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编者前言

弗兰茨·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在西方现代文学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他生前在德语文坛上几乎鲜为人知，但死后却引起了世人广泛的注意，成为美学上、哲学上、宗教和社会观念上激烈争论的焦点，被誉为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论年龄和创作年代，卡夫卡属于表现主义派一代，但他并没有认同于表现主义。他生活在布拉格德语文学的孤岛上，对歌德、克莱斯特、福楼拜、陀思妥耶夫斯基、易卜生、托马斯·曼等名家的作品怀有浓厚的兴趣。在特殊的文学氛围里，卡夫卡不断吸收，不断融化，形成了独特的“卡夫卡风格”。他作品中别具一格甚至捉摸不透的东西就是那深深地蕴含于简单平淡的语言之中的、多层交织的艺术结构。他的一生、他的环境和他的文学偏爱全都网织进那“永恒的谜”里。他几乎用一个精神病患者的眼睛去看世界，在观察自我，在怀疑自身的价值，因此他的现实观和艺术观显得更加复杂，更加深邃，甚至神秘莫测。

布拉格是卡夫卡的诞生地，他在这里几乎度过了一生。到了生命最后的日子，他移居到柏林，试图摆脱不再属于卡夫卡的布拉格。不管怎样，跟他的同胞里尔克和韦尔弗相比，卡夫卡与布拉格保持着更长时间和更密切的联系。在这个融汇着捷克、德意志、奥地利和犹太文化的布拉格，卡夫卡发现了他终身无法脱身的迷宫，同时也造就了他永远无法摆脱的命运。

实际上，随着卡夫卡命运的终结，一个融汇了捷克—德意志—奥地利—犹太文化的布拉格精神也宣告结束。像所有的艺术家一样，卡夫卡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社会现实、家庭环境、个人身体状况以及其他具体的因素，决定了他的命运和创作。他处在一个历史发展的末期：随着哈布斯堡王朝日薄西山的挣扎，布拉格的德语文化走向衰败，但作为艺术家的卡夫卡并没有去猎取当时时髦的风格，借以表现现实的经历与感受，而是赋予表现那种末日现象以卡夫卡式的形式，一种并未使他生前发表的为数不多的作品能够产生广泛影响的形式。如果卡夫卡在他绝大多数作品和札记里表现了绝望和徒劳的寻求的话，那么这无疑不只是犹太人命运的写照，而更多溯源于哈布斯堡王朝面临衰亡和自我身心的绝望，也就是处于社会精神和文化危机中的现代人的困惑。

卡夫卡的一生是平淡无奇的。他出生在奥匈帝国统治的布拉格，犹太血统，父亲是一个百货批发商。卡夫卡从小受德语文化教育，1901年中学毕业后入布拉格大学攻读德国文学，后迫于父亲的意志转修法学，1906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先后在法律事务所和法院见习，1908年以后一直在一家半官方的工伤事故保险公司供职。1922年因肺病严重离职，几度辗转疗养，1924年病情恶化，死于维也纳近郊的基尔林疗养院。

卡夫卡自幼爱好文学。早在中学时代，他就开始大量阅读世界文学名著，尤其对歌德的作品、福楼拜的小说和易卜生的戏剧钻研颇深。与此同时，他还涉猎斯宾诺莎和达尔文的学说。大学时期开始创作，经常和密友马克斯·布罗德一起参加布拉格的文学活动，并发表一些短小作品。供职以后，文学成为他惟一的业余爱好。1908年发表了题为《观察》的七篇速写，此后又陆续出版了《司炉》（长篇小说《失踪的人》第一章，1913），以及《变形记》（1915）、《在流放地》（1919）、《乡村医生》（1819）和《饥饿艺术家》（1924）四部中短篇小说集。此外，他还写了三部长篇小说：《失踪的人》（1912—1914）、《审判》（1914—1918）和《城堡》（1922），但生前均未出版。对于自己的作品，作者很少表示满意，认为大都是涂鸦之作，因此在给布罗德的遗言中，要求将其“毫无例外地付之一炬”。但是，布罗德违背了作者的遗愿，陆续整理出版了卡夫卡的全部著作（包括手稿、片断、日记和书信）。1935至1937年出了六卷集，1950至1958年又扩充为九卷集。这些作品发表后，在世界文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现代文学史上形成了特有的一章：“卡夫卡学”。

无论对卡夫卡的接受模式多么千差万别，无论有多少现代主义文学流派和卡夫卡攀亲结缘，但卡夫卡不是一个思想家，不是一个哲学家，更不是一个宗教寓言家，他只是一个风格独具的奥地利作家，一个开拓创新的小说家。原因有二：其一，在卡夫卡的艺术世界里没有了传统的和谐，贯穿始终的美学模式是悖谬。一个乡下人来到法的门前（《在法的门前》），守门人却不让他进去，于是他长年累月地等着通往法的门开启，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最终却得知那扇即将关闭的门只是为他而开的。与表现主义作家相比，卡夫卡着意描写的不是令人心醉神迷的情景，而是平淡无奇的现象：在他的笔下，神秘怪诞的世界更多是精心观察体验来的生活细节的组合；那朴实无华、深层隐喻的表现所产生的震撼作用则来自那近乎无诗意的、然而却扣人心弦的冷静。卡夫卡叙述的素材几乎毫无例外地取自普普通通的生存经历，但这些经历的一点一滴却汇聚成与常理相悖的艺术整体，既催人寻味，也令人费解。卡夫卡对他的朋友雅鲁赫说过：“那平淡无奇的东西本身是不可思议的。我不过是把它写下来而已。”其二，卡夫卡的小说以其新颖别致的形式开拓了艺术表现的新视角，以陌生化的手段，表现了具体的生活情景。毫无疑问，卡夫卡的作品往往会让人看出作者自身经历的蛛丝马迹，尤其是那令人窒息的现代官僚世界的影子。然而，卡夫卡的艺术感觉绝非传统意义上的模仿。他所叙述的故事既无贯穿始终的发展主线，也无个性冲突的发展和升华，传统的时空概念解体，描写景物、安排故事的束缚被打破。强烈的社会情绪、深深的内心体验和复杂的变态心理蕴含于矛盾层面的表现中：一方面是自然主义地描写人间烟火、七情六欲、人情世态，清楚、真切、明晰；另一方面是所描写的事件与过程不协调，整体却往往让人无所适从，甚至让人觉得荒诞不经。这就是典型的卡夫卡。卡夫卡正是以这种离经叛道的悖谬法和多层含义的隐喻表现了那梦幻般的内心生活——无法逃脱的精神苦痛和所面临的困惑。恐怕很少有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把握和再现世界的时候，能把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的事物的奇异，像他的作品那样表现得如此强烈。卡夫卡的美学成就就是独创性和不可模仿性的完美结合。

卡夫卡的世界是荒诞的、非理性的；困惑于矛盾危机中的人物，是人的生存中普遍存在的陌生、孤独、苦闷、分裂、异化或者绝望的象征。他的全部作品所描写的真正对象就是人性的不协调，生活的不协调，现实的不协调。从第一篇作品《一场斗争的描写》（1903）开始，他那“笼子寻鸟”的悖论思维就几乎无处不在。在早期短篇小说《乡村婚礼准备》（1907）中已经得到充分体现。主人公拉班去看望未婚妻，可心理上却抗拒这种联系，且又不愿意公开承认。他沉陷于梦幻里，想象自己作为甲虫留在床上，而他那装扮得衣冠楚楚的躯体则踏上了旅程。他无所适从，自我分裂，自我异化，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昏暗的世界。梦幻里的自我分裂实际上是拉班无法摆脱生存危机的自我感受；人生与现实的冲突是不可克服的。

在卡夫卡的文学创作中，中短篇小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他那寓言式的短篇之作是世界现代派文学中独一无二的经典（比如《在法的门前》、《在马戏场顶层楼座》、《小寓言》等）。许多中短篇小说，无论从主题还是表现手法上都为他的长篇小说创作提供了深厚的铺垫。短篇成名作《判决》（1912）是卡夫卡对自我分裂和自我异化在理解中的判决，是对自身命运的可能抗拒。许多批评家把《判决》与其后来写的著名长信《致父亲》相提并论，视之为卡夫卡审父情结的自白。实际上，《判决》是作者心理矛盾感受的必然，并不是现实的模仿。小说中的人物更多则表现为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内心分裂的象征。在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上午，本德曼写信给一个远在俄罗斯的朋友，告诉他跟一个富家闺秀订婚的消息。这个朋友是个光棍汉，流落他乡，与世格格不入，一事无成。订婚标志着本德曼的幸福和成就，也就是这个世界令人尊敬的人生价值。而这位朋友的存在则成为幸福和成就的障碍。小说中，父亲象征着某种无比强大的力量，由于他的介入，本德曼被从辉煌的成就世界里分离出来，父亲称他既是一个“纯真无邪的孩子”，又是一个“卑劣的人”。本来的命运就决定他是一个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的、捉弄生活的故事叙述者，因此父亲判他去“死”，本德曼欣然接受。接受良知赐予的、与现实世界不相融的生存，便意味着随遇而安的本德曼的死亡。他怀着对父母的爱投河自杀，告别了追求功利的现实世界，存在的是一个漂流他乡的陌生人。

1917年发表的《变形记》是其中篇小说的代表作。小说主要从主人公的视角出发，描写了在家庭与社会的压迫下人的异化现象。如果《判决》中的本德曼是在自我分裂中寻求自身归宿的话，那么，《变形记》的主人公在自我异化中感受到的只是灾难和孤独。一天早晨，推销员格雷戈尔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他挣扎着想从床上起来，但是，变形的身体和四肢无论如何也不听使唤。他担心失去工作，不能再挣钱养家，感到十分恐惧。格雷戈尔变成甲虫之后，他厌恶人类的食物而喜欢吃腐败的东西；他总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或倒挂在天花板上。然而，他仍然保持着人的心理，能够感觉、观察、思考和判断，能够体会到他的变形使自己陷入无法摆脱的灾难与孤独中，生理和精神上的双重痛苦日夜折磨着他。格雷戈尔被视为“一切不幸的根源”，连怜悯他的妹妹也要无情地“把他弄走”。自此，他不再进食，被反锁在堆满家具的房间里，在孤独中变成了一具干瘪的僵尸。格雷戈尔死后，全家人如释重负，永远离开了那座给他们带来不幸的公寓。在郊外春意盎然的阳光下，父母亲突然发现，自己的女儿已经长成一个身材丰满的美丽少女，他们的心中充满了梦想和美好的打算。

卡夫卡在这篇小说中用写实的手法描写荒诞不经的事物，把现实荒诞化，把所描写的事物虚妄化。人变甲虫，从生理现象看，是反常的、虚妄的、荒诞的；而从社会现象上讲，又是正常的、可能的、现实的。卡夫卡在这里追求的不是形似而是神似。他以荒诞的想象、真实的细节描写、冷漠而简洁的语言表述、深奥莫测的内涵，寓言式地显示出荒诞的真实、平淡的可怕，使作品的结尾渗透辛辣的讽刺。

《在流放地》（1919）是卡夫卡的第二部中短篇小说集，其中的同名短篇小说是备受读者青睐的名篇。它在主题上与长篇小说《审判》紧密相连。在这篇小说里，作者以近乎自然主义的写实手法，描写了杀人机器执行死刑那惨无人道的过程，而不容改变的执行与被判刑人莫名其妙的罪行在读者的接受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怪诞的对立。小说叙述者通过对杀人机器身临其境的观察而成为“不公正的审判和非人道的执行”的见证者，通过荒诞的细节描写使读者自始至终感到难以摆脱的难堪：不仅是这篇小说“令人难堪，而更多是我们共同的时代和我这个特别的时代十分难堪，过去是，现在依然如此”。（卡夫卡）时代的罪责问题构成了这篇小说表现的主题。

继《在流放地》之后，卡夫卡又发表了短篇小说集《乡村医生》。其中的同名短篇和《一份致科学院的报告》属于卡夫卡最受关注和最晦涩的作品之一。《乡村医生》的主人公夜里听到求诊的门铃，要冒雪去好远的村子抢救病人，可是检查的结果却是病人没有病。小说层次多样，情节怪诞，隐喻丰富，在似真似幻的梦境里，乡村医生经历了许多离奇古怪的事情；他“承受着这个最不幸的时代的冰冻，坐着尘世的马车，驾着非尘世的马，迷途难返”，结果只有上当受骗的感觉。这里更多表现的是在人的内心深处产生作用而又不可名状的力量。它们驱使乡村医生遵循治病救人的目的，可他却常常感到无能为力。主人公最终停滞在孤独无助的境地，他在现实中的孤独感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幻觉和梦境的映像。学界对这篇小说有多种多样的阐释，当然读者也有各种各样的解读。

像《乡村医生》一样，《一份致科学院的报告》也是卡夫卡最有争议的作品。小说主人公是猴子红彼得。它应一个科学院的要求，要它对其当猴子的历史做出回答。这就是红彼得致科学院的报告。它被从非洲捉来以后就关在笼子里，并且在其中“只有这样一个感觉：没有出路”。于是，它下定决心要通过模仿人而发展成人。这是它唯一可能的出路。它时刻有意回避“自由”这个概念。红彼得最终成为一个受到广泛青睐的杂耍艺术家。它始终把孜孜不倦地学习当作最重要的事情，并且在此期间已经达到了一个欧洲人的平均教育水平。红彼得穿着像人一样，住在豪华宾馆里，远近闻名，有社会地位，收入丰厚，过上了一种小市民的生活，最终实现了从笼子里找到出路的目的。《一份致科学院的报告》是一个充满寓意也令人费解的譬喻，作者以离经叛道的怪诞方式暗示出失去自由的现代人的生存问题。

《饥饿艺术家》是卡夫卡在其生命末期发表的一部短篇小说集。值得一提的是两篇以艺术家为题材的作品，即《饥饿艺术家》和《女歌手月瑟芬或耗子民族》。前者是卡夫卡十分钟爱的一篇作品，其主题是不安、绝望和徒劳地寻找“可吃的食物”和“可呼吸的空气”。饥饿艺术家之所以在马戏团的铁笼里把饥饿当成“艺术”，是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无法找到适合他的食物，也就是他厌恶一切通常的食物。所以，饥饿对他来说是“这个世界上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他要把自己的饥饿艺术表现到极致，可是他却被追求刺激的大众和马戏团的监督人员彻底忘记了。最终他像《变形记》中的格雷戈尔一样，尸体如同废物似的被弄出了铁笼子。取而代之的是一头小豹子，它在里面立刻觉得很惬意，因为适合它胃口的食物很丰富。这里展现的是一个对立的象征，它既是对艺术家，也是对普通人生存危机意蕴深邃的写照。而卡夫卡弥留之际发表的《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与《饥饿艺术家》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这篇小说似乎更多是作者命运多舛的艺术生涯的譬喻。

在作者生前未发表的众多中短篇小说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长城建造时》和《地洞》。短篇小说《中国长城建造时》具有深刻的象征寓意和讽喻韵味。卡夫卡借用对中国长城分段建造过程的描写，象征性地展现了现代人在一种捉摸不透、不可企及的权力机制统治下一切努力的徒劳。作为参加长城建造的叙述者在叙述的第二部分插入了一个脍炙人口的传说“皇帝的圣旨”，从一个非同凡响的叙事视角凝练和拓宽了小说所表现的主题。

中篇小说《地洞》写于作者逝世的前一年，可谓是《变形记》的姊妹篇，其构思更加抽象和怪诞，情节更加离奇和阴郁。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人化的动物，为了保存食物和维持生命，它精心营造了一个地洞，然而对于这个地洞的安全性却始终表示怀疑。它被一种“神经质似的恐惧”折磨得寝食难安。无论它在地洞哪儿，始终忧心忡忡，总觉得已经陷入一种巨大的危险之中。与此同时，敌人却从某个地方悄悄地往里钻穿洞壁，咄咄逼近。于是，它惶惶不可终日，忽而窜到地面上，忽而又钻进地洞里，似乎什么地方都不安全，它“能够信赖的，只有我自己和我的地洞”。它一会儿把食物集中在一起，一会儿又将食物分藏在各处，但无论怎样都不能使它放心。有一天，它在洞里突然隐约听到有挖掘的声音，而那声音越来越像出自一头大动物。从此，它陷入了更加恐惧和不安的境地，好像末日即将来临，每时每刻都在准备着应对紧急情况的发生。可以说，《地洞》借用对人化的动物的描写，以象征的手法，淋漓尽致地表现了现代人无所适从的精神危机。

无论卡夫卡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多么反常，变化多么多端，他的作品越来越趋于象征性，风格越来越富有卡夫卡的特色。他未竟的三部长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典型地体现了“卡夫卡风格”的发展。

长篇小说《失踪的人》（1927年出版）叙述的是一个名叫卡尔·罗斯曼的少年的故事，他十六岁时因被一个女仆引诱而被父母赶出家门，孑然一身流落异乡美国。卡尔天真、善良、富有同情心，愿意帮助一切人。由于形形色色的利己主义者和阴险的骗子利用卡尔的轻信，他常常上当，被牵连进一些讨厌的冒险勾当里。卡尔要寻找赖以生存之地，同时又想得到自由，他与那个社会格格不入，愈来愈陷入卡夫卡的迷宫世界里。《失踪的人》的创作或多或少地受到狄更斯的影响，但在叙述风格上，卡夫卡已经开始了独辟蹊径的尝试，尤其是采用了主人公的心理视角和叙述者的直叙交替结合的方式，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露出现代小说多姿多彩的叙述层面，形成分明而浑然的叙述结构。

如果说《失踪的人》还带有模仿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痕迹，那么，《审判》（1914—1918）便完全是“卡夫卡风格”了。《审判》是布罗德最先整理出版的卡夫卡作品（1925），由此西方现代文学也开始了争论不休的卡夫卡一章。

《审判》的主人公约瑟夫·K是个银行高级职员。一天早晨，他莫名其妙地被法院逮捕了。奇怪的是，法院既没有公布他的罪名，也没有剥夺他的行动自由。K起先非常气愤，尤其在第一次开庭时，他大声谴责司法机构的腐败和法官的贪赃枉法。他决定不去理睬这桩案子。但日益沉重的心理压力却使他无法忘掉这件事，他因此慢慢地厌恶起银行的差事，自动上法院去探听，对自己的案子越来越关心，并四处为之奔走。可是聘请的律师却与法院沆瀣一气，除了用空话敷衍外，一直写不出抗辩书。K去找法院的画师，得到的是“法院一经对某人提出起诉，它就认定你有罪”。最后在教堂里一位神甫给他讲了“在法的门前”的寓言，晓谕他“法”是有的，但通往法的道路障碍重重，要找到“法”是不可能的，人只能低头服从命运的安排，一切申诉都是徒劳的。小说结尾，K被两个穿黑礼服的人架到郊外的采石场处死。

《审判》的表现充满荒诞和悖谬的色彩，无论从结构和内容上都是“卡夫卡风格”成熟的标志。作者运用象征和夸张的手法，寓言式地勾画出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审判》的艺术结构多线交织，时空倒置，所描写的事件和过程突如其来，不合逻辑，荒诞不经，让人感到如陷迷宫。作为受害者，K的反抗使他越来越陷入任人摆布、神秘莫测、似真似幻的天罗地网里，遭受幽灵似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的折磨。他在审视自己的时候，四周的一切显得那么朦胧模糊，变化莫测，像比喻一样虚幻，黯淡无光。K成为一个进退维谷的矛盾体。实际上，这部小说通过主人公的内心体验，也就是审判和自我审判，从头至尾给人以压迫感。这也是《审判》留给读者的深思。

与《审判》相比，卡夫卡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城堡》（1921—1922）更具“卡夫卡风格”。小说主人公K自称是土地测量员，受城堡伯爵的雇用来到附近的一个村子。城堡虽然近在咫尺，对于K却可望而不可即，他永远进不去。他在村子里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反常现象，几乎连栖身之地都不容易找到。据说管K工作的是一个名叫克拉姆的部长，K千方百计要见到克拉姆，但除了得到信差送来的两封内容矛盾的信以外，始终见不到人。他在村子里一步步陷下去，最后甚至断绝了与城堡一切联系的可能性。

《城堡》是卡夫卡象征手法的集中体现。“城堡”既不是具体的城市，又不是具体的国家，而只是一个抽象的象征物。它象征着虚幻的、混乱的世界，象征着给人们带来灾难的、不可捉摸的现实，也是整个国家统治机器的缩影。卡夫卡所着力描写的，不是这个象征物本身，而是主人公对它的体验。K来到城堡领地，好像进入了一个魔幻世界，出现在他面前的一切都是朦胧的、突如其来的、不合逻辑的、稀奇古怪的、惊心动魄的。为了进入城堡，他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顽强的斗争，但是，他无论使用什么办法都徒劳无益，永远也达不到目的。他好像落在无形的蛛网上，无所适从，无能为力，城堡似乎很近，却又很遥远；官员们的态度含含糊糊，模棱两可；公文函件似是而非，难以捉摸。像《审判》里的约瑟夫·K一样，K对“城堡”制造的迷宫一筹莫展，忍受着荒诞的煎熬，其生存的现实发人深思。

卡夫卡无疑是二十世纪德语文学中独特而伟大的巨匠。他的小说创作自成一体，独具风格，是留给后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永远解不尽的谜。正因为如此，世界现代文学史上才形成了一个方兴未艾的卡夫卡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推出的《卡夫卡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了卡夫卡生前发表和未发表的全部中短篇小说，意在向我国读者展现卡夫卡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全貌，使之进一步欣赏和认识这位独具风格和魅力的世界文坛大师，并从中得到新的阅读感受和愉悦。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疏漏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编者 韩瑞祥 仝保民

2014年6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