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一位战地记者的如烟往事

他从硝烟中走来

“1959年3月，冬天的寒意还没有在早春的暖阳里完全退去，战斗的阴影却开始笼罩在这座城市的上空。很多地方已经戒严，平时繁忙的大街上变得冷冷清清，偶尔有一两个行人也是行色匆匆。”

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位79岁的花发老人。回忆起那场战斗，他的语气里充满了平静，仿佛那些硝烟与枪声在岁月的冲刷之下已经遥远得不再真实。但关于那场战斗的每一个细节，作为战地记者的焦东海老人却记得清清楚楚。

战斗很快打响，经过两天两夜激战，随着叛军宣布投降，枪声终于稀疏起来，但仍有部分叛匪凭借坚固的工事顽抗，子弹从某些地方出其不意地“嗖嗖”飞来。老人回忆说：“我们在政治部后院紧靠后勤部的一片树林里卸汽车上的东西，对面楼上突然打来一梭子机枪子弹，几乎擦着我的脑门儿飞了过去，头顶的树枝哗哗啦啦掉下来，落了一身。”

战斗刚刚结束，焦东海就接到前往北郊步兵一五九团采访的任务。坐车到了郊区，焦东海沿着僻静的小街小巷，猫腰往前走，一会儿钻墙洞，一会儿翻围墙。街上弥漫着烟雾与硫黄味儿，横七竖八躺着十几具硬邦邦的尸体，街两边的建筑被枪击得满目疮痍，一些房屋上的余火还在噼噼啪啪地蔓延。

焦东海小心地跨过尸体，不时抬头观察周围的工事，躲避着空中的流弹。终于来到一个小巷，进入一幢民房。采访是在二楼一间小屋里进行的，这里是副团长邸计和的临时指挥部，不时有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汇报工作。焦东海在窗前坐下，拿出纸笔准备采访，副团长却一把将他拉了过去，说：“你不要命啦，刚才窗外还飞进一颗流弹！”回忆到这里时，焦东海突然提高声音，模仿起了邸副团长的语气，并抓住我的胳膊，做了一个拉的动作。

副团长的担心并非多余，就在他们靠着墙角交谈时，参谋进来报告说，一名排长在打扫战场时中弹牺牲了。几乎与此同时，在一五五团，二营营长张凤臣带着一位姓刘的参谋和通讯员在打扫战场时，同样遭遇了冷枪，刘参谋当场牺牲。说到这里，刚才还一脸笑容的焦东海老人沉默了，失神地盯着前面洁白的墙壁，仿佛这里是时光隧道，可以回到那段消失的战争岁月，可以再现战友们那一张张生动活泼的脸。

写日记改变他的命运

“很多战士都在战场上牺牲了，一些人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我能活着，并且活到今天，很知足了，我觉得自己很幸福。”这是焦东海老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他在采访中反复强调的一句话。只有经过战争的洗礼，在战争中出生入死的人，才有这份豁达与彻悟。

如今，儿女各自成家，耄耋之年的焦东海与相依为命的老伴住在成都玉林小区一套小单元房里，过着简单而幸福的生活。他的晚年保留了很多部队生活的印迹。家里虽然陈设简单，却被他收拾得整整齐齐，书、纸、笔，都有固定的摆放位置，家里人一旦动了他的东西，哪怕只移动一点儿他也知道。生活极有规律，散步和午睡是退休后的保留“节目”，一天的时光大部分在散步中愉快度过。不过，每到晚上，当坐到那张被磨得光洁的老式写字台前时（写字台跟随他已经近30年了，与那张老式木床一样，都是他从乐山搬过来的），焦东海便会自然而然地进入工作状态。这两年，由于年岁渐大，文章写得少了，但他还是坚持写日记。这个从读书时代开始的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而正是这一雷打不动的习惯，改变了他的一生。

1948年，20岁的焦东海是一位正在家乡河南开封求学的热血青年。这年秋天，他随学校南迁至浙江常山。第二年5月，常山解放，焦东海毅然参军，但这没有改变他的书生本色。行军途中，焦东海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写日记。他随身背着一个挎包，包里放着文房四宝——那时，硬笔还很少见，写字得用毛笔。焦东海回忆说：“行军过程中，吃过午饭大家都休息了，我就从挎包里拿出纸和笔，在路边上写日记。本子是用那种粗糙的草纸自己装订的，外面加了一层油布做封皮。晚上住在老百姓家里，再累也要在油灯下写几笔，记录当天的见闻与感受。”可以想象，在路边，在灯下，那个年轻人心无旁骛的样子。

1949年12月，二野十八军五十二师一五五团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在沙坪（峨边）歼灭了国民党军宋希濂兵团余部，一五四团主力则在吴忠师长的率领下从犍为西北之泉水出发，向峨嵋方向进发，在消灭敌人另一支部队后挺进成都。焦东海随部队参加了成都战役，真刀真枪地与敌人面对面进行搏斗。那是他第一次到成都，他没有想到，多年以后这里竟成为他颐养天年的地方。

成都战役之后，十八军接受进藏任务，焦东海跟随部队开始了两千多公里的长途跋涉。此时，部队为了宣传需要，急需随军记者，平时写写画画的焦东海便成为最佳人选之一。从此，焦东海便开始了长达20年的战地记者生涯，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珍藏一段往昔岁月

从河南到常山，从常山到四川，再从四川到西藏，焦东海几乎用脚丈量了半个中国。但他表示：“印象最深的还是西藏。”焦东海在西藏待了整整20年，他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就绽放在美丽的雪域高原。采访中，焦东海老人从卧室里拿出一本精心保存的影集。这本影集是他青春岁月的定格，是他对西藏岁月的珍藏。对焦东海来说，往事已经被风干成一张张发黄的照片。而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焦东海老人小心翼翼地翻动着影集，生怕惊扰了照片上的亡灵——这本影集里的多数战友已经驾鹤西去。老人从影集里取出一张合影，那是1957年，他在采访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时，新华社摄影记者袁克忠抓拍的。

1957年“八一”建军节前夕，《解放军报》要西藏军区报社为他们撰写一篇长期建藏的典型人物通讯。作为军区报社的老牌编辑、记者，又随十八军征战多年，这个任务自然落到了焦东海头上。经过认真考虑，焦东海准备报道政委谭冠三。十八军进藏一年多时，中央号召十八军将士长期建设西藏。年近半百的谭冠三率先响应号召，提出“我们要在西藏安家落户，世代相传，死在西藏，埋在西藏”。

今天的人很难想象那个时候“扎根西藏”是怎样的艰苦，又是怎样一种崇高境界。据焦东海老人称：“那时进藏女同志少，很多战士长期单身。结了婚的又愁孩子没法照顾。西藏气候差，孩子不易养活，大都送回内地了。那时交通不发达，回一趟内地不容易，坐汽车得半个月。公路未通前，还得骑马，一个兵站一个兵站地走，一个多月才能到，要是冬天大雪封山就更困难了。很多人好几年才能回内地一次，孩子长到五六岁了连父母亲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谭冠三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反复强调“死在西藏、埋在西藏”的。他首创了藏干校，加强藏语学习；为了改变拉萨的气候，他又率先学习培植树苗。焦东海说：“1957年我采访他时，他已培养树苗几万株，送给机关、部队种植。有一次我去他的住处，他正在种一棵胡桃树，见我来了，笑呵呵地说：‘桃三、杏四、李五年，想吃胡桃十八年。这棵树的果实我是吃不上了，这是给你们种的。’”

那次拉家常式的采访，对焦东海触动很大，也坚定了他长期建藏的决心。从此以后，他经常去拉萨西郊的烈士陵园，不仅仅是与埋葬在这里的战友叙旧，也是在吟唱一首“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慷慨悲歌。在焦东海的意识中，在某个不可预知的日子里，今天，或者明天，自己可能就会血洒疆场，也许自己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但最终会成为这里的一抔黄土。让人欣慰的是，有那么多熟悉的战友长眠于此，葬在这里不至于太孤单。

不过，焦东海到底没有吃上老首长亲手栽种的胡桃，而拉萨烈士陵园也不是他最终的归宿。1968年12月，西藏军区由直属中央军委的大军区缩编为省级军区，军区机关报《高原战士》终刊。作为该报创办人之一的焦东海，含泪离开了苦苦耕耘了13年的报社，服从组织调动，调回四川工作——20年前，他正是从这里踏上进军西藏征途的，人生总是充满了戏剧性。

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