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总设计师（1982—1989）(5)
听完浙江同志的汇报，邓小平脸上呈现出满意的微笑，他说：“你们是沿海发展比较快的一个省，你们的工作不错，我很高兴！是呀，到2000年，江苏、浙江是应该多翻一点，不然青海、甘肃这些基础落后的省可能会有困难。江浙多翻一点，可以拉一拉，保证达到全国翻两番的目标。”
铁瑛说：“我们工作做得还不够，还有些缺点。”
邓小平笑着说：“工作中怎么会没有缺点呢？注意了就行嘛。”
2月11日上午9时，邓小平坐着面包车，以普通游客身份出现在灵隐寺。
邓小平刚一出现，不少游客就认出了他，人群中立即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邓小平向人们挥手致意，还不时地握握游客的手。当他看见一位小女孩在大人的怀抱中拍着可爱的小手欢迎他时，就笑着用手摸了摸孩子的小脸说：“这娃娃长得好胖啊！叫什么名字？”从南京来杭探亲的孩子父母激动得满脸通红，一个劲儿地教孩子快叫“邓爷爷好”。两岁的孩子乖巧地叫了声：“邓爷爷好！”邓小平高兴地笑着说：“好！好！”
第二天，2月12日上午10时，邓小平乘船游览三潭印月。在这里，他又碰到了这位小女孩。邓小平高兴地招呼只有一面之交的小女孩。小女孩亲热地大声喊道：“邓爷爷好！”并张开双臂扑向邓爷爷的怀抱。邓小平用他那温暖的手抚摩着孩子，亲昵地说：“来，跟爷爷亲亲！”孩子高兴地在邓小平的脸上亲着，邓小平亲切地搂着她，和孩子的小脸紧紧地贴在一起。在场的摄影记者拍下了这珍贵的镜头。不久，《浙江日报》以“亲亲邓爷爷”为题刊登了其中的一幅照片。
下午4时，当杭州人民忙着做年夜饭时，邓小平和女儿、外孙、外孙女一起来到栖霞岭下的岳庙。岳庙，是民族英雄岳飞被害后的长眠之地，长期以来，成了人们瞻仰这位民族英雄、砥砺民族气节的一个圣地。
岳飞，是南宋时抗金的主要将领。在金兵大举进犯之时，岳飞坚决主战。他联合各地抗金力量，屡败金兵，收复了大片失地，最后却被皇帝赵构和以权奸秦桧为首的投降派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庙是后人为纪念岳飞所建。进入岳庙，迎面便是忠烈祠正殿，檐中间挂有“心昭天日”的巨幅横匾，这是1979年叶剑英同志所题。题词的出处是根据岳飞临刑前挥笔在狱案上写下的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邓小平十分敬重岳飞，他在这里留了影。随后，邓小平来到北碑廊，这里陈列着岳飞的奏折、诗词、手书的刻石。在岳飞的《满江红》前，邓小平笑着说：“我小时候就会唱《满江红》呢！”说罢，情不自禁地吟了起来，“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邓小平还在岳飞手书的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碑文前留步，诵读碑文。
随后，邓小平来到了南碑廊。这里陈列着元、明、清以来后人拜谒岳庙时写的诗词和重修记事刻石。其中有一块明朝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徵明的诗词碑，由三块拼合而成，邓小平问陪同人员这是怎么回事。陪同人员说：“这块碑是原碑，内容中指出杀害岳飞的罪魁祸首主要是赵构皇帝，不是秦桧，因而很有价值。以后我们想重修一块完整的。”
邓小平说：“有条件再修一块。”
沿着碑廊，邓小平来到岳坟。这是南宋皇帝孝宗为岳飞昭雪冤案，以礼改葬之地。墓碑上刻有“宋岳鄂王墓”，左侧有其子继忠侯岳云附葬墓碑。邓小平手拉着外孙萌萌绕着墓走了一圈后，站在碑前，用手指了指整座岳墓问道：
“岳墓是不是原物？”
陪同人员说：“岳墓建成以来，历尽沧桑，‘文革’期间，又被作为‘四旧’，遭到肆意破坏。岳飞塑像被砸烂，墓穴被平毁。”“现在的岳墓、岳庙是1979年重修的。为了恢复历史原貌，我们还在坟头上重新种上了草。”
邓小平听后点了点头，继续往前走去。这时，两侧铁栅栏里的秦桧夫妇、张俊、万俟卨四个陷害岳飞的奸人跪像前已挤满了游客，有人还指指点点，以表憎恶。邓小平把孙辈们拉到跪像前，用手指着几个奸臣跪像说：“英雄为后人所纪念，坏人为后人所唾弃。”他还望着门柱上的对联继续说，“‘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很对呀！你们要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才是。”走出岳庙的大门，道路边早已挤满了游客和群众。人群中爆发出掌声和欢呼声，邓小平停住脚步，微笑着频频向人们招手致意。
这天晚上，邓小平在刘庄和省委领导、卫士、服务员一起吃了顿年夜饭，度过辞旧迎新的除夕夜。
2月14日是大年初二。和往常一样，邓小平起得很早，在刘庄的院子里散步。他对浙江省公安厅厅长张秀夫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真是个好地方，去看看西湖春色吧。”
“好啊，去南线，钱塘江大桥、六和塔、九溪十八涧一带。”张秀夫高兴地回答说。
邓小平点了点头。
路上，邓小平对陪同的铁瑛说：“你们省哪个地方收入高些？”
铁瑛回答说：“宁波市高些。”
听到这个回答，邓小平也深有同感地说：“我在公园遇到几位宁波人，他们的服装是香港式的。”
轿车继续往前疾驶。邓小平看着窗外，突然侧过头对身边的铁瑛说：“浙江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一般来说，经济发达的地方，生活越好，越会控制生育。经济发展了，案件也少些。”
铁瑛专注地看着邓小平，听他接着说：“西方那些国家，不搞计划生育，但也会自动控制人口，因为它们不要人口多，多了影响生活。”
在游龙井和九溪时，邓小平对铁瑛说：“杭州的绿化不错，给美丽的西湖风景添色。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西湖名胜，发展旅游业啊！”在此前后，杭州的负责人和老同志曾不止一次地聆听过邓小平的谆谆教诲，“杭州这样的风景旅游城市，在世界上可是不多的”，“要把杭州的旅游业好好发展起来”。“‘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真是个好地方。要把西湖保护好，建设好！”
车向南走，来到钱塘江大桥旁边的六和塔，邓小平称赞路边成片的水杉树真漂亮。他叫司机将车停在路边，走下车来，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水杉树说：“你们这里的水杉树很好看，笔直。”说罢，健步朝杉树林走去。
“水杉树好，既经济，又绿化了环境。长粗了，还可以派用处，有推广价值。”他停在一株挺拔的杉树前端详片刻，用手指着树干说。
邓小平看到不远处有几株泡桐树，立刻招呼铁瑛和正在一边交谈的随行人员：“快来看泡桐。”
“泡桐树，也是一种经济树木。你们浙江种得多不多？”他问铁瑛。
“浙江泡桐树种得不多，杭州更少，金华、绍兴等地有一些。”铁瑛回答说。
“泡桐树长得快啊，板料又好。”邓小平随手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继续说，“泡桐树用来做箱子没缝，很好的，日本人可喜欢啦。”“我看，水杉和泡桐，这两种树江南都应该提倡。”
台湾问题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有着悠久的共同的历史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1949年，蒋介石集团退守台湾，人为地造成了台湾与祖国大陆分离的局面。
当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硝烟还未散尽之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提出了“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口号。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碍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计划。一道海峡成为隔绝两岸人民的鸿沟。台湾和大陆的统一开始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为了结束人为造成的海峡两岸的分裂状况，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积极探寻实现国家统一的途径和办法。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人有了解决台湾问题的两种设想。
1955年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公开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
此后，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中国共产党进一步确定了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的思想。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在不同场合进一步阐明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方针政策。
但是，由于美国的阻挠和国民党当局的错误政策，和平统一的进程受到严重阻碍。海峡两岸还几度造成严重对峙的形势。
历史进入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访问北京，周恩来和尼克松签订了《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使得美国在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多年后终于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解决台湾问题开始出现了转机。
1973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复出的邓小平非常关注台湾问题。1974年10月2日，邓小平在会见台湾同胞、海外华侨和外籍华人代表时就提出，解放台湾的方式，我们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和平方式不可能，也要考虑到非和平方式，两种方式都应该考虑进去，首先我们做工作，希望一个阶段内能够用和平方式。希望通过一段比较长时间的工作，使台湾人民了解我们祖国的面貌，了解我们祖国的情况，了解我们的政策。关于解放台湾以后的政策，我们还要考虑，特别是要同台湾人民商量，不过可以说，解放台湾以后，不可能把大陆的一套马上搬过去。
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强调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接触中，中国政府坚持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必须按照日本方式，即撤军、废约、断交，不能有别的方式。但是，由于当时国内外条件尚不成熟，特别是由于后来国内“左”倾错误逐渐发展严重，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陷于停顿，解决台湾问题也就没有提上具体日程。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于1977年7月重新出来工作，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他原来担任的党政军领导职务。从这个时候开始，如何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怎样尽快结束民族分裂状态，实现祖国统一，成为他反复思考的一个中心问题。
中美两国的建交谈判是从1978年7月开始的。在谈判中，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美双方各执己见，未取得一致。美国希望中国只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则强调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他人干涉。最后是双方就此各自发表一个声明。美国的声明中表示它期待台湾人民将有和平的未来，关心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则在声明中指出：解决台湾回归祖国、完成国家统一的方式完全是中国的内政。就在双方争执的过程中，邓小平于10月出访日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互换批准书仪式。行前，他对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江藤淳说，我们的国内政策在台湾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中美关系的正常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1月4日，邓小平又对缅甸总统吴奈温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不动，美日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后来，他对美国客人说得更加明了：
我们将尊重台湾的现实来解决台湾问题。台湾的社会制度同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当然不同，在解决台湾问题时，会照顾这个特殊问题。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台湾可以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还可以保留原来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这是在国家统一的情况下允许保留的。
中美建交谈判历时近半年，终于达成协议，于1978年12月16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宣布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中美建交，美国与台湾废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离在台的军事人员，与台湾断交，使得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成为可能。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也是从中国国内的现实出发的。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党的历史上的重要转折。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为了实现这一转变，我们的内政外交方针需作一系列相应的调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切工作都服从并服务于这个中心。关于台湾问题，用和平方式还是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就显得尤其重要。显然，实行和平统一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为有利。邓小平这样说过：
我们采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政策，道理很简单，有利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一打仗，这个计划就吹了，只好拖延。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加三十至五十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至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利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的统一，有利于实现国内外的和平与稳定，可以避免因为战争或动乱而影响现代化建设。如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障碍问题，也是一个热点和爆发点，解决不好，可能成为一个爆发性的问题，从而影响到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基于这种认识，党中央进一步考虑，如果台湾保留其资本主义制度，使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在一个国家内和平共处并长期共存，不仅有利于保持台湾的稳定与发展，而且也有利于祖国大陆的对外开放，加速大陆的现代化进程。保持台湾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资本主义经济依然存在，两种经济之间开展和平竞赛，有利于双方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经济合作，取长补短，有利于更快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使中国更快地进入世界强国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