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社会发展理论

社会学家总要设法扮演预言家的角色——要是不当预言家，至少也得是观察家。从1850年到1860年，马克思每天上午坐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里，认为自己从每一点模糊的暴乱声或者每一次经济下降周期的吱吱嘎嘎声中都可以听到革命的轰鸣和社会的骤变。在这方面，马克思所迫切等待的，正是社会学在19世纪初兴起以来所关切的中心：那就是，在历史的天空中寻找能推翻现有社会秩序的“新阶级”的预兆。亨利·圣西门（奥古斯特·孔德的导师，现代社会学创始人之一）在1816年开始不定期出版《工业》杂志（“工业主义”一词就是从此流行起来的）并在其中描绘未来社会，从那时起他就提出了他的主张。圣西门说，过去的社会是军事社会，其中的主要人物是牧师、武士和封建主——“寄生虫”和财富的消费者。圣西门认为治理新社会的则将是生产者——工程师和企业家，时代的“新人”。

不同的时代将诞生不同的人物，以不同的形象面世。托克维尔在1840年的著作中对于他所预见到的、在现代社会中兴起的新的大众民主，做了有关其可能结果的如下预测：

 

一大批类似的、平等的人们都在力求为自己取得一些小小的、世俗的满足。……在他们上头，有一个巨大的监护势力（国家）。它为人民提供安全，考虑和供应他们的需求，指导他们的工厂，规定财产的传承方式并分配继承权：剩下的只是如何使他们免于烦恼和生活之苦。

 

30年后，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谈到德国社会的转变：

 

军事机器……必然成为存在的模式……军政府必将转为“工业主义”。大工厂里的人们将生活在某种确定的、受到监督的贫困之下，每个人要穿上划一的制服，每天的作息以鼓声为号；按逻辑说未来就是这样的。

 

在布克哈特之后50年，凡勃伦又回到圣西门的主题上来。他认为20世纪的革命只能是一场“工业变革”，而如果美国发生革命（之所以强调“如果”，是因为他对这种前景是很抱怀疑的），美国不会像苏维埃的俄国那样（那是一个松散、落后的工业地区）由一个少数派政党来领导，更不会由工会（它只“关心饭碗”）来领导，而是由工业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参谋长”——生产工程师来领导的。凡勃伦在《工程师与价格体系》一书中写道：“革命战略的重要方针是技术组织和工业管理的方针；工业工程的基本方针；它们能够适应该组织将高度技术化的工业体系视为任何现代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的方针。”

然而，这些力求描绘新时代轮廓的观点，虽然都看到了一线真理，同时又为复杂性的阴影所笼罩而使预测变得扭曲。布克哈特在预测未来的“逻辑”发展之后，立即讽刺性地补充说：“我了解不少历史，知道事物并非总是按逻辑发展。”

我们这个时代当然不缺少社会学观察家。旧的习惯不易抗拒，即使以往的经验促人谨慎，然而社会变化是如此富有戏剧性且振奋人心，自负的社会学理论家难免会提出一套各自的有关社会面貌的概念图式，以及通往未来社会的一系列路标。

对于新的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预测是标准化的：它们将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和西方化，可是它们是否会走向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是由精英（军事或政治领域的）还是大众完成社会的改造和复兴，仍不太清楚。怀疑论者克利福德·格利兹（Clifford Greertz）曾说“过渡性社会”可能在社会科学中成为永久性的范畴。不过，对于第三世界，发展虽然是长期而艰巨的，它却带来了历史转折点和新时代开端才有的希望。

对发达工业社会而言，情况就较不明朗了。每个观察家所看到的都是一个时代的终了（天哪，我们经历了多少次“危机”呀！），但对于前景可能如何却毫无一致意见。正如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指出的，这种共同的“时代终了的末日感”，正是当代文学特有的味道。

在社会学领域，这种踏步不前、生活在空白间歇期之感，最突出地表现在广泛使用“后”（用前缀来表达“以后的时期”）一词来综合性地说明我们正在进入的时代。拉尔夫·达伦多夫认为我们生活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他指出在工业社会里，重要的不是所有权而是权力，随着生产资料在法律上的所有权缩减，经济与政治秩序之间就发生了分裂。达伦多夫说，旧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劳资矛盾已经“在体制上被隔离”，不会从工作岗位转移到生活的其他领域。（“以工业本身而言，劳资矛盾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里已在体制上被隔离，如果这样说是正确的话，那就是说：人们的职业地位已经失去对产业工人社会人格的全面塑造力，而只能决定其社会行为的有限部分。”）在各个领域内，权力是独立的：

 

……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业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以及政治社会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不再是等同的了；换句话说，原则上有了两个独立的斗争战线。在企业以外，经理可能只是一个公民，而工人却是一名国会议员；劳资的阶级地位不再决定他们在政治社会中的权威地位。

 

简言之，这就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是否掌握生产工具不再决定人们对社会的控制、权力或特权。经济关系或财产关系虽然仍然会带来冲突，却不再继续或普遍成为社会矛盾的主要中心。那么，构成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是谁呢？达伦多夫写道，“我们必须在授权向行政管理人员发号施令的那些人之中、在官僚阶层的领导岗位中去寻找统治阶级。”虽然确有一些管理精英或资本主义精英存在，但真正的权力却掌握在政治精英手中。（“有必要首先考虑这类精英，决不能无视他们在国家权力结构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冲突首先出现在政治舞台；变革为政治精英所推行或遏制；而管理精英或资本主义精英若试图在领地之外行使权力，为了达到目的，总得设法影响政治精英。

政治精英是哪些人？国家的行政官员、内阁部长、法官。鉴于政府是利益汇聚之地，所以精英身后不乏“幕后集团”。

 

所以，概括说来，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意义上的统治阶级由国家行政官员、政府内占据领导地位的精英和这些精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构成。坚持把政治精英视为统治阶级核心的做法，一定会使那些以马克思主义或更为普遍的、传统的阶级观念来考虑问题的人们感到吃惊……

 

一如达伦多夫所写，“如果这听来奇怪……那是因为现实就是奇怪的。”

乔治·利希海姆（George Lichtheim）认为，“现实情况是：当前的工业社会日益成为‘后资产阶级’社会，随着私人企业家成为体制的枢纽，19世纪的阶级结构将日渐解体。不确定性从此将极大地影响当代政治思考。”利希海姆认为，这是由于社会福利法和收入再分配是约束市场经济活动的“社会化进程的不同方面”，与此同时，公有制的扩张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平衡。“最不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工业社会保持‘资产阶级’面貌。没有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有资产阶级，如果一方日渐消亡，另一方也将不复存在。同理，现代工业社会并不需要任何一方来使社会运转。”

阿米泰·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认为我们处在一个“后现代”时代。他在《积极的社会》一书开篇处就奇特地宣告：“现代时期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讯、知识与能源技术的巨大变革而告终。”但是遗憾的是，该书长达670页的正文、注释和术语表中没有一处讨论到通讯、知识和能源技术，甚至也不曾谈及所谓“后现代社会”到底是怎样的。到头来，我们不得不回到该书前言中开头几行所谈的用意：

 

现代时期的核心特征之一是生产技术的效能持续提高，这对于它们所要服务的价值观的首要地位形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后现代时期的开始可以定在1945年，在这一时期里，技术的发展也许会对这些价值观的地位形成更大的威胁，而这些价值观也有可能重申自身规范的优先地位。哪一种可能性占上风，决定于社会到底是它所创造的工具的仆人还是主人。

 

所以，后现代时期或者后现代社会不是一个定义，而只是一个问题。

肯尼思·博尔丁（Kenneth Boulding）认为我们处在后文明时代的开始。博尔丁先生指出，由于文明一词的内涵讨人喜欢，而后文明一词可能会使人生厌，所以人们或许会采用“技术社会”或“发达社会”的字眼。但是博尔丁先生认为这个新时期的显著特点是认识到知识领域（泰尔合德［Teilhard］将其称为no☒sphere）是社会的社会方向以及社会自觉得以战胜个人自觉。因此，博尔丁这个名称的要害是强调在这个社会进化或精神进化的新兴时期指引社会的可能性，而不是强调过去的适应性生物进化或社会进化。

萨姆·比尔（Sam Beer）在《集体主义时代的英国政治》一书1969年版后记中谈到一种“后集体主义”政治。他感到以政党为区分的、功能主义的、以福利国家为方向的英国政治的集体主义模式可能行将结束。后集体主义倾向是“对于政府和社会合理化日益扩大和加强的一种反应”。即使它不会制造政治模式的根本决裂，却可能对英格兰政体形成一定调整。（第426页）

现实情况正是如此。过去，人们要修饰伟大这个字眼总是用“超”（beyond）字：超悲剧、超文化、超社会。但是这个词似乎已经被用尽了，今天社会学的修饰语是“后”字：神学家西德尼·E·阿尔斯特罗姆（Sydney E. Ahlstrom）将60年代美国的宗教状况描述为“后清教徒式、后新教徒式和后基督徒式的”。刘易斯·福伊尔（Lewis Feuer）为其《马克思与知识分子》一书起的副标题是“后意识形态论文集”。约翰·伦纳德（John Leonard）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后文学文化”以麦克卢汉时代为先导的观点。社会学家S·N·艾森斯塔德特（S.N. Eisenstadt）认为新的主权国家已经转变为“后传统”社会，虽然不再受到过去的规范约束并自觉地寻求变革，但它们却身处于一个停滞的世界之中，与现代的西方社会很少相近。早些时候，罗德里克·塞顿贝格（Roderick Seidenberg）在预言理性主义的胜利时曾经描绘一种“后历史人类”，他说我们从史前（此时本能胜过理智）经过历史的过渡时期发展到后历史时期（理智战胜本能），正如查拉图士特拉（Zarathustra，即祆教创始人琐罗亚斯德——译注）所说的，被悬在深渊上空绳索上的人类，即为过去的动物与未来的超人之间的过渡。列在这张清单的最末（只是从谦卑的角度），我们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