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理论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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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文化自信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王海英 吉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主任、教授

摘要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的思想状态和心理体验,但它的发生却有赖于社会的物质基础。当前我国经济、政治等社会实存领域的快速发展使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第一次拥有文化自信。树立文化自信既是我国综合国力提升的必然结果,更是对思想领域的必然要求和有待完成的思想任务。作为思想任务,文化自信集中体现为面向时代和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文化强国需要依赖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两大文化资源。传统文化的人生哲学以人的自我提升和人伦幸福为目标,不仅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而且对现代性的诸多问题具有强大的纠偏能力。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以及实现全人类解放的价值取向,在我国近现代民族解放和社会转型的激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创新和发展将继续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依托上述两大文化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可以从三个路径入手:第一,以经典研究为契机,深入理解两种文化底蕴的基本原理。第二,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在解决时代问题中进行文化转化和创新。第三,以国际视野为胸怀,通过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关键词:文化自信 文化强国


“文化自信”这一概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当代中国发展道路的正确判断,是社会发展状况在国人精神面貌上的必然反映。广义的文化自信指人类文化的各个层面,包括器物层面、制度层面、理念层面的自信,狭义的文化自信则是文化理念和文化精神的自信。习近平强调,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都以文化自信为根基,而且都是更广泛意义的文化自信。树立文化自信既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对当前思想领域的必然要求和有待完成的思想任务。作为思想任务,文化自信集中体现为面向时代和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一、今日中国文化自信之产生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的思想状态和心理体验,但它的发生却有赖于社会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4-525.也就是说,虽然人的思想观念直接产生于人的思维,但是进行思维的人则受到物质生产和物质关系的制约。同时,虽然思想一旦产生后将对物质活动产生巨大影响,但在二者关系中,人的物质活动乃具有时间上和逻辑上的先在性。因此,社会物质基础直接影响其文化发展。李景林先生即指出:“一种文化价值的隐与显、萎缩与扩张,常常与其所依止的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实存领域的弱势与强势相关”,而且“一种实存领域的强势与衰落,又常引发人们对其背后的文化因素的因果性追问,产生对相应的文化因素之正面或负面的价值认定。”李景林.文化的“无用之用”与儒学未来发展的契机和天命 [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一个社会在物质领域表现衰弱,其文化价值即会隐而不显,即便优秀文化理念也可能遭到负面评价。反之,物质实存的快速发展会引起对其文化价值的正面评价,并促进文化的发展和扩张。因此,如何评价一种文化的价值在直接意义上并不依赖于文化本身,而是取决于文化所依附的社会物质实存。物质实存构成文化发展的功利性因素。

社会物质实存与文化发展的功利关系为我们理解近代以来国人矛盾的文化心理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自鸦片战争失利,国人始奋力“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无论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都无法解决亡国灭种的危机。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失败使人遂将衰落根源归咎于文化传统。于是“五四”时期便出现“打倒孔家店”“废除中医和汉字”的主张。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尤以“文革”期间为甚,文化激进主义和反传统倾向几乎占据思想主流。反思百多年来对文化传统的批判和否定,其主要根源并非在于文化本身的错误,而是文化主体在国力疲弱、无暇理解自身文化时的自卑心态使然。

如今鸦片战争已过去近两个世纪。期间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不仅获得了民族解放,而且实现了国家富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经济上,我们摆脱了苏联计划经济教条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中国化创新,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短短几十年就走完了西方两三百年的发展历程。在政治上,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独创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和民主集中制。这既保证了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力,又保障了政权的高效有序运行。如今,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我们日益承担更加重要的国家责任,并对世界发展进程带来日益深刻的影响。这些物质实存领域的发展,使国人逐渐拥有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伴随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及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也倍受世界瞩目。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的角度,中华民族都在近代以来第一次获得了深刻的文化自信。因此,习近平不无感慨地讲,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

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文化资源

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使我们重拾文化自信。但文化自信更深层的表现是面向时代和未来的文化建设。文化建设本质上是立足文化传统,在解决时代问题的过程中进行文化转化和文化创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两大宝贵的文化传统。前者是中华各民族几千年文化融合的结果,是世界上唯一留存的古代文明。后者在近现代民族解放和社会转型的激荡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使古老华夏得以跻身现代文明。此二者构成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深厚文化资源。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强大的兼容并包、自我更新的能力。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总书记谈到的六个概念,反映了传统文化人生哲学的基本线索:以道德修养为基础,达成和谐的人己关系和人际关系,形成合理的政治理念,进而共建理想世界。与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化传统相比,中国传统文化“重人生而不重知论”。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9.西方文化重知识建构,中国文化则以“立人”为文化目标。这表现为在敬法自然的基础上,努力实现秉承于天地的人的本性,在成人成物的过程中修身成己。因此,传统文化是以人的自我提升和人伦幸福为目标。这不仅强调人的道德修养和自我成长、将人与人之间的伤害降至最小,而且牢固建立起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世界的内在关联。因此,传统文化在面对现代性的诸多困境,如理性膨胀带来的主体性的危机、技术祛魅所产生的人与意义的疏离、以知识裁制自然造成的环境危机等问题时,具有强大的纠偏能力。传统文化的人生哲学对现代乃至未来都将发挥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发展理论。作为一种强大的思想武器,它的力量源自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以及鲜明合理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发展,不断向高级阶段进步,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这一价值取向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来自人民的强大的物质力量。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党正是在这一立场指引下,广泛团结和发动群众,在客观条件几乎不具备的情况下,赢得了一场人民的战争和正义的战争。期间形成了充满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的革命文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党仍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时刻以人民利益为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指导中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走向成功。在此过程中,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以艰苦创业、改革创新的精神形成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改造了近现代中国,同时近现代中国的革命实践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仍然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创新和发展,使之成为指导中国社会前进的不竭动力。

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根本路径

2016年5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同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也应以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理性地梳理本土文化、自觉地吸纳外来文化,并针对现实、放眼未来,创造属于今天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形式,形成中华民族新的文化传统。文化强国的根本路径大致有三个方向。

一是以经典研究为契机,深入理解两种文化资源的基本原理。研究经典的目的并非沉浸于故纸堆中,而是通过微观研究获得宏观智慧。将传统文化的基本观念还原到具体文本和历史情境中理解,并仔细考察其概念演进的学理逻辑和历史动因。目的是界定文化观念的适用范围及其现代转化的可能空间。另外,还要研究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发掘文化演进的一贯逻辑。这个逻辑无论是性情与礼教的关系、心理与文化的关系,还是教化功能的展开、政治功能的体现,都表明传统文化的目标在于立人而非立知,是实践的哲学而非理论的哲学。只有把握这一精神,才能明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优长与缺失,进而在社会转型和文化建设过程中更合理地自我定位和自我选择。

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学界已取得诸多共识,但某些关键性问题还需依据文本深入研究。怎样理解共产主义需要我们仔细研读文本,厘清作为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和作为终极理想的共产主义,以及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和作为价值取向的共产主义。唯此才能使共产主义信仰真正深入人心。另外,怎样理解马克思一生的思考逻辑,是否存在“两个马克思”,马克思的异化思想和人本主义在其理论发展中究竟居于何种地位等问题,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理解,仍然需要在深入研究经典著作中寻找答案。只有深入文本研究,才能摆脱情绪立场和理论教条的控制,从而获得处理文化资源的理性自觉的能力。

二是以问题意识为导向,在解决时代问题中进行文化转化和创新。习近平强调,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在当代转化和创新的目标在哪里?动力来自何方?这需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解决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时产生的,如今,我们在现代生活中面临的新问题同样需要到文化根基处寻找答案。目前,我们正处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而且面临现代化与全球化进程叠加的复杂局面。在此过程中会产生诸多现实问题,如人的核心价值观念的问题、人的个体意识尊重与团体和谐的问题、道德与法治在社会行为规范中的关系问题、民主意识与科学精神的培养问题、社会发展与环境危机的矛盾问题等。这些现实矛盾和文化冲突都需要依靠传统概念的现代转化和吸纳西方理念进行文化创新来解决。如果说研读经典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准备工作,那么对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转化和创新则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具体实施。

三是以国际视野为胸怀,通过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化交流和融合从来都是双向的,吸纳异质文化与传播自身文化同为文化自信的表现。而且从文化的性质而言,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不仅要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同时更要积极向其他民族传播我们的文化理念。传统文化的人生智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列理论成果,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名片。我们要善于利用这张文化名片,把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作为我国长期的对外文化战略。在这方面,国家层面早已着手,并取得了显著效果。未来中华文化走出去,还应该积极推动民间层面的文化交流,加强学术团体和其他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沟通协作,使中华文化获得更为广泛的理解和接受。以此为基础,我们还要善于发扬中华文化“贵和尚中”“和实生物”的精神,尝试在不同文化之间搭建相互理解的平台,化解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对立,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华民族的独特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