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总设计师（1982—1989）(8)
从1984年4月第十二轮会谈结束后，双方转入过渡时期香港的安排和有关政权移交事项。中方提出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有关政权交接的基本设想。建议在香港设立常设性中英联合小组，任务是协调中英协议的执行，商谈有关实现政权顺利移交的具体措施。对此英方坚决反对，强调不要正式确定1997年前为“过渡时期”，不应建立任何常设机构，以免造成中英“共管”的印象。1984年4月，邓小平对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说，在过渡时期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一个机构怎么行？邓小平表示，可以考虑这个小组设在香港而轮流在香港、北京、伦敦开会。英方表示同意双方在此基础上讨论。但在此后三个多月的会谈中，英方仍反对在香港设立联合小组，使谈判陷入僵局。1984年7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次访华，邓小平在会见他时说，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我们希望在香港的过渡时期内，不要出现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希望不要出现动摇港元地位的情况；第二，我们同意可以批出1997年后五十年内的土地契约，而且同意港英政府可以动用这种卖地收入，但希望用于香港的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作行政开支；第三，希望港英政府不要随意增加人员和薪金、退休金金额，那将会增加将来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负担；第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第五，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邓小平表示：“我们希望过渡时期不出现问题，但必须准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问题。”关于联合小组问题，中方表示如英方同意设立联合小组并以香港为常驻地，该小组进驻香港的时间以及1997年后是否继续存在一段时间都可以商量。最后双方商定，设立联合联络小组，小组于1988年7月1日进驻香港，2000年1月1日撤销。
至1984年9月，双方经过前后22轮谈判，终于达成协议，中英双方同意用《联合声明》的形式，采用如下表达方式，即中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9月26日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至此，为时两年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圆满结束。
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2月18日在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的陪同下再度来到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签署《联合声明》。
12月19日，邓小平再次会见撒切尔夫人。
此次的会见已不同于上次，气氛显得热烈友好。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笑容满面地与撒切尔夫人握手，并高兴地说：
我们两国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香港问题已经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个问题不解决，在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总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除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前景光明。
撒切尔夫人对邓小平的这一评价表示完全赞同。她说，回顾我两年多以前初次在这里同您见面以来，我们已经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双方的了解也加深了。
撒切尔夫人还特别说道：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一国两制”是最富天才的创造，这个构想看起来是个简单的想法，却是充满想象力的构想，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达成协议的关键。
邓小平接着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
谈到人们对“一国两制”能否行得通，中国在签署中英《联合声明》后是否能始终如一地执行的疑虑，邓小平对撒切尔夫人说：我们不仅要告诉阁下和在座的英国朋友，也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
撒切尔夫人听后，表示坚信“一国两制”的构想是行得通的。
接着，邓小平又讲道，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也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接受。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
邓小平还向撒切尔夫人讲述了1997年后保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的道理，并请撒切尔夫人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10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10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
当天下午5时30分，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
中国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分别在长桌本国国旗一侧就座，用中国的台式英雄金笔，各自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
当两国领导人交换声明文本时，大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随后，两国领导人发表讲话。
撒切尔夫人说：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邓小平主任能够出席各自政府签署的关于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在香港的历史上，在英中关系的历程中以及国际外交史上都是一个里程碑。《联合声明》为从现在起到1997年和1997年以后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撒切尔夫人赞扬中国领导人对双方谈判采取的高瞻远瞩的态度，并盛赞“一国两制”。她说，“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
谈到中英《联合声明》，撒切尔夫人说，这是香港人民往后赖以向前发展的基础，香港会成为一个比现在更加繁荣的地方。今天，我们荣幸地同中国朋友一起，参加一个独特的仪式，我们应该有一种创造历史的感觉，应该有一种自豪感，并对未来充满信心。
讲话结束后，邓小平手举香槟酒杯，高兴地走到撒切尔夫人面前，和撒切尔夫人碰杯，共祝中英双方完成了一件影响深远、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1985年5月27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
为了确保1997年之后香港的繁荣稳定，在全国人大审议批准中英《联合声明》的同时，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工作也同时展开。在基本法起草的过程中，邓小平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多次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对基本法的原则和意义作了精辟的解释。他说：“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要非常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来制定。”基本法出台后，邓小平说：
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澳门回归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6世纪中叶以后，被葡萄牙人逐步占领。19世纪中叶以后，在鸦片战争失败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背景下，葡萄牙人乘机相继侵占了澳门半岛全部和凼仔、路环两岛，从而占领整个澳门地区。
中国历届政府从未在澳门主权问题上作过让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明确宣布：对于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例如香港、九龙、澳门问题，中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之前维持现状。
澳门问题的提出，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1976年秋，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在联合国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就中葡关系和澳门问题进行磋商，拉开了中葡建交谈判的序幕。1979年2月，中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双方在澳门问题上一致认为：澳门是中国的领土，目前由葡萄牙政府管理，澳门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在适当的时候，中葡两国应通过协商友好解决。这就为澳门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有利条件。
邓小平后来说，就澳门问题来说，解决的条件早已成熟，我们拖了一下，主要是当时对用什么方式解决澳门问题还没有考虑成熟。因为解决了澳门问题，香港、台湾问题怎么办？显然，在邓小平的心中，澳门问题是与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
历史遗留下来的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问题，包括台湾问题、香港问题、澳门问题。解决国家的统一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的方式，一种是非和平的方式”。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审时度势，高瞻远瞩，以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创造性地提出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新思路，这就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1982年1月，邓小平在谈到祖国统一问题时指出：“比如将来，整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在个别的地方允许另外的制度存在，允许存在资本主义制度，这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澳门也算类似的问题”，“也要考虑制度不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保持特殊地区或者叫特别区”。他在谈到澳门将来实行的一些政策时还说，澳门由当地直接选出人来管理，北京不派人去。以后邓小平又把“一国两制”的思想概括起来作了多次系统的阐述。其基本内容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邓小平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案。这一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到台湾、香港、澳门的历史和现实，具有高度的隶属灵活性，成为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基本方针。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提出后，首先被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问题。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为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一个范例，对澳门问题的解决起到了推动和示范作用。
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实践，在澳门同胞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澳门怎么办，一时成为澳门人关注的焦点。
就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达成协议后第10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接见了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全体同志。当澳门代表问到解决澳门问题的时间和方式时，邓小平说：
澳门问题的解决，想用香港的方式，在同一个时间解决。我们以前不讲，是不要因为澳门影响其他。澳门的解决当然也是澳人治澳，“一国两制”。但它比香港早一点解决好，还是同香港同时解决，我们还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同年10月6日，邓小平在接见澳门知名人士马万祺时进一步阐述了解决澳门问题的原则：澳门问题也将按照解决香港问题那样的原则来进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五十年不变，等等。澳门收回后，赌业可以继续存在下去。
1985年5月，葡萄牙总统埃亚内斯访问中国时提到，现在我们关心的事情只有一件：即现在需要在公开场合确认在移交澳门管辖权时不会影响投资，不会影响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不会影响当地的正常生活。邓小平当即表示：“双方友好商量，这些问题不难解决。”
邓小平的这些谈话，让整个澳门人都吃了一颗“定心丸”。
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是民族的愿望，历史的重托。邓小平这样说过，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要责备我们。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执着地追求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他强调，如果不在本世纪内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自动下野，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香港问题解决了，澳门问题也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这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使命。
1986年6月30日，中葡双方在北京开始了关于解决澳门问题的谈判。和中英香港谈判不一样的是，中葡双方在澳门主权问题上的分歧不大，不像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初期那样剑拔弩张。双方的分歧比较大的是中国收回澳门的时间。中方明确表示，考虑到中葡之间的友好关系，中方考虑将当初确定的同时收回港澳的安排错开，比香港晚一年，即1998年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但葡方强调，澳门与香港不同，中方应给葡方更多的过渡时间，至少不能少于给予香港的十二年过渡期。葡萄牙国内甚至有人公开宣称，葡萄牙难以接受中国在2000年前收回澳门的管治权，这个时间应为2017年。一时间，在葡萄牙和澳门，不能在本世纪内归还澳门的言论甚嚣尘上，为中葡会谈蒙上了一层阴影。
针对葡方的意见，中国政府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的原则，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澳门问题必须在本世纪内解决，不能把殖民主义尾巴拖到下一世纪。”1986年12月31日，中国方面声明：“在2000年以前收回澳门是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10亿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立场和愿望，任何关于2000年以后交还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1987年1月，葡萄牙最高国务会议经过4个半小时的激烈争论达成共识：保持和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对于维护澳门的稳定和繁荣、维护葡萄牙在澳门及远东的利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同意于1999年将澳门交回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