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隐藏了好几天的太阳，冲破阴晦的天空，照耀大地，这对于准备行动的罗霄纵队，真是得了“天时”。

队伍趁着天色晴朗，循着迂回曲折的雪道，蜿蜒向北。这天的行军序列是，三团为前卫，一团为本队，二团为后卫，纵队直属队在前卫后行进。雪后初晴，冷气刺骨。各人只露出眼鼻和口，手上戴着各种颜色的手套，包袱外边捆着几双草鞋，大踏步地前进。

这天正午，部队到了一个高山下。在平常，他们一到宿营地，除了有大的敌情外，都是随到随宿营。这一天虽然没有敌情顾虑，但除担任分配房子的人员外，都站在宿营地外一个广场上。

队列中一个背图囊和手枪的人，身材较高而结实，浓眉，双目炯炯，走到几个看热闹的农民面前，说了几句客气话，就向他们请求说：“老表，借几把秤，行吗？”

“行！”农民立即答应，又问，“要几把？”

“越多越好。”

老表们和士兵们都笑起来，他们都奇怪，觉得从来还没有看到借秤也说越多越好的。左猜右猜，谁也猜不着，只有等秤来了再看看。

借秤人名叫黎苏，是罗霄纵队的参谋长。他家在贾鲁河畔，土地不多，由兼做草药医生的父亲耕种，也只够吃。童年读私塾，后考入旧制高等小学，毕业后考入中学，才一年半，因故乡连年饥荒，便辍学投身北洋军队。大革命时代，参加了响应北伐军的战争。武汉政府叛变革命后，他以单纯的军人态度继续服役，参加蒋冯阎军阀大混战。中原战争结束后，由蒋介石统率他们在鄂豫皖地区打红军。黎苏本来在大革命时期就受过在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影响，知道苏维埃政府是最廉洁的政府，红军是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军队。后来更多更直接看到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红军的主张和行动，就确认他们和中国其他任何政党、政府和军队不同。他当时是副营长，他那营独立驻在苏区边一个镇子里担任守备。他的团有个团副和他那营有两个连长，是秘密共产党员。他们利用国民党军队中一些士兵和军官对进攻苏区的不满，决定起义。他们在黎苏同情赞助下，做好营长的工作，派人到苏区和共产党联系，就在红军配合下起义了。半年之后，因为黎苏有较好军事知识和技术，就调到罗霄纵队工作，他仍然保持了正规军人的气质和风度，不同的是加入了共产党。在起义前他是少校军官，起义之后很快和士兵打成一片，过官兵平等和无薪饷的生活了。罗霄纵队北上的时候，他看到部队有个不好的习惯，没收土豪的东西，特别是被服、腊肉之类，总想多带。这样很多人包袱很重，影响整个部队的行动。这天早晨出发之前，接到红军总司令部的电报，要罗霄纵队赶快进到南浔铁路附近，为了加速行军，必须减轻不必要的行李。他向郭楚松建议说：“到宿营地就减行李？”

“好。”郭楚松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也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又补充说，“必须严厉一点，行动要真正做到‘其疾如风’。”

黎苏说：“不管是谁，一律不准带不重要的东西。”

队伍集合好了，每个人身后是自己的行李包裹，黎苏站在一个土台上，向部队说：“同志们听着，大道理我不讲了，讲点小道理。当兵打仗，最要紧的是轻装上阵，如今我们是长途行军打仗，这个问题尤其重要，俗话说远路无轻担，我们都是有这方面经验的人。可是我们有的同志，行李太多，把没收土豪的东西都背上了，而不管用得着用不着，有些人甚至把女人的裤子也背起走，真不像话。背的东西多了，影响行军速度，削弱了战斗力，因此，我们决定轻装。不需要的服装、物品，一概送给老百姓，不需要的书籍文件，不能送人的，一把火烧掉。炊事员只准挑一餐的菜——就是猪肉鸡鸭，也不准多带！”

黎苏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叫就近部队行政首长来，每人发一把秤，眼睛随即向大家扫射一下，高声而严肃地说：“各人把包袱解开！”

所有的人包袱打开了，他命令大家把红红绿绿的和不必要的物品，通通清出来，集中一块，叫宣传队长陈廉给群众分掉，不需要的文件，一把火烧了。需要的东西，各伙食单位过秤。

黎苏在各部队走来走去，监督过秤。一个担架员，正和过秤的人发牢骚：“我的东西不算多。”

“不管多少，都要过秤。”营长朱理容见黎苏过来，也督促说。

担架员忽然慷慨地说：“过吧！”

可是，他趁着过秤的人没有注意，偷偷摸摸丢一件东西给了过秤的同伴。他身边的人，都隐笑起来，黎苏看到他们这样子，怀疑有点名堂，就问发笑的人，但他们闭口不说，只是冷笑。他更加怀疑了，于是亲手检查，一个两个，到了第三个——他是过了秤的——发觉他包袱底下，有一条绫绸女人裤子。他把裤子高高举起，挥动几下，好像要大家看把戏一样，同时大声叫道：“大家看看！”

于是全队列都大笑起来。

“你好打埋伏！”他看着那个战士，斥责道。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他申辩说。

“是谁的？”他又穷追。

“是他的。”那人指着担架员说。

担架员说：“也不是我的。”

“是谁的？”

“是……”担架员见黎苏很严厉，吞吞吐吐。

“是谁的？”

担架员还是不说。

“那就是你的！”黎苏火了。

“真不是我的……”担架员申辩着。

“那到底是谁的？”

“是……”担架员说着看了看旁边的朱理容。

朱理容不看他，而是望着很远的地方。

黎苏明白了几分，说：“你过来，我要和你单独谈话。”他把担架员叫到一边问：“到底是谁的？”

“我不敢说。”

“什么不敢说？我给你做主。”

“营长的。”担架员终于说了出来。

“好吧，你回去。”

黎苏把朱理容叫过来，说：“好哇你！”又把绫绸裤子举起来，“你带着女人裤子干什么？”他这句话使大家狂笑起来。他随即改成庄严的口气说：“我们是来消灭敌人，不是搬家。你背多了东西，行军会掉队，不只害了自己，而且害了大家。”

黎苏看到他很尴尬，又想到他结婚不久，大概想给年轻小娘子穿漂亮点，口气缓和了些：“你还舍不得？革命成功了，天下都是我们的，一条裤子算什么！真是……”他的眉头皱一下，没有把话说完，心里说：“真有点农民意识。”

黎苏把裤子摔在一边，就过去了。到了另一个单位，看见一个拿秤的人，正在和朱福德论理，他们两人之间，隔着一担挑子，挑子两头各有两个敞口煤油桶。桶的两边上方挖了个铜板大的孔，穿一根横木，拴上棕绳，能挑水，也能装油盐、菜刀之类杂物，一看就知道是炊事用具。他们越说声音越大，如果没有挑子隔着，似乎要吵起来。

黎苏看到那样子，虽然没有听清楚他们说什么，但知道又出了问题，于是走近他们面前，以指责的口气，向着他们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拿秤的人转过头，向着黎苏说：“朱老大挑了四个洋油桶，要他减两个，他就不肯。”

黎苏质问朱福德：“你为什么不愿意？”

“参谋长你听我说。”朱老大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不愿减轻行李，我还在劝别人减行李呢。我的工作是当炊事员，我要保证部队吃饱饭喝足水。这四个煤油桶，是我的工具。你去问我们单位的同志，他们到宿营地，不要好久，就可以喝到开水，因为我一到，不借老百姓的桶，很快挑水，很快烧开，还可以很快煮饭煮菜，这样吃饭也快了。喝足水，吃饱饭，还怕什么！”

“啊！”黎苏立即改变为和平口气，脸上微带笑容，“朱老大，我懂你的意思了——你都是为了大家好。不过，你担重了，也会妨碍大家的。”

陈廉这时在黎苏旁边，也劝朱老大说：“老大，我看还是减两个吧。”

朱老大有点生气地说：“怎么减！”他指着陈廉提的石灰桶，“我的煤油桶就像你的石灰桶一样。你做宣传工作，能不能把你的石灰桶减掉？”

黎苏接着说：“朱老大，这是上级命令，谁也不能超过重量，如果你可以超过重量，那么，别人也照你一样，那命令怎么办？”

“参谋长，”朱福德辩论说，“我同别人有些不同，我身高力大，挑重一点也比他们挑轻的走得快。”

黎苏和四周的人都笑起来。笑过一阵后，黎苏说：“朱老大，不要这样说，你说你气力大，别人也还有气力大的，如果你们气力大的都要超过重量，那可就不好办了。”

朱福德也笑起来说：“这好办，我把包袱甩掉就行了。”

“那也不行。”黎苏婉言说，“一个人换洗衣服还是要的。”

一个同朱老大同班的站起来说：“对！包袱还是要的。”他又向着黎苏，“参谋长，朱老大的包袱我代他背，煤油桶还是不减为好。”

“那么你的包袱不是重了？”

朱老大单位的上士说：“他那一点子东西，我分一点背就行了，我们都可以减一点自己的行李，绝不超过规定。这样他的包袱也不要摔，我们就又有水喝又有饭吃。”

“对！”另一个也说，“我也可以帮他分背一点。”

又有几个人接着说：“我也可以。”

黎苏看到这个情况，就不坚持了，反而转为和悦的颜色向他们说：“好！好！好！就这样办。”

朱福德立即喜悦起来，他又看了黎苏一眼，就去整理他的行头了。

黎苏他们轻装的时候，杜崇惠正朝一团团长朱彪、政委罗铁生发脾气：“轻装工作是重要，可是纯洁部队更重要，我早就告诉你们要做好清洗工作，富农出身的军队不能要，‘自首’的不能要，流氓习气重的不能要，喜欢发洋财的都不能要。你们就是不办！这样对待上级的指示，什么意思？”

朱彪低着头吸烟。罗铁生手里摆弄着棋子儿不吭声。

“一个‘自首’分子，居然还敢讲动摇军心的话，你们还不警惕！”杜崇惠越说越气。

“他平常有缺点错误，我们都同他谈过。”朱彪嘟哝了一句，又埋头抽烟。

“这样的人谈一下就行吗？”杜崇惠气更大了，手上的云帚用劲一挥，“应该给他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打击！”

朱彪、罗铁生处在受委屈而又不好回答的地位，只轻轻“唔”了两声，杜崇惠又继续训斥：“应该提高阶级觉悟，不能让阶级异己分子自由自在呀！”

杜崇惠说的是这个团的机枪连排长桂森。两年前苏区肃反时，他被别人交代出是AB团。那时他在师里当通信员，经过审讯，他承认了。郭楚松、黄晔春认为他出身贫农，一贯表现好，就保他，组织上准许他“自首”[1]，才留在这支部队的。几天前，他和几个战士发牢骚，说往哪里走，去做什么都不知道，是“打糊涂仗”。恰巧被部队中的“十人团”[2]成员听见了，报告了杜崇惠政委。杜崇惠指示一团立即把这个人开除回家。谁知今天又在行军的队伍里见到了他。

朱彪、罗铁生他们没有处理桂森，是经过调查没有发现桂森有什么问题，牢骚话也不常说，同时认为像桂森这个人，出身好，打仗勇敢，对同志忠厚，怎么会去当AB团？他们对杜崇惠根据“十人团”的报告，就要把他洗刷出红军，总觉得窝心。他们知道，前几年苏区和红军打AB团，有很多他们认识的好人被杀了，他们心里都认为冤枉了，没有杀的，虽准许“自首”，但仍是怀疑对象。对“十人团”这个组织也半信半疑。不信吗？那是上级设立的搞军队内部保卫工作的秘密组织；信吗？只要讲错几句话就被怀疑甚至抓起来。这样，对这个组织就有意无意地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在杜崇惠根据“十人团”的报告要处理桂森的时候，他们就向老首长郭楚松、黄晔春报告，并经他们同意留下了桂森。杜崇惠也知道内情，不好朝郭楚松、黄晔春发脾气，就在下级面前出气。等杜崇惠停下来，罗铁生说：“杜政委，这样吧，我们派人监视，如果有情况马上处理。”

杜崇惠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就坡下驴，悻悻地走了。

注释

[1]“自首”是指肃反中被迫承认参加过反动组织的行为。

[2]“十人团”是红军时期国家保卫局为纯洁部队、加强内部保卫设立在基层的半公开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