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三重困境

创新秩序取代经济秩序，意味着创新秩序的地位全面提升，但并不是说创新秩序就完美无缺了。实际上，当今世界的创新秩序仍然面临许多重大挑战，导致全球创新总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创新需求。本书把这些挑战概括为三重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如何突破“封闭性”问题。尽管创新全球化开始兴起，但由于西方主导的创新秩序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导致各层面围绕创新的合作交流机制并不健全，开放性的全球创新治理架构并未形成，创新资源的全球流动、创新成果的全球扩散仍存在阻碍。首先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围绕创新的沟通交流和高水平合作远远不够，虽然在创新上形成了全球性共识，但缺乏面向全球共同挑战制定一致的创新战略与政策。其次，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彼此之间创新资源、创新能力与创新制度体系差异很大，各国创新体系的链接仍然存在许多不顺畅环节。第三，各国内部创新体系也相对较为封闭，许多政策制定者常担心全球创新会造成国家创新体系被“挖空”，他们的优先关注点是把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资源留在本国，主动吸纳和输出创新资源的意识和能力都不强。

第二个困境是如何解决“非对称性”问题。传统全球化形成了一套“中心—边缘”的世界分工体系，极大地整合了全球产业链。这种分工体系基本上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市场配置形成的，而跨国公司绝大多数都来自发达国家。在这样的分工体系下，发达国家攫取了大量的非对称利益。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依赖的发达国家高科技产品具有高度垄断性；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依赖的发展中国家廉价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具有强烈的竞争性。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产品具有很大的选择余地，而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选择范围较小。同时，国际规则也由世界上少数几个大国主导，大多数国家在国际秩序中是规则的接受者。全球创新资源和创新活动的分布也不对称，80%以上的创新资源集中在不到20%的国家手中，如何将研发创新活动扩展至其他中低收入经济体是一个关键问题。

第三个困境是如何缓解“对抗性”问题。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推出的《201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中指出，目前全球技术民族主义倾向开始兴起，创新有时仍不被认为是一种全球双赢的行为。如果一个国家产生了更多的科学或工程学科毕业生或更多的专利，这些成就会被其他国家看作是一种竞争威胁，而非一种机会。随着部分发达国家创新曲线下降，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大国的创新曲线逐步上升，国家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是“竞争而非合作”。少数发达国家感觉利益受损，通常会通过技术出口管制、贸易技术壁垒、资产投资审查等方式打压创新追赶国家，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保护的范围和影响也呈现扩大趋势，技术性贸易壁垒从产品技术标准扩大到节能、环保和社会责任领域，甚至设置“低碳陷阱”。单边主义愈演愈烈，多边主义受到冲击，美国继退出《巴黎协定》后又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强烈呼吁参与规则制定和全球治理的公平权利，比如在全球性组织或区域集团中争取更多话语权以反映其发展诉求。这样对抗性的局面很容易出现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悖论，每个国家争取利益的行为可能伤害整体创新秩序，出现零和博弈甚至负和博弈。

这三个困境都是各国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需要共同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全球化时代，每个人都不可能独善其身，任何一个想在世界秩序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民族、国家都应有积极担当，凝聚创新意识，形成创新行动，应对共同挑战。总体上看，全球创新秩序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重构阶段，这不仅是世界秩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适应创新全球化的认知突破。

本书以创新秩序重构为主题，就是希望对全球创新秩序的未来发展变化进行前瞻，同时对如何主动应对进行深入思考。从世界秩序的演进看，创新秩序重构必将给人类的发展理念、发展模式、竞争格局、生存方式带来一场重大革命。未来人类社会将共同遵循一种全新的创新秩序，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秩序无不是建立在这一全新的创新秩序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