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科幻批判现实主义大师”——纪念迈克尔·克莱顿

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12月24日，原文7000余字，发表时删为4000余字，并增加了小标题。这里是原版，沿用了《中华读书报》的小标题，并稍作改动。

星期三早晨，阳光灿烂，正收拾屋子，准备工作，无意中听到电视中传来凤凰卫视的消息，《侏罗纪公园》的作者，迈克尔·克莱顿在2008年11月4日去世了，癌症，终年66岁。

一、作为思想实验的科幻小说

去年年底，在多丽丝·莱辛的作品研讨会上，有人说这是科幻小说的胜利。我说，我们不应该说，一位科幻小说作家获得了诺贝尔奖，而只能说，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写过科幻小说。如果迈克尔·克莱顿获奖，我们才真正可以说，这是科幻小说的胜利。

当然，即使迈克尔·克莱顿没有去世，他也不大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早在1980年代，中国就曾经有过科幻小说姓“科”还是姓“文”，亦即是“科普”还是“文学”的争论。当时我还是一个高中生，兴致勃勃地写了很长的文字，试图表达我的浅见。姓科还是姓文，这是科幻小说的两难。经典科幻作家都曾在科与文之间挣扎和徘徊。比如儒勒·凡尔纳，比如H·G·威尔斯，比如艾萨克·阿西莫夫，也比如迈克尔·克莱顿，莫不如是。一方面，他们大概也希望写出真正的文学——纯的故事；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作品中的科学符合当下乃至未来科学的细节——这几乎是让他们最感自豪的事情。比如阿瑟·克拉克就反复讲述如此之往事。有的时候，他们是先有了某种“科学”构想，再据此设置人物和情节。这种主题先行的创作，从“纯”文学的角度看，一出手就落了下风。

在我看来，要理解科幻，要理解迈克尔·克莱顿这样的科幻大师，需要把科幻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文体。这种文体，我把它命名为“思想实验”。

就小说（或者电影）而言，我想可以简单地分成两类：一类是要讲个“道理”，一类是要讲个“故事”。前者有冯小刚的电影为例，比如《甲方乙方》《天下无贼》，乃至于《集结号》，都是把讲道理放在第一位，而故事则围绕道理而设计。后者如万方的《空镜子》、刘震云的《单位》，只是为了讲个故事，里面可能有什么道理，也可能没有，或者因此而有无穷多道理。从文学的境界来说，后者无疑获得了更高的评价。我虽然对科幻小说有很多偏爱，也同样保持了以往的惯性，更看重“纯粹的”文学。

然而，正如武林谚语之所谓“只有无敌的拳师，没有无敌的拳术”。文体本身是没有高下的。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讲道理的”排在“讲故事的”之后，对其中特殊的价值视而不见。讲道理的文学，也可以有好的文学，乃至大师级的文学。

思想实验是一个物理学概念，就是设想一个实验，但是并不一定真的去做，在脑袋里想一想就行了。比如爱因斯坦就设想，在外太空，没有引力场的情况下，你在一个以地球的重力加速度上升的电梯里，会有什么感觉？你能否根据你对周围物理现象的观察，区分出你是在一个外太空加速向上的电梯里，还是处于一个地球表面的静止电梯之中？爱因斯坦说，如果你区分不出来，引力就相当于加速度，加速度就相当于引力——这就是广义相对论的基本假设。这个电梯实验，就是一个思想实验。

科幻小说是一个与科学相关的、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思想实验。在某一项特殊的技术发明并应用之后，人类社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一个特殊的物理空间下，比如在一个引力只有地球一半的星球上，会有什么样的人类和人类社会存在？这种思想实验类的文体，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看到。比如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在某种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如果一个小人物忽然获得了一百万英镑，会发生什么事情？存在主义作家也常常利用文学来表达他的哲学思考，比如萨特的《囚室》，也可以看作思想实验，他们讲的故事和他们要讲的道理也常常是纠缠不清的。此外，同属于通俗小说的推理小说有时也具有类似的性质。而由于科学在当下人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使得科幻小说的思想实验具有了特殊的意义。科学（或者技术）的变化，往往会导致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重要元素，乃至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于是，科幻小说的思想实验，就成了对人类文明的一种特殊的思考。

科幻小说的思想实验在更大的领域考验着它的作者。需要有能力把科学框架表述清楚，而且让读者能够看懂；同时，在这个框架中讲一个能够吸引人的故事，还要塑造出有特征的人物。

从思想实验这个意义上，我认为，迈克尔·克莱顿是当代最伟大的科幻小说作家，我当然也希望说他是当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二、作为经典的《侏罗纪公园》

迈克尔·克莱顿是个天才，他曾经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对于具体的科学细节能够有直接而充分的理解，这就使得他的科幻有足够的“硬度”。克莱顿的写作涉及很广泛的领域，包括基因工程、转基因生命、纳米技术、计算机网络，甚至包括美日商战。总的来说，他的作品继承了西方科幻的经典传统，又不断融入与当下相关的内容。所谓西方科幻的经典传统，是从公认为第一部科幻小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开始的。对于未来的可能的科学和技术，这个传统一向是充满质疑和批判的。相比之下，中国新时期的科幻经典如郑文光、叶永烈等人的作品，则洋溢着浓郁的科学乐观主义、科学英雄主义和科学浪漫主义情怀。这是中国科幻的传统主流。当然，这个主流近年来随着王晋康等人的写作，已经有了转变的趋势。

迈克尔·克莱顿最有名的作品无疑是《侏罗纪公园》，这部小说由于被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搬上了银幕而加倍畅销。同名电影长年名列人类最优秀的十部科幻电影，在我开设的“科学人文视野中的科幻电影”公共选修课上，这是必讲片目。但是，由于电影必须要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叙述，并且只能完成可以用视觉和听觉表现的内容，这使得小说里的一条重要线索——关于混沌理论的介绍——在电影中只能蜻蜓点水，语焉不详。而这条线索，从思想实验的意义上，从讲道理的意义上，才是小说《侏罗纪公园》中的精髓。大片所到之处，都引起强烈的恐龙热，或者在原来的恐龙热上又加了一把大火。而这些，恐怕不是克莱顿本人所愿意看到的。

小说《侏罗纪公园》中有两个与科学相关的线索。一个是故事的明线，基于基因工程、考古学等学科，克莱顿天才而“科学地”构想了一个具有高度可操作性的侏罗纪公园——从琥珀中寻找侏罗纪的蚊子，从蚊子的血液中提取恐龙的DNA，通过DNA重建恐龙的生物个体！与此同时，小说自始至终还贯穿了一条混沌理论的线索。这条线也几乎是明的，小说中的主角马尔科姆就是个混沌学家，他常常大段大段地介绍混沌理论。小说每一部分的引题都是马尔科姆的混沌语录，诸如“系统的不稳定性开始呈现了”之类。以我之见，这部小说对混沌理论的普及所达到的效果，是很多科普读物难以企及的。在这部小说里，克莱顿强调的是，根据混沌理论，侏罗纪公园注定是要出问题的。

基因工程等学科是基于还原论、决定论、机械论的牛顿范式的科学理论，这种范式的理论存在这样几个前提假设：自然界是存在着客观运行的规律的；这些规律是可以表达为数学方程的；这些方程是可以为人所掌握，并且是可以计算的；人类可以根据这些计算，对人类生活，乃至对于自然本身进行规划——并且人类的生活以及自然本身注定会按照人类的规划老老实实地运行——这就是科学主义的基本理念，也在当下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话语中占据重要地位。而按照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混沌理论——这也是一种科学理论——这种规划注定是要失败的。混沌理论最通俗易懂的原理叫做蝴蝶效应：“天安门广场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引起纽约明年的一场大风暴。”科学一点儿说就是：“一个小的微扰经过长时间的作用，就会产生巨大的后果。”中国化的说法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而还原论的科学，必然要忽略系统中的小量才可能对系统进行计算，从而进行规划。而且，人类的认知永远是有限的。任何规划，无论事先考虑得多么周密，总是有一些因素，是当时没有被认识到的，从而被忽略——这些当时被忽略的量，未必是小量。

克莱顿在这部小说里设置了大量吻合蝴蝶效应的细节。因为恐龙基因不完整，侏罗纪公园的科学家采用了古老的两栖类动物青蛙的基因片段，补充进去。而两栖类的个体在特殊情况下能够改变性别，这使得公园对恐龙的性别控制失败了。又由于公园的恐龙记数系统设置的最高值就是已经投放到公园中的各种恐龙总数——其计数目的是发现死亡个体，随时补充——这使得恐龙的自然繁殖长时间没有被发现。在更大的范围内，侏罗纪公园这个系统还不断发生着出乎设计者设计意图的事件。突如其来的暴风雨，这是意料之外的；公园内部的计算机管理工程师被竞争对手的公司所收买，为了窃取恐龙胚胎，私自对管理系统进行了修改，导致恐龙逃逸，这也是意料之外的。而所有的这些意料之外，又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必然，是自然界中的必然。这些被忽略的小量，这些意外，最终导致了侏罗纪公园这个完美系统的崩溃。

于是我们看到，在《侏罗纪公园》这部小说里，迈克尔·克莱顿表演了一场漂亮的双手互搏。他一方面用还原论科学设计了一座精美的“侏罗纪公园”，在理论上简直具有无懈可击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他利用混沌理论，轻轻一推，又把它给推倒了。通常的“硬”科幻小说作家，绝大多数只具有前一个方面，也只满足于前一个方面，并津津乐道于其科学细节设计在现实中的可能性。而克莱顿讲述的，实际上是其不可能性。

“侏罗纪公园”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缩影。

三、另外几部作品

人类当下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科学之上的，甚至不仅建立在当下的科学之上，还建构在对于未来生活的预期之上，这就是所谓的创新工程。人们期待科学给予人类的更大的便利，人们期待未来的科学给我们更好的生活。对于人类这样的生活，以及这样的期待，克莱顿是表示怀疑的。这种怀疑贯穿在他的作品之中。

《猎物》是关于纳米技术的。在这部小说里，纳米技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无数个纳米量级的小机器人能够集成起来，成为一个大的个体，大到一只猫，一只狗，乃至一个人，甚至更大。这些大的个体具有集体智慧——就是说，真的像一个个体在行动，但是又可以随时分解。集成和分解收放自如，为所欲为。它们已经不需要人类的帮助，就能够自我复制了。他们开始反叛，开始向人类进攻。当然，最终的结局是，他们控制人类的企图最终被几个有远见和智慧的人所粉碎，人类捣毁了他们繁殖的巨大洞窟。在这里，人类赋予强烈希望的纳米技术，最终成为与人为敌的一种力量。

《神秘的球》是克莱顿作品中神秘色彩比较浓厚的一个。在南太平洋深处发现了一艘特殊的太空飞行器，军方的科学家前去调查，发现这个飞行器的性能、材料，都远远超出了地球的科学水平。不可能来自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后来发现，它来自未来。飞行器里面有一个神秘的球。每一个进入这个球的科学家，都会产生一些奇特的幻觉。这些幻觉还能形诸现实，比如在舱外出现大群特大号的鱿鱼。后来他们发现，这是一种特殊的能力，可以把想象付诸现实，而这种能力的威力，将等同于人类的想象力！小说的最后，三位幸存者决定放弃这种能力。晓原兄解读，这是人对于其自身能力的怀疑。你拥有越强的能力，你就有更多的责任。人类现在拥有了毁灭地球的能力，但是人类的道德是否配得上这个责任，是大可质疑的。这部小说中，人和球的关系，大有备受晓原兄和华杰赞誉的苏联作家莱姆的《索拉里斯星》的影子。

克莱顿关注的范围很广。我在加州期间，在旧书店里搜集了很多他的作品。其中有一本《升起的太阳》，是我用几周的时间在公共汽车上读完的。书里涉及某些未来的高技术，重点则在于描述美日商战，提醒美国人警惕日本。

克莱顿最新的作品名为The Next，意为“下一个”，这个名字意味深长。中文译为《喀迈拉的世界》，译名尚可，不过译文非常糟糕。我最初有本着学习和偷懒的意图，在读英文的同时读中文，但是很快就由困惑变得怒不可遏，这种翻译完全是对原著的亵渎。此且按下不表。这部小说是关于转基因技术的。书中出现了奇奇怪怪的转基因生物。有一只会说多种人类语言的猿；有一只不但会说话，而且会做算术的鹦鹉；一位研究人员用自己的精子注入到了黑猩猩的卵子，生出来一个跨物种后代……围绕这些匪夷所思的科学成就，克莱顿以近乎白描的手法，描述了研究人员、商业机构、法律机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科学家诱惑少女出卖自己的卵子，供他们研究，而她们的父母竟然无权干涉，因为少女已经成年；一位女士和他的儿子遭到一个公司雇用的侦探追捕，只因为他们身上有着女士父亲的基因，而这个基因已经被这家公司购买，所以在法律上，这种追捕竟然等同于追赃。在这部小说的末尾，干脆是一篇论文，论证为什么基因不能申请专利。克莱顿终于亮相，超出了小说家的本分，直接参与社会现实了！

在这部小说中，克莱顿在写法上也脱离了传统畅销书的路数。小说不是一个单一的完整的故事，而是多达十几个故事，一个故事未完，又牵出新的故事，甚至到了小说快要收尾的时候，竟然还有新的人物出场，这些故事交织在一起，像一幅风俗画，一幅清明上河图，随画卷展开，多方位地呈现了转基因技术多导致的各种荒谬的后果，如同转基因技术的照妖镜。

四、资本、技术与人类的福利

关于技术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我们目前默认的说法是，技术进步是为了满足人的需求，技术进步推动社会进步。这种说法赋予了当下的科学及其技术以绝对的正当性。也有些思想家对此表示反对，比如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强调技术对人性的压抑，技术导致人的异化。这样的争论在国内学者中也有类似的表现，比如周国平和徐友渔就曾有几个回合这样的辩论（1998年《中华读书报》）。但是，这种辩论看起来似乎总是公说公理，婆说婆理，难以决断。尤其是作为质疑科学技术价值的一方，常被认为吃奶骂娘，一边享受现代技术的好处，一边谴责现代技术，显得不够自洽。今年上半年，我发现了一种新的解释方式，只要加入一个第三者，就可以绕开技术进步与人的需要之间的直接关系。这个第三者就是资本。我提出了一个比较强的命题：“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之后，技术的起点和归宿，都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资本增值的需要。而资本为了增值，有时候需要满足人的需求，有时候需要刺激人的需求，有时候在满足一部分人的需要的同时，还需要剥夺另一部分人的需要。”比如三聚氰胺加牛奶这种技术没有满足任何人的需要，但是满足了资本增值的需要。在工业文明的框架下，科学及其技术首先是为资本服务的——虽然他们在面对公众的时候，依然打着社会进步的旗号。

当我用这样的视角去看克莱顿的小说，我惊异地发现，他已经在小说中给出了丰富的案例。在The Next之中，风险投资家沃森就动辄把自己说成是进步的代言人，而反对转基因技术的言论，都被批评成反对进步，反对发展。这部小说形象地展示了包括资本、技术乃至法律体系在内的紧密联盟。这就是当下工业文明的社会结构。甚至早在《侏罗纪公园》，克莱顿就表现了他的先见之明。在侏罗纪公园考察队里，除了恐龙学家、古植物学家，还有一位重要人物是律师。在工业文明框架下，个别科学家的伟大道德，根本不足以阻止技术为恶。在The Next中，克莱顿明确地表示，在美国、欧洲被禁止的基因研究，会在南美、在韩国、中国、新加坡等地出现（小说中有几处直接说到中国的地方，在中译本中，都被含糊地说成亚洲某国）。《侏罗纪公园》则是在美国之外的哥斯达黎加建造的——只要有资本投入，总会有科学家愿意合法或者非法地为之工作，也总能找到实现这些技术的场所。

不过，克莱顿有一部著作让我感到非常奇怪，这就是State of Fear（这里的State有国家的意思，有状态的意思，中文译为《恐惧状态》，不能说错，不过根据书中的陈述，译成《恐惧之国》或《恐惧之邦》更为恰当）。一般而言，对于科学技术的批判，与对于环境问题的倡导，在立场上是一致的。但是这一次，克莱顿所质疑的却是当下环境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全球变暖。书中，克莱顿描述了一个007似的科学全才科贝尔作为自己的代言人。科贝尔认为，所谓全球变暖并未得到证实，全球变暖这个概念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忽然热起来的，大家炒作这个概念，是因为人们需要敌人。当下的环境运动的很多基本观念在这本书中都遭到了批评和否定。在以往的作品中，克莱顿批评的对象都处于强势地位，但是这部作品设置的反派人物则是在当下社会生活中处于弱势的环境组织。很多情节都显得非常怪异。比如书中的环境组织头目试图炸裂南极冰盖，制造海啸，不惜以很多中小学生的生命为代价，其目的竟然是要在一次国际环境会议的时候，强调全球变暖的严重性，从而获取更多的资助。这个目的未免太过荒谬。一来，处于弱势的环境组织根本就没有能力做那么大的恶；二来，为了破坏这个阴谋，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大学里有良心的科研机构，都不需要躲躲藏藏，更不需要科贝尔上天入地地用007的方式来拯救人类。这部作品的怪异甚至让我觉得，这并不是迈克尔·克莱顿本人的作品。

五、表达理性，同样也是大师

回溯起来，我看过的最早的克莱顿作品是大学时看过的电影《西部世界》。西部世界是一个仿真旅游的景点，游客来到这里，就如同回到了淘金时代的美国西部，你可以像一个牛仔，到小酒馆喝酒，与人决斗，甚至拔枪把对方杀掉——如果你杀掉了对方，说明对方是一个机器人。如果你被对方杀掉，那是假的。手枪在瞄准真人的时候，子弹不能发射。这是系统的设计。但是最后，机器人叛乱，开始射杀人类。而人类无法分辨哪些是真人，哪些是机器人。后来电影中的男女主角，是靠接吻进行确认的。这个情节一直让我念念不忘。这是人性中柔软的部分。

不过，总的来说，克莱顿的作品有惊险的情节，有精致的科学细节的设计，但是在对于人性的描述上，并不突出。这也是作为思想实验的科幻小说所常见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已经确定把科幻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则可以原谅这种缺陷。正如版画家埃舍尔，他的绘画不是用来表现情感，而是表达理性，同样也是大师。

在重新阅读之后，仍然会有新的感受，新的体会，新的发现，在这个意义上，我把迈克尔·克莱顿尊为大师。仿照魔幻现实主义的说法，可以称之为科幻现实主义，再考虑克莱顿作品中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我称之为科幻批判现实主义。

2008年12月8日 北京 阳光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