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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大行其道，该如何掌控阅读内容
只需要按一下开关，一些技术大佬们便可以改变人们所获信息的性质和范围。2013年，谷歌开始尝试利用Hummingbird算法来了解其用户的偏好。2016年，Twitter在引入其算法时间线时用最重要的推文取代了最近的推文。Facebook称，公司将在今年早些时候利用最有意义的互动取代消息中的点击诱饵。这些变化在最初的几周中总是会闹得沸沸扬扬，不久之后便会得到人们的默许。如今，精英们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能够在弹指间改变数十亿民众的思想和行为。
这一切都归功于算法。人们每天多次查看的个性化引导式新闻、信息和学习内容，都经历了协同过滤流程。其原理是，如果我喜欢X，而且你和我从算法上来看是类似的，那么你也有可能会喜欢X。每个人都会获得其自有的、大众式个性化信息，由机器进行配送。
此举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假新闻和错误信息无处不在。幼小的孩童们看到的是那些由算法生成、经算法优化的有害内容。可能最无足轻重的影响在于，我们的信息内容中存在系统化的偏见，而且我们只不过是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回音室中，所有的信息均来自那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诸如艾力·帕里瑟这样的人士曾在2011年发出了警告，但如今人们在万维网的体验实际上异常本土化。
我们该怎么办？尽管数据科学家、决策者和伦理委员会正在研究大范围的长期对策，但作为独立个体的我们亦需担负应有的责任，确保我们能够发现和了解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基于上述技术背景，当代知识工作者应根据正确的信息——真实、客观、具有广泛基础的信息——做出正确的业务决策。当然，将算法拒之门外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神秘的系统。但此举并非是徒劳的，以下是我们当前可以采取的实用举措。
首先，弄清楚自身的情况（隐形代码有针对性地为你做出了很多决策）以及所面临的风险（拥有特定、狭窄的世界观的后果）。不妨在一开始对问题进行仔细研究。这种意识可能会促使你质疑所获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并寻找与你的情况更相关的解决方案。
第二，完善算法。或将其看做是一个游戏。改变你的设置，允许进行随机推荐（如果系统有这项功能）。特意跟踪那些拥有相反观点的人。主动探索你所选择的社交媒体平台，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吸收它们所提供的内容。这类探索活动将被算法截获，并反映在未来的推荐当中。迫使系统扩大其推荐范围。
第三，避开雷达。人们可以通过无痕模式进行私密浏览，或使用duckduckgo这样的非跟踪搜索引擎来匿名搜索。人们无须一直或完全采取这种方式，但了解何时以及如何在网络上获取未经过滤的观点还是十分有用的。
第四，有意识地确立人类影响范围。个性化的电子邮件摘要和社交媒体信息均由算法来确定。传统的社论仍由人们手工编纂。当然，人工引导仍会产生偏见，但它同时还需要更广泛受众的审查、明晰的责任划分（终审在于主编）、伦理和标准以及抱负（至少某些刊物），来提供全面的报道，而不是带有主观色彩的报道。
第五，通过放下数字媒介，走出数字回音室。现实世界一直都充满着混乱。更多地去关注自己在真实生活中的感受、观察、沉思和对话。
算法的影响是巨大的，具有双面性。本文列举了一些不利的影响。然而其好处也是巨大的：算法可以从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亿条基本不相关的内容中找到令人信服、振奋人心的宝贵信息。完善你的信息源，并借此让自己乐观地看待万维网以及这个大千世界。
马克·扎奥-桑德斯是filtered.com首席执行官兼联席创始人，该公司是一家教育科技公司，使用人工智能并通过技能和学习来提升生产力。
最佳内部人选为何来自圈外
盖洛普公司曾发表《圣经》式著作《优势领导力》，断言一流领导人总是投资于自己的强项，迄今为止，近十年过去了，我们正在认识到，与之相反的情况可能同样是正确的。
根据盖洛普的统计，更为传统的、基于优势的方法强调，当一项工作能够展示雇员的强项时，他的投入精神可能高出六倍。从直观上看，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做我们擅长做的事，创造良好业绩，为此得到表扬和认可，这是一件好事。
然而，反面论点认为，当我们过分依赖自己的强项时，实际上阻碍了我们的学习。以运动为例，只有停止依赖你的正手（你的强项），转而提高天生薄弱的反手能力，你才能成为真正伟大的网球运动员。我们都需要培养一些并非与生俱来的技能。例如，性格内向的人可能想尝试做销售，尽管研究表明，性格外向的人更有机会表现良好。
专注于较少使用的偏好、能力或弱点是学习和发展的最佳机会，而且研究表明，那些处于“学习模式”的人最终会发展出更强的领导技能。
苹果和微软是促使企业领导者保持学习状态的典范。两家公司当前的人事主管都来自完全不同的业务领域——苹果公司的戴德丽·奥布赖恩（Deidre O'Brien）来自全球销售和运营部门，微软公司的凯瑟琳·霍根（Kathleen Hogan）来自微软的全球服务部门。如果上述公司遵循基于优势的领导力方法，可能会聘用一个在人力资源领域已有建树的内部或外部候选人，让他轻而易举地施展自己的业务专长。通过挖掘来自其他方面的高绩效领导者，苹果和微软公司对这些领导人及其技能进行了长期投资。
我们列出了企业在领导层以外寻找候选人所能获得的主要益处：
更快的关键领导人培养速度，可称之为“火的洗礼”。进入一个崭新的领域迫使你加快速度，迅速建立起以前未能充分发展的能力。2014年，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力资本研究院和商学院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题为《如何加快发展领导力》，其中一项数据表明，在培养关键领导人方面，跨部门职能项目是企业最常用的方法，几乎占到八成。在被调查的公司中，76%使用弹性任务。超过91%的公司报告说，计划在2019年采用跨职能项目加速发展速度，89%的公司计划使用弹性任务。
更多样化的发展前景。以“局外人”的身份履行一项新职能，会带来新的想法和观点，有时这可以成为一种催化剂，对可能不再奏效的旧有运作方式提出质疑。看似“天真的”问题可以引发新思考，让人们对以前未加注意的问题进行检讨。斯宾塞斯图尔特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改变职能角色也能给业务带来新认识，更好更快地决策，并破除壁垒。
更低的顶尖人才流失率。把你的员工转变为新角色，可以促使他们面临挑战和学习，因此更可能留在公司。根据《2016年职场无聊研究》，百无聊赖的员工离开公司的可能性是其他雇员的两倍以上。当被问及上班感觉无聊的原因时，46%的受访者提到没有机会学习新技能，44%的人说工作缺乏挑战性，八成人员还提到学习新技能会使他们更加投入。
更好的内部网络。在企业的不同职能领域工作，更广泛地建立人脉，可帮助领导者从更有利的角度观察职场政治形势，从而使其得以富有策略地向不同职能或业务单位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伸出援手，协助后者实现个人和组织目标，以取得更大的成功。
利用制度知识和文化适应的能力。根据领导力智商组织所发布的《全球人才管理调查》，81%的新聘用领导者无法适应工作，招聘不利的真实成本是巨大的，难怪企业愿意从某个部门提拔一名高绩效管理人员到新岗位，因为后者已经拥有强大的制度知识和成熟的文化适应能力。
组织能力的提高。在《人人文化：缔造致力于发展的组织》（An Everyone Culture: Becoming a Deliberately Developmental Organization）一书中，作者罗伯特·凯根（Robert Kegan）和丽莎·拉黑（Lisa Lahey）为科技公司勾勒出“下一跳”所遵循的准则：“更好的我+更好的你=更好的我们”。如果企业鼓励员工在优势领域之外发展技能，无论是在技术方面或是适应性方面，一旦他们各自的才能和实力得以拓展，企业的集体才能和实力也将水涨船高，随之扩大。
对任何团队而言，公认优胜者的加入都是有力的补充。但是，在另一个领域或技能组合中找到过往业绩良好的领导者，而且，他能够发展出新能力，这将为团队管理增加深度和广度，使每个人都成为赢家。
丽贝卡·朱克尔是精品领导力发展公司下一步合作伙伴的执行教练和创始合伙人，其客户包括高乐氏、谷歌、尼尔森、休利特基金会、斯科尔基金会，以及DocuSign、Cloudera等高增长科技公司。请关注她的Twitter账号@rszucker。
“设计奥斯卡”iF奖拯救中国产业？
2018年1月，多家来自中国企业的产品获得了设计界“奥斯卡”的iF奖项。iF奖项誉满全球，在全球的设计发展史乃至德国经济发展历史上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被誉为设计界的奥斯卡实至名归。能够获得iF奖项的认可，代表了中国设计的水平与影响力正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提升。
iF奖项1953年诞生于德国，在6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奖项对于推动设计与德国产业融合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一方面大幅度提升了德国产业甚至民众对于设计的认知，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德国产业在消化设计精华上的产品品质提升。
iF奖项的评选视角背后反映的是设计与产品的关系，设计与产业的关系，以及设计与民众设计认知的关系。对于这三种关系，我称之为“设计语境”。这种设计语境在不同的国家都是有所反映的，只是在不同国家会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的制造业体系与发展路径是不一致的，民众对设计认知水平是不一致的，那最后产业对设计的理解一定是有差异的。虽然设计语境的结果以及设计奖项的表达在不同国家完全不一样，但是背后的这种设计与产品、设计与产业的逻辑却是一样的。
那么这对中国的设计与产业来说有怎样的启示？
首先，由于不同国家的产业发展路径以及民众对设计的认知水平，对设计的理解以及评价体系都是不一样的。中国产业的发展与德国和美国都不一样，具有相似点也有不同处。中国的制造业长期以来料代工方式发展，而在发展自主品牌的阶段长期以同质化与价格竞争的方式生存，只求“做到”，而非“做好”，既没有形成德国那样的制造业细分领域纵深发展，也没有形成像美国一样的可以产生高溢价产品的创新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设计更多是以“模仿”的方式存在，和制造业的融合度不高，产业对设计的认知还主要停留在“外形”阶段，因此远未形成德国那样与制造业的唇齿相依的关系。与此同时，设计在产业方面也没有上升到理论的程度，缺乏利用设计融合新技术与新商业模式的能力，因此也没有形成美国那样去驱动制造业的能力。此外，民众对设计的认知也还未成熟，打动民众的更多是物美价廉与“酷炫”的设计。因此，用iF或者IDEA奖项的评选出来的设计结果并不能完全符合中国的设计语境。简而言之，我们参与iF评选更多应该是借道学习国外对设计的评价逻辑，而不是一味地去迎合其特有的评判体系。依靠获得iF奖项来打开中国市场，是不切实际的。
其次，无论iF还是IDEA的评奖，都凸显了一个逻辑，就是评选的是“设计在产品中的作用”，而不是设计本身。设计只是好产品的一个抓手，而不是全部。iF关注点是设计在产品制造中的细节，IDEA关注的是设计作为抓手对产品创新的作用。也就是说，设计如果脱离产品、脱离产业、脱离技术是不能单独存在的。而在中国，目前可以说设计与制造的融合有限，对制造业更像是一个外来者，似乎设计是可以独立生存的，比如不少企业只是把设计看作一种视觉化或者外形的作用，而实际上制造部门却难以去理解设计的结果。然而从德国与美国的经验来看，这恰恰是不可能的。期待工业设计一枝独秀，拉动中国的制造业转型，目前来看是不现实的。设计与产品，设计与制造业的融合程度，也会影响本国设计在全球的话语权。在这次iF的评选过程中，我深刻感觉到中国设计师在国际设计圈是缺失话语权的，和国际同僚相比，还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如果与制造业的结合无法提升，设计师的能力也难以提升，在国际舞台上将很难有发言权，更遑论形成中国自己的设计语境的影响力。
最后，中国自己的设计语境模式在哪里？很明显中国的产业发展不能照搬现成的模式，因此设计与制造的关系也需要自己去开辟。我这里并没有答案，但是通过多年来与大型公司和初创企业的合作，我逐渐看到一些可能性。
首先，近年来的“消费升级”给中国的制造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会，也给设计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机遇。而大量国外品牌正在逐渐从中国退场，给了我们制造业很多创新的机会。因此让我们的新品牌或者传统制造业有机会向美国的模式靠拢，比如华为模式的涌现。而与此同时，虽然中国的制造业很难出现像德国一样的高水平制造，但是数十年的代工让中国的制造业企业积累了相当雄厚的生产技术甚至研发技术。因此在消费升级的过程中，设计将更多扮演制造业存量技术的催化剂，通过设计的力量将制造业的技术与消费需求做最好的匹配。
其次，随着数字化和资本高速发展，中国产生了很多全新的商业模式。比如小米的生态模式，可以借助一个企业内部已经论证成熟的用户社群、设计与制造能力平台，辅以充沛的资本杠杆，来向外输出产品化能力，打造一个产品生态链。这样可以快速以性价比高的产品推向市场，这个过程中设计扮演了快速产品化的作用。当然，目前层出不穷的严选、精选模式满足了消费升级初级阶段消费者对品质性价比的需求，但本质上仍是缺乏自主设计的复制。
无论是哪种模式，都需要设计跳脱出目前“独立存在”的境地，需要深入到前端的市场甚至商业模式地位，以及后端的制造融合，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设计在产业中的作用，形成中国特殊的设计语境。
周佚是指南创新创始人兼董事长，2018年iF奖唯一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评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