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留与东兰的财富

◎ 牙祖坤

东兰，云贵高原南缘的一个山川秀丽的小县。这里重山万叠，峰峦起伏，峻岭巍巍，青翠茫茫，神奇的红水河蜿蜒流经县境。走进东兰，千姿百态的山光水色和厚重的人文历史交相辉映，形成了东兰多姿多彩、独具一格的红水河文化。

东兰是一块历史福地。这里几乎每一座山川、每一条河流，都蕴藏着一个个与伟人、与英雄有关的历史传奇：

1929年夏，邓小平肩负着党中央的重托，风尘仆仆，历尽艰辛，前来南疆，会同张云逸、雷经天、李明瑞等将领，点燃南国熊熊的革命烈火。在广西期间，邓小平一大半时间是在左右江一带周旋活动，其中他有3个月时间又是在东兰度过。

邓小平曾四进东兰县，五次渡过红水河。长期以来，无数的历史学家、媒体记者在追寻小平足迹的时候，无不在心中产生这样的疑问：

——邓小平对东兰何以如此钟情？

——四进东兰县的邓小平到底给东兰这片土地留下了什么？

留下不平凡的脚印

1929年夏，邓小平、张云逸等到广西后，东兰农民运动迎来了新的发展高潮。10月中旬，右江地区的第一个中共县委——东兰县委成立，韦拔群指挥农军相继解放了东兰、凤山全境及都安县部分乡镇，使东凤一带与右江下游各县连成一片，为百色起义的举行和红七军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1929年12月11日，震撼全国的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邓小平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后兼任军政委），张云逸任前委委员、军长，韦拔群任前委委员、第三纵队司令员。

1930年2月，红七军主力部队开赴隆安作战失利，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部队主力向东兰、凤山一带转移，红七军前敌委员会设在东兰县武篆区的魁星楼上。东兰成为根据地党政、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中心地带和大后方。

1930年4月5日，邓小平带着一班警卫从左江冲破敌人层层封锁来到红七军第三纵队部所在地——东兰县武篆区，与纵队司令员韦拔群实现了第一次握手。从这一天开始，邓小平就以东兰武篆作为立足点，运筹帷幄，一边领导右江地区的革命工作，一边与韦拔群、陈洪涛一道领导东兰、凤山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使东兰凤山成为当时全国基础最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邓小平在东兰前后三个月。在这期间他四进东兰，五次渡过红水河，足迹踏遍了8个乡镇的崇山峻岭，行程1150公里，东兰的山山水水遍布着小平深深的脚印。2013年，笔者有机会随同搞党史研究的朋友进行一次“重走小平路”的采访活动。我们沿着邓小平当年的足迹，先后到他当年五渡红水河的安篓、苏托、吾隘渡口遗址，他亲自指挥的侧山顶遭遇战遗址，他当年前往河池会合红七军主力部队翻越的拉高山，他蹲点搞社会调查的东兰花香牙吉村，他当年视察红七军兵工厂和野战医院的遗址东兰武篆板勉屯和善学村，他与韦拔群在土地革命中创办共耕社的东里村，他当年举办右江党政干部训练班并发表《苏维埃的组织和任务》《党的问题》等篇演说的遗址旧州屯……所到之处，一幕幕的历史画卷不断地在我们脑海里重现。我们一路行走，一路陷入这样的沉思：邓小平给东兰留下的这些历史脚印，它到底蕴含着什么？

历史让我们最终明白：这些脚印分明在记载着一代伟人邓小平披荆斩棘、探索真理、开辟未来的伟大实践；它是一座座丰碑、一座座思想宝库，是铸就邓小平理论形成、产生过程所留下的科学积淀……

留下崇高的革命思想

1930年春夏之交，东兰大地，生机盎然。

入夜，微风吹来，魁星楼上透出摇曳不定的微弱灯光，桐油灯下，26岁的红七军政委邓小平正在伏案疾书、运筹帷幄。这是邓小平办公和住宿的地方。魁星楼从此成为右江革命的灯塔与指挥中心、指引着右江根据地前进的航船。

邓小平来到东兰后，把土地革命确立为巩固、发展红七军和右江根据地的中心任务。然而，土地革命是土地所有制的剧烈改革，是彻底铲除封建制度的一场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如何进行这场革命，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其艰巨复杂的程度可想而知。

星夜茫茫，路在何方？面对纷乱复杂的社会现实，邓小平以他非凡的智慧、勇气和务实的工作作风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实践与创新，硕果累累。

土地革命关乎革命的根本问题。为此，他反复琢磨、研究毛泽东和朱德领导中央苏区井冈山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模式和经验，但又不完全照搬照套。当时，中央苏区土地革命是实行单一的“分耕”形式，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一形式对推动中央苏区的巩固和发展曾起到很大的作用。邓小平在吸收井冈山土地革命方针政策优点的基础上，从右江少数民族地区的客观实际出发，构想着实行有右江地区特色的土地革命创新。

于是，他白天与韦拔群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在韦拔群的家乡东里村蹲点调查东里共耕社的情况，进行详细调研和深入思考；晚上回到魁星楼，又相互推心置腹，交流心得，共同探讨右江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深入铺开的策略，从中碰撞出灿烂的思想火花——走“共耕”与“分耕”混合的土地革命路子，调动方方面面农民的积极性。

东里村共耕社是在基本完成土地革命之后兴办起来的。全村120户，570多人全部入社。该社实属一种独具一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采用全社统一核算，统一分配，按人定等的分配原则，共耕社将土地、耕牛、农具统一调配使用，不搞评价入社。这是对中国传统农业中的小农经济模式的一种否定和改革，是韦拔群将马列主义运用到壮族地区农耕经济改革的一大创举。共耕社试办一年时间，就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战胜了当年严重的干旱，取得粮食丰收，增产三成多。秋收时，全社统一核算，按四个等级分配口粮，用谷穗过秤，16岁以上为一等，每人800斤线谷；12岁至15岁为二等，每人500斤线谷；2岁至11岁为三等，每人300斤线谷；2岁以下为四等，每人200斤线谷。尚余下1万多斤，作为公粮，留作种子，供红军部队、政府工作人员和新增人口用粮。社员们第一次分到了集体劳动果实，原来的贫困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大家欢天喜地。

但是，东里共耕社的实践也使邓小平看到，“共耕社”作为一种具有组织化程度的生产形式，代表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是对小农经济的否定，反映出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及东兰农运长年累月的革命宣传影响下，右江地区以壮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已达到普遍的较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水平。而这种觉悟和认识水平在右江各地方还参差不齐，所以必须从实际出发，搞多种组织形式，让群众自主选择。这是邓小平随后为何主持制定《土地法暂行条例》和《共耕条例》的主要原因。

这两个条例的特点：一是实行“分耕”与“共耕”并存的模式，二是尊重群众意愿，采取共耕与分耕由群众自主选择的灵活政策。这两部土地法令的实施，体现了农民群众的意愿，满足了农民群众获取土地的要求，代表了农民群众的利益，依法保障了农民群众的土地使用权，是右江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土地问题的一次成功尝试，使得以东兰、凤山为中心的右江土地革命搞得有声有色。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黄现璠对邓小平领导的右江根据地土地革命有一段精彩的评价：“邓小平领导下的右江苏区开展的‘分耕’与‘共耕’并存的土地革命，这是右江苏区与中央苏区土地革命的不同之处。在自愿的基础上，采取共耕与分耕自主选择的灵活政策，形成有统有分，统分结合的局面，既结合右江实际，又顺应了‘历史规律’，集中反映了邓小平一贯不重表面形式而重客观实际的务实经济思想。如果说邓小平的军事思想源于百色，那么笔者认为他的经济思想最早形成于东兰，这已为大量事实所证明。”

留下一片深情厚谊

东兰，是邓小平一辈子牵挂的地方。

刚走出东兰不久，他就想到了东兰。

1931年4月29日，是他离开东兰率红七军主力北上的第5个月，他在给中央写的报告中说道：“东兰的干部比较好，故成绩亦较好，土地革命比较深入。”

1973年10月，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问桂林，在畅游漓江的游船上，他一再对随同的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询问了东兰民众的生活状况及东兰的发展情况。

1986年，邓小平与王震将军一同畅游漓江，他对陪同的自治区主要领导说：我很想回东兰走一走，看一看。他多次对女儿毛毛（邓榕）说：东兰是当时全国农民革命运动基础最牢固、最活跃的地方。没有东兰，我难以在很短时间内打开广西工作的新局面；没有东兰、凤山人民的呵护，我当年驰骋疆场也难有人身安全。

1962年12月，在惜别33年后，邓小平怀着深情厚谊为韦拔群牺牲30周年写了长达205个字的题词，称韦拔群“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不愧是名副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 “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

用这样长的题词盛赞一位曾经的战友，足见邓小平对东兰这片土地、对韦拔群这位当年的战友的感情是何等深厚。

邓小平为何对东兰如此钟情？那是因为他对历史永世不忘。

他怎能忘记？在开辟右江根据地的征程中，他所做出的每一个决策，几乎都离不开东兰。

他怎能忘记？如果没有韦拔群开创的右江农民运动作为基础，他就难以做出组织百色起义的伟大决策。

他怎能忘记？百色起义后不久，右江沿岸和百色城相继失守，红七军到底应立足何方？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他想到了东兰，想到了拔哥。于是东兰武篆，成了红七军的大本营，魁星楼便成了他领导右江革命的指挥中心。

他怎能忘记？红七军河池整编北上时，是他把保卫右江根据地的重任交给了韦拔群。韦拔群服从军前委的决定，把自己领导的部队和装备全部交给红七军主力，而拔哥自己则只带几十多个残弱兵及21师的番号回到东兰，承担起艰难的历史任务，直到献出宝贵的生命。

……

纵观过去，思辨历史。至此，我们终于明白：邓小平给东兰这片土地留下的是脚印，留下的是思想，留下的是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留下的是他对东兰这片土地延绵不绝的深厚感情！

 

【作者简介】牙祖坤，男，壮族，1938年8月生，东兰县武篆镇人。中共东兰县委原副书记、东兰县政协原主席。现已退休。