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我出生了
在我这部自传里，主人公究竟是我，还是别的什么人，看下去就清楚了。这部自传要是从我出生的时候讲起，就得先写上我生于一个星期五，时间是午夜十二点。这是后来人家告诉我的，我也深信不疑。据说时钟一打点，我就哭起来，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的。
由于我出生在那样一个日子，又是那样一个钟点，护士就说：第一，我命里注定要一辈子倒霉，第二，我有看见鬼怪的特殊才能。不光护士这么说，左邻右舍有见识的女人也这么说。她们在有可能和我结识之前好几个月，就对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实，在她们看来，凡是不幸在星期五深夜出生的孩子，不论男女，都一定具有以上两种天生的才能。
关于第一点，我就不必说了，因为事实证明这一预言究竟是对，还是错，我本人的经历最能说明问题。至于这个问题的第二点，我只想说我还没有继承到这部分遗产，除非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把它糊里糊涂地用光了。但是我丝毫也不因为没有继承到这份遗产而怨天尤人；如果眼下某人正在享用，那就衷心地欢迎他留着自己享用吧。
我是带着一层头膜出生的，于是就为这头膜在报上登了一则出售广告，要价不高，只有十五几尼。不知当时出海的人究竟是手头没有钱，还是对头膜的威力缺乏认识，宁愿穿软木上衣，我光知道只有孤零零一个人还了还价，此人是一位与证券经纪人的活动有关的律师，他愿意出两镑现钱，其余部分用雪利酒支付，宁可不要求保他不淹死，也不肯再加钱了。既然如此，广告撤回，钱也白花了。要是给雪利酒，我那可怜的亲爱的母亲自己还有雪利酒在市场上卖不出去呢。十年以后，我们在本地用抽彩的办法卖那头膜，五十个人，每人付半克朗，中彩的人付五先令便可得到头膜。当时我本人也在场，记得眼看着我身体的一部分就这样处理掉了，好生不自在，而且感到莫名其妙。我现在回想起来，记得中彩的是一位老太太，她提着一个篮子，从篮子里拿钱付那五先令的时候，显出一副非常舍不得的样子。她给的都是半便士的硬币，最后还差两个半便士。花了很长时间，给她算了老半天，想让她明白，可她还是不明白。这位老太太活到九十二岁，在床上高高兴兴地去世了，的确不是溺水而死的，这件事在当地传为佳话，流传很久。我听说，直到临终，最能使她感到自豪的是她除了过桥以外，一辈子从来没有到水上去过；直到临终，她总是在喝茶的时候（她还特别喜欢喝茶）埋怨出海的人和别的人不虔诚，因为他们大言不惭地到世界各地去“闲逛”。人们向她解释，有些供人享用的东西，可能也包括茶叶在内，就来自她所反对的这种活动。她就更起劲儿地顶他们，而且本能地感到自己所持的反对态度很有分量，她总是说：“咱们要禁止闲逛。”
我也别在这里闲聊了，还是回过头来谈谈我出生的情况吧。
我出生在萨福克郡布伦德斯通镇，或者像苏格兰人所说的，就在布伦德斯通“那一疙瘩”。我是个遗腹子。在我睁开眼睛看到世上的光明之前六个月，我父亲就闭上了眼睛。直到如今，我一想到父亲从来没有见过我，就感到有些怪。尤其使我感到怪的是我还隐隐约约记得，我初次看到墓地里那洁白的墓碑时产生过种种幼稚的联想，记得由于他在黑夜里孤零零地躺在外边，使我产生过一种难以述说的同情心，因为我们的小客厅里生着火，点着蜡，又暖和，又亮堂，而我们的房门却插着门闩，锁着锁，不让他进来，有时我觉得这种做法未免有些残酷。
我父亲的姨妈，也就是我的姨奶奶，是我们家的一位重要人物。下面我还会提到她。这位特洛乌德小姐，我母亲总是称她贝西小姐，我那可怜的母亲也只是在不得不提到她的时候，在克服了她对这个庞然大物的恐惧心理之后，才鼓起勇气来这样称呼她的（好在次数也不多）。她嫁了个丈夫比她年轻，人长得很漂亮。常言道：“美不美，看行为。”他可不是这样，因为大家非常怀疑他打过贝西小姐，而且有一次甚至因家用物品而发生口角，急忙布置了一下，非要把贝西小姐从三层楼的窗口扔下去。事实证明他们性情合不来，贝西小姐就给了他一笔钱，两人同意分居。他拿着钱到印度去了。我们在家里听到的传说简直神了，说有人在印度看见他和一只狒狒骑在大象身上，不过我想那一定不是狒狒，而是位绅士，或者公主[1]。然而不到十年，从印度传来了他去世的消息。这对姨奶奶有何影响，无人知晓，因为分居以后，她立刻恢复了做姑娘时用的名字，在遥远的海边一个村子里买了一所房子，在那里过起独身女人的生活，有一个用人伺候。大家知道她从那以后就一心一意地隐居了。
据我了解，我父亲一度很受我姨奶奶的宠爱，但是他的婚事刺伤了她的心，因为她认为我母亲是个“蜡娃娃”。姨奶奶从来没见过我母亲，不过她知道她不满二十岁。从那以后，我父亲和贝西小姐再没有见过面。结婚的时候，我父亲的年龄比我母亲大一倍，身体也很虚弱。一年以后他就去世了，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这是在我出生以前六个月发生的事。
那个星期五，我想我是有理由称之为艰难而重要的一天的。那天下午，情况就是这样。所以我不能硬说我当时就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能说我是根据亲眼目睹的事实记得后来发生的事情的。
当时我母亲坐在壁炉旁边，身体很弱，情绪低沉，两眼含泪望着那火焰，对自己和那个尚未见面的没有父亲的小人儿感到悲观，心情十分沉重。那个小人儿倒是受到欢迎的，楼上抽屉里早就准备了大量的别针，欢迎他到这个世界上来，不过世人对于他的到来却毫不感到兴奋。还是说我母亲吧，就在这三月份一个晴朗的下午，外面刮着大风，她坐在火炉旁边，又胆怯，又悲伤，非常怀疑自己能不能闯过眼前这个难关。这时她擦干眼泪，抬头朝对面的窗户望去，忽然看见一个陌生的女人走进花园里来。
我母亲看了两眼，就断定这个人是贝西小姐。落日的红光洒落在花园的篱笆上，照在这位陌生女人的身上；她朝着房门走来，她那直挺挺的身子和那板着的面孔叫人看着难受，是别人谁都没有的。
她走到房前的时候又做了一件事，这件事也能证明她是谁。我父亲在世时曾一再暗示，说她为人处事往往和一般人不同。现在她果然不拉门铃，而是跑到我母亲对着的那个窗户前面，把鼻子尖贴在玻璃上往里看，我那可怜的亲爱的母亲后来不止一次对我说，当时贝西的鼻子尖一下子就给压扁了，压得发白了。
贝西小姐的到来使我母亲大吃一惊，因此我一向认为我出生在星期五，都是贝西小姐的功劳。
我母亲早就急忙从椅子上站起来，躲到椅子后面的角落里去了。贝西小姐从窗子对面开始，慢慢地以询问的目光转着圈儿看，就像荷兰钟上的撒拉逊人头像那样，目光最后落在了我母亲身上。接着她皱了皱眉，还向我母亲做了一个手势，让她去开门，那神气仿佛一向是她说什么别人都得服从。于是我母亲走过去，开了门。
“我想，你就是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贝西小姐说道。她加重语气，大概是根据我母亲穿的丧服和她目前的状况吧。
“是的。”母亲有气无力地说。
“特洛乌德小姐，”来人说道，“你一定听说过这个人吧？”
母亲回答说她的确荣幸地听说过这个人。不过她也尴尬地意识到自己的表情并没有显得那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幸事。
“现在她就站在你面前。”贝西小姐说。我母亲低下了头，请她进来。
她们来到母亲刚才呆的这间客厅里，因为走廊那边那间最好的屋子没有生火——实际上，从我父亲去世以后，那里一直没有生过火。她们俩就座以后，贝西小姐一言不发，我母亲尽力控制自己，还是控制不住，哭了起来。
“<口欧>，得啦！得啦！得啦！”贝西小姐连忙说道，“别这样！好啦，好啦！”
虽然她这么说，可我母亲还是止不住，后来她哭够了，才停了下来。
“孩子，把帽子摘下来，”贝西小姐说，“让我看看你的模样。”
我母亲非常怕她，即或有心想拒绝，也不敢拒绝她这奇怪的要求。于是就按照她的吩咐把帽子摘了下来，不过手抖得厉害，弄得满脸都是头发。她的头发可真是又多又漂亮。
“哎呀！上帝保佑！”贝西小姐大声说道，“你完全是个孩子呀！”
我母亲无疑是长得特别年轻，就按她的年龄来说也显得年轻。她低下了头，仿佛这是她的过错，真可怜。接着她就一边哭一边说，她的确觉得自己是个带孩子气的寡妇，要是大难不死，还会是个带孩子气的母亲。随后两人沉默了片刻，这时她好像觉得贝西小姐摸了摸她的头发，而且那手也不能算不温柔。然而当她怯生生地怀着希望抬头看贝西小姐的时候，却见这个女人坐在那里，长裙的下摆撩了起来，两手交叉搭在一个膝盖上，两脚踩在炉挡上，皱着眉头看火苗。
“看在老天爷的分上，”贝西小姐突然问道，“告诉我为什么叫栖鸦楼？”
“你是说这房子吗，姨妈？”母亲问道。
“为什么叫栖鸦楼？”贝西小姐说，“叫吃鸭楼更合适。你们俩，不管哪一个，只要对生活考虑得实际一点儿，就会想到这一层。”
“这名字是科波菲尔先生定的，”母亲说道，“他买这所房子的时候，觉得周围有白嘴鸦，心里很高兴。”
就在这黄昏时分，忽然狂风大作，花园那边的几棵高大的老榆树摇晃起来，我母亲和贝西小姐都不由自主地朝那边望去。只见老榆树弯着腰，凑在一起，仿佛巨人耳语，在传递什么秘密。这样呆了几秒钟之后，它们就突然发作，向着四面八方疯狂地挥舞起胳臂来，好像它们刚才窃窃私语是不道德的，因而心里不能平静。这时挂在高枝上的经过风吹日晒破旧不堪的鸦巢好像风暴中在海上遇险的小船，在空中飘来飘去。
“现在鸟儿在哪里？”贝西小姐问道。
“你问的是……”母亲当时正在想别的事。
“那些白嘴鸦……现在到哪里去了？”贝西小姐问道。
“自打搬到这儿来，就没看见过。”我母亲说，“我们以为——噢，不对，是科波菲尔先生以为这里有一大群白嘴鸦，可是那些鸟窝都是很旧的，鸟也早就不呆在这儿了。”
“大卫·科波菲尔就是这样！”贝西小姐说道，“真是十足的大卫·科波菲尔！周围根本没有鸟，却给房子取名叫栖鸦楼，看见几个鸟窝，就相信一定有鸟！”
“科波菲尔先生已经死了，”母亲不满地说，“你要是敢在我面前说他的坏话……”
我估计我那可怜的亲爱的母亲一瞬间也曾想把我姨奶奶好好地揍一顿，可是即便她当时的情况好得多，训练有素，可以交手，姨奶奶用一只手也就能轻易地对付她了。不过她一站起来，她那瞬间的想法就消失了，她又软弱无力地坐下，晕了过去。
后来母亲自己醒过来了，也许是贝西小姐设法使她醒过来的，我们暂时就不管了。母亲醒过来以后，看见贝西小姐站在窗口。这时暮色已经消失，天渐渐黑了下来，只是借助于炉火的光亮她们才彼此模模糊糊地看得见，否则她们就谁也看不见谁了。
贝西小姐重新在椅子上坐下，仿佛刚才只是漫不经心地看了看外面的景色，问道：“我说啊，你估计什么时候……”
“我浑身打哆嗦，”母亲有气无力地说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要死了，我一定会死的。”
“不会，不会。”贝西小姐说道，“喝点茶吧。”
“哎呀，天哪！你觉得喝点茶会有好处吗？”母亲无可奈何地说道。
“当然会有好处，”贝西小姐说道，“你那都是胡思乱想。你的女孩儿叫什么名字？”
“我还不敢说一定生个女孩儿呢，姨妈。”母亲天真地说。
“愿上帝保佑这孩子！”贝西小姐大声说道，但她没有意识到这正是楼上抽屉里针插上绣的第二个愿望，不过她没有把它用在我身上，而是用在我母亲身上了。她接着说：“我不是说的那个。我是问你的女仆叫什么名字。”
“裴果提。”母亲说道。
“裴果提！”贝西小姐重复了一声，显出有些生气的样子，“孩子，难道你是说有这么个人，跑到一座教堂里，人家就给她起了个名字，叫裴果提？”
“那是她的姓，”母亲轻轻地说道，“科波菲尔先生这样称呼她，是因为她的教名和我一样。”
“来，裴果提！”贝西小姐打开客厅的门，大声喊道，“拿茶来。太太不大舒服。别磨蹭！”
贝西小姐下了这样一道命令，那语气仿佛自从这个家庭建立以来她就是公认的一家之主。接着她又伸出头去看裴果提。裴果提听见有生人呼唤，心中很纳闷，正举着蜡烛顺着走廊走过来。贝西小姐随手把门关上，又像刚才那样坐好，两脚蹬着炉挡，长裙的下摆撩了起来，两手交叉搭在一个膝盖上。
“你刚才谈到生女孩儿的事，”贝西小姐说，“我敢肯定你是要生个女孩儿。我有预感，一定是个女孩儿。听着，孩子，你一生下这个女孩儿……”
“也许是个男孩儿呢。”母亲冒昧地插嘴说。
“我告诉你，我有预感，一定是个女孩儿，”贝西小姐把她顶了回去。“不要顶嘴嘛。这个女孩儿一生下来，孩子，我就要好好地待承她，我愿意做她的教母，我求你就叫她贝西·特洛乌德·科波菲尔吧。这个贝西·特洛乌德在生活里可不能再有什么差错了。她在感情方面可不能再受到什么干扰，可怜的孩子。她应该有很好的教养，受到很好的监护，免得她轻易相信不该相信的人。这一定要由我来干。”
贝西小姐每说一句就猛地晃一下脑袋，仿佛她自己过去受的委屈正在她心中作祟，她极力克制才勉强压住，没有更明显地表露出来。我母亲就着微弱的火光观察着她，至少是这样猜想的。她太怕贝西小姐了，自己也太心绪不宁，再加上她过于虚弱，对眼前的事又感到意外，一时什么也看不清楚，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贝西小姐沉默了一会儿，头也不晃了，这时她问道：“大卫待你好不好，孩子？你们在一起生活愉快吗？”
“我们非常幸福，”母亲说，“科波菲尔先生待我太好了。”
“什么！他准是把你惯坏了吧？”贝西小姐顶了她一句。
“是啊，在这个艰难的世界上，我现在又得孤零零的一个人，无依无靠地过日子了，在这方面，他恐怕真是把我惯坏了。”母亲说着就哭了起来。
“唉，别哭啦！”贝西小姐说，“即便有时候一对夫妻也许是般配的，你们俩可不般配呀，孩子，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问你那个问题。你是个孤儿吧，是不是？”
“是的。”
“还当过家庭教师？”
“我在一家人家当幼儿家庭教师。科波菲尔先生到这家来做客，对我很和气，很注意，也很关心，最后就向我求婚了。我接受了他的请求。于是我们就结了婚。”母亲简单地说了说。
“唉，可怜的孩子！”贝西小姐说道，她依然皱着眉沉思，聚精会神地望着炉火，“你会干什么？”
“对不起，姨妈，你说什么？”母亲吞吞吐吐地说。
“比方说，你会料理家务吗？”贝西小姐说。
“会一点儿，恐怕不多，”母亲说道，“我很想懂得多一点儿。不过科波菲尔先生在教我……”
“他可是很在行啊！”贝西小姐插了一句。
“我很愿意学，他也很耐心教，可惜当时没有多学点儿，要不是他不幸去世……”说到这里，母亲又哭起来，说不下去了。
“好啦，好啦！”贝西小姐说道。
“我按时记账，每天晚上和科波菲尔先生对一遍。”母亲又倾诉了一阵她的痛苦，接着又哭起来。
“好啦，好啦！”贝西小姐说道，“别再哭了。”
“在这一方面，我敢肯定，我们从来没有任何出入，只是科波菲尔先生责怪我把3和5写得样子太相近，责怪我给7和9加了弯曲的小尾巴。”母亲又激动地诉说了一阵，接着又哭起来。
“你要是再哭，会病倒的，”贝西小姐说，“你也知道，你要是病了，无论是对你还是对我的教女都是不好的。好啦！你可不能那么干！”
这番劝说起了一定的作用，使我母亲平静下来，不过她越来越难受，这可能起了更大的作用。她们沉默了一会儿，不时听见贝西小姐发出“唉”“唉”的声音，她依然坐在那里，两脚蹬着炉挡。
过了一会儿，贝西小姐说：“我知道大卫用他的钱为自己买了一份年金。他为你做了什么安排？”
“科波菲尔先生，”母亲有些吃力地回答道：“很善良，很关心我，经他安排，把其中一部分转给了我。”
“多少钱？”贝西小姐问道。
“每年一百〇五镑。”母亲说道。
“他还挺周到呢，要不可就糟了。”姨奶奶说道。
这个词用在这里倒很恰当。我母亲的情况的确非常糟。裴果提端着茶盘和蜡烛走进来，一眼就看出她多么难受。屋里要是够亮的话，贝西小姐早就会看出来了。裴果提连忙把我母亲送到楼上她自己的屋里，又马上吩咐侄儿哈姆·裴果提去请护士和医生。这位侄儿最近几天一直呆在我们家里，准备让他在紧急情况下跑跑腿，但我母亲不知此事。
混合大队到了，前后只差几分钟。他们看见火炉旁边坐着一个打扮得怪里怪气的陌生女人，不禁大吃一惊，因为这个女人把帽子系在左胳膊上，耳朵里还塞着珠宝商用的棉球。裴果提对她一无所知，我母亲也不说她是谁，因此她在客厅里是一个十分神秘的人物。她口袋里揣着一大团珠宝商用的棉花，以及把棉花那样塞在耳朵里，都没有影响她那端庄的仪态。
医生上了楼，又从楼上下来了，我想他大概也意识到这位陌生女人和他可能要面对面地坐上几个钟头，便作出彬彬有礼善于交际的样子。他是男人之中最软弱，小个子之中最温和的人。他进门出门的时候，总是躲躲闪闪，尽量少占地方。他走起路来和《哈姆莱特》剧中的鬼魂一样轻，比那鬼魂还要慢。他总是歪着头，一方面谦逊地贬低自己，一方面谦逊地讨好任何人。他连狗也不骂，自不待言。就是疯狗，他也不骂，而是温和地说点什么，一句话，半句话，甚至连半句话都不到，因为他说话和走路一样慢；但他决不会对这疯狗粗鲁，也不会对它急躁，不论是为了什么可能存在的理由。
祁力普先生以柔和的眼光看着我姨奶奶，歪着头，朝她微微鞠了一躬，轻轻摸了一下自己的左耳朵，针对她耳朵里塞的珠宝商的棉球说道：
“夫人，有局部炎症吗？”
“你说什么？”姨奶奶说着像拔软木塞似的把棉球从一个耳朵里揪了出来。
祁力普先生见她动作这样生硬，感到非常吃惊，当时他没有失去理智，真是万幸——这是他以后对我母亲说的。他顺从地又说了一遍：
“夫人，有局部炎症吗？”
“胡说！”姨奶奶答道，随后一抬手又把棉球塞到耳朵里去了。
在这之后，祁力普先生无事可做，只好坐在那里无可奈何地看着她，而她就坐在那里看炉火，后来祁力普先生又被请到楼上去了。过了大约一刻钟，他走下楼来。
“嗯？”姨奶奶问道，随手把棉球从靠近医生的那只耳朵里揪出来。
“嗯，夫人，”祁力普先生答道，“还在……还在慢慢生呢，夫人。”
“哎哟！”姨奶奶一边发出这看不起人的叹息声，一边把身子猛地一摇，随手又把棉球塞到耳朵里，像先前一样。
祁力普先生后来对我母亲说，他当时真是——的的确确是——几乎吓坏了；虽然他是个医生，他也几乎吓坏了。尽管这样，他还是坐在那里，望着这个女人，而她呢，就坐在那里，望着火苗。过了将近两个小时，又有人把医生叫走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
“嗯？”姨奶奶问道，随手又把棉球从那只耳朵里揪出来。
“嗯，夫人，”祁力普先生答道，“还在……还在慢慢生呢，夫人。”
“啊呀！”姨奶奶说道，可是她那副腔调实在让祁力普先生受不了。后来祁力普先生提起这件事，说这完全是故意破坏他的情绪。他说他宁愿坐在楼梯上，摸着黑儿，在风口里等着召唤。
哈姆·裴果提上过公立的学堂，学过《教义问答》，是个笃信教义的人，因此可以算是一个可靠的见证人。第二天，他谈起头一天晚上的事。他说，过了一个小时，他偶然在客厅门口探头，往里面看一看，马上就被贝西小姐发觉了。当时贝西小姐急得团团转，在屋里走来走去，一下子就把他抓住了，使他不得脱身。他说，楼上不时传来脚步声和喊叫声，就在声音最大的时候，那女人把他揪住，往他身上发泄她那万分的焦虑，使他由此看出耳朵里塞棉球也挡不住楼上传来的声音。他还说，那女人揪着他的领子来回不停地走（好像他喝多了鸦片酊），一边还摇晃他，拽他的头发，揪他的衬衫，堵他的耳朵，仿佛她闹不清那是谁的耳朵了，还用一些别的办法来折腾他。这些情况，他姑妈可以提供一部分证据，因为她在十二点半的时候看见他，他刚脱身不久，他姑妈说他的脸色和我一样红呢。
性情温和的祁力普先生即或在别的情况下会记恨别人，而在现在这样的时刻也不可能了。他一腾出手来，马上就侧着身子走进客厅，以他那谦卑的态度对我姨奶奶说：
“啊，夫人，我很高兴向你表示祝贺。”
“祝贺什么呀？”我姨奶奶正言厉色地问道。
祁力普先生见我姨奶奶态度如此严厉，顿时感到焦虑不安，于是向她微微鞠了一躬，又微微一笑，想以此打消她的怒气。
“我的天哪，他在干什么呢？”我姨奶奶不耐烦地大声说道，“难道他不会说话吗？”
“不要着急，亲爱的夫人，”祁力普先生以他最柔和的语气说道，“现在没有理由再烦躁不安了。不要着急了。”
我姨奶奶没有摇晃他，没有把他要说的话从他嘴里摇出来。她只冲着他摇了摇自己的脑袋，不过她那副模样把他吓得心惊胆战。这件事人们至今还认为简直神啦。
“啊，夫人，”祁力普先生继续说道，这时他又有了勇气，“我很高兴向你表示祝贺。现在一切都已经结束了，夫人，而且是圆满结束了。”
祁力普先生说这番话大约花了五分钟，我姨奶奶一直聚精会神地看着他。
“她怎么样？”姨奶奶问道。她两臂交叉，帽子依然系在一只胳膊上。
“啊，夫人，我希望过一会儿她就会很舒服了，”祁力普先生答道，“在目前家里这种沉闷的环境里，我们也只能指望一位年轻的母亲舒服到一定的程度而已。你要是一会儿去看她，不会有什么问题。可能对她还有好处呢。”
“我是说她——她怎么样？”姨奶奶厉声说道。
祁力普先生又把头歪了歪，比刚才歪得更厉害了，他像一只驯顺的小鸟一样望着姨奶奶。
“我是说那孩子，”姨奶奶说，“她怎么样？”
“夫人，”祁力普先生答道，“我还以为你知道了呢。是个男孩儿啊。”
姨奶奶什么也没说，抓住帽子的带子，好像拿起一把弹弓一样，朝着祁力普先生的脑袋瞄了瞄准，就打了过去。随后她把帽子没有展平就戴在头上，走了出去，并且永远没有再回来。她像一个没有得到满足的妖精一样消失了，或者说像人们认为我有资格看见的鬼怪一样消失了，再也没有回来。
她再也没有回来。我躺在篮子里，母亲躺在床上，不过贝西·特洛乌德·科波菲尔却永远属于梦幻的世界，也就是我新近游历过的辽阔的地方；我们这间屋子的亮光从窗口射出去，照亮了所有这类游子在人间的归宿，也洒落在没有他就没有我的那个人的尸骨上面的小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