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旧文四篇》

1977年秋，有次去拜望钱锺书先生，他看来比较悠闲，交谈也比较轻松。1972年他开始写作的皇皇巨著《管锥编》至1977年已脱稿，正在等待中华书局编辑出版。而1978年，就明显感到他的繁忙。这年夏天，《文艺报》筹备复刊，我曾与他联系，恳请赐稿支援，均无结果。是年9月，他应邀赴意大利出席第二十六届欧洲汉学会。这是他三十多年来第一次出访，行前的准备工作够忙，特别是他在会上将做《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专题发言，更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期间，他又插空编选文艺理论集《旧文四篇》，更是忙中加忙了。

1978年12月20日，钱先生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谈到他已编成了《旧文四篇》：

泰昌同志：

去秋承惠过快晤，后来听说您身体不好，极念。我年老多病，渐渐体贴到生病的味道，不像年轻时缺乏切身境界，对朋友健康不甚关心。奉劝您注意劳逸结合，虽然是句空话，心情是郑重的。

我因上海出版社的建议把旧作有关文艺理论的文章，选了四篇，编成一个小集，已交出去。其中《林纾的翻译》里提到根据阿英先生的考证，将来出版，当以一册赠求指正……这篇文章已于四五年前由一个美国人译成英文了。

来信讲的那些书，我都未见到。这次出国，才知道外文里有些关于我的书籍文章，承洋人热情告知，例如一九五？年耶鲁大学出版的《近代中国小说史》里就有专章讲我的。最近又承美、意朋友寄示今年五月美国《亚洲研究》、十月法国《世界报》上的文章。这种东西送来了就看看，我并不太好奇。年纪老了，性情顽钝不灵，虽不能说“誉不喜而毁不怒”，至少说得上“誉不狂喜而毁不暴怒”。一笑。专复顺贺

新禧

钱锺书 二十日

杨绛同问候

上海古籍出版社热忱建议钱先生编选《旧文四篇》交由他们出版，这件事我略知道一些。1978年春夏之际，该社魏同贤同志来京组稿，我与同贤在此之前因书稿关系已有联系。我陪他在京拜访了几位前辈，其中就有钱先生。同贤是有备而来的，他先向钱先生提出的请求是重印《谈艺录》，钱先生回答很爽快：不愿重印初版。在此情况下，同贤又提出希望钱先生挑选一些发表过，但不曾收入集子的文艺论文结集出版。经不住一再动员，钱先生最终表示同意，但他不同意这个集子中多收录，他表示自己来挑选几篇。结果他只选定了四篇，取名《旧文四篇》，谈妥年底前交稿，次年5月出书。1979年4月，钱先生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成员，与杨绛先生同赴法国巴黎访问，4月23日，又到美国访问，主要访问了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在美国整整停留了五个星期，5月20日前后才返京。钱先生出访前已拿到《旧文四篇》全书的校样，因出访前日程安排紧，行前没来得及将校样核看完退回出版社，所以原定的5月出书的计划就被拖延了下来。钱先生1979年5月27日在给我的信中说：

泰昌同志：

得书甚慰。我在美国约五星期，上周末返京，甚觉困惫。现正集中在钓鱼台总结，下周可结束。暂请勿与丹晨同志枉驾，以免相左。《谈艺录》承赏爱，愧甚！多年来京沪出版单位屡请重印，我因此书成于三十余岁，殊有少作之悔，皆婉言谢却。此次在美，纷纷持此书来求签名，方知香港、台湾各有“盗版”。香港所出版《选集》，亦有持来签名者，内容即《写在人生边上》《人·兽·鬼》两书。没有其他东西。《围城》第一英译本将由印第亚那大学出版社今秋出版，该社派人来芝加哥和我谈妥；第二英译本闻亦近完成。并阅。《旧文四篇》校样，于返京后方得看完，五月出版遂延期，可恨！季康下月初须赴法国一行。匆复即致

敬礼！

钱锺书 二十七日夜

杨绛同候

钱锺书写过许多文章，文论是其中相当重要的部分。我感觉，《旧文四篇》中所收的四篇，都是作者自己颇为满意之作。《旧文四篇》除“卷头语”是1978年10月新写的，收入的《中国诗与中国画》，初载于1940年《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季刊》第六期，1947年2月又收入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中；《读〈拉奥孔〉》载《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通感》载《文学评论》1962年第1期；《林纾的翻译》载1964年6月出版的《文学研究集刊》第一册。这四篇虽系“旧作”，但作者收入集子时都认真做了些修改工作。钱先生在“卷头语”中说：“这次编集时，我对各篇或多或少地做了修改，它们仍然是旧作，正像家具铺子里的桌椅床柜等等，尽管经过一番修缮洗刷以至油漆，算不得新东西的。”这本集子不厚，只六万字，钱先生对编选工作却看重，除本人亲自对文章或多或少地做了些修改，还请人对各篇中一部分的中文引文和外文引文进行了核对。

1979年9月《旧文四篇》出版了，这是钱锺书继1948年《谈艺录》出版后，出版的第一部文艺理论集子。第一次印刷竟达五万册之多，足见读者对钱锺书著作的喜爱与渴求。

钱先生文学与理论创作的几部代表作，如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文艺论著《谈艺录》、长篇小说《围城》，均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建国后除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钱锺书选注的《宋诗选注》外，这几部著作在国内均未重版。几乎在《旧文四篇》出版的同时，百万余言的学术著作《管锥编》在8月至10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分列四册陆续出版。钱锺书自认为该书是“文学、哲学、历史研究”。1979年，对钱锺书来说，算得上是个著作出版的丰收年。

我欣喜地得到了钱先生题赠的《旧文四篇》。1977年，钱先生曾送我一份《管锥编》选录，是刊在同年出版的《〈大公报〉在港复刊30周年纪念文集》中的抽印本。

钱先生在面赠我《旧文四篇》时，翻开其中一页有他用钢笔改动的地方给我看，他说拿到书看了之后，又发现了一些需改动的地方，嘱我仔细看看。

我核对了一下，在钱先生送我的《旧文四篇》中，有三十多处改动，有正文，有引文。其中正文和引文里的外文有误和外文字母排列不当居多，是出版社用来发稿的文章中原先存在的问题，还是校对时未发现，抑或是作者后来重新发现不确处而改正过来的？因未能比较原稿，我不敢妄加评测，但不管何种情况，都说明了钱先生做学问的认真，一丝不苟。在文字上或标点上钱先生做的几处增改，看来属于出版社校对有误的地方极个别，更多的是作者对表述偶有增添，文字不断润饰的结果。例如，《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第四段，书中第2页第2段，作者有两处改动。原文是：

一时期的风气经过长时期而能保持，没有根本的变动，那就是传统。传统有惰性，不肯变，而事物的演化又使它不得不以变应变，于是产生了一个相反相成的现象。传统不肯变，因此惰性形成习惯，习惯升为规律，把常然作为当然和必然。传统不得不变，因此规律、习惯不断地相机破例，实际上作出种种妥协，来迁就事物的演变。批评史上这类权宜应变的现象，有人曾嘲笑为“文艺里的两面派假正经”（ipocrisia letteraria），表示传统并不呆板，而具有相当灵活的机会主义。它一方面把规律解释得宽，可以收容新风气，免得因对抗而摇动地位。传统愈悠久，妥协愈多，愈不肯变，变的需要就愈迫切，不再能委曲求全，于是旧传统和新风气破裂而被它破坏。新风气的代兴也常有一个相反相成的现象。它一方面强调自己是崭新的东西，和不相容的原有传统立异；而另一方面要表示自己大有来头，非同小可，向古代另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自。

作者改动的两处，一是“它一方面把规律解释得宽，可以收容新风气，免得因对抗而动摇地位”句的“它”后加了“一方面把规律定得很严，限止新风气的产生”；另一处是将“向古代另找一个传统作为渊源所自”中的“另”改为“也”。钱先生在送我的《旧文四篇》中对四篇文章的这些改动，后来在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七缀集》中已改了过来。但仔细看了钱先生送我的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版《七缀集》，还能发现钱先生对文字的不断斟酌、敲定。如上面提到的钱先生在送我的《旧文四篇》中《中国诗与中国画》内增补的“一方面把规律定得很严，限止新风气的产生”一句中的“很严”，在《七缀集·中国诗与中国画》里又改为“严”。又如，作者对《旧文四篇》中《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条注释在上海古籍版《七缀集》里做了增加：

“嗜好矛盾”固然常有，但还不够构成规“律”去颁布。白居易和李商隐的嗜好正是凑手的事例。白遵守那条“律”，他“晚极喜李义山诗文”，尝谓：“我死得为尔子足矣！”而李似乎无视那条“律”，对白的诗文没有相称的反应。《樊南文集》卷八洋洋千余言的《白公墓志铭》里半句不提白诗，甚至只说：“姓名过海流入鸡林、日南有文字国。”而不肯换个字说“诗名”。当然，要辩解也很容易，比如说：墓碑该讲功业品节等大事，顾不到词章末技，或说：李多活二三十年，准会“晚极喜”白的诗文。还可以找出其他理由；理由是凑数的东西，最肯与人方便，一找就到。

而在钱先生送我的上海古籍版《七缀集》中这条注又有一处修改，将末句“理由是凑数的东西，最肯与人方便，一找就到”中的“凑数”改为“凑趣”。1990年香港天地版《七缀集》中作者已将“凑数”改为“凑趣”。

钱先生对《旧文四篇》中几篇论文从内容到文字上认真严肃的态度，使我联想起了严复说的“一名之立，旬月踟蹰”那句名言。仅从这些细微末处，也可窥见钱锺书严谨不苟、永无止境的一贯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