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国联之争与关于美国国家身份的大辩论

威尔逊的种种让步虽然保证了和约的最终达成，但在美国国内却造成了巨大分裂。1919年7月10日，威尔逊将和约送交参议院，请求国会批准。96位参议员分裂为4个集团：忠于威尔逊的民主党人，约有40人，主张无条件通过和约，为“非保留派”，被称为“强硬国际主义者”（strong internationalists)；以弗兰克·凯洛格（Frank B. Kellogg）为首的“温和保留派”（Mild Reservationists)，约有13人，都是共和党人，主张对和约，主要是国联盟约进行一定的修改；以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亨利·卡波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为首的“强硬保留派”（Strong Reservationists)，包括约20位共和党人和少量民主党人，主张对盟约做大的修改；以及16个“不妥协分子”（Irreconcilables)，大多为共和党人，以威廉·博拉(William E. Borah）为首，完全反对美国加入国联，坚决拒绝国联盟约。

反对和约的人把矛头对准国联盟约第十条，该条规定：联盟会员国有尊重并保持所有联盟各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现有政治上之独立，以抵御外来侵犯之义务，如遇此种侵犯或出现此种侵犯之威胁或危险时，行政院应提出履行此项义务之方法。反对者认为该款内容损害了美国主权，特别是国会的宣战权，这一点是那些奉行孤立主义的“不妥协分子”绝对不能接受的，也遭到洛奇等人的反对。洛奇等人提出多项保留案，其中针对第十条的保留案最为关键：除非得到国会授权，美国不承担维护他国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之义务。而威尔逊坚称第十条确立的集体安全原则是国联的根本，不能有任何保留，支持民主党参议员反对该保留案。威尔逊在与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对话时说：“第十条构成了整个盟约的脊骨，如无第十条，国联不过是一个有声势的辩论会而已。”国会对附有洛奇保留案的和约和未附加任何修正案的条约分别进行了表决，均未通过。美国国会最终拒绝了含有国联盟约的《凡尔赛和约》。

随后，威尔逊寄希望于1920年总统大选，把大选看作在国联问题上的“全民公决”，但“公决”的结果却是反对美国按照威尔逊的设想加入国联的共和党人沃伦·哈定获胜，当选为总统。哈定上台后公开表示他的政府“明确地、决定性地抛弃一切加入国联的想法，它现在不准备加入，无论是从边门、后门还是地下室的门”。

从表面来看，《凡尔赛和约》在参议院未获批准的责任在于洛奇与威尔逊之间的个人恩怨、共和党参议员的党派偏见以及威尔逊不妥协的个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没有加入国联是一个由人的缺点和错误政策导致的基督教式的悲剧，而不是由不可控力量造成的希腊式悲剧。

但是，把参议院对国联盟约的拒绝仅仅归因于个人的仇怨、党派纷争和威尔逊的个性显然过于简单。美国拒绝加入国联还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与思想根源。

从社会层面来看，威尔逊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在国联辩论中他失去了曾拥护其战后和平计划的“进步的国际主义者”（progressive internationalists）的支持。这些人要么是对威尔逊的战时国内政策不满，要么是对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中的妥协不满。

所谓“进步的国际主义者”是指主张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特别是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进步主义者，包括女权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各种改革人士，其中的领袖人物包括简·亚当斯、约翰·里德（John Reed)、马克斯·伊斯特曼（Max Eastman)、奥斯瓦尔德·维拉德（Oswald Villard）和莉莲·瓦尔德（Lillian Wald)。这些人士在大战爆发后支持美国的中立和威尔逊对战争的调停，在他们看来，如果欧洲的战争得不到控制，迟早会把美国拖进去，而一旦美国卷入战争，其各种进步主义改革计划也就无法实现。因此他们在1916年大选中支持威尔逊，主张通过裁军、消除贸易壁垒、自决和建立国际协调组织来实现世界和平。在他们看来，国内改革的反对者与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鼓吹者是孪生兄弟。1917年1月27日，威尔逊在参议院的著名演讲吸收了很多进步国际主义者的主张，也受到进步国际主义者的欢迎和赞扬。

美国参战后，国内掀起反对德国和鼓吹极端爱国主义的热潮，“百分之百的美国主义”成为一时流行的口号。很多进步的国际主义者，包括和平主义者和左翼分子遭到镇压，一些反战分子被投入监狱，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因反战被判处十年监禁。邮政总监对反战出版物进行新闻检查，严重践踏新闻自由。大多数进步的国际主义者支持威尔逊的战争动员，但是坚决反对新闻检查和镇压异见人士，谴责政府行为践踏公民权利，并认为这一切都应该由威尔逊负责。在1916年大选中曾支持威尔逊的中左联盟由于反对威尔逊的国内政策而解体，并直接影响了1918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此次选举结果是共和党获得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并相应地控制了国会的各个委员会，威尔逊的宿敌洛奇成为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战后，美国国内兴起“红色恐慌”，攻击的重点从德国威胁转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赤化危险，司法部长帕尔默对一些所谓激进分子进行镇压，严重践踏公民权利。在外交领域，威尔逊也遭到进步国际主义者的批评。他们认为，不论威尔逊的动机如何，实际上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背叛了“十四点”，对协约国让步太多。凡尔赛和平是胜利者的和平，而不是威尔逊所说的“没有胜利的和平”，国联将成为不公正和平的维护者。著名记者、和会期间担任威尔逊顾问的威廉·布里特（William C. Bullitt）批评威尔逊“没有把我们的战斗进行到底”，默许“世界遭受痛苦的各民族再次被投入到压迫、奴役和瓜分之中”，并愤而辞职。总之，在这些进步的国际主义者看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都对反动力量做出了过多的让步，因此他们拒绝继续支持威尔逊的内外政策，导致国联盟约在参议院遭遇惨败。

从观念层面来看，威尔逊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多数美国民众还没有为美国参与欧洲政治和领导世界做好准备，他们仍然沉醉于19世纪的孤立主义，相信恪守华盛顿的“伟大准则”可以继续保障美国的安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是在缺乏可怕的国家安全威胁情况下谋求重建国际秩序和要求美国承担国际义务的，这一点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截然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双重“威胁”使美国社会在美国是否应该卷入国际政治、重建国际秩序和领导自由世界方面获得了广泛的共识，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则没有这样的共识。美国社会在美国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问题上并没有达成一致，甚至很多国际主义者也不愿意让美国承担维护欧洲安全的责任。正如历史学家理查德·利奥波德所言，“在追求与过去决裂时，总统走得太远，也太快。美国人民还没有准备好总统要求他们承担的道德领导责任或拥抱总统设想的那种类型的集体安全。在1920年，就像在1898年一样，普通公民认为，美国可以在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同时，继续坚持早期的那种外交习惯”。

美国民众对世界事务的冷淡实际上从最初民众对战争的反应就已经露出了端倪。民众最初的反应是冷淡和不屑，认为这不过是欧洲没完没了的战争的重演，欧洲的战争与和平同美国的利益没有关系。威尔逊在动员民众支持美国对德宣战时，深知民众的这一心理，因此大量使用理想主义话语和道德主义言辞，把美国卷入欧洲事务说成是捍卫民主和实现正义的行动。威尔逊的中心说辞是：美国参战比作为旁观者更能发挥美国的影响力，从而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十四点”既是美国战争目标的宣言，也是一种宣传工具。而作为宣传工具，“十四点”既针对国外——削弱敌人的抵抗，也针对美国国内——说服美国人支持美国在战后领导国际事务。实际上，正是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言辞使和平主义者和理想主义者认可美国对德宣战。但是，当美国民众发现巴黎和会并没有按照美国的理想主义原则安排战后和平的时候，就产生一种强烈的幻灭感。而威尔逊几乎从未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论证美国参与欧洲事务的重要性，没有说明美国的安全需要欧洲的和平，而欧洲的和平需要美国的干预。沃尔特·李普曼在参议院拒绝《凡尔赛和约》后评论说：

他从未让美国人相信……其所谓的理想主义是同欧洲战略边疆和亚洲属地一样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他虽然也说过多次，但是他从未真正领会如下思想：欧洲稳定的和平是美国民主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防线；就美国人民的安全和繁荣而言，欧洲问题的民主解决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

既然欧洲不接受美国的忠告，美国也不能改变欧洲肮脏的游戏规则，那么美国就没有必要去干预欧洲的事务。这是巴黎和会后美国民众的普遍心理。

实际上，国联大辩论反映出来的是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之后，美国社会内部在对美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美国的世界角色和国家身份的不同思考和巨大分歧。以威尔逊为代表的自由国际主义者、威廉·博拉为代表的孤立主义者和洛奇为代表的保守的国际主义者之间争论的核心是：美国要不要参与国际政治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国际政治，美国究竟在世界上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作为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以及具有重要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威尔逊在世纪之交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美国实力的迅速增长和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以及这种大变局对美国的意义。他在1900年10月就撰文提出“世界的新秩序正在展现在我们面前”，“一个新时代正向我们走来，就像一个毫无征兆、突然而至的幽灵一样”。与此同时，美国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组在125年前摆脱英国统治的小邦，现在已经成长为一个大国”，特别是美西战争“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给美国带来“迅速的变化”，使美国“大踏步走进开放的世界舞台”。而正因为美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不能继续与世界事务“保持距离”，“继续奉行不偏不倚的中立原则”，而应“富有远见”，“看到世界的广大”，看到美国的“繁荣和影响正在不断扩大”，“调整自己以适应新形势”，“让新世纪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在威尔逊看来，面对历史大变局，美国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美国不仅是自由的“灯塔”和共和的“典范”，还要在全球范围内担当自由的“捍卫者”和“世界领袖”。

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的一系列演讲中极力把美国塑造成一个理想主义国家，以便与其他国家以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大国，特别是欧洲帝国相区别。他说：“美国的诞生不是为了向世人展示在这个世界上有过一个最令人瞩目的积累和使用物质财富的榜样，而是为了向人类展示通向正义和自由的道路”，“不仅应捍卫美国境内的自由，同时也要为美国之外的自由挺身而出”。威尔逊告诉美国人，“孤立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管我们如何选择，我们都肯定要在世界上扮演更大的角色”。杰斐逊提出的让美国充当自由的“榜样”，“先是在美国，然后通过美国的示范（让自由）扩展到世界各地”的主张已经不合时宜了，美国必须“运用自己的力量”积极促进自由的事业。1916年，威尔逊在纪念杰斐逊日宴会上说：

你无法从托马斯·杰斐逊的事迹中获得榜样，杰斐逊领导的是一个刚刚为获得世界各国的承认而战斗的小国，没有物质实力，没有外国的尊重，没有获得财富的机会，也缺乏经受长期磨难的经历。托马斯·杰斐逊时代的环境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环境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在1917年5月30日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演讲中，威尔逊进一步阐释说：

我们在一开始就说过，我们建立这个伟大的政府，以便渴望自由的人们可以有一个避难所和一个他们可以实现希望的地方。而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这样的政府，已经保存了这样的政府，已经维护了这样一个政府的权力，我们现在要对全人类说：“我们建立这一政府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单独来享有自由，因为我们现在准备帮助你们，在世界的战场上为人类自由的事业而战。”……在上帝的佑护下，美国将再一次有机会向世界证明，她生来就是为人类服务的。

威尔逊称“上帝正在以他自己的方式创造一种可以让我们用来最好地为人类服务的方法”，即让美国成为“上帝手中确保人类能安享自由的工具”。

1920年12月7日，在向国会发表的最后一个国情咨文中，威尔逊明确提出“在争取民主精神胜利的行动中扮演领导角色是美国的天定命运”。他说：

美国可以用两种方式促进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第一，在自己的疆界内通过制定和实施无可置疑的公正和平等的法律……提供显示民主意志和威力的典范；第二，为单个国家的权利和正义挺身而出。民主的法则是为了保护弱者，世界上每个民主国家的力量都应该用来保护弱小民族，保护正在为其权利，为在国际大家庭中获得正当的承认和特权而斗争的国家。如果美国拒绝扮演（民主）卫士的角色，将给那些建立这一政府的……伟大而忠诚的人们（指美国的建国之父们——引者注）带来拒绝（其责任）的耻辱。

不难发现，威尔逊所塑造的美国自我形象和国际角色直接否定了乔治·华盛顿和约翰·昆西·亚当斯等人对美国角色的界定——“所有人自由和独立的真诚祝愿者”，但“仅仅是自己自由和独立的捍卫者和维护者”，而且“不到国外去寻找恶魔来消灭”。威尔逊实际上是要美国与这一传统角色决裂，不仅“捍卫”自己的自由，而且要到国外去寻找“恶魔”——自由的敌人——加以消灭，充当整个人类权利的“捍卫者”，因为国外出现了危害自由的魔鬼和恶徒。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围绕缔造和平、建立新秩序和加入国联的一系列演讲中，威尔逊试图把美国的角色从自由的“卫士”进一步发展为“世界领袖”。威尔逊认为，美国应该承担起领导世界维护战后持久和平的责任，而国联可以让美国提供一种全球性的领导但又不至于使美国再次卷入欧洲的战争中去。威尔逊告诉美国人，美国是唯一有资格担当领袖角色的国家，“因为它从世界每一个文明民族中吸收血液，并且因同情和理解而能够明白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权利、渴望和命运，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有此禀赋的国家……是唯一能在组织和平方面对世界进行富有同情的领导的国家”。而且，整个世界也盼望美国的领导，作为“唯一能让世界接受其领导和指引的国家”，美国如果“不给予这种领导”，“就将是世界上最不负责任的民族”。“世界将会经历一次情感的倒退，并做出极度心灰意冷的反应，从而导致普遍的犬儒主义”，因为“人类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指望。”也就是说，美国不仅具有领导世界的能力和资格，同时也具有世界领袖的威望，所缺的不过是决心。

威尔逊还论证说，让美国担当“捍卫全世界自由和有序和平的领袖”其实是共和国缔造者们的期盼，“如果我们不能实现他们怀有和宣布的伟大目标，我们就不配称自己是他们的继承人”，“美国承受不起沦为其他国家通常占据的那种地位，仅仅成为众多争夺和追求自私利益的国家中的一员”。他说：“上帝正在帮助我们”，世界人民在“追随我们”，“我们应该去领导”。“美国实现自己使命的那一天已经到来了”，“她将领导世界摆脱一个世纪的纷争和苦难，让世界不会再陷入这长达一个世纪的苦难之中”。如果美国不去领导，“那么美国的全部荣耀都会失去，美国的力量也会消散”。

直到去世前三个月，威尔逊仍然劝说美国人“抛弃自私的利益，重新制定具有最高远理想和目标的国际政策，并以此来行动”，并称“这样，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回到美国真正的传统”。

但是，对于博拉等“不妥协分子”来说，威尔逊为美国塑造的角色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美国应该继续扮演自由榜样的角色，远离国际事务，用榜样的力量为世界服务。大多数“不妥协分子”是孤立主义者，他们主要来自中西部各州，相信欧洲是一个滋生腐败、阴谋和专制主义之地，一直对欧洲抱有深深的警惕，恪守华盛顿关于美国不要卷入欧洲政治的准则，担心国联那样的国际组织会成为欧洲和美国东部亲英的金融资本家集团的工具。博拉坚决反对美国加入国联那样的国际组织，认为这一国际组织是将美国置于“欧洲政治风暴中心”的阴谋。他虽然支持威尔逊对德宣战，但他同时声称：

只有一个理由能足以让这个国家卷入战争，那就是我们的人民和自己国家的荣誉和安全。……我不加入十字军式的道德讨伐运动，也不寻求和接受同盟，我不愿意我国政府对其他国家承担义务。除非是为了我的同胞和他们的权利，为了我的国家和它的荣誉，否则我不会支持（我的国家）卷入战争。

博拉根本不相信国联能够制止战争和维护和平，认为国联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工具，针对威尔逊“让民主享有安全”的说法，博拉认为国联试图使欧洲的帝国主义而不是民主享有安全。他声称，即使救世主复临地球发起支持组建国联的运动，他也会反对国联。另一位“不妥协分子”、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参议员劳伦斯·谢尔曼（Lawrence Y. Sherman）认为国联将被天主教国家所控制，甚至用于进行宗教迫害，因此“国联盟约背后实际上存在一个反动的力量，这一力量比普鲁士更致命，更狡诈，比未来的战争更危险。”他认为威尔逊走得太远，而“过于超前于时代的人同落后于时代的人一样糟糕，甚至更糟糕”。来自密苏里州的“不妥协分子”、参议员詹姆斯·里德（James A. Reed）认为欧洲国家并不相信国联，相互之间也不信任，因此不可能带来威尔逊所希望的和平，欧洲希望美国加入国联是利用美国来谋求自己的私利：

他们想让我们取消欠我们的债务，他们想让我们为它们承担费用开支，他们希望我们加入（国联）是想当他们想在国联中以多数名义做某件事情的时候，美国的巨大力量将帮助他们完成。……未来的情况是我们将用我们的鲜血和财富去保证他们手中用一个世纪的时间聚敛的、自创世以来数量最大的赃物。

“不妥协分子”也反对威尔逊促进民主的目标，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美国不应承担这样的责任。里德称“让世界民主化是从人嘴里说出来的最没有意义的事情”。他说：

由谁来对世界进行民主化？通过什么手段实现民主化？参战的国家中除了我们自己是共和国外，只有一个共和国，其余都是君主国。很难想象在六七种贵族制度支撑下的六七位国王将把王冠从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君主头上摘下，把世界变成伟大的民主世界。谁会相信这一幕会发生？如果不是其人民起来反抗，没有一个国王会失去王冠，一些国家的人民一直在努力建立王位，我们扶植起来的一些国家（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成立的波兰、捷克等国——引者注）是君主国或准君主国。

里德称，那些战胜国并没有用自己的力量去促进民主的事业，相反却从事扩张和掠夺，“旧世界”是无可救药的：

在战争结束时我们看到的事实是，那些号称将成为世界民主化和解放弱小民族工具的国家攫取了世界各地无助人民的每英尺土地。作为大战的结果，英国获得的领土比罗马在最傲慢的恺撒时代占领的领土都要多；法国获得了比其本土大好几倍的土地；意大利得到其能力控制范围的一切；希腊目前正从事扩张其领土的战争。我们建立了一个新国家，这是我们帮助建立的第一个新国家，我们用神圣的国际主义泉水为其施洗，用新的人道哲学使其革新，我们把它命名为波兰，但是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火与剑，进军300英里占领临国的领土，开始了征服行动。……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关于旧世界的国家从事掠夺和扩张政策的事实，再也没有最近事件提供的例证更完美了。

在博拉看来，加入国联就是与欧洲国家结盟，就是“把自己卷入欧洲所有利害关系之中”，就是陷入欧洲的武力争斗中，“从我们加入国联的那一天起，我们就会成为欧洲动乱和冲突中的一员”。其结果将是美国沾染欧洲的腐败和堕落，失去自己的美德，美国的民主也会再遭到损害。博拉说：

你不可能把一个真正共和国的那些杰出美德与旧世界嘈杂的、毁灭的力量混合在一起后还能保持这些美德。你不可能把一个以自由为根本原则的政府与一个以武力作为首要法则的政府捆绑在一起的同时还希望保持前者。此二者永远是相互冲突的。……你很快会消灭自由的氛围，消灭对大众自治能力充满信心的环境，而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民主才能够生长。我们可能成为世界上四大独裁者（指国联理事会的四大常任理事国美、英、法、日——引者注）之一，但不再是我们自己精神的主人。如果我们去寻求对世界的主导，与其他国家分享控制世界的荣耀，但却失去作为民主之魂的对人民的信任感，我们作为一个民族能得到什么呢？

在博拉的心中，美国恰当的国际角色是充当“自由的灯塔”，而不是介入外国纷争和参与军备竞赛。他坚持认为乔治·华盛顿的对外政策仍然是美国“国家计划、目标和使命中至关重要的、必不可少的要素，放弃它就是对美国人民的背叛”。

实际上，博拉等“不妥协分子”为美国规定的角色是继续远离国际政治舞台，充当世界的道德榜样，而不是所谓的“自由卫士”和世界领袖。

而洛奇等保留派更多地继承了19世纪末共和党人的外交思想。保留派并非是孤立主义者，他们不反对美国加入国际组织，相信美国的利益与海外的事态密不可分，美国已经崛起为世界大国，美国无法继续孤立于世界之外。他们主要从现实主义而非理想主义的角度看待美国的对外关系和美国的国际角色，不反对美国担任世界领袖，但是坚持认为美国担任世界领袖的目的是维护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利益，而不是追求道德目标，做什么“自由的捍卫者”。他们反对美国在国际关系中追求理想主义的目标，也不相信输出民主可以带来和平。一些人对国际法和国际仲裁感兴趣，对集体安全原则却持怀疑的态度，反对美国承担保卫其他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的义务，坚持美国应该保留自己行动自由。他们信奉的是现实主义的国际主义（realist internationalism)，是一批“保守的国际主义者”（conservative internationalist)。而威尔逊等人信奉的是理想主义的国际主义（idealistic internationalism)，是“自由国际主义者”（liberal internationalist)。

1919年3月，洛奇与哈佛大学校长艾博特·劳伦斯·洛厄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的辩论中称自己并不像传闻所说的那样反对建立任何形式的国家间联盟，相反，他“渴望世界上的自由国家联合在一个我们所说的联盟或法国人所说的协会里，尽一切所能来保证未来世界和平以实现普遍的裁军”。关于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洛奇的看法与威尔逊有相似之处，即美国应该在缔造战后和平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具有领导世界的能力，应该担任世界领袖。洛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说：

我们不能在此时停止或是掉头。我们必须像我们共同赢得战争那样共同制定和约……我们不能逃避对那些正在建立有序政府的民族进行援助的责任，我们曾经帮助赋予他们自由与独立，因为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办法建立基本的保障，防止德国再次挑起世界战争。

但是，在洛奇看来，美国要担任的世界领袖不应该是一个道德角色，而应该是一个权力角色。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洛奇曾在美西战争前后作为麦金莱政府“大政策”（large policy）的支持者和帝国主义者，主张通过领土扩张来增强美国的实力。进入20世纪后，洛奇虽然不再主张美国在海外攫取殖民地，但仍然从权力政治的视角来看待国际关系，认为美国参与国际政治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和扩大美国实力与利益。在1920年参议院演讲中，洛奇称“为世界服务的第一步是维护美国，如果你们愿意，你们可以认为我自私、保守或反动，或用任何你们认为合适的形容词。但是我生来是一个美国人，我终其一生都是美国人……我必须首先考虑美国”。他在与洛厄尔辩论时曾就国联第10条涉及的集体安全义务问题问现场听众：

是否做好了保证地球上每个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抵御外来侵略的准备，是否准备把我们最优秀的年轻人——他们家庭的希望，整个国家的希望——派往全世界去完成这一任务。（很多人回答：“不！”只有一位男士说“是”。）如果美国人民还没有做好准备来履行这一任务的话，那么该条款就应在条约中剔除。

洛奇反对威尔逊支持民族自决和在国外促进民主目标，反对按照自己的形象去重塑世界，认为“孤芳自赏（unshared）的理想主义是一个极大的危险”。在这一点上，他与博拉的思想是一致的。1920年，洛奇在参议院的辩论中说：

美国是世界的最佳希望，但是如果你让美国因与其他国家的争吵而陷入利益的纷争之中，如果你让她卷入欧洲的阴谋诡计之中，你将会消灭她拥有的善的力量（powerful good），威胁她的生存。让她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中自由前行吧，就像在过去的岁月一样。强大、慷慨、自信，她已经为人类做出了高贵的服务。如果我们遭遇挫折或失败，世界各地的自由和文明也将衰亡。

洛奇认为，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应与其自身实力相称，更不能损害美国的主权和行动自由，美国不应该承担有损其主权或其能力所不及的义务。他认为威尔逊的政策是让美国承担不必要的义务，充当整个世界的仲裁人，是不明智的，也是有害的：

他（威尔逊）应该对那些战时与我们结盟的国家说：“我们反对德国是为了保证世界的和平，而且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满意了。就欧洲事务而言，你们（指欧洲国家）是决定者，所有欧洲事务在你们中间解决就行了，我们将会支持你们。当然，在问题涉及亚洲和非洲时，我们希望能有发言权，而且我们要求在自己的半球自行其是。”假如能够这样做，今天的形势可能就会完全不同。但是威尔逊先生已经承诺要成为欧洲所有问题的最后仲裁人，这使他本人和他的国家遭到了敌视，而且卷入了与美国利益无关的事务中。

显然，洛奇希望美国有限卷入国际事务，而且美国卷入国际事务、领导世界的目的不是道德目标——保证其他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而是为了保障美国安全与利益。

关于国联的大辩论深刻地反映了美国社会在美国的国际角色和国家身份问题上的分歧，当多数美国人不认可威尔逊为美国规定的“自由卫士”和“世界领袖”角色的时候，威尔逊让美国参与欧洲的事务、通过国联领导世界的抱负不可能得到支持。这是参议院拒绝国联盟约的最深层原因。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不足以使美国人的国际思想经历根本的转变，在经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大的苦难和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才完成了这种转变，在美国的国际角色和国家身份问题上达成了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