个月后病逝，曾国藩“深为可悯”，遂授意幕府调整功臣次序，将臣典换为第一。细节则见于沈瑜庆（贵州巡抚，“中兴名臣”沈葆桢子）特为洪章鸣冤的诗序，略谓，洪章知道自己被黑，愤愤不平，找国荃要个说法，国荃能说什么呢？乃“以靴刀授之”，说，次序调动，这事由我哥做主，我不知情，但我知道实际操作的人，是幕客李鸿裔。你去手刃了他，解解气，如何？洪章“笑而罢”。张之洞据此，还专门奏请为洪章落实政策，恢复名誉。
李家不高兴了。臣典之孙世由，虽好佛学，对此却不能忘情。他说，爷爷辈的老帅、老将军走得差不多了，剩下一个朱洪章，偏还“黄金满籝”，于是到处找人写翻案文章，“汲汲于身后之名”。而拿钱胡写的人真不少，积非成是，以致“听者不察”，谬种流传，“甚矣笔载之不可不慎也”。于是，他也搜集了一些官司记载，为先祖正名。
掌故爱好者黄浚却不爱听这话，他说，到底谁第一个冲入南京，还真有疑义。第一，“国人例归功死者”，臣典破城不久即死，大家徇乎人情，归功于他，可以理解。第二，洪章不是湖南人，在军中或受排挤，以至湘人攘其功，也能理解。第三，找到曾国荃原奏，写得很清楚，登城九将，不仅洪章排名第一，甚至臣典犹未列名。第四，曾国荃之序，沈瑜庆之诗，张之洞之奏，这岂是有钱就能买得到的？因此，他敢说“朱洪章首功，当时必有极普遍之传说，殆可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