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罗素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罗素的哲学是富有生命力的。这就是说，它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也许有人说，任何一个哲学都有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一般来说，任何哲学体系都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但是，有许多哲学家往往自命自己的哲学最完美、最高明，因此，他们一旦完成自己的哲学体系，就自满自足起来，不再发展、不再修正。罗素和哲学史上的其他较为明智的哲学家却不是这样。罗素的哲学是流动的，罗素自己曾形象地把自己的哲学发展过程比作一条河流。这条哲学河流，在其发源地时，是细小的泉眼，它们发端于不同的哲学山岭，然后慢慢地汇集成溪。在它流动的过程中，不断地吸引它所流经的各个地区所提供的丰富养料，迅速地成为一条小河。这就是罗素青年时代的哲学的雏形。小河慢慢汇集成大河，成为湍急的河流奔驰于崎岖山岭之间，它像野马似地咆哮着，横冲直撞寻求出路。这是刚刚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的青年罗素的性格。接着，正如罗素自己所说的那样，经过社会生活的磨炼，罗素终于以坚实的步伐迈入自己的壮年，这就像大河终于在冲破一道又一道山岭的阻碍之后进入一望无际的平原一样，河床宽广了，水流平稳得多了。罗素经历了各种社会斗争的考验之后，就像下游的河水那样缓缓地流着；最后，当罗素进入老年期的时候，他把他的哲学河流中所带来的所有的智慧，都汇入了人类文化的大海。

那么，罗素的哲学究竟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呢？每个发展阶段又主要从历史上的哪些哲学流派和文化思想吸取营养呢？

第一节 罗素哲学思想的萌芽

罗素的哲学思想的形成是同他的家庭教育以及他本人所受的社会影响分不开的。

罗素于1872年生于英国一个具有“贵族自由主义传统”[6]的贵族家庭里。他的爸爸安伯莱子爵（Viscount Amberley, 1842—1876）和妈妈凯特·斯坦利（Kate Stanley, 1842—1874，她是斯坦利爵士的女儿）都是自由改革和妇女解放的开明贵族，而且都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狂热追随者。罗素的祖父约翰·罗素勋爵（Lord John Russell, 1792—1878）是英国著名的贝德福德公爵（Duke of Bedford）的第六代，也是英国近代史上富有声望的首相。罗素的祖父又是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对英国政治起重要影响的自由党的支持者，也是英国自由主义贵族的代言人。

据罗素自己说，他的爸爸和妈妈虽然在他三岁以前都去世了，但他们所崇信的穆勒哲学对他的影响很大。穆勒的自由主义政治观点和经验主义哲学观点，是罗素哲学的来源之一。罗素出生后不久，他的母亲就请穆勒做罗素的教父。从小到大，穆勒的哲学像魔力一样一直萦绕着罗素的思想。

罗素继承了穆勒的经验主义哲学、逻辑和社会政治思想，并把它们同19世纪末的科学技术成果结合在一起。变成了罗素自己所创立的独具风格的分析哲学、数理逻辑和社会政治思想。

穆勒的哲学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以前处于“黄金时代”的英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在他的哲学中，遵循着一条从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开始、中经贝克莱（George Berkeley, 1685—1753）、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1776）直到穆勒的父亲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 1773—1836）为止的英国经验主义的传统路线。到了穆勒，经验主义哲学特别强调了人的主观的表象形式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从而把认识局限于对感觉材料的解释和描述（Description）上。下面，我们将会看到，罗素也和穆勒一样，特别重视感觉材料（Sense-data）及人对这些材料的描述。穆勒在他的经验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建成他的整个的“归纳逻辑”体系。他在1843年出版的著名著作《演绎和归纳逻辑体系》（A System of Logic, Ratiocinative and Inductive）中全面地论证了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罗素后来用数学的新成果改造了穆勒的逻辑，创立了数理逻辑（Mathematical Logic）。

穆勒的人性论的和功利主义的伦理思想也对罗素的社会政治观点和伦理思想起很大的作用。穆勒特别强调每一个个人的独特人性和自由，并主张用实验和功利的效果来检验个人的自由的价值。因此，他非常推崇和他的父亲詹姆斯·穆勒同辈的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雷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的思想。边沁认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和道德的最高原则是“效用原则”或者功利主义（utilitarism，来源于拉丁字utilitas——“效用”）。因此，按照这个原则，道德、法权和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乃是效用，即带来快乐或防止痛苦的那些事物。这种功利主义是当时英国辉格党（Whig）社会政策的思想基础。穆勒继承了边沁的这些思想，把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归结为两点：①唯有快乐是善；②一切行动，只有有利于达到快乐的目的，才是正确的；反之，是错误的行为。我们将同样看到，穆勒的这些思想，在罗素的伦理学中有很大的影响。穆勒的乐观主义伦理观是以尊重个人的人性为基础的，所以他说：“在社会生活中，人所具有的属性，仅仅是导源于和归结于个别人的本能规律。”[7]罗素发挥了穆勒的这些个人主义思想，强调尊重个性解放和个人人权是使每个人得以享受幸福的基础。

罗素在幼年时期，曾接受过两位有极强烈自由主义思想和无神论思想的家庭教师的教育。这两位家庭教师是罗素的父母选定的。但不久以后，罗素完全由他的祖母约翰·罗素夫人严加管教。

罗素的祖母向罗素灌输的是老式的清教徒主义（Puritanism）和现代的自由主义相结合的人生观。罗素的祖母先后请来了两位德国籍和瑞士籍的自由主义人士作罗素的家庭教师，他们向罗素教授各种现代科学知识。除了家庭教师以外，在祖父家里的罗洛叔叔也是罗素幼年时代的热情的启蒙者。他曾经按照圣经的押韵写法，写出一首赞美上帝的颂诗，其中引用了不少科学概念（例如大气压力、原子和以太等），向罗素传授了自然科学知识。

由于罗素年幼失去父母，又没有同龄的儿童与他做伴，他生性孤僻。他的孤独使他有更多的机会进行独立思考，思索各种事物。上述特殊的家庭教育——自由主义、现代科学的启蒙教育等——使他从五岁开始萌芽了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怀疑一切未被证实的事物。

罗素对于传统信仰的怀疑，最早的纪录是在他五岁的时候。那时，有人告诉他地球是圆的，他不立刻接受这种结论。为了检验这个结论是否正确，他独自一个人跑到花园里，开始挖一个洞，为的是想看看是否能贯通到另一半球的澳大利亚。还有一次，有人告诉他：当他睡觉时，天使在他旁边守护着他，他不相信，说道：“我从来没见过她们呀！”当别人告诉他说：天使们是在他睁眼的刹那走开的，他便决定故意闭眼装睡，然后突然张开眼睛，并用手去抓，但结果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抓到。

还有一次，也是在罗素五岁时发生的。罗素同他的姑母阿加莎等人到海边去，当他看到海边的蜮反复要脱离岩石却又多次失败时，他大惑不解地问道：“这些蜮会不会思考呢？”阿加莎姑母说：“我不知道。”罗素便说：“那么你就该进一步学习，去了解这个事情。”

这些发端于五岁的儿童的怀疑主义和强烈的求知欲，后来被证明是罗素的哲学思想的胚芽。罗素自己在他的《回忆集》（Portraits from Memory）中说，他首先以“智慧”的名义反抗一切传统观念的束缚，不满足于现成的答案，以怀疑的态度追求真理。逐渐地，罗素对家里的科学观念表示不同意。当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家人提出具有深奥的哲学含义的问题时，他的家人总是不以为然地对他说：“什么是精神？无关紧要，什么是物质？无所谓。”（What is mind? No matter. What is matter? Never mind.）罗素说，他从小就养成了一种追求真理的习惯，“我愈是对一件事情感兴趣，便愈想了解有关它的事实与真相，尽管这些事实与真相，可能会使我感到不快……”[8]

引导人们成为哲学家的主观动机有很多种。例如，在历史上，一个备受压抑的异教徒，无法忍受正统教派的压迫，设法寻求论证其教义合理存在的哲学根据，或寻求驳倒对方的压迫的不合理性的逻辑手段，于是，他们进行了哲学思维。

但是，在罗素看来，在所有那些试图进行哲学思维的动机中，有一种是最令人钦佩的，这就是人们对了解世界的渴望。我们翻阅几千年来的中国和外国的哲学史，许多哲学家往往是出自这一动机促使他们进行哲学思考的。他们在这一动机的推动下，苦思冥想着世界的奥秘，钻研着以往各种各样的文化知识，终于得出一个在他们看来是比较理想的思想体系；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思想体系是揭示世界奥秘的最好指南。我们发现，越是远古，越是处于古代哲学与科学尚未分家的时候，这种追求哲学思想的动机越占优势。

除此以外，鼓动着人们进行哲学思维的另一动机，往往是年轻时存在于人的心灵深处的那种潜在的感性刺激。也就是说，种种由感官得来的诱人的好奇心，可以促使一个善于思索的人追根究底地探索事物的本质或世界的真理。譬如说，罗素举例道，青年人看到了美丽的彩虹，会引导他思索：“彩虹是什么？”当一个年轻人或甚至是一个幼童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实际是在开始进行哲学思维。一切关于世界本质的问题的提出，都是从这样一些很具体的提问中开始萌芽。如果这个孩子或青年是善于思考的，他就不会满足于一般常人的回答，也不会停留在这个具体问题上，他可能会进一步思索：“为什么雨后的云彩会把太阳光折射出五彩缤纷的彩虹？为什么不下雨时，天上那么多的云彩不会折射成虹？为什么太阳光会被分解成七彩？太阳光的成分是什么？太阳为什么会发射光？太阳什么时候开始发光？整个宇宙和太阳有什么关系？宇宙是怎样形成的？”等。这一系列逐步升级的、并非牵强的发问是导致哲学思维的最好途径——须知，一切哲学问题所要解决的，恰恰是这种关于世界的本质的探索。但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小孩或青年都会这样不停顿地发问和思索。因此，很多小孩和青年对某一个奇异事物的发问和思索，往往会满足于其中的对一个具体问题的了解上，或者发问到一定阶段，就不再思索下去。

罗素幼年时期的提问和思索就是带有永不满足的特点。他善于孤独地、安静地躲在花园的树木底下，思索着有关大自然的问题和社会生活的问题。罗素后来曾经引用过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描写牛顿（Issac Newton, 1643—1727）的一句话说，他从小就喜欢“在思想的奇妙大海中孤独地航行”。

罗素在描述自己为什么走上了哲学家的生涯时说，从童年时代起，有两种问题一直伴随着他的智力的成长，使他一步一步地接近哲学的王国，这就是：一方面要探索家人和一般人所深信不疑的那些宗教教条的根据；另一方面，要探索那些可以称为确实的知识的认识[9]。

这两个方面的思路，是罗素的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在无形中影响着他的结果。

众所周知，19世纪下半叶开始，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的生产力有了进一步发展。在社会生产力迅猛发展的推动下，科学技术和各种文化也如百花盛开、竞相争艳。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科学都发生了突破性的变革。新的科学成果大大地扩大了人类认识世界的眼界，使人类对世界本质的认识进一步加深，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各种崭新的哲学世界观的温床。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在欧洲哲学界中，逐渐地涌现出一批企图把科学成果移植到哲学领域的新哲学流派。但这些哲学派别都受到一定的社会条件的限制，没能真正地创立一个以科学成果为基础的世界观。譬如实证主义（Positivism）和新康德主义（Neo-Kantianism）都试图使自己的哲学建立在精确的科学推理的基础上。但他们都片面地夸大主观的认识能力的作用，以致使科学技术的成果被窒息在主观的认识能力的框框中。差不多同罗素同一时代，德国有一位叫赫尔曼·柯亨（Hermann Cohen, 1842—1918）的哲学家，他是新康德主义马堡（Marburg）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从表面看来，他也强调哲学必须建立在精确的科学——数学——的基础上，但他把数学的基本原则归结为主观的、先天的感性形式的产物，彻底否认数学规律的客观来源。

罗素从学会思考的时候起，就感受到自然科学，特别是数学所遵循的原则的普遍有效性。数学的普遍有效性并没有使他盲目地崇信数学的规律，相反地，却引起了他更深入的思索：为什么数学的原则具有普遍性？像“二乘二等于四”的普遍原理，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罗素来说，当他第一次接受数学的某些原理的时候，首先要发问一个“为什么”。数学越是表现出普遍有效性，他越要探讨它的普遍性的根源。这就表明，19世纪下半叶人类科学技术的成果已直接地影响着罗素的最初的哲学思想。他发现，数学的精确性和普遍性恰恰是探索世界本质和认识真理的最可靠的出发点。但是，正是由于它要成为真理的出发点，所以就越要弄清数学原理的奥秘。以后，我们将会看到，罗素从幼年时代起开始产生的对数学的精确性的怀疑，乃是他的哲学世界观的出发点。

在罗素的《回忆集》《自传》和《我的哲学发展》以及他的哥哥弗兰克的回忆录中，都讲述过罗素在11岁时对欧几里得几何学中的公理的怀疑。当时，弗兰克教罗素学欧几里得几何学。弗兰克在论述了第一条公理后，罗素就要求给予论证。当他知道公理是无法证明时，他马上就很不高兴地说：“既然它们是无法证明的，那么，我为什么要首先接受它呢？”他对数学公理的第一次怀疑，成为他进一步深入地研究数学奥秘的推动力。从此，他如饥似渴地研究数学，希望从中找到一种能以精确的方式证明哲学原理的因素。他越研究数学，就越怀疑数学，越觉得数学最有希望成为科学世界观的基础。

除了自然科学的成就以外，英国社会在19世纪下半叶的社会结构的变动也促进罗素深入地研究哲学。这一方面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罗素的社会哲学的内容和原则。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80年代在西欧各国陆续建立起来的社会民主党及其政策。在英国，直到罗素长成为青年时，还没有建立社会民主党。但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都在英国知识分子中传播开来。与罗素有密切来往的韦伯夫妇——西德尼·韦伯（Sidney Webb, 1859—1947）和贝特丽丝·韦伯（Beatrice Webb, 1858—1943）就是英国的最早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者。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创立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是罗素从事社会活动的第一个场所，从那以后，罗素从英国的自由主义贵族立场出发，研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和其他社会问题，使他的社会哲学和伦理观点带有许多同情普通人民的色彩。如前所述，穆勒的哲学对罗素有很大影响，而穆勒也是主张实行“改进”英国社会的自由主义计划的。罗素的思想中的费边主义思想同他的哲学中的穆勒的影响是相协调的。

由于罗素的哲学中包含着以上各个因素，由于罗素哲学产生于那样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又由于罗素本人从小就滋长着怀疑主义的思维习惯，所以，他的世界观，从最初的萌芽形式，就包含着无神论的成分。罗素说，他研究哲学的一个出发点就是要寻找宗教信仰的根源。但他独立思考的结果，答案是否定的。他说，他首先不相信“自由意志”（free will），接着，不相信所谓“不朽”（immortality），最后，不相信“神”（God）[10]。由此可见，从一开始，不信神就成为了罗素的哲学思想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出发点。

综上所述，罗素哲学思想在其萌芽过程中，是受到一系列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的因素决定的。这些主客观因素包含：①罗素本人的特殊的思维习惯；②罗素的家庭所恪守的“贵族自由主义传统”；③19世纪末的科学技术新成果；④英国和西欧社会在19世纪80年代后的结构上的变化。

我们将会看到，在罗素以后的哲学思想发展中，这几个因素一直在起作用。这几个因素的内容和比例不断地有所变化，变化的程度则成了罗素哲学发展各阶段的重要标志，诚如罗素自己所说的：“根据我所关心的问题和对我有影响的著作的不同情况，可以把我的哲学的发展过程分为不同的阶段。”[11]

第二节 罗素哲学的形成

罗素哲学基本形成的时间是在19世纪最后十年和20世纪的最初十年。它的形成包含了两个正相反对的过程：一方面，罗素要从传统哲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另一方面，罗素要创造性地建立自己的新哲学体系。

罗素从1890年起升入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他先是专攻数学，从第三年起专攻哲学。当时的英国哲学界，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据罗素说，他一开始学习和研究哲学，就陷入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哲学的圈套，黑格尔的辩证法有很大的迷惑力，强烈地吸引着罗素。

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黑格尔的哲学就已在欧洲大陆占优势。黑格尔死后，他的学派分裂成两派。其中的青年黑格尔左派，后来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派则形成了19世纪下半叶的新黑格尔主义（Neo-Hegelism）。新黑格尔主义和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新康德主义（Neo-Kantianism）一起，把德国古典哲学追求体系化的作风吹遍欧洲各国。在英国，新黑格尔主义以托马斯·格林（Thomas Hill Green, 1836—1882）、鲍桑葵（Bernard Basanquet, 1848—1923）、赫伯特（Francis Herbert, 1846—1924）和麦克塔格特（John Ellis McTaggart, 1866—1925）为代表。格林等人把黑格尔的著作系统地介绍到英国来，并结合英国哲学的传统创建一支在英国各大学和学术界中深有影响的英国式的新黑格尔主义。罗素说：

黑格尔认为宇宙是一个密切联合的统一体。事实上，他的宇宙是像胶体那样的东西，只要你碰到它的一部分，整个东西都会垮下去，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不像是胶体物，因为它无法分割成各个部分。根据黑格尔本人的看法，分割成各个部分的外表不过是一种幻觉，唯一的真实是“绝对”——这是他给上帝所取的代名词。在他的哲学中，我一度找到了安慰。当他的哲学被他的一些英国信徒，尤其是麦克塔格特（他是我当时的密友之一）呈献给我时，黑格尔哲学似乎既迷人又有高度的可论证性。[12]

但是，黑格尔哲学的上述体系，很快就遭到罗素的否定。如前所述，罗素从幼年起，就受到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的影响，特别是穆勒哲学的影响，再加上他本人对数学有深厚的感情，他越加觉得黑格尔讲的那一套同他本人所经验到的和数学所证明的不一样。

罗素很生动地描述了他自己从黑格尔哲学反叛的过程。黑格尔哲学给人提供的是一幅关于世界的模糊的（尽管是完整的）图画，就像在英国伦敦的大雾中，我们看到远处那模糊的汽车影子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在雾中确实首先看到一辆巴士的模糊的黑影。当巴士向你驶来，你才逐渐察觉出那是一辆载着乘客的车子。但是，在黑格尔看来，你首先看到的模糊的车影，反而比你后来近看的清晰的汽车更正确、更真实。罗素认为，这显然是一种经主观分析而得出的错误认识，罗素说：“他这种观点非常不合我的胃口。”罗素所喜欢的是什么呢？如前所述，他喜欢那些精确无误的事物，就像最早的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 of Miletus, 624—546BC）喜欢那具有鲜明的轮廓的希腊山水一样。

罗素感到惊讶的是黑格尔等人的那种颠倒事实的概念竟然会得到这么多自称是哲学家的人们的崇奉。在他看来，黑格尔的哲学“事实上不过是传统信仰的翻版，里面有不少是在玩弄诡辩的把戏。”[13]

罗素对黑格尔哲学的反叛过程，就是他创立新的哲学体系的过程。他越是怀疑黑格尔哲学的真理价值，越觉得必须使哲学建立在数学的精确论证的基础上。

当罗素放弃德国哲学之际，他同时也吸收了德国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在研究数学原理方面的成果。罗素认为，他们在这方面的成果比哲学方面的成果更大。罗素以极大的兴趣阅读和研究德国数学家魏尔斯特拉斯（Karl Weierstrass, 1815—1897）和戴德金（Richard Dedekind）的作品。他们俩把自从莱布尼兹以来一直妨碍着数学基础发展的大量形而上学的屏障都排除掉，使数学更加充满着辩证法的活力。此外，对罗素的新的哲学思想的形成起更大作用的是乔治·康托尔（George Cantor, 1845—1918）。康托尔在他的划时代的著作中，把“无穷大”的问题，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给罗素很大的启发。到了20世纪初，正当罗素集中精力探索他的新的哲学体系的时候，另一位德国哲学家弗雷格（Gottlob Frege, 1848—1925）和意大利数学家皮亚诺（Giuseppe Peano, 1858—1932）的研究成果直接推动了罗素的新的哲学体系——逻辑原子论哲学（The Philosophy of Logical Atomism）的建成。弗雷格的主要著作《概念性》（Begriffsschrift, 1879）、《算术基础》（Die Grundlagen der Arithmetik, 1884）和他的两卷本的大部头著作《算术基本原则》（Die Grund setze der Arithmetik, 1893；1903），像阳光雨露一样，一下子使罗素清醒过来。罗素在1897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几何学基础》（Foundation of Geometry, 1897）之后，接着在1903年就写出了《数学原理》（Principles of Mathematics）。然后，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内，在弗列格等人的上述著作的影响下，与他的老师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一起写出了《数学原论》（Principia Mathematica）。这本书成为他的数理逻辑和逻辑原子论的理论基础。《数学原论》的完成标志着罗素哲学已经基本形成自己的体系。从此，他的声誉不仅传遍英国哲学界，而且，也飘过英伦海峡和大西洋，传遍整个欧洲和美国。

值得一提的是，在罗素的逻辑原子论形成的过程中，罗素的朋友G. E.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 1873—1958）始终都同罗素有密切的思想联系。

罗素在形成自己的逻辑原子论哲学的同时，同G. E.摩尔一样，很重视“分析”（Analysis）在哲学中的功用。所以，人们往往也把罗素的逻辑原子论同摩尔的哲学一起归入“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的范畴之中。但所谓“分析”，主要是指一种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如果从本质上讲，罗素和摩尔的哲学都是要强调：物体世界并不是像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和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1831）所说的那种依赖于主观意识或绝对精神的东西，而是独立于经验而存在。下面，我们将要看到，随着罗素的哲学体系的完成，他进一步论证了在我们之外的物质世界是独立于经验的“实在物”（real being）。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罗素和摩尔以及在他们之后的布罗德（Charlie Dunbar Broad, 1887—1971）所构成的新的哲学流派，被称为“实在论”（realism）。

第三节 罗素哲学的进一步发展

从1914年到1918年，罗素完全投入到反战的社会活动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罗素以惊人的写作速度完成了《自由之路》（Roads to Freedom）。这本书从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探讨了社会主义和自由的问题。接着，他又把精力转向哲学理论方面的研究。罗素自己说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他的世界观的一个转折点。在那以前，他把人类理想化，并一厢情愿地认为人类越进步，越能趋向完美的人性，越能过着幸福的生活。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他的幻梦。他从人类相互残杀中看到了社会丑恶势力，也看到了人类精神世界的空虚和残忍。由此，他决心在研究哲学问题的过程中，不仅要探索科学真理，也要探索诸如社会道德、自由和正义等属于人生哲学和社会哲学方面的问题。从此以后，罗素的哲学研究面向了两个不同的领域：科学和社会。

在完成《数学原论》以后，罗素尽管奔忙于保卫和平的事业，但他仍然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之外，抽空写出《哲学问题》（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 1912）和《我们对于外在世界的认识》（Our Knowledge of the External World, 1914）这两部哲学著作。接着，他还利用被监禁在监狱中的短暂时间，写出《数理哲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Mathematical Philosophy, 1918）。

罗素自己在谈到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哲学活动的重点时说，“从此以后，我的思想的注意力转向认识论（Theory of Knowledge）及与此相关的心理学和语言学问题。这是我的哲学兴趣的或多或少的根本性变化。其结果，就我的思想所涉及的问题而言，就产生了三本书：《心之分析》（Analysis of Mind, 1921），《意义与真理探究》（An Inquiry into Meaning and Truth, 1940）和《人类认识及其范围和界限》（Human Knowledge: Its Scope and Limits, 1948）。”[14]

罗素在这里是以最概括的语言总结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40年代为止的哲学活动的主要内容。

如果要稍微详细一点讲，那么，我们要补充说明一下：

（1）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罗素全面地探讨了社会问题，以致使他的哲学研究走出了书斋，在广阔的社会生活中开辟了许多新天地，其中包括教育[其代表作有《论教育》（On Education, 1926）；《教育与社会秩序》（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Order, 1932）]，性与婚姻[其代表作有《婚姻与道德》（Marriage and Morals, 1929）]，社会主义与自由[其代表作有《布尔什维克的实践与理论》（The Practise and Theory of Bolshevism, 1820）；《自由与组织，1814—1914》（Freedom and Organization 1814—1914，1934）；《权力：新的社会分析》（Power: A New Social Analysis, 1938）；《政权与个人》（Authority and the Individual, 1949）；《从道德与政治观点看人类社会》（Human Society in Ethics and Politcs, 1954）；《人类有前途吗？》（Has Man a Future, 1961）]，伦理学[其代表作有《社会重建原理》（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1916）；《幸福之道》（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 1930）]及宗教[其代表作有《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Why I am not a Christian, 1957）；《宗教与科学》（Religionand Science, 1935）]等问题。所有这一切，使罗素的哲学从20世纪20年代起，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变成为与20世纪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生哲学和科学哲学的统一体。

（2）罗素在完成体系化的基础上，集中解决认识论方面的问题。他比摩尔更高明，超出了分析哲学的方法论范围，进一步探讨世界的本质及人的认识的本质。在这方面，使他成为英国分析哲学派别中成果最显著的一个。他在认识论方面的著作，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以外，比较重要的有：《物之分析》（An Analysis of Matter, 1927）；《神秘主义与逻辑》（Mysticism and Logic, 1918）；《哲学概论》（An Outline of Philosophy, 1927）；《怀疑主义论文集》（Sceptical Essays, 1928）；《科学观》（The Scientific Outlook, 1931）。罗素在解决认识论方面，还打破了以往哲学家的传统方法和范围，他把认识论问题同心理学和语言学联系在一起，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一般认为，到了20世纪20年代，罗素的哲学思想从逻辑原子论转向中立一元论（Neutral Monism），而作为他的逻辑原子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逻辑指称论，也因为受行为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影响，而转向了信念论。依据这种信念论，罗素会对“真”和“假”下了如下的定义：“每个不只是行动的冲动的信念，都具有一幅图画的性质，再加上‘是的’或‘不是的’感觉。在我们遇到‘是的’感觉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件事实对于那幅图画具有一个原型对于一个意象所有的那种相似，那么，它便是‘真’的；在遇到‘不是的’感觉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样的事实，那么它便是‘不真’的；一个不真的信念叫作一个‘假’的信念。”[15]显然，罗素关于真理的观念，由于受到他的中立一元论的影响，具有在纯粹经验主义与客观的实在论之间动摇不定的性质。

罗素在撰写《意义与真理探究》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纯粹经验主义的不足之处，因此，他所主张的真理的符合论，包含着难以处理好的两个方面的关系，即：一方面，它要求基本命题的真理性依靠它们与某些事件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其他命题的真理性是依靠它们与基本命题的句法关系。这样一来，正如罗素自己所指出的：这种理论“具有两种不容易决定的形式”——在第一种形式中，基本命题必须来自经验，因而不能适当地与经验发生关系的命题既不真也不假；在第二种形式中，基本命题不需要与经验，而只需要与‘事实’发生关系，虽然如果它们不跟经验发生关系，就不能知道它们。[16]罗素在转向中立的一元论以后，在保留经验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经常强调“事实”的客观性，强调“事实”之独立于语言。

但不管怎样，在罗素的哲学思想中，始终都重视对于语言及其意义的分析，并把这一部分看作是他的哲学体系的基础。因此，即使到了晚年，罗素一直坚持主张语言要有意义，语言必须与它本身之外的事物相关联。罗素说“我一向坚持这样的一个原则，这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理解一个语句的含意，构成这个语句的语词必须完全是一些指示我们所亲知的事物的语词或是用这类语词所定义的语词。在我看来，这个原则至今仍然是完全正确的。”[17]

（3）罗素还进一步研究哲学史，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发展他的哲学。他写了一部关于他自己的哲学发展史的著作——《我的哲学发展》（My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1959）。同时，还写了论述西欧哲学发展的著作——《西方哲学史》（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1945）和《西方的智慧》（Wisdom of the West, 1959）。在这些哲学史著作中，罗素把哲学看作是与社会生活、人类文化有密切关系的精神财富。他认为，哲学是介乎科学与宗教间的“无人地带”，是维系社会文化的不可缺少的纽带。

（4）罗素的哲学是从数学分析中引申出来的，但是，愈是向后发展，它又渐渐地远离纯数学，与人类所面临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相接近。用罗素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个“从毕达哥拉斯退却”（The retreat from Pythagoras）的过程。他说：

从20世纪初以来，我的哲学发展可以看作是逐渐从毕达哥拉斯退却的过程。毕达哥拉斯学派是与数学有密切联系的一种神秘主义形式。……有一个时候，我也有这种很类似的观点，在数理逻辑的本性中找到某种具有一些重要的感情因素的东西，我因而把它看作是数理逻辑的本质。[18]

随着生活经验的丰富，罗素逐渐脱离那种神秘主义的桎梏，越来越同现实生活相结合。所以，他的哲学越走越宽，同时又在扩大中不断深化，最后形成罗素自己的成熟的哲学。因此，概括罗素的整个哲学发展过程，可以这样说：它是以数学原理为起点，走向生活、走向社会，最后又通过人性在非人性的世界（non-human world）中找到归宿的哲学。所谓“非人性的世界”，就是无限的宇宙，就是没有神的现实。所以，罗素得出结论说：“非人性的世界是不值得崇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