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的中国话语体系

李丹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关键词：全球治理 中国话语体系

近年来，国际局势风云突变，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出现了深重危机——世界经济增长疲软、贸易萎缩、保护主义抬头；英国脱欧、难民危机、右翼势力上升令地处一体化核心区域的欧盟不堪重负；特朗普当选后主导全球化的意愿降低、实力下降，去全球化、孤立主义思潮侵蚀着美国对全球化的领导力；恐怖主义、极端主义肆虐，民粹主义盛行等，使全球笼罩在后危机时代的不确定之中；原来支撑全球化的理念规范，如自由贸易、开放市场、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等，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方主导下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严重衰退，而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仍然“在路上”。中国正前所未有地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坚决支持捍卫全球化，推动全球治理体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历史性实践，孕育了中国话语滋生的深厚沃土。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理念”“新型大国关系”“正确义利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和举措，在国际问题和全球治理中的话语分量不断加强。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为新一轮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打上深刻的中国话语烙印。研究探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中国话语，推进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和体系改革，成为国际政治领域十分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一、中国全球治理话语体系的形成

关于国际话语权，学者们近年来的讨论很多，大多立足于高度概括和归纳。“国际话语权是指一个国家的主张在国际舞台和外交场合的权重与影响力。”“国际话语权通常主要表现为在有国际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或非公开场合自由传播或表达与国家利益及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相关的具体立场和主张。”具体来说，本文认为，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是指国家在参与全球公共事务过程中发表意见建议、发布报告文件、参与规则制定、创建机制规范等权力。在全球化遭遇危难波折，保护主义、内顾倾向抬头，美欧意欲抽身而退之际，面对全球治理赤字，中国以负责任的大国态度，积极投身于全球治理实践，并对全球化、全球问题、全球治理发出了这个时代急需的理性而富有建设性的声音，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全球治理话语体系。

1．表明中国态度——积极参与和引领的治理抱负

2013年3月，习近平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时曾指出：“不管全球治理体系如何变革，我们都要积极参与，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世界和平稳定提供制度保障。”这番话表明了新一代领导人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高度重视，相比于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的表述，一是将参与范围从全球经济治理扩展到全球治理，二是在参与态度上更加积极，明确要“发挥建设性作用”，三是参与目标上强化了全球治理在国际秩序和制度保障两方面的功能。2014年3月，习近平访问德国时表示：“我们将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大义出发，贡献处理当代国际关系的中国智慧，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应对21世纪的各种挑战作出自己的贡献。”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的大国自信。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政治局进行集体学习时说，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是我国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争取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平台，我们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这是中国释放给外界的明确信号，表明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远大抱负——要扮演与自身地位相称的角色，承担更大作用，给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赋予中国能量。

2．亮出中国主张——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治理思路

2015年10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讲话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离不开理念的引领，全球治理规则体现更加公正合理的要求离不开对人类各种优秀文明成果的吸收。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讲话提出，要将中华文化优秀文明成果和治理理念结合起来，实则提出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加强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新要求。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就全球治理问题进行集体学习和专门讲话，标志着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认识开始由态度理念上升为政策主张。在2016年9月举行的杭州G20峰会上，习近平明确阐述了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指明了方向和路线图；习近平还在经济治理、金融治理、能源治理、腐败治理等具体领域，在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平台等方面表达了中国的见解和主张。两个多月后，在秘鲁APEC工商峰会上，习近平敏锐地指出了新一轮全球化对全球治理的新要求，“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正孕育兴起，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这些都给经济全球化赋予新的内涵。”在全球化新旧交替的转型期，全球治理的重点应该是，“着力解决公平公正问题，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增强广大民众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这次利马讲话揭示了当今全球治理最根本、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是公平正义问题，“活力”“包容”“持续”“参与感、获得感、幸福感”这些浸透中国思维方式、富有华夏民族特色的话语展现了中国全球治理之道与西方的不同之处。

3．宣示中国方案——全新的全球治理路径与目标

中国领导人系统的全球治理观最终通过瑞士讲话得以完整呈现。2017年1月，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针对“去全球化”思潮，习近平集中论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思想：中国立场旗帜鲜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甘瓜抱苦蒂，美枣生荆棘”“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问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经济全球化一棍子打死”；中国选择理性客观——“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确的选择是，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济全球化走向。”“不能一遇到风浪就退回到港湾中去，那是永远不能到达彼岸的”；中国路径切实可行——“我们要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我们要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从中国立场理念到中国选择再到中国路径，习近平在全世界面前宣示了中国关于全球化、全球治理的系统主张，彰显了全球治理的中国话语体系。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引导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些话语将中国积极的大国担当和稳中求进的中华智慧诠释得淋漓尽致。自近代以来，一直是西方国家在引导全球化，先是英国，后来是美国，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话语也先后由英美所把持。目前在全球化逆风而行的重要时刻，中国适时提出理性把握全球化、引导好全球化走向、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列主张，对遏制去全球化逆流、明确全球治理方向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展现了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富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大国话语权。

二、中国全球治理话语体系的构成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讲话中指出，加强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不仅事关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而且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不仅事关对“发展制高点”的争夺，而且事关各国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华民族的崛起适逢全球化高速换挡、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变革的节点，也恰逢欧美国家退缩自保、去全球化蔚然成风的关口，中国深知这是一个构建中国话语体系的重大机遇。“来而不可失者，时也；蹈而不可失者，机也。”在奋发有为、勇于担当的集体领导下，中国当仁不让、积极发声，形成了系统的全球治理话语（表1）。

通过以上的表格梳理可以看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通过发表一系列讲话，提出了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确立了中国特色全球治理话语体系的基础、框架：在治理主体上，中国主张各国作为平等主体共同参与治理；在治理方式上，强调基于法律制度规则进行协调合作；在治理理念上，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反对垄断国际事务；在治理路径上，通过提高制度性话语权反对不公正不合理的安排；在治理平台上，维护联合国体系，提升G20、金砖机制作用；在治理重点上，推动建设发展中国家参与的新机制新规则；在治理目标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三、中国全球治理话语体系的特色

全球治理是在没有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国际行为主体（包括国家，也包括非国家行为体）为解决各种全球性问题，通过协调、合作、达成共识等方式确立国际规则机制、参与全球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中国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充分体现了全球治理的要义，体现了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参与解决全球问题的视角、思路、方法、方略，彰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

1．强调平等公正为全球治理的第一要义

全球化最大的弊端在于两极分化，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使资本成为最大赢家，让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产生了1%大于99%的对立，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持续下降，这是欧美去全球化风潮的根本原因。在国际层面上，全球贫富差距依然非常严峻。据乐施会发布的报告，全球最富有的8个人拥有的财富已相当于最贫穷的一半人口的财富总和。1988至2011年，最贫穷人口中的10%收入每年只上涨了3美元，而最富有人口中的1%收入却增长了182倍（图1和图2）。富者有多富便意味着余下的穷人有多穷，这是恐怖主义滋生、地区动荡加剧的深层原因。

因此，引导全球化朝着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是当下全球治理的第一要务。中国反复强调，努力让经济全球化更具包容性，建设包容型世界经济，夯实共赢基础；消除贫困和饥饿，推动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加强国际援助交流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包容”“共赢”“普惠”是中国全球治理话语的关键词。不解决平等公正问题，全球化就是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满足个别快速达到目标的同时，也践踏了多数人的利益和需求。只有驾驭和驯服它，才能让其更好地为更多人服务。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指出中国引导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平等公正、共赢共享是中国赋予全球治理的理想，也是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方向。为此，中国领导人承诺，“中国的发展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我们绝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中国领导人多次呼吁，全球治理应该以平等为基础，确保各国在国际经济合作中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中国的全球治理话语既体现了中国坚决站在发展中国家维护公平正义的立场，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兼济天下的胸怀。

2．规则民主化、责权利平衡是重要关切

怎样才能保证把蛋糕做大做好并且分好分匀？这里关系到谁来分、怎么分的问题，本质上体现的是权力利益的重新分配问题，是规则、制度的改革问题。“二战”后，国际社会形成了政治上以联合国为中心、经济上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支柱的国际制度安排。中国维护“二战”胜利后形成的这一全球治理体系，并在长期磨合中不断适应、努力接轨、积极加入、主动参与，日益成为现有体系的优等生和受益者。2014年2月7日，习近平在会见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时指出，联合国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的作用不可替代，是加强和完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然而，21世纪以来，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要求参与全球治理顶层设计的呼声随之产生；美欧等发达国家集团的相对实力下降，西方大国主导提供的公共产品日益适应不了全球化的新特点和新需要，治理赤字突出；全球性问题、非传统议题对现有政治经济体系的影响日益显著，上升为全球治理的新内容，西方的治理方式失效乃至失败有目共睹。正如习近平在2015年7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七次会晤上所讲，国际经济规则需要不断革故鼎新，以适应全球增长格局新变化，让责任和能力相匹配。

因此，中国本着建设者而非破坏者、贡献者而非拆台者的基本立场，提出全球治理改革要“体现各方关切和诉求，更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其一，中国积极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金融组织的份额与投票权改革，增加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这是中国全球治理改革的基本诉求和切入点。其二，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使全球治理体制更加平衡地反映大多数国家的意愿和利益。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话语权和决策权，是切实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民主化的途径。其三，积极推动G20、金砖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等新型国际机制和制度的建设，以此弥补现有国际体系和机构对发展中国家支持力度不够、南方国家参与度能见度不高的不足，构建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全球治理新模式。其四，在国际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领域，打恐反恐、疾病防控、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网络、深海、太空、极地等新兴领域及周边区域合作等方面，承担相称相应的国际责任，使责权利相平衡，彰显中国推动全球治理的诚意与作为。可见，中国参与引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改革是稳中求进的推动过程，珍视和平发展、维护全球化顺利运行是我们的基本策略，同时针对现有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一面，身为大国不能充耳不闻、闷声发财。推倒重来、另起炉灶是不负责任的颠覆者、破坏者，置身事外、袖手旁观则是不负责任的逃避者、自保者。“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中国不能缺席”，这才是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中国式担当。

3．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治理的最高目标

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以来，近几年，习近平在不同重要场合60多次阐释关于“命运共同体”的思想。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第一次在国际场合提出人类生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此后，中方将命运共同体理念运用到国际关系及全球治理领域之中。2015年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提出要通过“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传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路径与目标的思索，体现了中国经天纬地的“天下观”。2017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继续深入，舆论普遍认为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讲话是对中国全球治理方案的全面阐述——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是中国对全球治理的顶层设计，“为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价值基础，是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的崭新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词典型体现了中国方案不同于以往西方大国的思路。在全球性问题成堆，恐怖活动愈演愈烈的今天，在国与国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才是最大的智慧、最高的境界；零和博弈、赢者通吃、唯我独尊、穷兵黩武、弱肉强食、损人利己、以邻为壑只能激化矛盾，产生“敌人”，创造出野蛮人反抗野蛮对待的霍布斯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民族宗教和意识形态分歧，立足于全球化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客观现实，反映了东方古老文明义利兼顾、王道正直、兼容并包、万物并育、天下大同的传统思想，也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原则的体现，这是它一经提出就迅速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原因。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加强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强调，应本着合作共赢精神推进地区合作，以有效促进阿富汗及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的两个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话语首次载入人权理事会决议，再次彰显了中国理念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和引领作用。

4．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治理方案的现实应用

“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中国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者，更是最有力的践行者。“一带一路”就是中国推进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然而，这个倡议一出台，西方学者就先入为主，想当然地将“一带一路”与美国“二战”后援助西欧的“马歇尔计划”相提并论，这是典型的西方思维炮制出来的西方话语。众所周知，“马歇尔计划”是“二战”后美国推行霸权主义、经济上控制欧洲的重要措施，美国通过向17个西欧国家提供130亿美元的援助，成功地将这些国家变成美国的经济附庸并取而代之成为世界经济中心，进而牢牢地将这些国家捆绑在美国对苏联冷战遏制的战车上。如何反驳西方学者的观点？必须得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正确义利观”、互利共赢、开放合作、包容普惠、构建命运共同体等理念从不同方面解释了“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的本质不同。首先，“一带一路”不是什么设计好的强加在别国身上的“计划”，而是与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的倡议，中国首倡，但中国并不大权独揽、一国“独奏”，而是旨在联合各国共同演奏的“交响乐”。其次，“一带一路”不是控制他国经济的霸权战略，而是为让各国共同受益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如中国把“一带一路”与东盟的发展蓝图、东盟国家的项目，以及东盟各国的双边、多边合作机制对接起来，激发了东盟国家的浓厚兴趣和积极性。最后，“一带一路”不是封闭的、排他的后花园，更不是专门对抗某一类国家的争霸战略，而是开放、包容、共享的百花园。中国从来没有划定“一带一路”的范围和界限，“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既有智利、阿根廷等拉美国家远道而来，也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支持响应，说明了“一带一路”的开放和包容远非传统大国地区性和盟国性制度安排所能比。

同时，中国更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一带一路”与“马歇尔计划”的截然不同。自2013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近4年来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参与，将不同大洲、不同制度、不同宗教、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联成一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顺利运行，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新引擎，使地处内陆的边缘国家进入了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的快车道；互联互通和友好合作，拉近了沿线国家的地理距离和心理距离，切实将这些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一带一路’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继承和弘扬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古丝绸之路精神，正在打造中国的新天下观——四海一家、天下无外，纠正近代以来西方殖民体系以及现今美国霸权体系造成经济全球化的碎片化、分裂化局面。”“一带一路”是将物质实力转化为文化软实力进而转化为话语认同的平台和抓手，通过双赢合作达到“中国梦”和“亚洲梦”“非洲梦”“亚欧梦”同步实现、相融相通的境界。“‘一带一路’倡议在许多领域还被当作是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的文化替身，因为北京的陆上和海上战略连接的不仅仅是经济体，而且是 ‘文明’。它强调在扩展硬实力的同时，也要根据非西方国家的利益调整全球结构。”作为中国引领新型全球化的实践平台与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现实依托，“一带一路”也必将成为构建、体现、传播中国话语的重要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