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西方的对话

在论述资本主义的学者中，没有人把它看作一种“永恒的”社会制度。这种最初主要来自于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自觉意识，影响了19世纪对于资本主义的定义，从一开始就使人认为资本主义只是经济进化的一个“阶段”，将（很快）被后续的某种集体主义经济制度所取代。（事实上，鉴于资本主义将会夭折的种种预测，如果有什么需要说明的话，反倒是这一制度相对长寿的问题。）

最先设法把资本主义转化列为不同性质的社会学阶段之一——将资本主义列为经济史和经济分析的中心内容——的作者是德国经济史学家沃纳·桑巴特。桑巴特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该书最终修订版以三卷本的形式出版于1921至1927年），试图写出一部经济社会从自给自足的前资本主义经济转换到现代资本主义兴起及最终消亡的完备历史。桑巴特充分讨论了技术的影响以及资本主义企业作为一种特定社会形式的问世，不过他最重视的核心却是资本主义精神（或心理）是资本主义社会最为独特的特征，而企业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关键人物。

对桑巴特来说，经济的新时代只能在其他历史制度的框架内来理解。因此，任何一种制度体系的早期总是同衰败中的上一个经济制度的晚期相重叠；鼎盛时期显示的是一个处于单一、纯粹状态的制度；而晚期则可以看到一个新兴的、正在来临的制度的出现。桑巴特把这一分期方法应用于资本主义，区分了从13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的早期资本主义；大约从1750年至1914年的资本主义全盛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晚期资本主义”。

早期资本主义带有手工业时期的标志。传统主义的影响依然强烈，经济生活有着个人色彩，买主与卖主允许个人好恶影响彼此的关系，雇主与工人靠宗法联系而结合在一起。

在资本主义全盛时期，利润和经济理性影响着一切经济关系。市场扩大，商业活动增加，科学性质的机械技术获得利用，社会关系已不具人的性质而被体制化了。桑巴特写道，“鼎盛时期的资本主义精神的特点是与这一时代相应的心理紧张，它源于非理性和理性之间的矛盾、投机精神和精打细算的习气之间的矛盾、冒险的企业家心理和勤劳、稳重的资产阶级心理之间的矛盾。”

晚期资本主义主要出现了两大变化。在社会内部，“经济生活中属于资本主义成分的力量”削弱，而公私“混营”企业、国营与集体的公共工程和非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则“在数量、规模和重要性上都有增加”。在公司内部，“企业家心理逐渐消亡”。取代企业家心理的是官僚科层心理，由此公司本身被官僚科层化。

桑巴特说，在晚期资本主义（以20世纪20年代德国工业的卡特尔化为模板），社会普遍的期望是稳定。对利润的追逐有所减弱（“其证据是这些征象，如：固定股息、把剩余用于再投资——例如美国有些公司，其新增资本的30%至35%来自利润再投资”），市场机制被综合性的价格监管甚至政府管制所取代，经济制度的周期性摇摆日益平缓，政府干预变得越来越具有决定性。使资本主义得以成为资本主义的那些鲜明特征逐渐萎缩。按照桑巴特的提法，资本主义的特征包含三个构成要素：精神、形式与技术，而现在精神已经消亡，只剩下形式和技术。

桑巴特的这些主题，一一出现在熊彼特的著作中，只是侧重点略有偏移。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一书中预言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终了。这个转变既表现在心理状态上，也表现在社会结构上。熊彼特认为有三种因素正在持续改变资本主义心理。其一是资本主义的过度理性。熊彼特写道，“我毫不犹豫地说，一切逻辑性都来自经济决策的格局，或者用我喜爱的话来说，经济格局是逻辑性之源。”他继续说，资本主义生产“使行为和思想合理化，这样一来，就把各种神秘思想和浪漫主义思想连同形而上学一起都从我们思想中赶走了”。但是，熊彼特说，这种理性对社会太过严峻。“股票交易所对于基督教徒而言是圣杯拙劣的替代物。”其二是“企业家职能的废弃”。企业家就是要打乱事物，发明创造，把事情办成。但是在今天，处处是一切照章办事的经济环境，“办事处和委员会工作往往取代个人行动”，经济进步“不受人支配而自动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人格和意志力”的作用减少了。其三是一切既有信念受到侵蚀。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促成一种质疑一切的批判心态。传统开始崩溃。对变革和创新的希望成为社会制度中固有的成分。知识分子——铸造语言和文字威力的人们——对资本主义越来越敌视。（“只有社会主义或法西斯政权才强大到足以使他们就范。”）因此，社会中对资本主义的抵制不可避免地增大了。

在社会结构方面，熊彼特说，资本主义是建造在一对支柱之上的体制架构，这两大支柱分别是：财产私有和契约自由。这个架构的政治力量来自于“一批中小型公司的业主或经理”，这些人“与他们的家属、心腹和亲友一起，构成了为数可观的票数”。但熊彼特认为这种体制架构是脆弱的。契约自由为从工会权力到政府权力等各种形式的规则所限。财产制度被两种方式破坏。其一，垄断的发展及商业巨头的成长往往会消灭中型公司。（“在经济上，……反对经济控制集中的问题……没有抓住要害，即：经济集中的政治后果。”）其二，企业主转变为领薪水的经理，弱化了财产所有权的动力，管理层开始接受一系列妨害股东利益的社会心态。出于与马克思同样的理由，熊彼特也看到资本主义的高墙摇摇欲坠，而且——在一个世纪内！—“慢慢地在底层深处活动的文明”就可能出现了。

但是，“慢慢地在底层深处活动的文明”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它是社会主义。而与马克思形成最大对立的马克斯·韦伯有一种大不相同的看法。韦伯认为西方社会的万能钥匙是合理化，通过法律、经济、会计、技术和一种提倡功能效率、权衡以及“经济化”心态（最大效率、最优化、最低成本）的处世方式，扩散到物质资源乃至一切人类生活之中。合理化的发展既然不可避免，行政管理便随之加强，于是所有社会体制的官僚科层化都无法逃避了：“未来属于官僚科层化……任何地方一旦由有训练的现代官员来治理的话，他们的权力实际上就无法摧毁了，因为最基本的生活供应的整个组织是适应于他们的活动的。”

官僚科层化固然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特点，但它必然也将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特点。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写道：

 

官僚行政的首要来源在于技术知识的地位，通过现代工艺和企业方法在商品生产中的发展，技术知识已经完全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在这方面来说，不管经济制度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还是以社会主义为基础，都没有什么不同。确实，如果在后一种情况下，要达到技术效能的相当水平，就意味着职业官僚的重要性会大大增加。……现代资本主义需要官僚科层体制，虽然两者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根源……社会主义的组织形式不会改变这一事实。而在一种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有可能提供像在资本主义秩序中那么严格的官僚科层组织，将会成为一个问题［韦伯在这里指的是合理考量资本的运用］。因为，事实上，社会主义可能需要比资本主义更高程度的官僚科层化。如果现实证明没有这个可能，那就说明存在另外一种非理性的基本因素——社会学时常遇到的那类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矛盾。

 

正如理查德·派普斯指出的：

 

韦伯不断地批评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韦伯眼中社会主义所面临的中心问题：谁来经营国有化企业？至于韦伯自己，他当然认为这一职能应由技术上对此最有准备的人群来承担，那就是“除了团结无产阶级（的观念）之外再无任何变化的”官僚机构。

 

技术知识的扩散，经理在工业部门中以及官僚政治在政府中兴起，而不是向新领导人（马克思接着圣西门所阐述的形象）提供一个“乐队指挥”那样的地位，这在韦伯看来就是一种新的统治形式：

 

……新的束缚的大厦处处皆备。……所有的经济风向标都指向自由日益缩小的方向。……希望顺应发展方向的人最好尽快抛弃那些老式的理想。

 

因此，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是两个对立的制度（如果用财产作为区分的中轴，那就有可能把它们看成是对立的），而是同一类型——官僚科层化——的两面。韦伯认为官僚科层制等同于合理化的行政管理以及以其为基础的阶级，即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职员与管理阶层。所以，未来不属于工人阶级而将归于官僚科层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正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将会扩大而中产阶级必定消亡。在德国，独立企业家、小农场主和个体经营的自由职业者等“旧的”中产阶级确实没落了，但产业工人阶级也是一样：从1895年至1925年，工业生产中雇用工人所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从56. 8%降到45. 1%。在这两者之间，一个新的阶层——白领职员（办公室职员与专业人员）出现了；他们的数量稳步增加。这如何解释呢？

提出注意这一新的社会学现象并对其加以研究的第一人，是埃米尔·莱德勒。他是社会分析师和一份有影响的刊物《社会学与社会政策档案》的主编。莱德勒在1912年的一篇论文中把这个集团称为“新中产阶级”。在历史上，资产阶级一度被称为中产阶级，因为它的地位处于地主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随着士绅的没落，大资产阶级演变为由大金融家和实业家构成的统治阶级；在他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小资产阶级——小商贾和独立小商人、个体经营的自由职业者以及独立的手工业者（现在接过了中产阶级的名称）。目前，在企业内部，在雇主与工人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莱德勒称它为“新中产阶级”，这主要不是依据它的职能，而主要依据他们的自我评价及由他人的看法而得出的社会评价。莱德勒写道：“这种位于两个阶级之间的中间地位，这种消极的特点而不是明确的技术职能，才是薪给职员的社会标记。它建立了他们在自我认识以及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中的社会特征。”

一年以后，莱德勒在“论当代社会心理结构”的论文中解释了在社会从传统经济转变到理性经济的背景下两个阶级的心理差异。他说，现代经济组织最显著的特色是各个社会阶层不同的生活“节奏”。对体力劳动工人来说，生活是不规则的，为商业环境等外力所分裂；他的经济周期至多是以周计。对薪给工作者来说，生活比较安定，对年薪的期待主导着他的生活；他的“经济周期”以月计。公务员把年看成是生活的坐标，此外还指望随着资历增长而获得规律性的擢升。在不同的“节奏”中，莱德勒找到了不同阶层在社会学上的特殊性。

对这个新现象的理论分析是由莱德勒和雅各布·马尔夏克（Jacob Marschak）在一篇著名的论文“新中产阶级”中提出的。这篇论文于1925年发表在《社会经济学大纲》上。他们的分析被纳入“历史发展理论”的框架，并且以修改现有的“历史阶级”理论为基础。两位作者指出：“战争与革命为薪给职员阶级的壮大给予了巨大的推动力，……因为战争经济意味着大企业的扩张、庞大的“组织机构”以及官僚化，这些都将极大地加强薪给职员的职能。战争的结束……和战争经济的停止未能重新建立战前的社会阶级。”

此外，“国家和城市通过直接管理工业企业而扩大了它们的活动。市政化和国有化的倾向使公务员大军得以形成。恰当地说，这既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后果，也不是民族经济工业化的后果。”

两位作者认为，这些趋势来自于现代“‘服务型国家’所从事的多方面职能的大大扩张”。

在对薪给职员——技术工人、办公室职员、推销员和公务人员——的增长加以细致的统计分析以后，两位作者最终说：“从统计数据得出……薪给职员作为一个阶级的迅速发展，必须被视为经济持续发展、尤其是大型企业和企业组织方法持续发展的结果。……职员的迅速增加强化了这一集团的力量和活动能力，在职员大量集中的大城市中情况尤其如此。……上述事实的进一步结果是：仅仅从数量上看，这些职员为人数不断增加的劳动阶级之力量提供了一种平衡。”

德国社会学界就“新中产阶级”的性质展开了一场长达10年之久的激烈辩论。左翼学者只把薪给职员看成是“白领无产阶级”，它的“群众性”将会使其融入到工人阶级之中。某些乐观的社会学家在“新中产阶级”中看到了促进社会团结的因素，认为它可以作为雇主同产业工人之间的平衡势力，为企业（即便不是为社会）提供凝聚力。西奥多·盖格（Theodor Geiger）预言新中产阶级会被资本家阶级与产业无产阶级“挤垮”，而熊彼特认为：由于薪给职员数量的增加，未来世界将会是一个官僚政治的世界。那些仅从经济角度看待“新中产阶级”的学者，如同莱德勒和马尔夏克那样，预言其将“介乎各阶级之间的”地位是不大可能了。在一个对集团利益日益自觉、雇用关系要由法律来仲裁的社会里，新中产阶级将会自行组织起来，并且很可能与工会运动结成同盟。

不过，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澄清了一点，即：新中产阶级，部分由于它的社会出身（大部分白领工人是从没落的旧中产阶级中吸收来的），部分由于具有“在职场中必须穿着体面”的心态，因而顽固地决心保持“中产阶级”的自我形象和自尊。当大萧条袭来时，汉斯·法拉达用一本小说《小人物，现在怎么办？》提出了质问，这时新中产阶级做出的回答，如同旧中产阶级在中间党派和自由主义党派垮台时一样，总的说来是转而支持纳粹而不是去支持工人阶级政党。“新中产阶级”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预期的产物，带来了一个出乎意外而明确的政治后果，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抑或德国社会学家未曾预想到的。

马克思把任一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看作生产力（技术设备和劳动组织）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所导致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后马克思主义时期中经理与业主的分离、企业的官僚科层化、职业构成的复杂化，这一切都使得一度明确的财产统治权和社会关系变得模棱两可。马克思曾进一步断言：生产的集权化和集中化会成为商品生产的“桎梏”，但自《资本论》问世以后的100年中，西方世界却出现了生产率的大提高和当时任何一位空想家所未想到的技术发展。

社会关系性质的模糊和技术上的成功，把生产“力”带至人们注意的焦点，重提将工业社会看作以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区分社会的另一种可能。一如在权威的问题上，官僚科层化不再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所不同，而是把它们视为同一类型的变体；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工业社会的观念也把这两种社会制度归入同一主题。雷蒙·阿隆（比任何其他现代学者都更加赞同工业社会的概念）在他的演讲中指出：

 

本书主题所反映的社会学问题（该书指《工业社会十八讲》），就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所提出来的那些问题——《资本论》特别对后者作了充分阐述……［马克思］设法了解它的发展规律。……马克思认为核心现象是积累。他相信资本主义的实质可以在资本积累中找到。在选择经济增长作为本文的中心主题时，我已经在术语上采用了马克思主义有关积累的话题并且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概念……

我不选择资本主义而选择工业社会（或者技术社会、科学社会、合理化社会）作为首要的历史概念。……从工业社会的概念开始，我对若干不同类型的工业社会加以区分，从而提出增长模式和增长阶段的概念。工业社会、工业社会诸类型、增长模式和增长阶段，上述四个概念代表了本理论相互承接的各个阶段。

 

一旦集中来看发展阶段和经济增长的问题，矛盾就愈加复杂了，因为目前世界上的共产党国家，没有一个能够取代或接替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按共产主义创始人所强调的平均主义来看，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共产党政权一般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立，因此阿伦首先注意的是马克思归之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功能，即发展社会生产力（技术设备），它往往要靠强制的资本积累。（就准确的意义来说，这些国家都是围绕着利润中心而建立的等级森严、并且由政治组织起来的社会——以国家意志而不是以私人意愿为目标——因此最接近于马克思关于“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可能的社会形态的看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曾含蓄地谈到这一看法；而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的社会学名称。）

从这一历史进程来说，“共产主义”不是历史上的“下一个”阶段，而只是若干种工业化的模式之一。共产党政权建立的“工业”社会，是通过特殊的政治机制而不是市场机制而问世的。

世界自二战结束之后涌现出50多个新国家，其中大多数是经济上“不发达的”、致力于经济增长目标的，这强化了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之间的区别。正如阿伦所指出的：

 

我的亚洲之行使我深信工业社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在亚洲人看来，欧洲不存在两个根本不同的世界：苏维埃世界和西方世界。它是一个单一的现实：工业文明。苏联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同一事物的两个子类，或说同一社会类型（即发达工业社会）的两个版本。

 

阿伦以经济增长为轴心来构筑工业社会的概念。如果以更广泛的社会视野来看，工业社会在社会学中的定义可被视为由四位思想家提出的四种命题的综合；这四位思想家分别是：圣西门、涂尔干、韦伯和科林·克拉克。

圣西门（以及追随他的孔德）认为工业社会是同军事社会相对应的。后者是围绕着掠夺、浪费、夸耀而组织起来的；前者则以有秩序的商品生产为中心。圣西门认为一个工业社会应包含以下四个方面：重视生产；采取有序、确定和精确的生产方式；由工程师、实业家、规划师等“新人类”所组织；把知识看作社会基石。简言之，就是弗朗西斯·培根预言中的“新大西岛”的训令。

涂尔干认为“有机团结”的世界是一个专业化、互为补充和相互依存的世界。按照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对涂尔干理论的阐释，它的主导原则是结构分化，即经济组织同家庭组织相分离，工作场所同家庭相分离。伴随着传统意义上的“集体伦理”出现崩塌，新的核心理念应围绕职业法规并且由职业伦理来加以协调。

韦伯认为重点在于合理化和普世主义。一种单一的伦理和品味逐渐进入每一个社会。它包括非人性的标准、强调表现和成果、基于最低成本的效率观念以及在一切行政领域推行合理化运算（即一种理性的目的）。

科林·克拉克认为（正如最早在1940年《经济进步和条件》一书中所表达的），根据劳动力的分配情况，各经济部门可以分为：第一产业（采掘业）、第二产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而每一产业在社会内的权重应是该产业部门生产率（人均产量）的函数。因此，经济发展即为劳动力从一产业向另一产业转移的比率，这个比率是各产业之间生产力差异的函数。以这种方式，克拉克可以轻易地将这一转变归诸于工业社会。

“技术规范”一词听来过于严格和有强制性，然而一切工业社会都存在某些共同的约束，以规范大致相似的行为并强制采用共同技术。工业社会理论家（甚至包括马克思在内）一致认为，工业社会的核心（或初级机构）是工业企业，它的中轴是按机器生产组织劳动力而产生的社会阶层。从这个观点来看，工业社会具有某些共性：技术就其被应用的任一地点来说是无差别的；技术和工程知识（以及提供这些知识的教育）也是无差别的；职业和技术的分类则大体上是相似的。更进一步来说，人们发现技术岗位的比重在每个社会中同其他各类岗位相比是增加了；工资的分布大体是一样的（声望等级也是这样）；经营管理更多地成为一门技术性的技能。

工业社会是经济化社会，这就是说，社会活动以职能效率为中心，它所迫切需要的是“以少求多”，选择更加“合理的”行动途径。这样，决定使用天然气而不使用煤作为能源燃料将由比较成本来判定，工作安排的决策将依靠现有材料与技术的适当结合。在这个层面，意识形态是无关紧要的，生产函数、资本与产出比、资本的边际效率、线性规划一类的“经济学”将取而代之。于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差异也淡薄了；如果谈论最佳方案和最大限度，那就根本没有任何区别了。

工业社会，如圣西门所坚持的，就是以有条理、有体系的方式把技术知识应用于社会事务。因此，技术人员——法语含义更广，泛指在应用科学领域受过训练的专家，因而比英语更贴切——的出现紧随工业社会其后。这同时意味着掌握这类知识的人将在社会中行使权威（如果不用权力这一字眼的话）。

圣西门认为工业社会属于纯技术的范畴，是一个有规划和井然有序的系统。在这个制度下，社会可以测定自身需要并组织生产要素以满足这些需要。工业社会以两大要素为特征：知识和组织。圣西门强调说，知识是客观的。没有人会对化学或数学发表“意见”；只能说懂或不懂这方面的知识。圣西门将“组织”比喻为一个交响乐队、一艘船只和一支军队，其中每个成员需根据其能力完成一项职能。圣西门清晰地勾画出新生资产阶级取代封建贵族的过程，预见到一个巨大的工人阶级的兴起，然而他并不相信工人阶级会继资产阶级而执政。他设法在他描绘的历史前景中说明，阶级不会实行统治，因为人类社会总是由接受教育的精英分子所治理的。工人阶级的天然领袖将是实业家和科学家。他预见到冲突的危险，但不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有机社会一旦被创造出来，人们将按照公正的原则接受自己的地位。劳动分工意味着有些人指导别人，有些人则需接受指导。在一个按照职业和个人能力组织起来的社会，医生、工程师和化学家将根据客观需要而不是为了获取个人权力来运用其技能。这些人的指令之所以得到服从，不是因为他们是主人，而是因为他们的专业能力；一个人服从他的医生，是自然而然的理性行为。由此，圣西门的信徒为新社会里的阶级构成提出一个口号（后来为恩格斯所使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他们认为工业社会不再是“对人的统治，而是对事的管理”。

对事的管理——替代了政治上的理性判断——即是技术治国论的特点。工业社会的进步一直在从职能和方法上强调这一角色的两方面的作用。正如莱德勒和马尔夏克所指出的：

 

（技术职员）既不存在于手工业中，也不存在于早期的工业中。传统意义上的能工巧匠，同制造业的小产业主一样，是和今天大公司中技术职员完全不同的。现代化的工业公司已经发展起一整套上层建筑或机制，技术职员必须成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这套机制取代了车间里一切脑力活动及常规工作；一切都以计划与部署部门为中心。

 

在这样的社会里，问题将被归结为技术性质。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谈到这种情况时说：“……社会问题不被看成是故意作恶的后果，而被看成是由复杂性和无知引起的无意识的副产品；解决的办法不再是净化情感，而要使用人们积累起来的社会和科学知识。”

技术人员的兴起，伴随着一种新的认识，认为发达工业社会将由技术官僚统治。这种看法在法国思想界尤为盛行。法国有长期的集权传统（托克维尔指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进一步加强了这一传统），而1793年由革命政府建立的作为法国高等科技教育中心的综合理工学院，以及二战后问世的法国国立行政学院，即是为了培养国家机构中的行政精英而设立的精英院校。（雷蒙·阿隆指出奥古斯特·孔德是中等技术院校出身的经理人的“精神教父”。）以让·梅诺德（Jean Meynaud）为首的一些学者指出，“真正的权力”已经从选民代表转入技术专家手中，而且现在“已出现了一种新型政府，它既不采用民主制，也不采用官僚制，而是以科技治国”。

梅诺德认为，科技治国论的兴起是与经理人员权力的扩大并驾齐驱的，就法国而言，“目前，经济规划、国防和科研这三大重要部门已为技术官僚所掌握。”他写道：我们可以“有把握地断定”，只要国家干预在社会和经济领域进一步扩大和系统化，科技治国的力量就会在第三共和国和第四共和国得以继续增强。”欧洲煤钢共同体等专设机构的创立扩大了这种权力。在戴高乐政府执政期间议会影响力的下降以及部长权力的扩张——许多部长来自行政事务部门——使技术治国论的影响在60年代得到进一步加强。梅诺德写道，“技术官员在第五共和国的主导地位，部分是由于这届政府的运作方式，特别是它在有权力秘密做出一些决策或干预时。”

这一领域的许多著作把科技治国描绘为对立于（或者破坏了）正规的民主制政治框架。有些文字简直已濒于歇斯底里，请看已故的乔治斯·格尔维奇（Georges Gurvitch）把科技治国定义为：

 

一种可怕的社会权力，性质上是专制主义和秘密的，它有吞噬国家的危险。有组织、有计划的资本主义把这种权力推向法西斯的体制。不论是否加以伪装，它把由托拉斯、卡特尔、银行、雇主、高级行政人员和最高级的职业军人构成的体系与需要这些人提供服务的极权主义国家相结合。

 

这个问题上的许多混乱，源自未能分清技术知识分子的两种职能和两大类别：应用知识的技术人员和行使权力的技术官员。科技知识——对事的管理——是制订各种决策（包括政治决策和战略决策）时必要的和正处于发展中的要素之一。但是权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涉及到政治选择，那是多种价值观和利益的混合，不能用技术方式来“下命令”。掌握权力的技术官员，不管要运用多大比例的技术知识，仍然只是一名政客，而不是技术人员。

显然，在未来社会，不论人们如何下定义，科学家、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员将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主导作用。但是，如果要对这几个人群所拥有的权力作一有意义的概括，必须先澄清以下四个问题：

一、将科技能力应用于解决社会问题时的范围和限度；

二、评估这一类出售“知识”而不是商品的新型工业，以及它们（营利的或非营利的）在一国经济中所占比例；

三、新的社会阶级根据技术而不是财产决定，它的凝聚力要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上；

四、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员取代资本家阶级，成为一个新的统治阶级的可能性（恰如大规模工业出现之前的资产阶级）。

以上就是马克思之后的西方社会学著作描述的社会发展脉络。如我所说，它们或多或少是对马克思的图式二的一种阐释，但其指向是马克思从未想到过的。生产力（技术）取代了社会关系（财产）而成为社会的中轴，从这一点出发，雷蒙·阿隆及其他一些学者在著作中提出工业社会的概念。资本主义社会正在经历某种变化，在韦伯和熊彼特看来，它所趋向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某种形式的国家主义和官僚科层社会。新的社会发展理论从学术上向古典马克思主义以及以其为旗帜的国家和社会运动提出了严肃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