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旦: 守住灵魂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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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与科学提倡

“科学研究”与“科学提倡”是完全两件事,但是我们中国人似乎分不十分清楚。这两件事是有先后的,提倡时期在前,实地研究时期在后,但是我们中国人讲究了二三十年的科学,到如今似乎还在第一时期之内,还是始终在那里提倡。

最近吴稚晖先生的全集出版了。翻看他的总目,第一集便是堂而皇之的“科学”;但是仔细看去,十多篇的文字里,一部分是有提倡性质的,其余连提倡的意味都不很明显,和实地研究更是不相干了。然而在我们中国人的眼光里,这都是科学文字,凡做科学文字的人,不妨奉以为圭臬。

大约三十年前,英国生物科学家、《天演论》的著者赫胥黎让他的全集公布于世。这部全集实在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赫氏的通俗论文,演讲的底稿,与在生物科学以外的研究录,合订成九大册,是Appleton公司出版的,总名为“赫氏论文集”。第二部分是赫氏生物科学研究的成绩,是赫氏一生用了积铢累寸的功夫得来的;每一篇有一篇的特殊贡献,在科学史上有永久的价值的;这一部分合订成四厚册,归Macmillan公司出版。如其把这两部分的内容比较一下,可知在第一部分里的文章,不论他包含多少科学的材料,终究只好放在第一部分里,在第二部分里是完全没有位置的。为什么?因为他只有提倡性质,而没有研究性质。

见了吴老先生全集的目录,因而联想到赫胥黎的全集,因而引起一番比较。这并不是对吴老先生有甚批评;吴老先生虽很难说是一个科学家,但是他有他的学术上的贡献,我们不能小觑。不过编书的人把他一部分的文墨归并起来,贸贸然冠以科学二字,很足以表出我们中国人分不清楚科学研究和科学提倡的迷糊心理罢了。

中国的科学没有跳出提倡时期,并且没有把提倡和研究分清楚,还有一个很好的证据。这个证据可以在中国科学社的组织里见到。科学社里的领袖人物,都是有相当能力的,那决没有问题;但是中间有几位领袖,无论他学问如何淹博,能力如何广大,却似乎与科学二字不能发生多大关系,或者从前发生过关系,如今事过境迁,这种关系就很难维持了。欧美各国科学组织的领袖,十九是在科学研究上,不论哪一方面,有过多量的成绩的。他们有了研究的成绩,出来发提倡的议论,自然不怕没有良好的影响。但是中国人的提倡科学,就是许多科学社里出来的人物,怕不免始终在那里隔着靴儿搔痒。隔靴搔痒式的科学提倡,如何可以使中国的科学事业脱离提倡时期而进入实地研究时期呢?

总之,科学原无须乎特别的提倡,至少,科学提倡不能成为一种独立的作业,也不是一张嘴、一支笔可以做得到的。给有志于研究的人一个生存的机会,把他们的成绩奖励起来,他们的人格推崇起来,这提倡的至意便寓于其间了。

(选自1930年11月《读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