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中国文化语境下的“经济”和“管理”

接下来跟大家报告的是我们自己中华文化语境之内的“经济”和“管理”，它不是我们昨天少谷主所说的从西方学回来的那个Economics和Management，而是我们自己的经济和管理，理解了它，我们再学《管子》和其他经典的时候，才能够看明白他们论述的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是那样的。

我们有自己的纪年

按照我们的传统惯例，每次讲座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报告这个纪年，今年是我们黄帝纪年的四千七百四十九年。昨天我们的主持人严先生已经跟大家说过，我的这个纪年和大家看到的版本可能不同，我计算没有差七十多年，是三四十年那样。将近五千年的纪年了，差个几十年，我认为对于我们来说已经很准确了。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还有老黄历，经常翻一下，有了这个纪年，其他不用说，表示我们一定有非常悠久的传统。

1998年上海财富论坛，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有五千年的历史，美国人只有两百年，中国人至少有四千八百年不需要美国人来说三道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四千八百年的东西总结出来，那么从文化境界上和历史高度上，一定会比当代两百年的积累要强。这是我们建立起文化自信、道路自信乃至于制度自信的一个传统文化的基础。既然有这么久远的纪年和传统，那就说明我们一定有自己的文化，是世界上其他文明所不曾想见的。

中华文化的构建原则

谈到文化了，中华文化有一个构建原则，就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个“诸”，学过初中语文的就知道它相当于“之于”，近取之于身，远取之于物，大概读快了，就变成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是《易经》的法则。我们的文化呢，跟身体并没有离开，你把自己身体运行的道理全部明白了，天下的道理也就明白了。如果身体的道理不太好打比方，找外面大家都熟悉的事物来表达。总结到最后，我们的远祖伏羲归纳了八种现象，挂在天地之间，简称“八卦”，这个我们先不多说。他的原则体现的就是近和远一以贯之，天和地一以贯之，阴和阳一以贯之，我和天就是我和自然（周围的天地、人、一切事物）一以贯之，天人合一，然后叫物我一如。

看《庄子》:“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庄子他老人家也表达万物和我一体吧？说到“一”的时候还有话可说吗？没话可说了；可是你已经提到“一”了，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没话说吗？还是有；能不能说都被他老人家说了。

“一切外相都是我们自身心识变现。”这句话需要体会，用逻辑去推，想破脑袋也推不出来。但是一体会，你体会到了，会证到这句话，一切外相都是自己心识的变现。那为了适合现代人的理解，我把它翻译成另外一句话，“一切机械都是人体功能的外化与物化”，包括你使用的手机呀、摄像机呀、汽车呀，都是人体本有功能的另一种外化，可见的物，功能出来了。飞机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叫仿生学，仿的是鸟的功能；我们把腿变成圆圈，就变成了车的功能，都是一种转化。

《易经·坤卦·文言》里面有一段话我经常跟大家分享，“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畅于四支，发于事业”。从内而外发出来的，关键是君子，不是君子的话这个规则不好用。所以首先就是“天之在我者德也”，这个人有德了才能叫君子，才是真人、至人、圣人、贤人，你才能够感通，至诚者必感通，感通者必至诚，学过数学的会知道这是充分必要条件。那我们就知道了中华文化的经济从哪里来。近取诸身嘛，从自己的身体里来，就在我们自己那里面。所以看古代的书，老师有些时候会对求道的学生说“道在汝边”，你向我求，你找错对象了，你要求的那个东西就在你本身那里。

所以孔子的孙子子思这位老师写《中庸》这篇读书报告，开篇就告诉我们：“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离开，只不过你每天那样生活却不知道，知道了以后那就是天人合一的状态，证得了。

“经济”之道：十二“经”普“济”全身

那经济之道在哪里呢？就在我们身上，十二“经”，普“济”全身，简称“经济”。生理学贯通到外面、天下。现代经济学很狂妄，可是，实际上借用了很多医学词汇，否则都不知道该怎么清楚地表达。我来的时候坐飞机，前面有一位同仁拿着《参考消息》报，说“G20峰会把脉世界经济”, “把脉”这是中国话，中医看病才把脉，它运用的是医学的词汇，都是从中华文化里来的。

我们看人体十二经对应着一天十二时辰，现在叫二十四小时，是一一对应，没有例外的，我们在座各位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可以例外，不可能，有一经不工作你身体就不正常。所以我们再看这个结论就会知道，我们能够健健康康地生出来，身体所有器官全都是全的，这就叫“全德”啊！然后脑子还不错，不但有工作还能够提职；不但有财富，还能领着大家发财。这就说明祖上积德，自己现世依然有德。

十二经里面除了心经跟小肠经这一对儿每个月都在值班，其他十经，每经主养一月。十月怀胎，母亲怀我们的时候，有一经受伤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先天疾病。具体的阐述在西晋王叔和的《脉经》里面，学医的、感兴趣的同仁可以翻一翻原经。我们的结论是近取诸身，一经不济是先天缺陷。但是呢，国家如果有一个部门、一条线不通畅，那就是经济危机。我们一听这话好像是很吓人，无非就是经络堵了嘛，政令不畅通，国家想实现经济繁荣也不可能。相当于是你脑子里下指令，手脚却不听使唤了，这怎么弄？

管子和齐桓公之间的合作就是君臣互信，齐桓公完全相信管仲，等于言听计从，我们在《霸形篇》里面会讲这个故事，管子怎么说齐桓公就怎么执行，发号施令的好像是管仲。这就是一个伟大君主、有事功的君主必备的条件，找到好人之后（这个好人是指能臣），听他的，这在古代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在这里跟大家需要着重强调的就是：每一个人的肉身，肉做的这个机器，在中华文化里面不叫身体，叫“余德”，是我们先祖的余泽。如果往上数，任何一辈儿直系血亲，真正做了断子绝孙的缺德事，按照“天之在我者，德也”那句话，我们生不出来！真的会断子绝孙！所以有一些同仁找到我，要解决年轻夫妇生不出小孩儿的问题，除了现在不按天时生活的原因，导致好多女孩子宫寒，着不住胎；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我通常会问祖上三代干什么行业的，如果没有大的缺失，好，就告诉你方法，正常积德三个月，长的也不过三年，孩子一定来，而且是好孩子。积德嘛，有余德就会有孩子，很简单的道理。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一个余德，没有孩子，说明余德没有，积下德来，孩子就会有。有些人说那你这样讲，还需要现代的生理医学干吗？那是另外的一个学科，它是从微观上去处理。我们现在这是大而化之，中国古代经典所传承揭示的道理就是这样的，而且有很多例证，恰恰符合科学实验的条件：同样的条件下，实验结果可重复。如果没有这个“德”做基础的话，你那个西医的医学再精密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解决不了生育的问题。即使试管婴儿能培育成功，也需要德行的积累。

回过来总结，我们的结论就是：一经不畅，国家危机！这个是我们谈论的“经济”。《易经》的原则，中华文化构建的原则，从源头上说是从身体上来。而且西方的经济学大师也触摸到了这个原则，就是20世纪西方五大思想家之一的哈耶克，他写了一本书叫（The Sensory Order），副标题是“理论心理学原理”，他已经触摸到这个原则，通过人体的中枢神经的运作效率，去解释国家组织的效率。

我们有自己的经济学和管理学

既然有这样的文化传统，那就意味着我们一定有自己的经济学，谁表达得最充分？哪部书表达得最细致？《管子》！就是我们这一次要讲的主角。

1912年孙中山先生讲过一段话，大意就是我们自己有经济学，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经济学，指的就是“管子经济学”，这是有案可查的。但现在呢，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人会很鄙夷这种说法，孙中山是搞政治的又不是搞经济学的，他的话怎么能够被当作标准、当作学术文献呢？具体怎么看大家可能会自有公论，我们提出来请大家做参考。

范仲淹有过这样一句话：“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他说清楚了国家治理的道理和治理身体的道理是“一”，他一定是完全有把握、了解了这个机理，才说出这句话来。我能够“经济”（圆满地帮助）你的身体，同样这个道理，就可以经济国家，这是中国文化，地道的中国文化。

人体不但有十二经，还有十二官，就是器官。我们现在一提器官只能想到身体，可是，梦寐以求想当官的人却不知道那个“官”的原意是从这里来的，也是“近取诸身”。仔细一想中华文化所运用的词汇，对现实社会生活所用的词汇，大部分来源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这个原则。当官要有组织，这不都是身体上的概念吗？当官的那个官指的是器官；组织呢，相当于好几个器官形成一个系统。这个功能都在《黄帝内经》当中写出来了，所以大家看就行了。身体当中任何一个器官都要“官官相护”，否则的话人会出毛病；心肝脾肺肾大肠小肠这些器官必须互相配合，有一个不配合你立即就被送往医院去检查了。

五脏六腑再加一个器官才能是十二官。这个注音呢，我读到的版本有念dan中的，有念tan中的，不管哪一个，反正对于我们来讲知道这回事，我这个版本叫“膻（tan）中者，臣使之官，喜乐出焉”。它的位置在我们两乳中间。这十二官互相配合，就是经济学上的协调，它们各自的官能，就是分工。读过亚当·斯密著作《国富论》一书的都会知道，分工的贡献被称为他学术里面最大的贡献之一。可是我们的经济和管理都是从“近取诸身”这个原则开始的，所以“官者，管也”，这是中国文化地道的管理观念。那很显然我们这个管理学符合我们的文化传统，从我们的文化土壤当中生发出来，简单一句话叫“圣人之治”。

圣人跟君子是一样的，首先是有道德的，然后是通达的人。“治”就是管理，最高明的管理是危机没发生之前就已经把它消除了，叫“治未乱”，这是管理国家；对于身体，还没有闹毛病呢，我们把闹毛病的可能性因素消除了，这叫“治未病”。道理也就在这三天我们念的《黄帝内经》里面。所以我们说破题那两个字“管子”，就是学会管理我们自己的念头。心理、生理以至于外面的伦理、物理所有这些理都通了，就叫“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心不邪。心不邪就没有邪行啊，邪淫就没有了，各种危害就都消失了，从根儿上就消失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心里美”这个词是从《易经·坤卦·文言》这句话里面出来的），然后“畅于四支”。大家一看这个人有德相，这是修到了。发到外面，得道者还多助，不用求，就有人来帮助。做老板做到什么境界呢？做到天下的能人都汇集到你的公司里面，那你就叫垂拱而治。在自己办公室里泡壶茶，等着看财务报表，财富滚滚而来。

东西方都不例外。洛克菲勒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这一生财源滚滚，是因为上帝知道，我会把他给我的财富用到为天下人造福这样的事业当中。这就会形成良性循环，你这面给出去，相当于一根管子把水放出去了，财富在天地五行当中属水，谁给你注入进来呢？天理，这个管道就接通了。所以我们现在说，要想富先怎么样？捐赠啊，就是投资呀。秋天要想收的话，春天你得把种子埋下去呀，然后耕耘。

现在有些人很不理解，说你这哥们儿原来在农村里生长，好不容易考到财经大学，毕业了，努力了这么多年，好像是也有名了，也有那么多人去请你了，出的价格还不低，怎么突然不要钱了？我说你不了解，我们这叫有传承，而且如果了解了道理，你可能比我做得还拼命。那叫种钱哪，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钱就得钱嘛。我没要的这些钱，大家是不是都已经看出来了，它已经广种在天地之间，这个土地是什么土地呢？是心地。那将来收获的时候到底多少我也不知道，叫“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我这点秘密被我大三的一个同学看破了，当时我自己都不知道。她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学会了看手相，就给我们看手相，她说你未来很有钱，可是你不留钱。我当时就不明白我很有钱，那钱霍霍哪儿（东北土话，挥霍的意思）去了我不留钱？现在就清楚了，是捐出去了。

有些时候还想赚钱，因为要做一些事，可是想一想赚那么多钱自己数不过来，还得请会计师，一个会计师不行，还得请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帮你核算；核算清楚了之后，还得想怎么花，还得找一个智囊团，我们做这个项目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钱很好地花出去。赚钱体现的是德行，物化嘛，体现的是能力，你能赚到；花钱可检验真正的智慧，一文钱花错，你都要负责任！所以钱也不能乱花。现在就拼命地去种，种得多了，晚年一定有好结局嘛。年轻的时候吃点苦不要紧，因为有体力也能干得动，风烛残年的时候说再去刨地，那哪能干得动了呢？所以取财趁早，赶紧种。

这个道理不是我说的，是老子在《道德经》当中的结论，八十一章里面说的，叫“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你给别人服务得越多，你将来获得其他人的服务也越多；你捐赠出去的越多，回来的也就越多。天理循环，所以叫“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是你自己的无论如何别人抢不去。

我为什么这样有信心？因为老师教化，我把这个道理看清楚了；读古代的历史和经典，理和事也都看清楚了，古往今来的例子都太多了。所以当有一天我太太问我，因为她在看《读者》上的一篇文章，一位女士写文章说她有一千万她才能够感觉到安全，什么两百万的别墅，两百万的教育基金，两百万的旅游基金，两百万的孝顺基金……罗列了五个两百万，才觉得这能安全。我说等到她有这一千万的时候，她会觉得有一个亿才安全，没完没了。尽管我们俩现在组合贷款，按揭嘛，才能买个房住下，但是我知道未来会很富足。别说没有钱，有钱也不能直接留给孩子。要留给他这样一个东西，这是我经常在讲座中跟同仁们分享的想法，留什么呢？留一个机会。我们俩现在积功累德做好事，可能将来有一天，其他的同胞同仁知道我家孩子是谁的孩子的时候，说看在他父母的面子上给他一个机会，这就够了（掌声）。感恩大家！这个东西是别人永远也抢不去的。

当年萧何做大汉朝廷的丞相，按理来说位高权重，完全可以掌控稀缺资源，可是他买的地都是别人不稀罕的地，大家都很奇怪，那关中富饶之地你为什么不买？他说如果我买那个人人都想争的地，我的子孙如果没那个能力还会被人抢去；这些地别人都不稀罕要，但是有了它以后，你只要不懒得要死，就死不了，有点地就够活的。这就是为子孙计。那个地呢，它毕竟还有一个东西，但是我认为，观察清楚了，地都可以不操心，就留心性上的财富，在心性上种，广种到天下，然后就可以感通。因为我亲眼看到这些事实，教育了我。

比如说厦门大学辽宁校友会请我去参加厦大九十周年校庆，当时介绍台上嘉宾的时候，有一对夫妇是校主陈嘉庚先生的孙子和孙媳妇，当时我就产生一个想法，他们和高级领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世界大牌经济学家、杰出校友坐在主席台上，凭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他叫陈什么，因为介绍的时候就是校主的孙子和孙媳妇，这不就是祖德余荫吗？！如果其他的校友，说我愿意花一百万，买我上主席台，行不行？可能没这个机会，那不是按钱来衡量的。可是有德行就可以端坐在上面，而且全厦大的人都报以恭敬之心，包括全天下的学子提到他们也会报以恭敬之心。就觉得这没什么不公平的，他完全可以代表他的爷爷，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值得庆祝的时刻共襄盛举。不就是因为爷爷的积德吗？当年的四百万大洋捐出来建了这么一个大学，最后捐给国家变成国立厦门大学。所以，2008年以后，在我的眼中全天下的大学是一家，不要再去区分，没有哪个大学不培养人。我们给子孙千秋万代留下这个德行，这个财富哪个会计师事务所能够核算得清楚？！

《管子》的智慧流传到今天，如果有人去继承，不一定非得要做霸主，你把你自己那个小圈子、小事业、小单位搞好了，不就是自得其乐、自得圆满、自得自在吗？然后，我们的儿子、孙子、千秋万代都会受到这种祖德的余荫。比如说有人告诉我，苏州范家八百多年人才辈出，是因为他的祖先——范仲淹。当年当到参知政事了，我们今天说副总理一级的，把自己的薪水分成三百份给亲朋享用，而他自己还吃着素食，吃着清淡的饭菜，过着简朴的生活。八百多年以后，一提起来我们仍然肃然起敬。管仲之后一百多年，晏婴出现，叫晏子，很有名，晏子把他自己当丞相的薪水拿出来分了五百份，给他的亲朋享用，这是积多大的德？！

所以我们现在要学会种钱，学会这一点，那么《管子》看与不看差别不太大，结论就是这个人是明了，脑子明了，做主的是一个明主。明主之后，用在身体上，身体就安，就不得病；用在国家上，国家百姓就安，叫国泰民安。道理非常简单，就是《黄帝内经·灵兰秘典论》中所说的话：“此十二官不得相失，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以为天下则大昌。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以为天下者，其宗大危。戒之戒之！”

“此十二官”你可以把它贯通为国家的十二个部委，可以吧？十二是圆满之数，那你就说国务院所有的组成部门全包括了，管它二十八个还是三十六个，就这个意思，全部构成不得相失。就是你不能不在工作当中互相配合，财政部要和发改委配合，教育部要跟科技部配合，文化部要和中宣部配合，以此类推，大家联合起来，完成国家的官能。就是政府有关部门叫司，不是私心那个私，司机那个司。“故主明则下安，以此养生则寿，殁世不殆”，就是活一辈子也不闹毛病。“以为天下”，把这个原则用来治理天下，经济天下，“则大昌”，高度的繁荣昌盛。做反了，“主不明则十二官危”，没有一个好器官，而且选你最薄弱的那一个系统先闹毛病。我们不是说所有的器官全部坏掉才死的，是某一个器官一衰竭，一得病，人这一辈子就有可能结束。“使道闭塞而不通，形乃大伤，以此养生则殃”，有一处不通，就是重大麻烦，形指身形、身体，“乃大伤”，望过去形神憔悴，一望即知。以这种错误的方法养生“则殃”，一看这个字就知道不是什么好果子。“以为天下者”，各个部门各自为政，政令上下还不畅通，“其宗大危，戒之戒之！”就反复地说，千万不要这么干！千万不要这么干！我认为身体一切疾病、个人财富、国家经济以及一切危机的本因，在《黄帝内经·灵兰秘典论》当中，这一句话都阐明了。

大连有一个富二代企业家，也就三十来岁的样子，他有一次跟我说：“钟老师，我以前一直不理解，大家都说您是经济学家，可是怎么从来不研究项目赚钱，现在好像有点懂了！”一开始他很不理解，按照他的理解，经济学家得天天琢磨股票怎么样，房地产市场怎么样，或者其他的投资机会怎么样，琢磨琢磨干一个什么项目，我们一起赚点钱。后来一接触呢，我整天谈论的好像跟这些关系不搭，全都是心性的问题，积功累德的问题，他说您这学的是什么经济啊？过了大概两年，有一天晚上他送我回家，到门口他跟我说了这句话，他说现在好像有点懂了。已经从外物的追求，慢慢反观自心才了解什么才是根。因为经济危机来了嘛，他告诉我说：钟老师，我们感觉现在这个经济形势（注意啊，这是两年以前说的话），像冬天一样寒冷，所以他要转型。那我跟他提示，我说你就看两个例子，现世的企业家一个中国的，一个外国的，没有亏损过。外国的是稻盛和夫，中国的李嘉诚，大家都知道，超过五十年没亏损过，这绝对要有“道”才能做到吧。每一次转型他都能够符合这个规律，一辈子都在“点儿”上，他怎么就知道合适的时机要全部转型？这是有道，对经济的事物转化已经完全了解了。

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境界分类

我们要把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境界分个类，因为大家都觉得经济学谈论的就是GDP指标，然后就是就业率、通货膨胀率、银行利率、再贷款利率、同业拆借利率……就是各种经济数据。后来一听你弄这个传统经济学，尽管涉及经济现象，但是为什么根儿上谈论的全是心念的问题？心性的问题？甚至包括我五脏六腑的问题？把荣华跟富贵都联系起来，这是哪门子的经济学！他就搞不懂了，所以我们有必要厘清经济学的层次和分别处理的内容。

现在我们根据中华文化的语境，分一个层次，也就是建立一个标准，看你悟没悟，以及“悟道”的程度。很多人自甘卑劣，不敢去承担，学《论语》的，你不敢承担将来一定是圣贤；学道的不敢达“道”，甚至想都不敢想能够活到老子的寿数，那费那个劲干吗？学习养生，你说我不想身体健康，你忙活的是什么？这就是没搞清楚。我们既然学了，就要敢于承担，也就相当于说每一次答卷，我都想答一百分，这是好的念头，至于是否能实现，那是另一个问题。所以要敢于承担，要当仁不让。

经济学理念的认识，我认为至少分成三类：心性、行为和现象。

现象，大家全能看得到，房价涨还是不涨，货币是不是通货膨胀，也就物价是不是稳定，菜篮子工程是不是搞得老百姓很满意，在建项目有多少是通过银行贷款弄来的，哪一些是自筹资金的，然后现在的烂尾楼里面有多少形成了银行的呆账……你捋一圈儿，整个国民经济的现象，差不多你就了解个大概。不用四处去调查，甚至三个点一看，基本上就清楚了，选取有代表性的城市，大体上还是能够了解一些实际状况的。这也是我们党为什么提倡“调查研究”之风的原因，有调查才有发言权。

那再深一层，现象是由人的行为构成的，人的行为是由心里发出的。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发给了卡尼曼，是西方的一个心理学家，表示西方经济学进行了“行为学的转向”。这就意味着经济学的研究已经从那个表象的制度，开始深入到人的想法，就是进入心里了。所以有些人简单地给了一个公式，什么是西方的行为经济学？就是心理学加上经济学，在经济学内部引入心理学。而另外的一个获奖者，美国亚利桑那学派的代表者Vermon Smith（弗农·史密斯），是实验经济学的代表，他说他因为实验经济学获奖，他只不过就是把五十年前哈耶克先生的想法付诸实验。哈耶克什么想法？刚才我们跟大家提过了，他是希望通过人体中枢神经的组织效率，来解释外面经济组织的运作效率，这不就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原则吗？也就是在西方几个大师级学者那里面，东西方文化的基本原则是贯通的。而我们在行为心理的背后还有一个东西是文化的，是伦理的，是道德的。这个道德不是人为编出来的伦理概念，是人人可实证的那个物理性的道德！不是说看不见的东西就不存在，就像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大堂里面呼吸，空气存在吗？你看不见，但是它不存在吗？存在。道与德就是这样的，我们指的是那个真实的存在。

所以这三类经济学叫心性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和现象经济学。现象层次的经济学也叫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或者结构经济学，都是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而且大家现在从社会上所看到的经济学绝大部分都是这个层次的，就是以亚当·斯密为鼻祖的经济学。

更深一层，就是近十几年来被诺贝尔奖也承认的、被西方认为是进行了行为学转向的经济学，叫行为经济学。那我还把文化经济学和伦理经济学放在这个层次上，因为西方人理解的文化和我们理解的文化有所不同，他们想的伦理也和我们论证跟天理一直贯通的那个伦理不一样，这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你要理解他们的用词一定是在分科思维之下的。

最后呢，我们提出来叫中道经济学，中国的中，中庸的中，在座的有河南来的同人，河南、山东地区发那个音zhong，正好，恰到好处，天人合一，阴阳平衡，性相相容，就是那个“中”。中道经济学叫心性经济学，已经到根儿了，它是“道生一”的那个层次，或者叫贯通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大行其道的原因

解释一下为什么表象上的制度经济学在现代这个时代几十年来大行其道呢？答案就一句话：因为道德水准严重下降。为什么春秋末期战国时候法家思想流行呢？答案也是一句话，那个时候道德水准严重下降。

只要道德水准严重下降的社会，法家思想、制度经济学的思想一定流行。

因为这是《道德经》总结出来的千古不易的规律，老子在《道德经》中讲：“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逐层下降，随着道德水准、觉悟程度逐层下降，社会为了维持那个正常的秩序，法律规范的作用必须相匹配地逐层上升。

如果是在道化天下的时代（在中国上古有那个时代），人人都听教化，简单地说都是好人，都是自我监督的人，都不犯法律，就像周文王在西岐，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时候，他的国家没有监狱，也没有执法人员，犯了错误画个圈儿，你在这儿待着，等着处理就完了。这是历史记载下来的。我们才知道中国文化为什么传五千年还传得挺好，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困苦啊、灾难啊、一时的不如意呀，那都不是主流，在历史上一衡量，两百年的实践跨度都算是短的，总体而言这个文化规律它是好用的。简单地说，“合道而昌，悖道而衰”，甚至而亡。但是只要文化在，复兴就一定可期！

如果我们现在只强调法治不强调道德教化，人没教好，就会出现老子在《道德经》当中所预言的状态，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因为人老是愿意钻法律的空子，加上聪明的律师也能帮人打赢案子，必然导致这个社会的交易成本（也就是经济成本）逐渐上升。所以张五常教授估算香港社会的交易成本（那是全世界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还要达到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程度，不可怕吗？这个社会的运行有多大的浪费！而道化德治的社会，其运行成本急剧下降，理想状态是成本趋近于零。

不用谈国家，就谈我们现在这个集体，来的每一个人都是有道德的人，有水准的人，秘书长说是经过了选择的人，用我们老师的话说，你们祖上没有德是不可能进入这个课堂的。是什么样的人使我们秩序井然？大家不都守规矩嘛。如果说该起立不起立，该止语不止语，该吃饭的时候他出去运动了，这不就一团乱了吗？特别简单的事情。

所以国家需要良民，良民怎么来的？从好孩子来的；好孩子哪里来的？首先是母亲教出来的。古代就叫“母仪天下”，妈妈给天下做出规范，叫“母仪天下”，全是教好孩子的。今天母亲经常是要做女强人，离开了家庭，把自己的孩子扔给幼儿园，扔给保姆，母仪天下没有了。没有好孩子，会有好国民吗？没有好国民，会有好行为吗？没有好行为，会有好的社会经济现象吗？所以豆腐渣工程、假冒伪劣产品充斥。追根儿追到文化上，追到生育制度、养育制度上，这是最根本的经济因素了。历史性的证明，就是道高德普的时代，通过道去教化，通过德去管理，去规范，以孝治天下。

历史记载，有两个人因为一件事起了争执，听说周文王很公正，是大圣人，就跑到西岐，找文王去理论理论，到底应该怎么办。两人走到西岐境内一看，普通人民都是非常礼让、谦恭，这两人说普通民众都被教化得这么好，你说我们俩到那去评理，丢不丢人！两个人就回去了。古代有这样的例子，今天依然有啊，大家生活当中也能观察得到啊，只不过就不普遍而已。如果能够做到普遍，那就可以做到海内升平、国泰民安。

而经济在和平时期，只要国家不限制，只要政府没有过多的想法，就是老子在《道德经》上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把“我”换成“政府”，天下的事情就已经被他说好了。可是如果不仁、不义又无礼的时代，就得一部一部法令地制定，就得一个监狱一个监狱地盖。我去南京军区某部队讲座的时候，装备部的朱政委就告诉我，他们旁边有女子监狱，据说监狱还在扩大，装不下，人满为患。犯了错误的国民，是因为没被教化好，谁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因为小孩子出生的时候他是可以被教好的，这个社会环境把他同化成坏人。谁坏了？首先是大人坏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做？不要要求周围的人，自己去给人家讲道理，先把自己改好，所以叫“管子”。你把自己管好，你自己的那个世界就平安了，然后会慢慢地感化天下人。

习总书记讲，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因为掌握公权的人已经不知道他这个权力是祖上余德的显化，是天地众人赋予的“公权力”，它变成了“私权力”。自己不知道节制，就一定要有一种机制，强迫地节制。如果违法，那要受惩罚；如果犯罪，需要去报销自己这个罪。谁做的？自己做的。对于我们遵纪守法的人来讲，国家预备的警察、武警、军队和监狱跟我们有半毛钱的关系吗？没有啊，除非你主动去参观。谁把那些人送进了监狱？不就他自己送进去的嘛！所以当道德水准严重下降的时候，市场上的行为主体都不守规矩的时候，即使立了合同也会违反合同的时候，君子协定不好用了，只有强化法律才可能好用。

什么叫制度经济学呢？起源于西方的，有新制度经济学还有“老制度经济学”，老制度经济学是以康蒙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以科斯为代表的。科斯是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他不是经济学的教授，可是他得了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被认为是法律经济学或者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流行，就是因为大家都不太守规矩，所以这个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成为显性的制度，研究制度的经济学称为显性的经济学。我们观察社会也觉得，如果没有制度，管理不好社会，这不就反面地证明着这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严重下降了吗？其实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水准很差的社会，是很让人难堪的。

而我们到了现在的这个时代，有必要用量子力学的视角，观察一下中国经济学达到的智慧程度。要解释清楚这件事情呢，需要做一个补课或者简单介绍，就是量子力学是什么东西，主要的观念是什么。明白了它，我们才能明白中国古代文献里面相当一部分以现在量子力学以前的科学观念读不懂的东西。

时间到了，我们下一课接着讲。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