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早年岁月（1904—1927）(3)
童年的邓小平十分活泼、顽皮，且胆识过人，不信邪。
离邓小平家半里之远有一石坝，从协兴到广安的大路穿石坝而过。路旁有两块神道碑，是清朝嘉庆年间朝廷为表彰两名广安籍高官邓时敏和郑人庆的功绩而赐造的。石碑高3米、宽1米多，镶立在两个巨大的石龟背上。当地庶民对这两个大人物是尊崇的，流传着一些敬畏两人的神话，连两块神道碑似乎也摸不得，攀不得。有一次邓小平与几个小孩子在石坝里玩耍，他看着硕大的石龟对小伙伴说：“我们爬到石龟背上去耍好不好？”小伙伴都吓住了，纷纷拒绝说：“爬石龟会肚子痛！”“听大人说，得罪了神碑家里要招灾的！”邓小平却壮起胆子说：“一个石头的乌龟有那么大的本事？我不信。你们不敢爬，我去试试！”说着他走向神道碑，爬到石龟伸出的脑袋上，坐在上面踢打着两腿喊道：“快来哟！好耍！好耍！”其他小伙伴见了都惊叫着跑过去说：“贤娃儿（邓小平乳名），快下来，你要惹祸的！”“你惹了祸我们也跑不脱！”邓小平还是若无其事地玩着，扭转身来向石龟背上爬去说：“惹祸就惹祸，看它怎么奈何我！”最后爬到神道碑上坐着，小伙伴们又惊怕又羡慕地注视着邓小平。以后邓小平经常爬到石龟及神道碑上去玩，其他小伙伴慢慢地胆子也大起来，跟着邓小平一起爬到石龟背上玩。
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扩充，他对周围事物也越来越爱动脑筋，越来越讲究科学。他在读高等小学堂时，班上曾发生过一件轰动全校的奇事，和邓小平要好的同班同学李再标要割肝救母。李再标出身于广安一个富商家庭，是个深受母亲宠爱的孩子，他对母亲十分孝顺。不久前他母亲得了重病卧床不起，李再标得知后十分焦急。由于他读了不少旧书，受传统封建礼教的毒害比较深，于是一些孝子离奇古怪的行孝故事启发了他，认为只要割下自己身上的肉给母亲吃，便会治好她的病。为了表示自己尽孝和挽救病重的母亲，他决定割肝救母，幸好被及时发现阻止，刀子只在胸脯上划了一个口子。邓小平听说后马上去探望。他问明了事情的原委后严肃地对李再标说：“你是有点科学知识的学生，肝是药物吗？能治好你母亲的病？你割了肝后还能活命？既然你母亲很爱你，她又重病在身，如果你割肝而死，你的母亲一定会为你的死而伤心，以致命归西天，结果是你想治母病而适得其反。”邓小平这番直率而又入情入理的话说得李再标羞愧无言。见此情形邓小平又耐心地安慰道：“你也是读新学的学生，要相信科学，今后再不要做这样的蠢事了。你还是先请几天假回家请医生给母亲治治病，好好照顾她老人家，这才是你做儿子的真正孝心。”李再标醒悟了，请假回去侍候母病。邓小平相信科学、能言善辩、开导李再标的事受到了普遍赞扬，一直被县立高等小学堂的师生传为佳话。
出身于当地名门大户的邓小平，从小就和周围农家孩子一起玩耍、游戏，丝毫没有少爷派头。他家屋后的土丘下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溪沟中乱石嶙峋，水草丛生，嬉游着不少鱼虾，溪岸上就是一片石坝。每到春夏时节，邓小平常和小伙伴们到溪中捉鱼虾、打水仗或者在石坝中打泥巴仗玩。他和农家孩子相处总是十分友善、和睦，从不称王称霸、以势欺人。而农家孩子也喜欢跟他一起玩，他说玩什么游戏大家就立即响应。
由于受父母的良好影响，他喜欢关心别人，在学校他不但自己学习努力，成绩优秀，而且还团结同学乐于助人。对那些家境贫寒、学习吃力的同学，更是尽力帮助。邓小平毛笔字有基础，读小学后进步很快，字写得比班上同学都好；而他的同桌，贫家子弟胡德银的毛笔字却写得差。老师改阅时常常是满纸“×”，于是邓小平主动帮助他。每天放学后他便留下来与胡德银一起练字，帮助他纠正写字动作，掌握要领。胡德银也能认真学习，邓小平写字的时候他认真地看，模仿。在邓小平的帮助下，胡德银的毛笔字有了很大进步，两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直到几十年后，胡德银谈及此事，对邓小平热情助人的精神还啧啧称颂。
在北山小学师生中还流传着邓小平“偷”钱义助同学、解人危难的动人故事。一天放学的路上，碰到一位同学在哭泣，邓小平等急忙围上去询问原因。这位同学流着泪说，妹妹得重病，躺在床上发高烧。“那快去请医生呀！”有的同学急忙建议。听到这话那位同学哭得更伤心了。邓小平知道这位同学家里很穷，是没有钱请医生治病的。怎么办？他一路思索、盘算着回到了家。
第二天邓小平一进学校就跑到那位同学身边，悄悄地塞给他5个银元，嘱咐他拿去给妹妹治病。这一笔钱在当时可买500斤稻谷，是邓小平从父亲那里偷来的。
不久，父亲发现丢了钱，这是家里从未发生过的事，他气愤地把全家召集起来查问。邓小平不等父亲发问就站了出来，承认钱是自己拿的，并递给盛怒的父亲一根竹板领打。邓小平在挨打之后，含泪离去。父亲怒气稍平之后开始产生疑问：这娃儿平时节俭得很，给他的零用钱都舍不得花，怎么突然偷去这么多的钱呢？莫非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试探着向儿子提出询问，儿子告诉了实情。未等邓小平讲完，父亲便一把将他搂在怀里，连连称赞他做得对。然而邓绍昌还想知道，为什么儿子受到惩罚时一声不吭，也不申辩呢？儿子回答说，不管为什么，随便拿家里的钱是不对的，理该受罚。至于他为什么要哭，那是为自己不能挣钱去救济别人而感到羞愧。父亲被感动了，他看到了儿子倔强的性格和不同凡响的品德，同时也看到了儿子身上也有着他那样的坚强与自信。他决心让儿子受更多更好的教育，将来有更大的作为。
邓小平的童年、少年时期正是中国变革、动乱的年代。全国都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这些浪潮也冲击着沉睡的广安。1911年夏秋，四川人民掀起了“保路运动”。6月，成、渝两地的保路风潮传到了广安，也传到了协兴这样的偏僻小镇。最初是一些号召参加保路运动的宣传品，如《来日大难歌》这类歌谣在学校广泛地传播开来。全川罢市、罢课风潮掀起后，协兴场上一些店铺也关门罢市，北山小学也罢课放假。广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社会的黑暗给邓小平以强烈的印象。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5月下旬，革命的号角吹到了广安。广安中学堂学生积极响应，5月底成立了广安学生爱国分会，发出了宣传“公启”，组织了游行、罢课，15岁的邓小平积极地参加了这些活动。5月底以后学校一直处于罢课局面。正常的学习、生活无法进行，加上接近暑假，于是邓小平同其他学生一样离开了学校，回到了自己家中。这次离开广安中学堂就永远结束了他在故乡学习的历史。
随着年龄、知识的增长，眼界的开阔，邓小平了解到，不但家乡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整个中国都是如此，军阀混战，人民涂炭。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如何解决这些军阀？年少的邓小平无力回答，但他对军阀、卖国贼十分痛恨。同时邓小平在五四运动中受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面旗帜的影响，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只要每个青年都掌握一种科学本领，立志改变国家现状，中国就会成为一个不怕帝国主义欺辱的富强国家。于是年轻的邓小平心中逐渐萌发了一种对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感。正是这种责任感使15岁的邓小平思考着为国家、民族寻找新的出路。
1919年暑假，父亲从重庆回来，带来了重庆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并准备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消息，他主张儿子去报考留法预备学校，将来以勤工俭学的方式去法国学习。邓绍昌作出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决定不是偶然的，他是在成都受过几年新式教育的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对军阀统治、教会横行不满，希望儿子到欧洲去学点真本事，将来光耀门庭，报效社会、国家。
对于父亲的意见，邓小平十分高兴，因为这与他科学救国、工业救国的想法是一致的。但是母亲却竭力反对，她认为邓小平年纪太小而且从未出过远门，现在到外国去她很不放心。最后禁不住父子的一致劝说，还是为邓小平收拾了行装。
1919年9月，邓小平到重庆考上了留法预备学校，次年去法国留学。年仅15岁的邓小平告别了亲人，告别了故乡，奔向重庆，奔向世界去寻求救国真谛。
这位伟人的革命步伐是从广安出发的。
走出夔门
1919年9月。
15岁的邓小平离别家乡广安，乘货船顺渠江东下，来到了重庆。对这座著名的山城、长江上游的大商埠，邓小平是心仪已久了，但留法预备学校开学在即，不容他游览观光了。
重庆留法预备学校设在市中心的夫子祠，即孔庙。在庙内的泮池边，建起了几间平房作为教室，没有学生寄住的宿舍，也没有活动的操场。学校管理比较松散，所有学生全部走读，食宿自理，上课自来，下课自去。
留法预备学校共招收学生110人，根据文化程度，分为高级班和初级班。凡中学已毕业的学生分到高级班，学历较低者则到初级班。入学时均要考试。邓小平以中学一年的学历，分进了初级班。学习课程有法文、代数、几何、物理、中文和工业常识，以法文为主。学习时间为一年。要求学生毕业时粗通法语，并掌握基本的科学技术知识，为到法国后的工作和学习打下基础。高级班的法文教员是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翻译王梅柏，邓小平所在初级班的法文教员是法国留学归来的张某。和邓小平一同考取此校的还有他的堂叔邓绍圣和县中的同学胡明德（胡伦）。
在初级班里，邓小平的学历不算最低的，学校所讲授的这些课程，他学起来也不是很困难。但是，学习的时间只有一年，学习的内容又是这么多，特别是法文，要在一年内学习掌握，做到粗通，可不是那么容易。邓小平处在这些年长的大同学中间，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他明白，这一年是为以后在法国的学习打基础，现在学得好一些，以后在法的工作、学习就少一些障碍。他不敢懈怠，一开始就投入了认真而刻苦的学习中。
当时，新学教育的历史不长，高小、中学的学生年龄都较大，按照学校招生所要求的中学学历，以及体格健壮、自理能力较强等条件，学生年龄多在20岁左右。邓小平却刚满15岁，个儿又矮小，圆圆的脸庞，机灵的神态，还是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在这样一群热血青年中间，他是那样引人注目。很快，他就成了同学们喜欢和爱护的小弟弟。为了砥砺学业，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同学们成立了重庆留法预备学校同学会，邓小平是其中一员。
四川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全国之先、全国之最。其倡导组织者为吴玉章。
1912年6月，吴玉章等人就发起成立四川俭学会。“拟兴苦学之风，广辟留欧学界。今共和初立，欲造就新社会新国民，更非留学莫济，而尤为民气民智先进之国为宜。”7月，借成都少城济川公学等办留法预备学校。辛亥革命失败后，吴玉章潜赴巴黎留学，又于1916年3月与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和法国自由教育会会长欧乐等法国进步人士组织华法教育会。华法教育会于6月22日在巴黎正式成立，其“目的在沟通中法两国文化，尤在便利国内许多无力出国求学的青年，以半工半读的办法到法国留学。故发展留法勤工俭学会，实为该会主要的工作”，成为后来负责大批中国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总机关。1917年春，吴玉章回国后，在北京成立华法教育会中国会所，在宣武门外储库营民国大学内开办留法俭学预备学校。1918年3月，在吴玉章的倡导下，华法教育会四川分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四川分会在成都成立，吴玉章为名誉赞助员；在爵版街志诚法政专门学校内开办留法勤工俭学会留法预备学校，吴玉章为名誉校长。
由于吴玉章的革命经历、政治地位、社会声望和他的大力倡导与组织，四川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一开始就得到了四川当局和社会各界名流的支持。当1918年华法教育会四川分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四川分会成立时，四川督军、省长、高等法院院长等人，分别担任了名誉赞助员、评议员、执行部正副主任等职，留法勤工俭学会留法预备学校创办后，督军和省长还拨出1.2万元，奖励毕业考试成绩前30名每人400元作为赴法费用。因为吴玉章等人的有力倡导组织和官方的大力支持，四川青年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留法勤工俭学的行列。到1918年后，四川留法勤工俭学掀起高潮。据调查统计，1921年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人数达到511人（其中女生13人），分别来自四川的98个县，其学生总数及女生数均居全国第一位。在吴玉章的倡导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推动下，1919年8月28日，重庆的留法勤工俭学分会在市总商会成立，汪云松为会长。重庆分会开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也由汪云松担任校长。
邓小平是乘着五四的风云来到重庆的。此时的重庆，五四爱国运动的洪流还在澎湃。从初期的罢课罢市，转变为抵制日货运动。邓小平和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同学们密切关注着国家大事，在紧张学习的同时，也积极投入到抵制日货的斗争中去。组织集会，游行，演讲，散发传单，呼吁同胞抵制日货、拒买日货、拒用日货、拒乘日轮、拒受日商雇佣，打击暗购、暗售日货的商人并焚烧其日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