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赶上C连的队伍时，他们已经在山顶了。我停下来回头向山下的营地看了看，这时透过清晨灰蒙蒙的薄雾，它正好一览无余。我们这天离开。三个月前进驻时，此地还在大雪覆盖之下，而眼下春天的第一片新叶已经开始展露。此刻我的感觉是，无论前方将有怎样的凄清荒芜，却再不会有比眼前这一切更粗糙更冷峻的景象了。我一下子意识到，这里没有给我留下一丝一毫的愉快记忆。

我和军队之间的爱情，在这里死掉了。

电车线路在这里终止。格拉斯哥回来的醉汉们，在车里昏睡，直到旅途的终点将他们唤醒。电车站和营门口之间有一段路要走，其中的四分之一英里可以用来系好上衣扣子，把帽子戴正，以便整齐地通过警卫室；另一段四分之一英里的路，道旁的荒草地已经开始取代水泥路。这是城市的最后界限，封闭而一模一样的住宅区、电影院等在这里终止，进入穷乡僻壤。

营地矗立在不久前还是牧场和耕地的地方，山坳里的农庄房舍如今用作团部办公室，那曾经是果园的院墙上还爬满了常青藤，水房后面有半亩地上站着一些七歪八扭的老树，那里就是过去的果园。部队到来之前，这地方已经做了标记要拆。如果和平能够多持续一年，这一排农舍、院墙、苹果树，便都将会不复存在。在裸露的山石之间，有一条已经修了半英里的水泥路，路的两旁有棋盘格一样的沟渠，显示市政下水工程都已经设计好了。只需多一年的太平日子，这个地方就可以变成都市近郊的一片居民区。而眼下我们用来过冬的这一组棚屋还在等着被拆。

在路的另一端，坐落着一个略带讽刺意味的东西。那里是一座即便冬天也半掩在树丛后面的市立疯人院，它那铸铁的雕花栏杆和高贵的大门，将我们的铁丝网映衬得十分寒酸。天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那些精神病人，在铺着碎石子的小路上，或者宜人的草地上闲逛、跳跃。这些无忧无虑的不抵抗主义者，放弃了力量悬殊的抗争，冰释一切前嫌，抛却所有疑虑，忘记全部的责任，这些毫无争议的法定文明继承人，轻松地享受着属于自己的这份遗产。我们行军路过时，一些爱打招呼的士兵透过栏杆对他们喊——“帮我把床也暖上，我就快来了！”——可是我手下新来的排长胡珀，却愤愤不平地抱怨起他们的优越待遇来。“换了是希特勒，他们早都被关进毒气室了，”他说，“我承认我们有时也可以向他学学。”

隆冬进驻此地时，我带来一个强壮而充满希望的连队；当时他们中间盛传，我们终于从荒原被调遣到这个港区，意味着我们正在向中东进发。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我们扫雪、平整操场，我眼见着他们从失望变得冷漠。他们闻着炸鱼铺子的味道，竖起耳朵倾听那些属于和平年代的熟悉的声音，工厂上下班的笛哨，舞厅里乐队弹奏的音乐。休息日里，他们无精打采地待在街角，一旦看见有上级军官靠近，便立即悄悄地溜走，以免被新交的女朋友看见自己向长官恭敬行礼，而丢了面子。连队办公室里忽然出现一大波各式的轻罪指控报告，以及各种因私请假申请。每天天一亮，我就在装病的嘟囔，阴沉的脸，以及挑衅的瞪视眼神中开始新的一天。

而我这个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应该全心关注他们的人，却连自己也无力拯救。我拿什么去帮助他们？创建这个连队的上校，因为升迁的原因，已经从我们眼前消失。于是一名年轻一些、不太讨人喜欢的继任者从另一个团被调了过来。战争爆发之初那一批受训的志愿兵中剩下的已经没有几个，不是这个原因，就是那个原因，走得差不多了——有的病退，有的升职去了别的团，有的被调去做文职工作，有的志愿去做了特殊兵种，还有一个在射击场丢了命，一个被送上了军事法庭——他们的位置纷纷被义务兵取代。如今，休息厅里无线电一整天不间断地开着，晚饭前的啤酒也耗得越来越多。一切都和从前不一样了。

此时，在三十九岁的年纪，我开始感到自己的衰老。一到晚上浑身僵硬疲乏，不愿走出营房哪怕一步。我渐渐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的习惯：专用的椅子，喜欢看的报纸，晚餐前固定的三杯杜松子酒，一杯不多，一杯不少，九点的新闻之后立即上床，早上总是在起床号前一个小时烦躁不安地醒来。

就在这里，我的最后一份爱情死了。这个死亡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一天，就在这最后一天之前不久，我在起床号前醒来，躺在那里，在那个尼森掩体里，凝视着眼前的一片黑暗，在同屋其他四人的呼吸声和梦呓声中，脑子里开始闪现那一天我需要做的工作——那两个要参加武器培训课的下士，他们的名字添上了吗？今天还会有一长串逾期不归者的名单吗？可以信任胡珀将那一队候补军官带出去查看地形吗？——那一个小时，我躺在黑暗中，骇然意识到，自己身体里有一种东西，经历了长久的厌倦，已经死去。就像一个进入婚姻生活第四年的丈夫，忽然发现自己对曾经深爱的妻子，不再有欲望，不再有柔软的牵念，也不再因她而得意满足。她的陪伴不能给自己带来喜悦，而自己也无意去取悦她，对她的所为、所言、所想，不再抱有任何好奇。不对回归正常抱以希望，面对这种灾难般的境况，也没有任何自责。这一切我都知道，单调无味的婚姻破灭，是我们一起经历的。军队和我，从最初执着的追求，到现在，除了冰冷的法律、职责和习俗的维系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剩下。在这场“婚姻”关系的悲剧中，我一直都是参与者，最初的“争吵”逐渐变得频繁，眼泪愈来愈无法唤起同情，每一次的和好变得不再像当初那么甜蜜，直到产生一种超然的情绪和冰冷的批评眼光，最后一切的错都在对方，而不是自己。我能捕捉到她声音里的虚假腔调，并且学会了去辨别。我能看出她眼神里因为不理解而出现的茫然和不满，以及嘴角透出的自私和坚硬。我终于懂得了她，就像一个人一定会弄明白那个三年半来，日复一日与你共享同一个屋顶的人一样，我懂得了她松散邋遢的作风，她的常规和原理，以及她撒谎时手指上那些紧张的小动作。她身上的魔法魅力被尽数剥去，现在我眼里的她，是一个志趣不投的陌生人，在我过去犯傻的某一刻，将自己与她绑定，不可分割。

于是，在我们开拔离开营地的这天早上，我对目的地毫不关心。我会继续行使我的职责，完成我的任务，但绝不会比这多出一丁点。我们得到的命令是，九点十五分在一个附近的火车停靠站上车，背包里带上当天还剩余的干粮。我需要知道的就是这些。连队副官已经随先头部队走了。物资头一天也都已打包好。胡珀仔细地检查了队伍，他们七点半开始列队，包裹堆在营房门外。自从一九四〇年那一个振奋人心的清晨，我们误以为将要去前方保卫加莱以来，已经经历了很多次类似的行军和迁营，一年三到四次。这一次我们的指挥官采用了不同寻常的保密措施，让我们将制服和车辆上的标志全都撤掉。“这是针对活跃的军事情况，非常有价值的训练，”他说，“如果我在目的地发现有任何一个追随军营的女性，我就知道一定有人泄密。”

厨房里飘出来的烟在薄雾中消散，此刻的营地一眼望去，是一个杂乱无章的迷宫，好像一个又一个没有完成的住房规划，被叠加在了一起，多年以后被一队考古学家发掘出来。

勃洛克教授考古队提供了有价值的考古证据，证明了二十世纪公民-奴隶社会与其后继的无政府部落社会之间的关系。据挖掘现场可见，一个极高的人类文明，能够修筑精巧的下水道系统，并能建造可以永久使用的高速公路，被一个极低级的种族入侵并且战胜、取代。

未来的专家们将会如此写道，我想。一转身，我向迎面走来的连队士官长打招呼：“见到胡珀先生了吗？”

“今天早上一直没见过他，长官。”

我们来到已经搬空了的连队办公室，发现一扇破损清单完成以后新打碎的窗户。“长官，夜里刮风来着。”士官长说。

（所有的破损这下都有了原因。）

胡珀露面了。他是一个面色发黄的年轻人，头发从前额梳向脑后，没有发线，讲一口乏味的内陆口音，加入连队有两个月了。

连里的人都不太喜欢他。因为他工作上的事懂得又少，还喜欢在稍息时称每个人为“乔治”。可我对他有一种近乎心痛的关心，主要是因为他新来第一个晚上的遭遇。

当时新上校来这里上任不到一个星期，我们都还没摸透他的脾气。他在休息厅里喝了几巡杜松子酒，第一眼看到胡珀时，大概脑子已经有些昏昏然。

“那个年轻军官是你的手下，对吗莱德？”他对我说道，“他的头发该剪了。”

“是的，长官，”我说，他说的确实也不假，“我会监督把这件事做了。”

上校又喝了些杜松子酒，然后开始瞪着胡珀，压低嗓子说：“上帝啊，现在他们都派一些这样的军官给我们！”

胡珀那天晚上好像令上校着了魔。吃完晚饭上校忽然大声说：“在我就任的上一个团里，如果有哪个年轻军官像这个样子出现，其他中尉早就拥上去把他头发剪了。”

没人对这个提议显示出一丝热情，这反应进一步惹火了上校。“你，”他对A连一个模样端正好看的小伙子说，“去拿把剪子来，帮那位年轻军官把头发剪了。”

“长官，您这是命令吗？”

“你上级指挥官的要求，就我所知，这是最清楚不过的一种命令了吧？”

“好的，长官。”

于是，在一股阴冷的尴尬气氛中，胡珀坐到了椅子上，后脑勺的几缕头发被剪掉。这事一起头，我就忍不住离开了大厅。事后我为此向他道歉。“这种事过去在这个团里是不会发生的。”我说。

“哦，没什么，”胡珀说，“这点事我承受得住。”

胡珀对军队不存幻想——起码不存在任何有别于他对这个世界的总体认识，像笼罩在一团雾里。经过了各种徒劳的、试图延期入伍的努力之后，他很不情愿地参军了，纯粹是被义务所迫。但他很快便接受了这个事实，用他的话说，“就像得麻疹一样”。胡珀身上更毫无浪漫可言。在他的童年世界里，没有鲁珀特王子的马，也没有克山托斯河岸的篝火。在介于说哭就哭的童年和终于长成男人之间的那一段漫长岁月中，我们按照学校的要求，在努力地去实现坚韧、沉默、高贵时，胡珀通常是在哭鼻子。他哭，不是为了圣克里斯宾日的演讲，也不是为温泉关战役的墓碑。他们在学校里所学习的历史课中，已少有提及这些战役，而更多的是人道主义立法，以及近代的工业革命。加利波利、巴拉克拉瓦、魁北克、勒班陀、班诺克本、隆塞斯瓦耶斯隘口，以及马拉松战役——加上亚瑟王之死那一场西部之战等上百个这样的名字，从这些名字里传出的号角声，即便在眼下，在我已经枯竭而浑噩的状态中，仍然会势不可挡地将我唤回那透明而充满力量的少年时代。这些，在胡珀听来，全都毫无意义。

他很少抱怨。尽管他自己是一个很难让人放心地托付哪怕最简单任务的人，可他对于效率却很有一套自以为很懂行的说辞。除此之外，他有时还会根据自己十分有限的商业经历，用诸如“工时”这样的术语，来评判军队中关于薪酬和供给的方式：“要是经营生意的话，这么做哪里行得通？”

我心乱如麻地躺在床上时，他已鼾声如雷。

我们在一起的那几个星期里，胡珀在我眼里变成了年轻的英格兰的象征。因此，无论何时我一读到公共言论中有关于未来需要怎样的青年，以及这个世界欠了青年们什么的时候，我总会拿“胡珀”二字来取代抽象的“青年”，从而检测这些通用的观点是否说得贴切。也因此，在那些起床号之前的黑暗中，我脑子里通常盘桓着这样一些概念：“胡珀集会”“胡珀青年旅社”“国际胡珀合作社”“胡珀宗教”。他是所有这些合金的万能试金石。

要说他有什么变化，那就是比起刚从预备军官训练营来时，军人气概更少了。今天早上，背上那些背包负载之后，他看上去已经脱了人形，那几乎像在滑动的舞步，和一直揩拭着前额的戴着羊毛手套的手，十分引人注目。

“士官长，我有话跟胡珀先生说……哦，你这半天究竟去哪儿了？我让你检查连队的。”

“我来晚了吗？对不起。今早收拾得很匆忙。”

“你的勤务员不正是用来做这些事的吗？”

“哎，理论上说，应该是。可您也知道，他有他的事要做，而且如果你和他们处得不太好，事情只会更糟。”

“好吧，现在赶紧去检查连队。”

“得嘞。”

“拜托，不要再说这个词‘得嘞’。”

“对不起，我记着别说的，只是一溜就出来了。”

胡珀离开后，士官长回来了。

“指挥官过来了，先生。”他说。

我走出去迎接他。

他那猪鬃一样的红色小胡须上沾着些水珠。

“啊，这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是，我想是的，长官。”

“你想是的？你应该肯定地知道才对。”

他的眼睛落在了那扇新打碎的窗户上。“这个列入破损清单了吗？”

“还没有，长官。”

“还没有？不知道如果我没看见的话，什么时候才会呢。”

他对我很挑剔，而这些火气很大程度上来自自卑。即便明白了这一点，也并不能因此令我释然。

他领着我走到屋后的铁丝网边，我负责的区域在那里与运输排分开。他轻轻一跃，向一个长满杂草的沟边走去，那里曾经是田埂。这时他开始用手杖在地上刨，就像人们训练挖松露的猪一样，刨出了东西就发出一声胜利的号叫。他刨出一堆完全符合士兵特征的垃圾：扫帚头，火炉盖，一个锈烂了的桶，一只袜子，一块面包，通通藏在木板下的一堆烟头和空罐头盒中间。

“看看，”指挥官说，“这将给接手这个营地的下一个团留下多么完美的印象啊。”

“这真是糟透了。”我说。

“这是耻辱。在你离开营地前，请确保将所有这些都烧掉。”

“没问题，长官。士官长，派人去运输排，告诉布朗上尉，指挥官要求将这个沟彻底清理干净。”

起初我并不肯定上校会接受我这个形式的回绝，可他竟然接受了。他站在那儿很坚定地捅了一阵沟里的肥料，然后脚跟一转，扬长而去。

“您不该这么做，长官，”士官长说，自从我进入这个连起，他就是我的顾问，“您真的不该。”

“可那些不是我们的垃圾啊。”

“也许确实不是，可您是知道的。如果您得罪了上级军官，他们一定会另外找机会发泄出来的。”

我们行军经过疯人院时，几个年长的病人在栅栏后面疯言疯语。

“走好啊伙计，我们会再见的。”“我们不久就会来的。”“开心点儿，直到我们来找你们。”队伍里的人们跟他们搭话。

我跟胡珀一起，行进在先锋排的队伍里。

“我说，有什么消息说我们这是去哪儿吗？”

“没有。”

“您觉得这次是动真格了吗？”

“不是。”

“又是虚张声势？”

“是的。”

“人人都说，我们这次大概真的要上战场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想。这事看上去总觉得不对劲，透着傻气，所有这些演练最后完全没用上。”

“这我倒不担心。少不了仗给你打的。”

“哦，您也知道，我其实也没想要怎样，就是足够以后用来证明我经历过就行。”

一列挂着陈旧车厢的火车，在停靠站等着我们。一位铁路运输官正在指挥，一队看上去疲惫的人员正在将卡车上的行军包裹往货车厢里搬。又过了半小时，一切就绪；再过了一小时，我们出发。

我手下的三个排长加上我，共用一个车厢。他们吃着三明治、巧克力，抽会儿烟，再睡会儿觉。他们中谁也没有书。起初那三四个小时，他们留意着每一个所经过小镇的名字，并且在停靠时将身体探出窗外看，后来对这也失去了兴趣。正午一次，天黑时一次，有微温的热可可饮料送来盛到我们杯子里。火车在主干线沿途平淡乏味的风景中缓缓南行。

这一天主要的一件事发生在团长的“指挥部”。我们被传唤到他的车厢里集合，看见他和副官都戴着钢盔以及全副的战时装备。他一开口就说：“这是作战指挥部会议，我希望你们以正确的着装来出席。我们目前是待在火车里，但这并不说明战时纪律就可以被忽视。”我以为他会让我们回去换衣服，可他瞪了我们一圈之后说：“坐下吧。”

“留在我们身后的营地，状况令人难堪。无论去到哪里，总能发现军官们没有尽职的证据。离开后的营地状况，是考验一个团部军官办事效率的最有效方式，一个团，和它的指挥官的声誉全都仰仗于此。而且，”——他真的说了这些话吗？还是我从他的眼神和语气中捕捉到的怨恨？也许他并没有这么说吧——“我可不希望我的职业声誉毁在一两个临时军官的懈怠之下。”

我们捧着笔记本和铅笔坐了下来，以便将下一步工作的详情记录下来。如果是一个敏感的人，应该已经看出来，他到目前为止，做得并不出色。也许他自己也看出来了，所以才像一个暴躁的小学校长一样，加了一句：“我所要求的仅仅是忠诚合作而已。”

随后他开始念他的稿子：

“命令如下。

“主要情况：本团现正处于由A地转往B地的过程中。这是一个重要指挥行动，极易遭遇来自敌人的轰炸或者毒气攻击。

“目标：抵达B地。

“方式：火车将于大约二十三点十五分抵达目的地……”诸如此类。

指挥官的报复，直到最后一刻才降临在“管理”条款之下。C连，将派出不到一个排的人员，在停靠站完成装卸任务，届时将会有三辆三吨的卡车用来搬运所有物资到新营地。工作不得间断，直到完成。其余的排，负责看管运到新营的物资，以及安排驻守营地外围的哨兵。

“还有问题吗？”

“工作期间可以安排一次热可可供应吗？”

“不行。还有其他问题吗？”

当我将这些命令告诉士官长时，他说：“可怜的C连，又倒霉了。”我知道这便是我得罪指挥官的后果。

我将命令又传达给连里各排长。

“我说，”胡珀说，“这让伙计们太不痛快了，他们一准得烦透了。他总是让我们干最糟糕的活儿。”

“你负责警卫。”

“好吧。可我说，我怎么才能在黑天里找准营地的边界啊？”

熄灯后不久，随着一声凄厉的呼哨传遍整个列车，我们被一道命令惊醒。一个比较精明的上士大声喊着：“第二道任务。”

“我们正在遭受芥子气喷射，”我说，“关上窗户。”然后我整整齐齐地写了一份报告，汇报没有伤亡，也没有物资受到污染，所有人员都被告知，到站后必须先清理车厢内外才能下车。指挥官这次大概满意了，我们便再没有收到他的其他指令。天黑以后，大家都开始睡觉。

似乎过了很久，我们终于抵达新营地。作为现役安全训练的一部分，下火车不得使用站台，从车厢脚踏板跳上煤渣跑道这个环节，在黑暗中引发了连队的一阵混乱。

“掉到堤坝下面的路上了。C连还是一贯地落后于整个部队啊，莱德上尉。”

“是的长官。我们在喷漂白剂时遇到点困难。”

“漂白剂？”

“给车厢外去污，长官。”

“哦，真的很有责任心嘛。省了吧，赶快推进。”

这时，我那些半醒的、生着闷气的士兵踢踢踏踏地在路上排好队。不久胡珀的排已经列队消失在黑暗中，只见军用卡车以及排成行的士兵们正在陡峭的堤岸上向下传递着物资。这时的他们，因为看见自己正在干着稍微有点意义的工作，情绪也欢快起来。我跟他们一起传了半个小时，便离开队伍去见连队副官，他正带着完成了第一趟运输的卡车回来。

“营地还不错呢，”他汇报说，“是一个带有两三个湖的私人大庄园，看样子如果我们走运的话，没准还能逮几只鸭子。村子里有一个酒吧和一个邮局，几英里之内没有其他城镇。我已经设法在从这儿到那儿之间安置好了帐篷。”

到凌晨四点，工作全部结束。我开着最后一辆军用卡车，沿着弯曲的小道出去，道路两旁的树枝悬挂下来，不时地刮着挡风玻璃，不一会儿开出小道，来到路上，再一会儿开到一个两路交汇的空地上，只见一排防风灯挂在码放成排的物资上面。在这儿卸完卡车之后，终于我们被带到营房。没有星星的夜空中，开始飘起细雨。

我一直睡到勤务兵叫醒我，仍然感到困乏，默默地穿衣整饬停当。走到门边，才想起来问了一声副官：“这地方叫什么？”

他对我说出一个名字。一瞬间，好像电波忽然终止了传送，那些在我耳边喧嚣多日的声音一瞬间全部消失，一阵巨大的沉默袭来。先是一片空白，当意识开始恢复，渐渐地，耳边开始回想起甜蜜的、自然的、那些我早已忘记的声音。因为他说出的，是一个我如此熟悉的名字，一个仿佛拥有古代魔法师魔力的名字，就那么轻轻的一声，过去岁月的魅影次第浮现。

我呆呆地站在帐篷外面，雨已经停了，云层依旧低沉地悬在头顶。这是一个安静的早晨，炊烟从伙房那边升起，飘进阴沉的天空。一个曾经铺设好的小车轨被疯长的杂草淹没，慢慢地腐蚀，已经锈进泥土中去。它顺着山坡下行，在一个小山包处从视野里消失，车轨两旁是一些随意扔弃的废铁。军营的各种嘘声、交谈声从这中间升起，新的一天开始。不远处，是我更加熟悉的，一个人工打造的仙境。那是个仿佛与世隔绝的所在，被一个蜿蜒的峡谷环抱。营地躺在一个和缓的坡上，对面的土地延伸出去，是依然有着处女贞洁的、完美的风景，中间静静地流淌着一条名叫新娘的小河。“新娘”源自不足两英里外一片叫作新娘泉的农场，我们过去有时会散步去那里喝茶。它向低流淌，在与雅风河交汇前，已经颇有些规模。到了雅风河这里，一条水坝筑起，将它拦出了三个湖。其中一个小小的，仅与芦苇丛中一块浸过水的石板无异；另外两个大些，水面倒映着天上的云和岸边茂盛的榉树。这一带的树林里只有橡树和榉树两种。橡树眼下还只是光秃秃的一片灰色，而榉树上已经依稀装点起零星的绿色，那是刚刚冒出的嫩芽。绿色的林中空地，和同样是大片的绿色树林，被利用起来形成了简单又漂亮的图案。那里这会儿还有小鹿警惕地四顾张望吗？大概是为了让眼睛望出去有所着落，水边又建起了一座多利安式的神庙，矗立在那儿，一道爬满常青藤的拱梁低垂着，将柱子连接起来。所有这一切都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精心地被规划和种植，以便今天我们可以欣赏到它成熟时的模样。从我站的地方看过去，房厦隐在一片绿色后面。可我太熟悉了，不用看也知道它的位置和姿势，知道它斜躺在一片青柠檬树中间，就像一只小鹿藏在一丛蕨树里一样。

胡珀斜着身子靠过来和我打招呼，他敬礼的姿势古怪，好像是在学谁，结果却是一个谁也模仿不出来的动作。因为昨晚熬夜，他看上去面容憔悴，胡子也没刮。

“B连帮了我们大忙，我让伙计们都解散回去洗漱了。”

“好。”

“那宅子就在坡上，拐过去就是。”

“是的。”我说。

“旅总部下星期就会进驻，那儿用来当营房可真是个好地方啊。我刚刚去打探了一番。很华丽，用我的话说。古怪的是，还带一个罗马天主教堂，我往里瞅了一眼，正好在进行什么祭拜活动——只有一个神父和一个老人。我在那儿浑身不自在，那更像是你的地方，不是我的。”也许我看上去没听他说，他只好说得更起劲一些，以激起我的兴趣，“台阶前还有一个大得吓人的喷泉，都是石头刻的动物一类的东西。你绝对没见过。”

“哦，胡珀，我见过。我从前来过这里。”

这些词语好像把我深深埋葬的丰富记忆都激活了。

“哦，那你都知道。我走了，去洗漱。”

我来过，这里的一切我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