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设计的艺术

埃尔文·罗斯（Alvin E. Roth）| 文

陈圆妮 鲁志娟 | 译 戴险峰 | 校

2012年第4辑10月15日晚，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埃文斯·罗斯（AlvinE.Roth）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消息传到北京。作为哈佛商学院出生的杂志，我们在本刊资料库中发现，早在五年前，罗斯教授基于此次获奖理论——“市场设计”的文章就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为了让中国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位新晋诺奖得主的思想，我们重译了罗斯教授2007年10月发表于本刊英文原版的文章《市场设计的艺术》，并第一时间联络到了教授本人。罗斯教授非常乐意自己的文章与中国读者见面，并通过《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与中国读者交流。同时我们也邀请了国内关注“市场设计”理论的教授就此话题分享观点。

与传统经济学认为市场就是简单的供需交汇不同，一个名为“市场设计”的经济学新领域则认识到，运作良好的市场需要依赖详尽的规则。比如，股票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是供需驱动的，但股票投资者和劳动力市场上的雇佣双方所经历的程序是迥然不同的。而且，不同的劳动力市场也有很大的差别市场设计者们试图了解这些差异以及决定不同市场运转状况的规则和程序。目的是充分了解特定市场的运作和要求，以便在市场出现问题时进行修复，或在市场缺失时创建新市场。

市场设计者们已经在肾源交换等多市场产生了影响。其他可能发生市场失灵的领域，比如网上就业市场和飞机场起降位置的分配，也需要借助市场设计的规则来进行调整。

经济学中的两项发展共同促成了市场设计学科。其中之一就是博弈论，即对游戏规则以及由它引发的战略行为的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博弈论已经成熟到可以对实践提供指导的程度。在这方面，它还得益于另一个新的方法论，实验经济学（Experimental Economics）的发展。它所提供的工具不仅可以检验博弈论预测的可靠性，而且可以在市场设计付诸实践之前先对之进行检验。市场设计的初衷就是要解决市场失灵。

 

一个正常运行的市场需具备三大特征：

1 它们需要拥有足够的厚度（Thick- ness），也即需要聚集足够多的潜在买方和卖方，以便使双方对产生的交易结果都感到满意。

2 它们需要提供安全保障（Safe），即保证交易双方所提供或据以行动的机密信息是安全的。良好的市场结果常常依赖于这种信息披露，市场必须提供动力，鼓励参与者提供更多他们所掌握的信息。

3 它们需要克服市场厚度可能带来的阻塞（Congestion），这就需要给市场参与者足够的时间，或者提供方法让交易足够快地进行，从而让市场参与者在面临很多替代性选择时，能够做出满意决策。

我将重点介绍一些我和我的同事参加的一些项目，这些项目针对因市场没有满足上述某一条件所导致的失灵而设计。其中两个项目始于20世纪90年代，一个是关于人才“清算中心”的设计方案，这一方案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医生，美国的医生们一般经此“清算中心”来找到他们的第一份工作。另外一个是为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出售无线电频谱牌照而设计的拍卖方案。

劳动力市场和无线电频谱市场虽然大不相同，但是他们同属于传统类市场，即金钱（不管是以工资或价格的形式）在其中扮演了很关键角色。我和同事最近设计了一些类市场的匹配程序，则与价格和金钱的交换无关。其中一些让我们对市场如何成功或失败看得更清楚。这些项目包括波士顿和纽约市为孩子们选择学校的流程设计和器官移植中器官分配的流程，后者主要是促进肾脏的交换，这有时被称为肾脏捐赠配对。

建立和维持“厚市场”

以下是我和我的同事如何帮助两个医疗市场解决与厚度有关的问题的大致过程。

肾脏交换 美国有超过7万的病人在等候从已故捐赠人那里获取肾源，但是因为缺乏合适捐赠人，所以每年只有不到1.1万人能够做肾脏移植手术。每一年都有几千病人在肾脏移植的等待中死去。因为人天生有两个肾并且可以在只有一个肾的情况下健康生活，所以一个人可以把一个肾捐给朋友或家人。美国每年有超过六千例的活体肾移植。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健康并且愿意捐赠肾脏的人都可以给需要肾脏的家人捐赠。血型不匹配，或者受捐人血液里对捐赠人蛋白的抗体都会让捐赠变得不可能。如果妻子在生产时接触了新生儿从丈夫那里继承的蛋白从而产生了抗体，那么她的丈夫就不能给她捐肾。

2004年之前，有些不匹配的受捐人-捐赠者和他们的医生能找到另一组不匹配对象，然后与他们互换肾源。但是这样的案例少之又少，因为当发现受捐的受绢人-捐赠者不匹配时，捐赠人常常就被送回家了，因此能够认定匹配性的详细医学信息没有被收集。简言之，对不匹配的受捐人-捐赠者没有足够厚的市场来让他们实现肾源交换。

2004年5月，M．优特库·尤尼维（M.UtkuÜnver），塔伊丰·森梅兹（TayfunSö nmez）和我在《经济学季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们阐述了一个集中的肾脏交换中心，是如何在一个周期内实现更多的肾脏移植：让一对受捐人-捐赠者中的捐赠人将肾源捐给下一对病人，如此循环。但是这个系统会对物流系统提出严重挑战：因为公共政策的原因，法庭不会强制执行肾脏远期交付的合同，所有移植都必须同时进行。在后续研究中我们发现只要市场厚度足够，即有大量的受捐人-捐赠者组合聚集在一起，几乎所有可行的移植都能在不超过三组受捐人-捐赠者的交换中实现。

我们把文章发给了很多肾脏移植医师，法兰克·德尔莫尼科（Frank Delmonico）决定与我们见面来了解更多情况，他当时是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肾脏移植部主任。这次谈话后，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这也让我们对最初的提案进行了一些修正，并且最终诞生了新英格兰肾脏交换项目。这个项目聚拢了新英格兰地区的14个肾脏移植中心，让不匹配的受捐人-捐赠者组合可以在新英格兰地区找到其他组合来互换肾脏。

我的同事和我现在为位于俄亥俄州的区域中心联盟——配对捐赠联合会做咨询。它的最终目标是把美国各地区的移植中心组成一个全国性的肾脏交换系统。2007年2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活体肾脏捐赠澄清法案（Living Kidney Organ Donation Clarification Act），其目的是为全国性肾脏交换系统清除可能面临的法律障碍。

这个法案现在正在和众议院的版本进行协调。一个全国性的系统需要建立一个数据库，来登记全美所有不匹配的受捐人-捐赠者，这个任务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在物流系统。由于担心失去为自己区域内的病人提供肾脏移植的机会，地区系统可能不愿意登记他们区域内全部的不匹配组合。如果要最大限度实现交换的益处，市场设计者需要设计一些规则和程序鼓励移植中心，让他们更愿意登记所有符合条件的病人。

肾脏交换的问题在于缺乏厚度，而建立区域性及致全国性肾脏互换中心的目标，就是要增加这一市场的厚度。但是一些市场，就像我接下来会描述的，在开始时有厚度，后来逐渐失去厚度，原因是参与者们试图在进行场外交易。

医学人才市场 新毕业医生的就业市场是我和同事研究的第一个失去厚度的市场。20世纪初，医学院的毕业生在他们医学院最后一年快结束时开始找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医院为了招聘到最好的人才，开始试图抢在竞争对手前锁定毕业生。到了30年代，大部分医学院毕业生在毕业前半年就被招走了；到40年代，很多人在毕业前两年就被招走了。这时候他们既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去哪，医院也并不能准确地认定顶尖人才。

雇佣意向书发得越早，其失效也就越快，越来越多学生发现，他们在不知道是否会接到别的聘用意向书的情况下，被迫回复第一份聘用意向书。院方也同样处于尴尬的境地，他们发现，如果他们给候选人时间让他们考虑，而最终又被拒绝，那他们想要招募的其他候选人可能已经接受了其他医院的雇佣意向书。为了避免这个结果，医院管理者们不停提前选择期限并缩短考虑时间。

到20世纪50年代，医院和医学院学生组织合作重建了一个有厚度的市场，来让毕业生和雇员都能考虑多种选择。他们建立了一个清算中心，在一段时间的调整后，招聘程序又一次开始在学生在医学院的最后一年运作。学生和医院像之前一样根据自己的时间表互相面试，清算中心并不介入。在面试后，他们各自向清算中心提交一个所想要的职务或候选人的排序单，这就是今天的国家住院医师配对项目（National Resident Matching Program, NRMP）。

这个系统良好地运行了40年，但是随着医学和世界的改变，这一系统又开始变得不稳定。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所有医学院学生都是男性，但是现在很多医学院学生都和别的医学博士结婚，这样的夫妇希望在临近地区工作。1995年，在一片对清算中心是否适应当今市场的质疑中，我被邀请来重新设计清算中心的运作程序。我发现，医学院学生和医院相信独立交易更能让各自实现其首选目标，因此会有冲动在主场之外进行交易，就像他们在清算中心成立之前所做的那样，而我们则是要打消他们的这种冲动。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避免清算中心分配给医院和住院医师的选择，比他们自己在清算中心场外自行安排的选择更差。即使只是很少数参与者自己做出安排，他们也会削弱清算中心的益处。因为选择退出的人，不管是拒绝参加还是没有遵守他们的承诺，可能正好与留在系统内的参与者是最佳匹配，这样会使市场很快崩溃，参与者们又会再一次面临清算中心本应解决的问题。

与之相关的第二个目标是，鼓励申请人按他们真实的偏好对医院进行排序。比如，当一个学生的第一志愿是热门职位时，我们就必须使其可以放心地不冒任何风险地将这一志愿放在首位。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就必须要避免下面情况的出现：如果学生把第一志愿放在首位，在第一志愿落选后，他能够获得的第二选择的可能性低于他把自己心中的第二选择作为第一志愿。这样该学生对于是否将他真正的第一志愿放在首位就会有所犹豫，反而会将次优志愿放在首位，因为他觉得这样成功的机会更大；但与此同时存在的情况可能是，他真正的第一选择其实很希望能雇佣他。因此，如果没有信心去表明真实偏好，交易双方就有理由在主场之外寻求对方。

幸运的是，一种算法能够让我们设计出一个市场实现上述主要目标。这种算法基于博弈论理论家戴维·盖尔（David Gale）和劳埃德·沙普利（Lloyd Shapley）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工作，以及我在20世纪80年代的工作。（见边栏“市场有效匹配”）如今罗斯-佩兰森算法（Roth-Peransonalgorithm）是清算中心的核心，这个清算中心每年把超过2万个医学院毕业生和职位进行配对。埃利奥特·佩兰森（Elliott Peranson）是我的合作者，他主持位于多伦多的国家匹配服务（National Matching Services），这个机构把清算中心组织起来并为NRMP这样的市场匹配者提供技术支持。同样的算法，也被用于组建市场来帮助年纪大些的内科医师进入各医疗专科和子专科。与上个世纪90年代的新毕业医生的职业市场一样，这些市场也同样失灵。

比如，当缪里尔·尼德乐（Muriel Niederle）和我研究新毕业的胃肠病专家市场时，我们发现此前几年，雇佣意向书都比上一年更早发出，而留给候选人的考虑时间也逐年缩短。在2005年，胃肠病学学者被确定下来去从事一年半之后才会开始的工作。一个原本统一的全国性市场被分割成很多地方性市场，很多医院大多是招收在附近工作的内科医生。申请人和雇主都想要更多的时间和选择，因此都在准备寻求改变。他们经历了实习和住院实习的匹配过程，对医学清算中心很熟悉。但是医院管理者还是担心如果他们延缓雇佣，就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同时，医院甚至专业胃肠病学家组织，都没有办法阻止别的医院更早发出雇佣意向书。

尼德乐教授和我与耶鲁大学的胃肠病学家底波拉·普罗克特（Deborah D. Proctor）合作，成功促使该专科的四个主要职业组织采取决议，申明如果一个申请人在清算中心开始之前收到雇佣意向书，他可以接受它，也可以在此后改变主意并加入到清算中心。这个决议的目的是防止那些打破次序的胃肠病学项目提前锁定优秀候选人。如果项目不能从打破次序中获利，就没有人愿意参与进来。而且，遵守规则的项目经理们也会充满信心，因为他们知道，之前接受了雇佣意向书的人也会加入到清算中心的运作，只要清算中心能够提供新机会。

也有人担心：这个决议会使应聘者接受一些可能之后会拒绝掉的雇佣意向书。事实是，当胃肠病学匹配在2006年6月开始之后，它阻止了几乎所有提前发出的雇佣意向书。一些医院发出雇佣意向书的时间比此前晚了几乎一年。

大幅提前录取时间的危害并不只存在于医疗市场。根据我们的多年观察，在律师就业市场、大学橄榄球队的季后赛配对、甚至大学录取中，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很多精英大学的各种提前录取项目占了录取入学学生的一大部分。（尽管哈佛大学最近取消了它的提前录取项目。）通常，一个有厚度的市场要求有大比例的潜在交易者同时参与。

安全透露偏好

不能保持市场厚度并非引起市场失灵的唯一因素。就像在住院医生清算中心的例子中看到的，当参与者不能放心地透露自己的真实偏好或者根据真实偏好行动的话，市场和分配流程往往也无法很好地运转。从下面两个故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这点。

波士顿择校问题2005年以前，波士顿的孩子们是根据以下系统择校的：每所学校都将每个孩子归入一类优先类别。（比如，比起住在学校附近的孩子，有兄长或者姐姐在学校里上学的话，后者会被优先考虑入学。）每个家庭也要提交一份择校排名表。旧的运算法则将尽可能多的孩子安排进他们首选的学校，只有当名额不够时，才会考虑优先性问题。然后，系统会将余下的孩子极尽可能地安排进他们的第二志愿学校，然后依次类推。

让尽可能多的人进入首选的学校会带来什么问题？设想一下，一个家庭将孩子不享有优先权的学校作为首选，而第二选项是他们的孩子享有优先权的本地学校。当这个家庭披露出上述偏好，并且未能进入首选学校时，他们的孩子就会面临失去第二志愿学校的风险，因为根据旧计算法则，那所本地学校的名额可能已经被其他将其列入首选的家庭占满。但是，如果这个失望之极的家庭把第二选择列为首选的话，他们完全可以被录取。

一项针对波士顿旧择校系统在现实中如何运作的研究显示，一些家庭密切关注学校的学生容量以及对学校的需求，然后认真仔细的做出战略决定。多数情况下，这些家庭都进入了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首选学校，但这些学校可能不是他们内心真正心仪的学校。那些不在体系里耍花招的家庭有时会一无所得，被迫将孩子送到由行政部门指派的那些他们所不喜欢的学校，不论是不是本地学校。（因为所有学校最终是由一个统一的学校董事会分配的，各个家庭不能像医生和医院那样，跟每个校长单独达成交易。）

面对这样的结果，2006年波士顿公立学校系统采纳了阿蒂拉·阿卜杜拉卡迪洛格鲁（AtilaAbdulkadiroglu）、保劳格·帕塔克（ParagPathak）、塔伊丰·森梅兹（Tayfun Sonmez）和我提出的流程。这一流程与医疗资源配对中的清算中心非常类似。现在，波士顿公立学校系统利用一种延迟接受算法，对学生和学校配对。由于每个学校自己可能不会做出偏好选择，因此这种运算法基于每所学校学生的优先权。（决定优先权的标准不变。）新流程可以防止策略干扰，即它永远不会惩罚那些列出自己真正偏好的家庭，这为城市中心区的家长带来的好处，要高于为那些高学历的医生带来的好处。在建议实行这一新方法时，时任波士顿公立学校主管的托马斯·佩赞特（Thomas Payzant）写道，“防止策略干扰的算法能减少对那些不制定策略和不善于制定策略的家长的伤害，从而使游戏变得公平。”

佩赞特的观点也适用于其他很多市场，在这些市场中，某个参与者的偏好基于私人信息，而其他参与者可以利用这些信息调整他们的偏好，从而给所有人带来更好的结果。无线电频谱市场就是一个例子。

无线电频谱拍卖 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都是免费发放无线电频谱波段牌照。但是，1993年美国国会下令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去设计并实施无线电频谱牌照的拍卖。美国国会看到，无线电频谱应用在不断发展，包括寻呼机、手机和无线网络，它们认为，如果继续免费发放牌照的话，将会妨碍对无线电频谱最有价值的使用方式出现。立法者们想让市场决定应该如何运用频谱，将牌照发放给那些能够运用频谱创造最高价值的企业，而非游说最有效的企业。但是，如何组织这样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市场呢？

在一系列大规模讨论中，保罗·米尔格龙（Paul Milgrom）、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和约翰·麦克米伦（John McMillan），以及后来所有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和商学院教授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联邦电信委员会意识到，每次只拍卖单一牌照（在美国某一特定地区使用特定频率波段的权力），会阻止竞拍者针对不同商业计划将不同牌照进行打包。例如，尽管一位出租车调度员可能只想要某一地区的一个呼机波段；一家电话公司会想要将各种牌照组合在一起，从而可以覆盖大片地区乃至全国；一个互联网供应商可能想要控制足够多的相邻频率波段，以提供宽带服务。因此，市场的目标应该是，让拥有不同频谱使用构想的竞标者互相竞争，使得最终中标者体现出频谱的最高使用价值。

基于这一目标，联邦通信委员会定下一种设计，同时进行多个牌照的多轮竞拍，并且在所有其他竞拍投标都结束前，不允许任何一个特定牌照的竞拍提前结束。这就使得竞标者可以根据其他竞标者的活动决定竞拍哪个牌照。例如，如果就某一牌照，一家全国性电话公司的竞价超过出租车调度公司的竞价，那么这家出租车调动公司可以转而竞拍另外一个频率，而不是在同一个拍卖中将价格拍高，之后发现，同样的牌照原来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被拍走。与此类似，这也能让一家全国性电话公司去竞拍那些对其他行业来说不是那么热门的频率，从而组建它所需要的一组牌照。

毋庸多言，这个市场运作良好的前提条件是，竞拍者们应该有意愿去竞拍，尽管这样做会将机密信息透露给竞争对手。那些不愿意透露意图的竞拍者希望等到几乎是最后一刻才竞拍。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那么，就无法传递出有效配置所需的信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频谱拍卖的设计中加入了行为守则，禁止竞拍者在晚些时候竞拍，除非他们早期已经就同等数量（按所服务的人群数量来定）的牌照竞拍过了。这样做的结果是，能在早期发现大的竞标者，所有竞标者可以根据竞争情况调整他们的投标。

附加行为守则后，同时、多轮竞拍规则令很多竞拍者可以同时竞拍多个牌照，创造了一个有厚度的市场，从而实现价格发现功能。更简单地说，行为守则也使得拍卖不会无限期的拖延——拖延是有厚度的市场在应对很多潜在交易带来的阻塞时，可能产生的另外一个副作用。

应对阻塞

纽约市择校系统的设计直接解决了这一问题。2003年，纽约市教育局让我来帮他们修改高中入学分配系统，原因是几乎有10万名学生需要被分配到大约同等数量的九年级入学名额中去。

根据原有流程，每位学生填写一份他或她希望申请的学校排名表，这些表格再被分到各个学校，然后每个学校在相互没有协调的情况下去录取学生。在各所高中做出初步录取决定之后，教育局会向学生发出通知，告诉他们，哪些学校已经录取了他们，哪些把他们列入等候名单，并要求那些被一所以上的高中录取的学生只选择一所。学生们也可以选择继续呆在他们青睐的学校的等候名单中。等有了空余名额，学校会向等候名单中的学生发出新录取通知，这类通知会在第二批信件中发出。

由于大约1万7千名学生收到了多个录取通知，仅有大约5万名学生（总数的一半），在首轮接到录取通知。即使是在第三轮之后，还有大约3万名学生没有去处，而不得不在最后一刻被安排进一所学校，完全不顾他们之前表达的偏好。

当保劳格·帕塔克，阿蒂拉和我开始研究旧体系时，我们发现，接到多个录取通知书的学生绝大多数选择了他们列表中排名最高的学校。部分接到多个录取通知书的学生获得的那点好处，远远无法抵消对很多一个录取通知也没有的学生造成的伤害。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向等候名单中的学生发送录取通知，以及一些学生拒绝某些录取通知都需要时间。因此我们建议教育局建立一个清算中心，基本上是即时处理所有列表，然后只向每个学生发送他列表中排名最高的学校的录取通知。现在，这家清算中心已经运作了四个年头，解决了大量的问题。

一个是关于参与的问题：在旧系统下，高中校长有时候不会向教育局透露他们的全部空余名额，这样就能保持对部分名额的控制权。特别是，校长们希望能够招收到他们青睐，而且也希望加入他们学校的学生，但是在旧体系下，这些学生可能会被安排到别的学校。清算中心则可以确保，如果学生不能进入自己首选的学校，那也只是因为该学校已经招满了自己所青睐的学生。因此，双方都不会再有动机到系统外达成交易。

清算中心还保障学生们可以透露他们真正的偏好。现在申请人的列表反映出他们的真实意图，未经扭曲的、对每所学校的真实需求。这种认识使得管理者在考虑关闭哪所学校时，能做出更明智的决定。最重要的是，在新系统下，近年来只有不到3000个学生——之前是3万个——需要被行政部门指定学校。

很多市场都存在阻塞问题，在其中的一些市场，它可以导致医疗就业市场那样的市场崩溃：如果管理者没有足够时间发出所有他们想发出的雇佣意向书，他们可能会提早发出，并给出很短的有效期。

下一步是智能市场？

市场设计结果是关于细节的，比如有待研究的交易的性质，场外交易机会，以及信息传递。但是它也提供了一些通用的经验。

例如，当一些交易的价值取决于正在进行的其他交易内容时，信息尤其重要。正如有时候市场需要让信息四处散播一样，还有些时候，他们需要让参与者保护他们的私人信息。eBay上的一些买家可能就是这么干的，他们会等到拍卖的最后几秒再竞拍。

由于现在电脑价格低廉且随处可见，我们可以设计出“智能市场”，用复杂的方式将关于使用者的信息合并起来。计算机还能促成很多种组合品拍卖，比如机场的起降位。在某些情况下，只有当电脑认定一种能使整体收入最大化，或者能够满足某些其他目的物品分割方式时，才会决定出竞拍的胜出者。随着这些市场规模增大，可能的组合数量也会随之增大，相应的，决定最佳选择也就变得更加困难。我认为经济学家和电脑科学家将会有效地互动合作，来解决这类问题。

市场设计并非只是甚至主要是关于硬件和算法的。正如我们在肠胃病学家市场里看到的那样，“市场文化”元素，比如如何接受或者拒绝雇佣意向书，可能和其他市场设计的元素一样有决定性作用。在那个市场，重建市场秩序的关键步骤是，不鼓励雇主早期爆发式地发出雇佣意向书。要实现这一点，就要让申请者之后能够重新考虑前期接受的邀请。在这类市场设计上，法律和法规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经济学家、律师和监管者也有交换观点的空间。

互联网催生了约会和就业市场等新市场的，扩大了市场规模，增加了其重要性。每个新市场都需要吸引到足够多的参与者，然后帮助他们应对接下来的阻塞。像eBay这样的市场还需要传递卖家的信息，而不仅仅是产品信息。新市场种类的激增不仅会改善我们的经济生活，同时也能增进我们对市场的普遍理解。

 

本文发表于2007年10月的《哈佛商业评论》。重印号为：ReprintR0710G

点评
周林：市场设计应用空间广阔

陈圆妮 | 于2012年10月17日采访

罗斯的获奖理论“市场设计”理论在中国经济学界属于少数派，原因是政府在经济中的权力过大，因此市场设计理论并不太符合中国的实际。市场设计理论是否适合中国？甚至有学者认为，罗斯教授的理论是一个理论模型，就像牛顿的万有引力一样，离开地球可能就没有意义了。

为此，本刊与中国博弈论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周林进行了交流。

 

HBRC：你怎么看罗斯教授的市场设计理论的价值？

周林：很多人有看法说经济学太抽象了不解决实际问题，尤其是前一段时间金融风暴和宏观经济出现的一些问题让人觉得经济学尽出一些理论，并不指导实践，罗斯把Gale-Shapley模型（编者注：又名求婚-拒绝算法）修改后用于更加有意义的真实市场，用于帮助美国的医学毕业生就业等等，从某种意义上他是把经济理论工程化了。他的得奖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引导，把经济理论真正转变成有实际意义的市场机制的设计。我们通常以为市场就是买卖双方通过价格谈判来实现交换，但是很多时候不一定是简单的商品从买方到卖方，而是牵涉到资源配对，罗斯教授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他最重要的贡献。

 

HBRC：市场设计理论可能在中国有什么应用？

周林：比如汽车牌照，上海是谁出钱出得多就给谁，这就偏向有钱人。北京采取抽签的模式，拿到牌照的人可能并不是特别需要牌照，而是有机会就去抽，这样做好像很公平，但是效率很低。真正想要车牌照的人可能很久都抽不到，这就不是一个合理的资源配置。如果要让牌照资源配置比较合理，还是要给愿意出最多钱的人，因为对他来讲牌照价值最大。这就是经济理论能够帮助解决实际问题的一个工程。

 

HBRC：在汽车牌照、高考录取方面，中国有没有经济学家开始做一些市场设计的尝试？

周林：中国的情况很多方面是行政指导比较强势，汽车牌照的拍卖上海也一直在做，我觉得到最后全国各地都认识到交通的堵塞和碳排放造成的环境问题后肯定都要限量发汽车牌照的，最后应该也会是更加通行的一个做法。所以中国也不是完全没有在做，只是在尝试的不同阶段，和国外相比有一些迟缓。之后这类市场设计的方法也会慢慢引进。

大学申请是非常特殊的一个问题，尤其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解决这个问题牵涉到的范围特别大，可能有一点难度。

 

HBRC：市场设计理论是在一些市场特别有适应性吗？比如哪一些市场会较多出现罗斯所说的失灵？

周林：这属于经济学的判断问题，比如公共用品可能就会有市场失灵的问题。还有比如排污权，原来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市场，它是有外部效应的商品或经济活动，这些就需要多年积累的经济理论进行市场设计。

 

本刊编译鲁志娟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