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达尔文选择了博物学

达尔文改变了现代人的世界观和处世原则，我个人觉得他对当代世界的实际影响要远大于其他科学家，伽利略、笛卡儿、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爱迪生、奥本海默等等可能都望尘莫及。或者这样说，所有这些科学家都为今天盛行的“现代性”做出了实质贡献，而达尔文似乎最贴近群众，百姓似乎天生就能“理解”他的“简单”理论。进化论的导向是那样强烈，对普通百姓的暗示，就像对科学家、对政治家的启示一样“明白无误”（其实相当多是误解、误导），他的科学“成为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自由主义的精神支柱”。

在学术界，“达尔文”始终是个麻烦，当然也就成了学术研究的“富矿区”。关于达尔文的学说本身，进化论的社会、文化、政治含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争论。不同时期争论的焦点在变换着，有些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冒了出来。2009年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的特殊年份，全球居民借机思考一下达尔文的遗产，非常有意义。

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翻译出版的达尔文传（戴斯蒙德（Adrian Desmond）、穆尔（James Moore）著，焦晓菊、郭海霞译，《达尔文》，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9年），有578页，约70万字。在“达尔文产业”中，这部新传记自然有其独特的地位。最近一两年，这家出版社在中国科学文化和科学传播出版方面，异军突起，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达尔文》非常重视科学编史学的进展和新出版的史料。其中《达尔文书信集》（简称CCD）到1991年出了7卷（到2008年出到第16卷）。1985年长达750页的《达尔文笔记》出版。在同一年，收入1.4万封往来书信的《达尔文书信编目》面世。这部新传记很好地吸收了这些新披露的材料，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以更宽广的视角，描绘了一个血肉丰满的达尔文形象。更确切地说，本书描绘了达尔文一生所经历的那个时代、社会的风貌。这部书除了关注科学内容，也格外关注宗教、政治、社会以及各种各样的“事理”。这部书也于1993年获得美国科学史学会的戴维斯奖（Watson Davis and Helen Miles Davis Prize）。据我所知1994年林德伯格（David C. Lindberg）的《西方科学的起源》、2004年休斯（Jeff Hughes）的《曼哈顿计划：大科学和原子弹》曾获得过此项奖励。

慢慢读下来，我的感觉是，不好说《达尔文》是不是最棒的达尔文传（封面印着这样一行字“毫无疑问，本书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达尔文传记”），但它是我读过的三部达尔文传记中最厚的一部，它提供了其他同类著作难以展现的大量细节。更重要的是，处于彷徨状态的年轻人读过此书，也许会获得若干启示，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将来要做什么，以及现在如何做出选择。

因此，在这里，我将不讨论达尔文进化论的是是非非，而是讨论作为博物学家的达尔文如何成才，以及他的经历对于今天的年轻学子有何启示。

达尔文一生的转折点是1831年上了“小猎犬号”，随后他在“大自然的神殿”中进行了五年零两天的全球博物之旅。上船前，达尔文是个“草鞋没号”的毛头小伙子，下船时，他已经是大英帝国的知名科学家了。

实际上，达尔文上船十分偶然，是经过师长的好心推荐才以一个特殊的身份上船的。注意，他并不是以官方博物学家的身份上船的，准确说是个“民科”、半拉子博物学家。当时上船的唯一官方博物学家是麦考密克（当时32岁），此人经历丰富，但出身卑微，只列在仆役级别。达尔文出身名门望族，属于绅士阶级。虽然当时学问一般般，却可以同船长同桌就餐。事实上，为达尔文（当时23岁）设计的身份就是，上船给海军部门的船长菲茨罗伊（当时26岁）当“餐伴”，因为船长长年远航不免寂寞、消沉，此前已有一位自杀。什么是“餐伴”？大约相当于“陪聊”、“伴游”吧！因此，是不是科学家、博物学家并不重要，而是要身份对等，能够说得上话。“只要对方是位绅士，文雅、有教养，即使是辉格党也行”。船长菲茨罗伊是托利党人。能唠嗑就行，党派分歧是次要的。

“小猎犬号”的出航满载着帝国的商业、政治使命，主要不是出于自然科学的考虑。“小猎犬号”属于皇家海军，要到南美洲海域进行细致勘测。“如果英国商人要击败来自西班牙和美国的竞争对手，他们的船只就需要轻松进入南美洲港口。因此必须绘制岛屿和海岸线的地图，测量港口和海峡的深度。”（中译本第81页）在此之前这顶工作已开展5年了，并且收获颇丰。

达尔文上“小猎犬号”，属于借光搞科研。搞什么科研呢？做他自己喜欢的博物学收集和研究工作。原计划搭船进行两年的南美考察，结果却成了五年的全球考察。

达尔文的机会来之不易。这要感谢他之前广泛结交的博物学家朋友，如科德斯特里姆、格兰特、福克斯、杰宁斯、亨斯洛、塞奇威克等。其中，能够上“小猎犬号”，身为植物学教授的亨斯洛出力最大，因为亨斯洛的大力推荐，事后才成就了世界级科学家达尔文这样一个伟人。

当初，达尔文根本不是第一人选，虽然那个岗位只是个“陪聊”。第一人选择是杰宁斯，但他因教区的工作而拒绝了。亨斯洛本人倒是想去，但终因家里事情太多太复杂脱不开身而退缩了。不过，亨斯洛最终成了达尔文的坚强后盾，负责接收、保管达尔文远在千里之外寄回的成箱标本。达尔文也不是第三个候选人，菲茨罗伊已经把位置许诺给一个朋友了，只能等到他朋友不去了，才轮得到达尔文。好在经过痛苦的等待，达尔文还算走运，船长的那位朋友拒绝了邀请。这样达尔文才得以上船。

达尔文的上船有象征意义，正是这次上船，他找到了“最后的解脱”，结束上青春期的持续迷茫，完成了人生的皈依。

正是这次上船，他找到了并确定了一生将要从事的事业：博物学研究。相当程度上达尔文继承了他爷爷的天赋。

话说回来，不是上了船日后就能成为伟大的进化论学者。达尔文此前已经锁定了爱好，目光已经聚焦于大自然。数学、医学、神学都不合达尔文的胃口，但他对昆虫、植物、地质，却表现出相当的兴趣和天赋。达尔文在此之前对昆虫和海洋生物已有一定研究，学会了鸟类标本制作，还被选为普林尼学会理事。这些准备是相当必要的，上船后，达尔文到达各地，都能独立开展工作，人们也尊称为“哲学家”、“博物学家”。

《达尔文》一书丰富的社会背景介绍，也让读者了解到，达尔文是在许多人工作的基础上前进的。在1831年时，资本主义与基督教的全球扩张已经全面展开，洪堡厚厚的《个人手札》、赖尔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业已出版。

达尔文选择了博物学，他成功了，今天，博物学依然大有作为。

顺便指出中译本中的两个小错误：（1）第77页的1813年应当是1831年，目录页也要修改。（2）中译本中多次提到“泻湖”（lagoon），实际上现在这个词应当写作“潟（读音为“细”）湖”（见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第1464页）。

（刊于：《科学时报》，2009-08-13, 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