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十年危难（1966—1976）(8)

1975年1月28日，邓小平召见刚刚上任10天的铁道部部长万里，向他了解铁路系统的生产情况。万里如实地向邓小平介绍了当时铁路系统面临的严峻形势。他说：铁路问题严重，情况复杂。突出的问题，一是运输生产下降，从1965年的日装车5万辆下降到目前的4万辆左右。二是事故惊人，1974年重大事故、大事故数量是1965年的9倍。三是车辆损坏严重，机车完好率已降至60%。四是一些铁路枢纽如郑州、徐州，堵塞尤为严重，影响大部分干线不能正常运行。听了万里的汇报，邓小平的心情可想而知。

2月中旬，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邓小平一走进会议室，便愤慨地说，目前铁路问题太严重，不抓不行了。在会上讨论了这一问题后，邓小平拍板，立即对铁路问题进行整顿。

2月25日至3月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解决铁路问题。3月5日，邓小平到会讲话。这一天，听说邓小平要来参加会议并讲话，与会代表们早早便聚集在会议厅里，许多人都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急切地盼望邓小平到会讲话。他们期待着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能有起色，期待着有一个大的改观。

邓小平提前几分钟快步走进会议厅，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这时，几个省、市的领导人走上前来，要与邓小平握手。只见邓小平迅速地举起左手在空中摇了摇，对大家说：今天不握手了，因为工业形势很不好，等你们工作搞上去再握手吧。邓小平的这句话，使大家深受震撼，都怔怔地望着他。只见邓小平走近几步，站住脚，用一种忧虑的目光望着大家，缓缓地说：“一个国家，没有物质基础，形势不好啊！”这句话，虽然声音不高，却使绝大多数人感受到了其中包含的分量，感受到了形势的紧迫和责任的重大。

说完这句话，邓小平在沙发上坐下，点燃一支烟，面对在场工业战线的干部，明确指出：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他停了停，又提高嗓门说：“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

他严肃地问道：“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接着，他从农业谈到工业，谈到第四个五年计划，谈到铁路运输的情况。他说：“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他明确提出：对那些派性严重的人，要进行教育；对那些闹派性的头头，利用派性浑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的人，必须严肃处理。邓小平最后强调：“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3月5日，邓小平授意万里主持起草、经邓小平审改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以中发〔1975〕9号文件的名义下发到县团级。文件开宗明义：铁路运输仍是当前国民经济中一个突出的薄弱环节，不能适应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不能适应加强战备的需要。文件决定，对全国铁路实行以铁道部领导为主的管理体制，加强集中统一，建立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整顿秩序，同各种破坏行为作斗争。这个文件不长，但立场鲜明、措施有力，关键问题说得明白，鲜明地带有邓小平的特点。

邓小平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和9号文件，如同赋予铁道部的“尚方宝剑”。文件发出的第二天，万里便对全国铁路系统的整顿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并亲自率领工作组先后去徐州、太原、郑州、长沙等地，对问题严重的铁路局进行了重点整顿。通过各种形式的会议，反复宣讲9号文件精神，发动群众批判派性，落实党的政策，号召广大铁路职工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在各级组织的配合下，调整领导班子，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健全规章制度。全国铁路系统的整顿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卓有成效。到4月，铁路运输严重堵塞的铁路局全部疏通，当时全国二十几个铁路局除个别局外，都超额完成了运输任务。

在邓小平亲自决策和领导下，在铁道部部长万里等人的组织实施下，长期阻碍国民经济运行的铁路这一大难题，基本得到了解决。铁路问题的解决，不但解决了一个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大障碍，而且在全党、全国树立了全面整顿的一个鲜明而富有成效的标杆。

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的整顿。

这年4月，邓小平在听到钢铁生产存在的严重问题时说：“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就是破坏，现在到了下决心解决钢铁问题的时候了。”

于是，5月8日至29日，中央召开了钢铁工业座谈会。中央把17个省、市、自治区主管工业的书记，11个大型钢铁企业的负责人召集到北京，和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一起开会决心下大力气进行整顿，解决钢铁工业存在的严重问题。在这次会议上，首先由铁道部部长万里介绍铁路整顿的经验。叶剑英、李先念、谷牧等在会上讲了话。

29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提出了著名的“以三项指示为纲”的口号。他说：毛主席最近的三项重要指示，即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是我们今后一段时期工作的总纲。只要按照中央批示的方针、要求去做，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是完全有希望的。

他指出，当前，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的问题，是领导班子的软、懒、散。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要找一些不怕被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领导班子是作战指挥部。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地总是等待。对于派性，还要号召群众，发动群众起来共同反对。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搞好反对派性的斗争。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我们讲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还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些该回领导岗位的要调回来，摆到适当的位置上。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过去有些规章制度比较烦琐，应该改革。

在这次座谈会期间，邓小平先后三次到会讲话。他一再强调，钢铁工业要上去，必须恢复必要的规章制度。并鼓励各级领导要敢于抓生产，不要怕个人被打倒。他风趣地说：“不要怕被人抓辫子，我这个人就像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不要怕。整顿出了问题，我负责。”

这次会后，中央调整了冶金部的领导班子，发出了题为《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的中央第13号文件，国务院还专门成立了钢铁工业领导小组。

经过不到一个月的整顿，钢铁生产形势开始好转。6月欠产严重的几个大钢厂的生产状况逐步向好的方面转变，全国钢的平均日产量超过全年计划平均日产水平。到6月底，冶金工业整顿初见成效。

这一年的夏天，整顿如火如荼。邓小平因势利导，又把整顿引向了“文革”的重灾区科技教育领域。

当时，由于“四人帮”的严重破坏，许多科研机构长期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为此，邓小平提出，必须尽快把科技工作搞上去，必须对科技教育领域进行整顿。

自5月起，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支持下，按照他们的多次讲话精神，积极着手整顿教育工作。他多次召开部内外干部、讲师会议，听取意见和了解情况，针对林彪、江青一伙对教育事业的破坏，重新提出教育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要重新为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恢复名誉，要重新恢复被严重破坏了的教育系统的各项工作。周荣鑫的这些整顿措施，受到深受“文革”迫害的教育界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整顿教育工作，像一股暖人的春风，吹遍了在“文革”中最先受到冲击的教育界。

5月下旬，邓小平针对七机部派性斗争严重的问题，严肃指出：这不要说是社会主义，就连起码的爱国主义也没有。七机部的问题要限期解决。

6月30日，中共中央批发了国防科委关于解决七机部问题的报告。张爱萍率工作组进驻七机部，使这个当时有名的“老大难”单位恢复了正常的科研工作秩序。

7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务院关于中国科学院要整顿、要加强领导的报告，并根据邓小平的提议，派胡耀邦、李昌去科学院领导整顿工作。在接见派驻科学院工作组成员时，邓小平说：整顿的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在搞好安定团结的前提下，坚决与派性作斗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各部门的业务。他指示工作组，到科学院，一是要了解情况，向国务院进行汇报。二是要搞一个科学院发展规划。三是要向中央提出一个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名单。他自己则提出，要当科技界的后勤部部长。与此同时，邓小平还特别关心一些著名科学家落实政策和用非所学的问题，并亲自过问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在他的关心下，黄昆、杨乐等一批著名科学家落实了政策，并在各自的工作和专业岗位上做出了贡献。

从7月到9月，胡耀邦根据邓小平的多次指示，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的协助下，写出了《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汇报提纲”针对当时把知识分子看作异己力量，大部分科技人员心情苦闷，不敢钻研科学技术，以及否定专业科技队伍的作用等倾向，建议尽快落实政策，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并大声疾呼：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

邓小平十分重视这个“汇报提纲”的起草工作，他多次召集会议，讨论这份提纲，并亲自进行修改。

9月26日，在听取胡耀邦代表科学院作工作汇报时，邓小平多次插话，对“汇报提纲”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他说：现在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不能把科技人员搞得灰溜溜的。不是把知识分子叫作“老九”吗？毛主席不是说，“老九”不能走，还是要嘛！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

谈话中，邓小平提到了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他说：这样的科学家中国有1000个就了不得。对他应该爱护、赞扬。在邓小平的明确指示下，“汇报提纲”冲破“文革”的禁区，鲜明地提出：“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

邓小平对于这个“汇报提纲”非常重视，认为它“不但能管科学院，而且对整个科技界、教育界和其他部门也适用”。因此，他想尽快征得毛泽东的同意后下发全国。

然而，邓小平没有想到，这个提纲在报呈毛泽东后，一直没能获得他的同意。“汇报提纲”最终也未能获准下发，甚至一度受到不公正对待。尽管如此，“汇报提纲”仍功不可没，它为今后科学技术和教育领域的全面整顿和改革指明了方向，打下了基础。

文化领域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被“四人帮”视为他们的“领地”，被他们牢牢地控制着。在文化领域进行整顿，难度可想而知。

邓小平知难而进。7月9日，他指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收集整理文化教育领域的有关情况。他说：除百花齐放外，还有一个百家争鸣的问题。要防止僵化，现在的文章是千篇一律，是新八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贯彻执行，文学、艺术不是更活泼、更繁荣。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于文艺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也有所觉察。7月初，他在同邓小平谈话时说：“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儿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7月14日，毛泽东就调整文艺政策做出了书面谈话。他说：“党的文艺政策应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根据毛泽东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的指示，邓小平抓住时机，在文艺界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同“四人帮”针锋相对地斗争，解禁了一批被禁演的电影和戏剧，恢复了一些杂志的出版发行。

7月18日，江青指责反映大庆石油工人艰苦创业的电影《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并且罗列了该片的十大罪状，下令停演。

《创业》的导演张天民上书邓小平，对江青和当时文化部核心小组对《创业》的批判提出不同意见，建议上映这部影片。邓小平很快将张天民的信转给毛泽东。

毛泽东看过信后即作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江青对毛泽东的批示十分不满。她私下散布谣言说：毛泽东同志没有看过《创业》，是“有人逼着主席批”的，意指邓小平是“黑后台”。

但不管江青如何无理阻挠，在毛泽东、邓小平的支持下，《创业》最后得以公开上映。党的文艺政策开始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