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风格

阿根廷足球谱写了自己的创世神话，主要基于1922年匈牙利球队费伦茨瓦罗斯的来访。费伦茨瓦罗斯向阿根廷人展示了多瑙河流派的风格，可能对他们的足球思维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不过，考虑到足球的克里奥尔化已经持续十年有余，此次来访或许只是巩固了正在发生的变革。在早期阶段，多瑙河流派和拉普拉塔河两岸的足球颇为相似，几乎同时远离崇尚身体对抗的英式风格，转而强调个人技术。

伴随技术试验而来的，是修补战术（虽然只是小修小补）的意愿。“南美人对球的处理更好，也更讲究战术。”参加过首届世界杯决赛的阿根廷右内锋巴拉略说，“当时我们有五名前锋，8号和10号后撤，由边锋输送传球。”内锋渐渐成为创造力的关键，而对“gambeta（像障碍滑雪那样连过数人）”的狂热追求开始在足球场上蔓延开来。阿根廷和乌拉圭流传着一则故事：一名球员轻快地躲过对方防守，攻进一粒绝妙入球，然后在走回本方半场时抹去他在尘土中留下的足迹，这样便没人能复制他的技巧。

此事纯属虚构，但反映出当时的主流价值观。随着阿根廷足球走向与世隔绝，这种价值观愈发明显。1934年世界杯前球员大量移民国外（冠军意大利队有四名阿根廷球员），受此影响，阿根廷在第一轮就被瑞典击败。1938年世界杯，申办未果的阿根廷拒绝派队到法国参赛。二战爆发以及之后庇隆任期内的孤立政策，导致阿根廷直到1950年才重返国际舞台，这期间堪称阿根廷足球的黄金年代。1931年职业联赛成立，大型球场吸引来人山人海般的观众，新闻和广播报道都引发并推动了举国上下对足球的兴趣。在阿根廷人的生活里，足球成了核心，以至于讨厌足球的博尔赫斯和喜爱足球的卡萨雷斯合作撰写短篇小说《存在即被感知》时，决定以足球为切入点，展现如何操纵对现实的感知。两人构思了一位球迷的幻灭——他在同俱乐部主席的交谈中得知，所有足球比赛都经过了精心编排，比赛结果已经事先敲定，球员皆由演员扮演。

20世纪20年代开始涌现的风格后来更加引人入胜，成为植根于克里奥尔式刁滑的“la nuestra”，意思是“我们的”或“我们的风格”。它的普及似乎出现在1953年阿根廷队战胜一支英格兰代表队之后：看来，“我们自己的风格”有能力击败英国佬（尽管严格来说这只是代表队之间的交手，并非正式国际比赛）。这种风格的内涵是阿根廷早期足球哲学的全部内容——建立在进攻的快乐之上。从1936年9月到1938年4月，阿根廷联赛中没出现过互交白卷的比赛，而且进球还不是全部。在小说《英雄与坟墓》（可惜没有英译本）中，埃内斯托·萨瓦托用一则被广为引用的轶事讨论了这种风格的精神：书中人物达尔坎杰洛同主人公马丁讲述了1920年代独立队内锋拉林和塞瓦内（他有两个绰号，“母猪”和“黑人”）的故事，这两名球员被视为两种不同思想流派的代表。达尔坎杰洛对马丁说：“为了向你展示两种不同的心态，我要跟你说件很能说明问题的趣事。一天下午，‘母猪’在中场休息时对拉林说：‘伙计，给我喂传中球，我就能得分。’下半场伊始，拉林传中，而且落点到位，‘黑人’果真进了几个球。塞瓦内转过身伸出双臂冲向拉林，大喊：‘看到没，拉林，看到没？! ’拉林答道：‘是啊，但我一点也没觉得开心。’现在你知道了，这就是阿根廷足球的全部症结。”

技巧和愉悦的重要性堪与输赢比肩。五十年前，英国也曾面临这样的选择：是信奉正统，坚持盘带（当然远不如阿根廷人华丽），还是怎么能赢就怎么踢。阿根廷历经二十年的封闭，她的文化沉迷于刁滑，她的球队绝少与国外对手比赛，自然无法从失败中反思战术。这种环境使得华丽风格大行其道，也许对阿根廷足球的长远发展并无益处，但它大行其道的时候亦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