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代序——读南振中《记者的发现力》

穆青

在生活中，并不缺少新闻，缺少的只是发现。记者的生命力，其实就是发现力。因此，一个人之所以被称为记者，并不是一种职业头衔使然，而是因为他比普通人看到的更多、思考得更深。一个优秀的记者，穷其一生，都在追求“发现”。苦与乐、喜与悲尽在于斯。

南振中同志的《记者的发现力》一书，论述的就是记者素养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内容——发现力问题。这本书，也可以看作是他从事新闻工作30多年来的心得与体验。

我与振中同志相识已有多年，无论是他在新华社山东分社当农村记者时，还是他到了北京成为新华社的总编辑，他对新事物的观察、分析、探求总是富有一种执着的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他在一线采访时敏锐地发现了不少新动向、新趋势的轨迹，并沿着这一轨迹，拓展采访，写下了许多给人以启发的优秀新闻作品；他在担任总编辑的10多年间，组织指挥了新华社许多重大战役性报道，在日常报道中，也为新华社记者出了不少传颂一时的“点子”。

实践出真知。记者的发现力首先得益于记者深入基层，在社会生产第一线采访的所思所悟。在我国农村第一步改革当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新鲜事。1982年春天，南振中去山东夏津县东李官屯公社采访，在漫谈中，公社党委书记随手从墙上取下一张肥料购销统计表给他看，他发现春播前后农民购买各种肥料比上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多。凭着对中国农民的了解，他敏锐地发现了广大农民对党的农村政策由观望到理解到拥护的发展过程。如果他缺乏对农民、农村、农业问题的深刻了解，他就不可能把“往地里上粪”同“党的方针政策的稳定性”这两个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联系起来。在山东分社工作过的老同志都知道，那时振中一年当中会有2/3以上的时间“泡”在农村。在艰苦的沂蒙山和贫困的鲁西北的两个村子里，他蹲了两年。他对农民太熟悉了，他了解农民辛苦一生所追求的那些朴实的梦想。他热切地注视着他们，把一腔青春热血倾注在了他们身上。

由对土地的热爱，扩及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关注。在实践当中，振中的感情得到升华，他的目光变得更加深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加深了他对农村问题的思考。1979年，他受新华总社之命赴南斯拉夫采访，使他对市场经济有了初步的感受，在比较当中，对中国第一步农村改革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回国后，他一头扎进沂蒙山中，在实践中领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崭新视点审视这场轰轰烈烈的历史大变革，成为这场生产力大革命的忠实记录者之一，对山东农村建立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成才的必备条件是敬业。从南振中的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一个记者在艰苦的成长过程中，是怎样逐步从实践中培养自己的发现力的。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甘于吃苦，乐于奉献的人，才能体味到发现的乐趣。

从南振中的身上，我们能看到一个记者是怎样逐步从实践中确立爱憎分明的坚定立场，以增强发现力的过程。他深爱着生活在基层的劳苦大众，这种爱促使他放弃享受，不再患得患失，变得专注起来。他把整个心身投入党的新闻事业当中。当一个人进入这样一种境界，他的观察力、发现力就会更加敏锐。

我赞成新闻战线上富有实践经验的同志把自己对新闻的感悟写下来。经验是一种财富，已经理性化了的经验更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它既是对自己的总结，更给后来者以启迪。

南振中同志在这本书中探讨的问题，是新闻从业人员成长中的大问题，也是他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来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总结。时下，涉及记者如何发现新闻的书有不少，但是专门论述记者发现能力的著作却并不是很多，明确提出“发现力”这一概念，并专门加以论述的就更少了。南振中同志以在实践中生成的独到见解，丰富了新闻学理论。他提出，“发现”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

善于发现或者找到世界上迄今还没有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广泛传播的、鲜为人知的新鲜事实；

善于发现或者澄清社会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重大事件的事实真相；

善于发现或者提炼出有助于解决当前各种困难和社会矛盾的新鲜经验；

善于发现和捕捉给人以启迪的新思想，深刻地揭示改革开放大潮中人们观念上的新变化；

善于发现和表现最能体现时代精神、对人们有极大的激励和鼓舞作用的典型人物；

善于发现能够体现事物发展规律的新的苗头、新的动向，准确地预测和描绘事物发展趋势。

这是他新闻实践的告白，通俗而又深刻。这本书也是南振中同志做人为文的一个写照。新闻界里认识振中的同志都知道，他忠厚、谦逊，原则性强，且不善张扬。从1986年起，他担任新华社总编辑室总编辑，十多年来，一直以老黄牛的精神，任劳任怨，默默耕耘，白天晚上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常常牺牲节假日，遇有重大战役性报道，更是夜以继日地工作，好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他凭的是党性和责任心，凭的是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

勤奋是“发现力”产生的沃土。振中同志工作异常繁重，但从没有间断学习。一有空余时间，就用在读书上面。除了马列著作和毛泽东、邓小平理论外，新闻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军事学、社会学甚至是医学著作也是他阅读的范围，涉猎之广，既让人吃惊，也让人感叹：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对一个执着的人来说，一旦确立了努力的目标，排除干扰，他的精力又是无限的。

走上新华社领导岗位以后，新华社作为国家通讯社所具有的权威地位，又给了振中同志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把握大局、驾驭宏观形势，更为他思考记者的发现力提供了战略眼光。他随时注意收集资料、思考问题。他把一点一滴的时间都用在了工作和学习上。本书中的文稿多是他利用闲暇和零碎时间写成。哪怕只有五分钟时间，他也会在电脑上敲打下稍纵即逝的灵感。在他的电脑里，有思想库、素材库、半成品库、成品库等，日积月累，成熟的构思和尚需思考的素材逐渐丰富起来，使他对记者的发现力、记者的战略眼光等问题有了专门的研究。这本书中的几十篇新闻专论都是这样写成的。记者的“发现力”是本书的主线，围绕此问题，也涉及了许多新闻实践问题——比如宣传的效益、电视的冲击、新闻摄影的改革、新形势下的经济报道、地市报读者的需求、信息资源的开发等。

《记者的发现力》在年初出版后，引起广大新闻工作者和爱好者的浓厚兴趣。一些同志寄来了读后感想，有的同志还撰写了有关发现力的文章，与南振中同志切磋探讨，建议他构建一门“发现学”。我想，这正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一方面，它能给人以启发，引起新闻爱好者的兴趣；另一方面，它提供了一种思考方法论，供人继续研究，共同把这一课题引向深入。

我相信，振中会用毕生的精力去把“发现力”这篇大文章做好。

（本文原载《新闻战线》2000年第10期，作者是新华社原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