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重印《谈艺录》

《谈艺录》是钱锺书早年研究唐宋以来的诗和诗评的成绩，是20世纪我国重要的学术和文学论著之一，1948年6月由开明书店初版。

钱锺书在《谈艺录》一文开头，就点明了写作这本书的初衷：“《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关于《谈艺录》的创作经过，钱先生在《谈艺录》正文前有一段说明：

余雅喜谈艺，与并世才彦之有同好者，稍得上下其议论。二十八年（即1939年——笔者注）夏，自滇归沪渎小住。友人鲁叔璠，吾党言诗有癖者也，督余撰诗话。曰：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余颇技痒。因思年来论诗文专篇，既多刊布，将汇成一集。即以诗话为外篇，与之表里经纬也可。比来湘西穷山中，悄焉寡侣，殊多暇日。兴会之来，辄写数则自遣，不复诠次。

《谈艺录》序又说：“始属稿湘西，甫就其半。养疴返沪，行箧以随。”“销愁舒愤，述往思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以匡鼎之说诗解颐，为赵岐之乱思系志。掎摭利病，积累遂多。”可见《谈艺录》的著作，发自鲁叔璠先生的提议。

1939年冬，钱锺书到湖南安化县蓝田镇（今名涟源）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组建外语系，以照顾在那里执教的老父钱子泉先生。他留居蓝田共两年，在这两年中，钱锺书写了《谈艺录》的一半。两年后，他回到上海，又写了《谈艺录》的后一半，在1942年完稿，写了序。至于《谈艺录》为何完稿六年后才公开刊印，钱锺书1946年4月15日在初版《谈艺录》序文后补写的“又记”中有过说明。初版《谈艺录》扉页上署“钱锺书著”，而正文则署“钱锺书默存著”。1948年6月初版后，1949年7月又重印过一次。

《谈艺录》问世后，就广受赞赏。文史家曹聚仁先生1972年在《我与我的世界》这部书中曾说：“胜利以后，回到上海，读了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才算懂得一点旧诗词。”他在另一部著作《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大段引述《谈艺录》，认为钱锺书的学问“最为深湛”。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1976年在一篇文章中说：“《谈艺录》不是本花两三天工夫读完就算的书，它是本供旧诗读者不时参阅的食伴，它是中国诗话里集大成的一部巨著，也是第一部广采西洋批评来译注中国诗学的创新之作。”

钱先生虽不愿在国内重印《谈艺录》，但海外多起盗印这本书的事，他已知道，每当他谈起此事时都显露不愉快。他曾说过：“海外盗版勿绝，好事者尝示二本，均误脱百出，不堪思适，聊胜于无耳。”既然海外盗版不绝，且“误脱百出”，为何不同意国内出版社重印，我不曾向钱先生讨问过。

1978年前后，休息日我多次去北京中国书店淘书，有次竟然花两元钱觅得《谈艺录》初版本一册，当即写信给钱先生告诉他这个意外收获。钱先生在1979年5目27日给笔者的复信中说：“《谈艺录》承赏爱，愧甚！多年来京沪出版单位屡请重印，我因此书成于三十余岁，殊有少作之悔，皆婉言谢印。此次在美，纷纷持此书来签名，方知香港、台湾各有‘盗版’。”1979年10月25日下午，笔者去看钱先生时携带了这本保存尚好的书，本意是想送给钱先生保存。钱先生一边翻看，一边开玩笑地说：你真幸运，别人想找盗版本都不容易，你居然弄到了初版本。他当即在书的扉页上疾书了几句话，其中说：“此余三十五岁时作，少年气盛，语多卤莽，故不愿重印。”并且钤了二枚图章，一枚“钱”，一枚“锺书”。他笑嘻嘻地将书送还我，他说，你有意寻找，自然应归有心人收藏。我曾指着初版《谈艺录》上的题字问钱先生，这字是谁写的，他笑而不答，反问我你看是谁写的？我之所以想弄明白，是因为我曾询问过经手出版《谈艺录》的叶圣陶先生，叶老说不是他写的，虽然开明书店出的书书名他写过不少。他也看不出是开明其他人的手笔，他怀疑就是作者本人写的，但他拿不准。后来有机会读到钱先生的手札，比较笔迹，我感觉初版《谈艺录》的题笺就是钱先生自己的手笔。

1979年11月，钱锺书老友柯灵从上海来京参加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和第三届全国作代会，会议期间，柯灵去钱先生家里看望。11月8日晚上，我去柯灵房间看他，闲谈时，他给我看了钱先生刚送他的一本海外盗印版《谈艺录》，柯灵指着钱先生在扉页上写的几句话让我看：“此乃余三十余岁时所作，老而无成，壮已多悔，故三载来京沪出版社数请重印，皆敬却之，惟闻港台盗印频烦。柯灵老友旧藏本已失去，嗜痂有癖，索求久无以应，忽得港本一册，即以奉遗，聊志永存。”柯灵说，锺书送书题写时一般不爱落时间，但在这几句话下面特意标明“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六日北京”，他说，锺书此举，大约是想留个备忘，立个存照吧！

1983年7月21日，我去看望钱先生、杨先生。闲谈时，钱先生突然说：过些时，我会送你一本新出版的旧著，不过，虽然旧作，但是新编，看了你就了然。我隐约感到这部“旧作”新编就是《谈艺录》。钱先生平日不大爱谈自己的写作计划和写作进展情况。这次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才告诉我：“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中华书局、人民文学出版社都几次来谈过，建议重印《谈艺录》。但我对这本书并不满意，想做较大的修改和补充，但实现起来工作量又太大，一时顾不上，也没有太大的兴趣。”但他又说：“这件事决心是要做的，只能慢慢来，细水长流地去做。”1979年，钱先生有次曾出示一本《谈艺录》给我看，其中有些篇章有蝇头小字改订的文字。后来听杨先生说，《谈艺录》的增订工作，钱先生早就随手进行了，《管锥编》完成后时间花得更多一些。

1984年9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谈艺录》（增订本），此书一出，很快销售一空。钱锺书研究者陆文虎曾有一段记述：“1984年，钱锺书先生的增订本《谈艺录》终于出版了。学界争购，竟成为一时之盛事佳话。一部学术著作，印行两万四千余册，旬月之间即告售罄，不但新华书店始料所未及，即中华书局亦颇感意外。笔者因寄居于首善之区，亦曾承托为外省师友先后代购此书十七册之多，足证此风之炽。”

笔者也感同身受。港澳一些文友不断来函或电话，托购此书，记得我一次就托中华书局友人购得五册。我曾同钱先生谈起这件事。后来钱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写着：“吴泰昌先生他走后门为朋友买了几本，现在倒两手空空，等着钱老送呢！钱老答应了，并且说绝不食言。”后来钱先生送我一本，他在扉页上写道：“北京坊间觅此书不可得，济南友人阅肆为致三册，出处不如采处，古语可信，然亦见物离乡贱，古人又欺我矣，即奉一本，以偿宿诺。”

增订本《谈艺录》比之初版，容量上扩大了一倍多，分上下两编，四十余万字。它用文学的形式、札记式的写法，来论述中国古代诗人和诗歌，特别着重于唐宋以后的诗人诗作。这是一部文艺鉴赏和论述的巨作。钱锺书在1983年5月写的“增订本”引言中说：“暨乎《管锥编》问世，中华书局按读者来函，以《谈艺录》罕购为言，因申前请。固辞不获，乃稍删润原书，存为上编，而逐处订益之，补为下编；上下编册之相辅，即早晚心力之相形也。”在“增订本”出书的过程中，钱先生自己曾点到初版本与增补本内容上的特点，他在1983年9月1日自填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中标明，1948年出版的《谈艺录》是“诗文评”，而1984年出版的《谈艺录》（增订本）则是“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