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言
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政治学意义上的结构功能主义……
国家治理与政治发展……
如何实现有效治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中国基本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任务，一方面确立了主权国家的形式架构，同时塑造了全体人民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促进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积极推动政治发展进步，民主法治水平不断提升，“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引起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关注。正如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说：“政治发展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但它另一方面越来越成为现代化的原因”。[1]中国共产党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仅推动了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使中国全面融入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潮中，为中国在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有效的战略支撑。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如何实现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如今的大转型时代，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牵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系统性工程，因此研究者必须深入到治理体系的结构要素中，在这个问题上结构功能主义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将结构功能主义引入中国政治研究，有助于客观认识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为有效解决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难题提供了技术路径。
一、结构—功能视角下的政治发展
结构功能主义，是社会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流派，该学派从结构、功能以及二者的联系出发，探讨了有关社会系统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从思想源头看，结构功能主义最早可以追溯至孔德和斯宾塞。孔德认为社会学同生物学有几分相像，他将生物学中的个体有机体论和社会学中的社会有机体论对应起来，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一种路径选择：“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或组织化形式的系统；构成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其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相应的功能”。[2]社会整体的存在和延续是一种平衡状态，从结构形式上看各组成部分尽管会随环境变化而变化，但经过功能性的调节整合，就会趋于新的平衡状态。
斯宾塞对孔德的有机体论进行了改造，内涵比较丰富：一是随着有机体和超有机体（社会）规模的增长，结构也就增长，即结构会愈益复杂并且分化。二是结构的分化伴随着功能的分化，每一分化的结构为整个系统“生命”的维持承担一定的功能。三是有机体和超有机体中分化的结构和功能通过相互依赖实现整合。每一结构只有依赖其他结构才能维系其生存。四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机体和超有机体中每一分化的结构本身就是一个系统（也就是说，有机体由细胞构成，社会由个体组成的团体构成）。所以，整体总是受其组成部分的系统过程影响。五是有机体和超有机体的机体结构在整体解体后，仍能“生存”一段时间。[3]总之，结构会随着有机体规模的扩张而越来越分化，与此同时伴随相应的功能分化，结构与功能在分化的过程中实现了有机整合，使有机体的系统趋于稳固。后来，帕森斯在吸收斯宾塞有机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进化过程的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系统单位日益分化为功能上互相依赖的模式；二是在分化的系统中，确立新的整合原则和整合机制；三是分化后的系统适应环境的能力有所提高。[4]
政治学上的结构功能主义受社会学的影响很大。从结构的角度看，政治系统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是一套由相互联系与相互依赖的部分所构成的集合体，如政党、利益集团、立法机关等；从功能的角度看，政治系统中被结构化的部分是根据系统的“需要”建构起来的，它们在维持政治系统运转方面具有特定的作用和影响，如价值观、意识形态、主体与客体的能动性等。从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出发，政治发展就是一种系统的分化状态，但是这种分化不是分裂，而是朝向积极方面的再造与整合，分化的结果是为了更好地让系统适应环境，结构与功能的调适就是确立新的整合原则和机制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结构功能主义为政治发展研究提供了开放的视角，政治发展研究的议题设置不再受制于意识形态偏见，可以依据国情实际和形势变化做出切实的选择。譬如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中，许多学者都运用了现代化理论，该理论也被称为“趋同理论”，意思就是趋向相同、同质化的现代化过程——1988年古德曼在《东亚共产主义：生产驱策、合法性与改革》中就提出了趋同式观点，认为“生产驱策”（production imperative）会使亚洲的共产主义国家大幅修正其计划经济，推行资本主义，其结果是建立利益表达的渠道，进而建立自由民主的制度。[5]这与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论”如出一辙，实际上是带着“有色眼镜”来观察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
如果说将结构功能主义引入政治学是一种思维方式的革命，那么它将研究者的注意力“从政治系统显而易见的部分——利益集团、组织、立法机关、政党、选民，等等，以及它们相互关系转移到更抽象的元素集上。这些元素包括输入（需求和支持）、输出（公共政策）、转型过程以及反馈。”[6]这是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的简要概括，他与塞缪尔·亨廷顿的分析方法有些相似。亨廷顿认为：“一种政治体制首先必须能够创制政策，即由国家采取行动来促进社会和经济改革，才能成功地处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其次，“一个政治体制还应当能够成功地同化现代化所造就的获得了新的社会意识的各种社会势力。”[7]与戴维·伊斯顿不同，塞缪尔·亨廷顿对输入和输出的诠释更加具体化。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一种政治体制要通过内生性方式（与本土政治文化没有根本性冲突）广泛吸纳公民或新兴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通过改革促进权力结构合理化，发展功能完备的组织形式，公平地配置物质性的和非物质性的资源。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进一步发展了结构功能方法，他在理论上的一大贡献就是进一步区分出“显功能和潜功能”、“正功能和负功能”，同时提出了“功能选择”概念，应当关注文化因素对个体或群体的影响后果。所谓显功能，是指那些有意造成并可认识到的作用后果；所谓潜功能，是指那些并非有意造成和未被认识到的作用后果。功能有正、负之别，有助于某系统或群体的整合与内聚的是正功能，也就是积极功能；而对某系统或群体具有拆解与销蚀作用的则是负功能，即消极功能。[8]默顿的区分方式对政治学研究有重要启示，政治发展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任何政治系统都可能通过改革将具有积极意义的潜功能发掘出来，而这极可能是之前没人预见到的。所以，研究政治发展问题必须关注一个重要命题，即“结构”与“能动”的关系：个体或群体被系统结构化的程度，个体或群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突破制度性约束，从而确立新的整合原则和机制，促进政治系统的结构功能调适。
从结构—功能的视角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还蕴含着巨大的制度性空间，政治体制改革要拓展（而非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通过突破体制机制弊端发挥系统内诸要素积极的正向功能，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资本、管理竞相迸发活力，在这一历史进程中许多潜在功能会越来越多地转化为显功能，社会主义民主会展示出比之资本主义民主更大的优越性。
二、以国家治理为主题的政治发展
说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大多数人会做出以民主化为关键词的主题界定，并坚持认为这符合中国政治发展的实践逻辑。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9]美国有一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叫黎安友，他结合邓小平的讲话来论证中国与西方在民主问题上的共同看法，即民主是可以解决一些政治发展问题的，比如规范冲突、使政府更合法、改善政府质量、促进稳定。[10]所以，20世纪80年代他提出中国改革是世界范围内朝向自由化改革趋势中的一部分。再如胡少华（Hu Shaohua）在《解释中国民主化》一书中，将中国民主变迁的逻辑概括为：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经济增长会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以及活跃而负责的社会经济结构。在这一环境下，更多的人会要求更多的自由和民主。[11]斯坦福经济学家罗文（Henry Rowen）预测，如果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继续保持年均5%的增长，那么到2015年中国将会到达人均GDP 7000～8000美元的关键点，继而实现民主。[12]
黎安友等学者所持观点的背后有一个共同关怀，即中国的政治发展与自由民主化关系密切，但这一带有偏见的前提预设偏离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国情实际。他们首先从结构的角度来区分政体类型，忽视了中国政治系统内有关人民民主而非自由民主的结构性特征。中国的政治系统与西方一样，都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如果把民主视为一种价值，那么，中国的政治系统从来就没有抵触对民主价值的历史建构。1945年7月黄炎培到延安考察，与毛泽东谈到历朝历代都没能跳出兴亡周期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毛泽东当即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是民主的拥护者、践行者，因此谈不上中国政治发展“能否实现民主”的伪命题。随着中国和平崛起，黎安友在后来的研究中不得不修正看法，2003年他在美国《民主杂志》上发表论文《权威主义的弹性》，提出中国这个特殊的“权威主义体制”已经证明是有弹性的（resilient）。尽管在类型学上，黎安友依然没有摆脱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偏见，但“弹性论”足以说明人民民主的“潜功能”已经开始呈现在西方学者面前。
所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在历史的酝酿中本身就具有民主化的内涵，政治发展的主题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找准人民民主的结构形式以及功能升级的“靶点”。以民主概念来统摄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不够精准，只有从治理概念出发来提炼政治发展主题才具有广泛性。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治理概念逐渐在国际社会流行起来，成为许多政治学家思考政治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的逻辑起点。2003年福山在美国纽约伊萨卡市康奈尔大学梅森哲讲座的基础上出版《国家建构：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反思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之后背上的国家构建包袱。2006年，他出版《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意在批评冷战时期盛行的新保守主义。从福山的写作变化看，他意识到西方在世界范围内输出自由民主已经带来许多负面效果。正像亨廷顿分析的：在非西方社会，选举可能会导致那些严重威胁到民主的政治领袖和政治团体的利益；非西方国家的选举，常常诱使政治家去提出那些最能为他们带来选票的诉求，而这些诉求往往带有种族主义、宗教教义和民族主义色彩。更荒谬的是，采行西方民主制度的非西方社会常常鼓励排外主义的和反西方的政治运动。民主成了一种地方化的、而非世界化的过程。[13]从世界范围看，那些向自由民主过渡的国家后来都面临大量治理问题，新兴民主政府的治理绩效远远没有达到人们对自由民主制度可以“富民强国”的期待。鉴于这些情况，西方学者开始从治理的角度纠正过去“选举至上”的民主化理论。林茨与斯泰潘提出：“民主是现代国家的一种治理形式。没有国家，就不可能有现代民主。”[14]这一论断极大地丰富了新自由主义的认识，没有自由民主并不意味着国家贫弱，在一个全能主义国家框架之下也不是没有可能建立民主的政治体制。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是鲜明的，即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这一设定符合“政党—国家”的结构性特征，同时为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一条实用的操作路径，一方面明确了人民民主的基本立场，另一方面也融合了民主、法治等多维治理方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多数发生在治理领域，例如政府创新、依法治国、公共服务、行政审批、政务公开、民主决策、反腐倡廉、政府问责。这些改革项目没有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而是以善治为目的的“工具性改革”。[15]这项改革首先是从中国共产党开始的，1949年后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两次转型，回溯整个转型过程体现了明显的结构性和功能性的分化特征：
第一次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前。与新中国成立前相比党的性质没有变，党的指导思想没有变，党的最终目标没有变；但是党的领导体制、组织结构、活动方式等发生了变化。而领导方式即党对行政权力机构的直接领导与革命时期相比几乎没有太大变化，依旧是以党的一元化领导形式出现的。
第二次转型是改革开放以后，党在从领导计划经济的党向领导市场经济的党转型，继续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这次转型是在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和强调作风建设的基础上，根据党内状况和面临的任务，更加注重党政职能分开、党政关系法治化、制度化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在新时期的执政能力。[16]
随着从革命到建设、再到改革的时代变迁，中国共产党和以其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西方国家的政党多数是换届选举的工具，只是通过阶段性地组织政府来型构“间接统治”功能；而中国共产党始终肩负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历史重任，因此要坚持不懈地完善（而非阶段性地）“直接统治”的功能，把提升自身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作为一项重大课题。21世纪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开始认真对待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体系，主张“把党置于分析的中心”、考察中国如何治理。裴文睿认为，中国有可能发展自己类型的民主，极有可能接近于其他亚洲国家的非自由精英型民主，而非欧美的自由民主。“发展中国家可能受益于民主的‘延迟’，当最终实现民主的时候，可以预期亚洲的民主与西方类型的民主不同：不会那么自由，更权威，强调共同利益而不是个人权利，往往由一党主导，并且几乎总是表现为集权化的官僚机构和‘强大的国家’。”[17]美国学者沈大伟认为，中共正在合理（但不是全部）且有效地调整以应对挑战，中共从其他失败的共产主义政党、国家处吸取负面的教训，并积极地进行改革和制度重建，维持了政治合法性与权力。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兼收并蓄的国家（eclectic state）。[18]这些研究尽管尚未彻底摆脱意识形态偏见，但观察的角度与冷战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思考当代中国政治发展问题，必须把党的领导、人民的主体性以及国家治理体系统一起来，否则难以形成全面的认识。
三、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化进程
坚持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19]坚持党的领导，这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外部受西方列强威胁，内部腐朽、战乱频仍，在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过程中，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结构化的原点，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才逐渐形成，并在发展中不断完善。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在国内外形势十分复杂、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新的实践确立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21世纪以来，党中央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成功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锤炼，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已经具备现代性的基本特征，而支撑其现代性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综合来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符合国情实际，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
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主要体现了一种“政党—人民—国家”的高度复合性特征。中国共产党秉持“三个代表”的立党之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性整体融入国家政权的结构中，党的执政地位是人民赋予的，同时党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中国而言，国家治理能力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的体现。美国学者李侃如总结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成就，指出“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发展出了一种更有效、更透明、更具活力的政治体制。”[20]而其中的奥秘，即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这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运转起来的关键。
帕森斯将社会系统之所以存续归结为四个功能性条件：目标、适应、整合和维护。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满足了四个条件设置。从目标功能看，为了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必须“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特别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适应功能看，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积极顺应现代社会变迁、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形成了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从整合功能看，中国共产党着眼于有效的政治输入与输出，通过多党合作的政治协商制度、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政治程序以及依法治国的执政方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越来越走向开放、兼容。从维护功能看，中国共产党力主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从严治党，在经济建设方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政治建设方面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社会建设方面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在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坚持党纪严于国法，促进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统一。从各个角度看，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在结构化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功能设置都是比较完备的，这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四、促进有效治理的结构功能调适
由于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的“政党—人民—国家”的高度复合性，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相应地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政治体制改革需要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党、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从党和国家的关系看，主要是党的执政方式，即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如何上升为国家意志；从党和社会的关系看，主要是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如何动员群众参与公共事务、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主要是上层建筑如何能够更好地回应民意，输出优质的公共政策。推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就是要从这个三维结构出发、激活政治体制的正向功能，深入挖掘其潜在功能。概言之，结构—功能调适有以下几个着力点：
一是要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中国特色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根本性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人民民主的充分体现，它最有效地保证了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基本要求。[21]所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方面要支持人大及其常委会充分发挥国家权力机关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监督、决定、任免等职权；另一方面尤其要强化人代会的民主功能，比如提高基层人大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代表比例，降低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在人大设立代表联络机构，完善代表联系群众制度。
二是要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只有广泛开展民主协商，才能大大加强社会共识，增强实现共同目标的合力，形成人人负责、依法依规、社会共治的良好局面。[22]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以权利为基础，以平等为前提，以对话协商为手段，以达成共识为原则，以合法决策、促进公共利益为目标。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这是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的重点。要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协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深入进行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积极开展基层民主协商。
三是要完善基层民主制度。从实践方面看，基层政府与干部通过让农民参与政治生活，既改善了干群关系，又降低了由此可能导致的政治风险；农民通过主动申诉其权益，既促进了基层政府与干部改变他们对农民的态度，又为真正捍卫自身权益获得了制度性的保障。[23]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事业单位民主管理制度，保障职工参与管理和监督的民主权利。发挥基层各类组织协同作用，实现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有机结合。
四是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都极其推崇运用好的法律治国理政，依法治国已经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条公理。柏拉图曾说：没有法律，人类“就和最野蛮的动物没有任何区别”。[2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当坚持的基本思路是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此外，要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推进依法行政，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五是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依据亚当·斯密的理论，政府的职能是“掌舵而非划桨”，现代新公共服务理论则提出“服务而非掌舵”的主张，提出“公共利益是目标而非副产品”以及“服务于公民而不是顾客”等新观点。[25]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就是推动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有两个重点：首先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继续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其次是稳步推进大部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要从整体优化的原则出发，根据实际情况辩证地分析机构设置的合理性，切实改变行政体制改革中政府越改越大的局面；坚持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根据群众的诉求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六是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为防止领导干部滥用权力，必须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和监督。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了“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的主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表明，必须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同时，对权力运行进行制约和监督还需兼顾权力运行效力，因此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
七是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巩固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基础。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加强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选拔和推荐更多优秀党外人士担任各级国家机关领导职务。全面正确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加快民族地区发展，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鼓励和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落实党的侨务政策，支持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关心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与和平统一大业。
从历史进程看，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取得了许多实效性成果，如废除领导干部终身职务制，取消党与政府重叠的对口部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创新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制度，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初步建立公务员制度，行政机构的多次改革等。尽管如此，还是应该看到当前的国家治理体系与人民民主的本质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而造成这一差距的重要原因就是体制机制中的功能性缺陷。破除“权力过分集中”的体制机制弊端，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结构—功能调适的关键环节。因此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总之，从结构功能主义范式出发，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就是围绕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进行广泛而审慎的结构—功能调适，从而构建起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